这是著名学者李欧梵的一本关于上海的“颓废加放荡”小说、一本“鸳鸯蝴蝶”笔法写就的散文、一本时空错落，充斥着声光魅影华丽的文化地形图。另外，它还是一部极其严肃的批评专著，本雅明就在书的背后。

本书内容全面，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学术性，可供相关研究人员参阅。

全书共分三部分，就1930年至1945年新都市文学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作了深入的研究、探讨。

此书前半部由上海都市的建筑物和场景，逐渐描绘至这个风华绝代的都市在大时代中的生活——汽车、洋房、雪茄、回力球馆等物质及各色娱乐形式的长驱直入，由这些物质所象征的现代性再引申至现代意识如何存在于上海城的微妙过程；慢慢的它把一个城市所能提供的声、像和商品囤集起来，然后将之转换为艺术、上海遂正式成为联络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的斡旋者，形成一个国际化的文化空间。李欧梵重塑的上海肖像绝非一片怀旧声浪中的上海，他带领读者看见都市文化与现代文学标志出的文化地理，本书也预示了新世纪的文化评论风格。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中文版序

第一部分 都市文化的背景

第一章 重绘上海

外滩建筑

百货大楼

咖啡馆 

舞厅

公园和跑马场

“亭子间”生活

城市和游手好闲者

第二章 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

现代性问题

《东方杂志》：一份中层刊物

启蒙事业：教科书

启蒙事业：文库 

作为《良友》的一份画报 

女性和儿童

广而告之

月份牌 

第三章 上海电影的都会语境

电影院 

电影杂志和电影指南

电影谈

流行口味：电影和观众 

中国电影叙述：好莱坞影响与本土美学 

三剧研究：《马路天使》、《桃李劫》和《十字街头》 

观众的角色

电影与城市

第四章 文本置换：书刊里发现的文学现代主义

从书刊进入“一个奇异的新世界”

《现代杂志》

面向一个“现代”文学

中国人的接受：翻译作为文化斡旋

一个政治化的跋

第二部分 现代文学的想像：作家和文本

第五章 色、幻、魔：施蛰存的实验小说

现实之外

历史小说

内心独白和亚瑟·显尼支勒

“善”女人肖像

色、幻、奇

都市的怪诞

第六章 脸、身体和城市：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小说

摩登女郎的脸和身体

摩登女、穆杭、异域风

欲望、诡计和城市

女性身体肖像

舞厅和都市

作为丑角的作家

第七章 颓废和浮纨：邵洵美和叶灵凤

翻译波德莱尔

一个唯美主义者的肖像

《花一般的罪恶》

《莎乐美》和比亚斯莱

一个浮纨的肖像

浮纨和时代姑娘

第八章 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

张看上海

电影和电影宫 

“参差的对照”：张爱玲谈自己的文章

一种通俗小说技巧

“荒凉的哲学”

写普通人的传奇

第三部分 重新思考

第九章 上海世界主义

殖民情形

一种中国世界主义

横光利一的上海

一个世界主义时代的终结

第十章 双城记(后记)

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

怀乡：上海，作为香港的“她者” 

关于老上海的香港电影

上海复兴

外滩建筑

“今天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城市有如此多样的建筑荟萃，它们屹立在那儿，互相形成对照。”这段话出自一个老上海写手，他暗示了上海本身就有新与旧、中与西的对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占据着旧城区，西洋人占据着现代租界。1928年，西洋公园臭名昭著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规定终被废除，自此，公园对所有人开放。事实上，租界人口主要还是华人：1933年，城市人口是3，133，782，其中的外国人仅七万左右，而住在租界的中国人有1，492，896。不过，华洋之间在日常生活和休闲方式上的区别还是存在的。“上海的中外居民出于共同利益，在工作中可能会互相协作，但通常，他们各自打发休闲时间。”其实，对中国居民来说，外国租界并不是森严如“另一个”世界——所谓的“十里洋场”，一个被西方资本主义所统治的纸醉金迷的“异域”(“十里洋场”这个词甚至还进入了现代中文词汇)。

“十里洋场”的中枢是外滩——人港口面朝黄浦江的一条堤。它不仅是港口，而且也是英国殖民势力的一个窗口。外滩的天空线处处点缀着英国建筑，尤为醒目的是：英领馆(最早的大楼，1852年，1873年重建)、汇中饭店，英国上海总会(有世界最长的吧台)、沙逊大厦(和华懋公寓)、海关大楼(1927)以及汇丰银行(1923)。尤其是后两幢大楼的富丽堂皇完美地展示了英殖民势力。汇丰公司的宏伟大厦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二银行大楼，新希腊风格，由公和洋行设计并于1923年完工。“六十二英尺宽的阶梯从街口一直通向大门，原本两侧有铜狮子，一个做吼叫状，另一个则很安静。”“它们的鼻子和爪子被路过的中国人摸得很亮了，因为华人相信那会给他们带来好运。”④这种经常提到的“摸狮子”仪式隐含着很明显的资本家欲望：作为英帝国象征的铜狮子被铸造得金光闪亮，它们代表着帝国所积累的财富；而它作为护身符又时时刻刻鼓励着当地人追财逐富。新建的海关大楼，也是新希腊风格，在1927年的《远东经济观察》上，它是这样被描述的(当时大楼还没建成)：

  门廊是纯粹的陶立克风格，灵感来自雅典的巴台农神庙。在腰线的

排档间饰上将被画上船只和海神，多数装饰是象征性的。三层到七层的

垂直线非常醒目以此来增加高度，和汇丰银行大楼长长的水平线形成对

照。塔楼的主体是石头建筑，以此来衬托大钟。并且，为了强调殖民色彩，这钟还是仿照伦敦议院塔的“大钟”而建的。除了“文革”期间，该钟自1893年以来，每四小时敲一次。

从以上描述可以清楚看出，外滩的绝大多数英属大厦都是依19世纪后期开始在英国流行的“新古典风格”建造或重建的，这种“新古典风格”在英国代替了早期的维多利亚奇特风格和“自由风格”。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和南非的首都也是以这种风格建设的。作为英国自身市政厅的主导风格，“新古典主义”有意识地与罗马帝国和古希腊联系起来。诚如梅特卡夫(Thomas Metcalf)所说：“对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用古典形式来诠释帝国精神是非常自然而恰当的，因为在欧洲，令人联想到希腊和罗马的古典风格是表达一个帝国的建筑语汇。”古典主义的复兴说明了“帝国的繁荣兴盛”，尤以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执政六年的狂欢庆典为代表。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维多利亚的荣耀时代结束了：英国不再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商业帝国。美国，这个新兴的国家，在征服菲律宾群岛后，开始向太平洋地区拓展她的势力。在早期的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时，美国是不能与英帝国抗衡的。但到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建筑风格已经开始争奇斗艳：英式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虽然还主导着外滩的天空线，但代表着美国工业实力的更具现代风格的大楼已开始出现了。

事实上，到20年代晚期，外滩已出现了三十多幢比殖民大厦更高的多层大楼——美国现代建筑材料和技术的产物。它们主要是银行大楼、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最高的是24层高的国际饭店，由著名的捷克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Iadislaus Hudec)设计。

P9-11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