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统而详尽地论述了塔尔德的理论框架、核心思想、杰出成就、与迪尔凯姆论战的是是非非，相当于一部塔尔德评传。其余9章17节涵盖了塔尔德思想的各个方面，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刑法学、犯罪心理学、统计学、传播学界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塔尔德对公众与群众、公共舆论与大众传播的论述至今犹如洪钟巨响，具有振聋发聩的震撼力量。

英译者前言/1

绪论/特里·N·克拉克

第一章 社会学的性质与范围/61

第二章 社会学的一般原理/115

第三章 模仿律/141

第四章 人格与态度的测量/154

第五章 方法论，方法与量化/165

第六章 社会分层/190

第七章 社会控制与社会偏离/197

第八章 集体行为/213

第九章 公共舆论，大众传播与个人影响/229

参考文献/249

中译者后记/257

，在他的总体框架里，交谈是创造发明的源头：在热烈、闪亮的交谈里，主张不同发明的双方互相摩擦，产生思想火花，触发创造发明；通过其他短暂、不太热烈的交谈，这些创造发明渐次在整个社会网络里传播开来。

塔尔德分析交谈的基点，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命题：社会互动产生并肯定共同规范，即社会体系里行为者共享的规范。实际上，塔尔德的很多论述都深挖和细化了这个主题。因为每一个社会体系的生存都依靠规范的维持，所以互动在功能上是必要的条件。

维持一个大型社会体系还要有另一个必备的条件，那就是一个权威等级体系。但是权威体系自身的维持，必须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这个合法性来自于一套不同的符号和不同的规范信念。全国性的报业和连续的社会互动都会使基本的符号和信念在全社会弥散。当然，塔尔德并没有走极端去断言，国家的整合仅仅是产生于报纸的兴起。相反，他列举的一整套新开发的事物——中央邮政设施、全国道路系统、常备军、围绕国王的宫廷——都有助于实现全国的统一。“然而，最重要的是印刷机，这个伟大的事业要留待印刷机来完成。”

集体利益和国家身份迈出的前几步，似乎是在几个欧洲国家议会型结构的形成中完成的。全国性的报业形成之前，强大的全国性政党调动选民的能力形成之前，议会只能是地区利益团体的集合，而不是忠于全社会的公民议事的场所。塔尔德并没有贬低扩大投票权等选举改革在促进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不过他特别强调的是报纸的贡献。

然而，需要规范性共识才能发挥作用的并非只有政治体制。经济的运转也需要类似的基础：大群人之间如果没有某些基本一致的意见，定价和交换显然就是不可能的。_1"]最古老的市场是没有固定价格的，买卖双方要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才能够确定价格。有了广泛的规范性共识之后，虽然市场之间有时空差异，然而不同市场的价格还是相对固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再也不用进行长期的议价。生产者通过广告来弥补个人直接影响的丧失，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个人的影响还是重要的。

家人和朋友间交谈产生出需要和欲望的等级系统，人们根据这个系统来衡量商品的价值。当然在实际的买卖里，熟练的销售技巧P42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至今仍拥有吸引读者的魅力。为什么?因为他是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学理论家，是在个人本位的研究方法遭到攻击时崭露头角的前沿的社会学家。与他对立的、“反个人主义”最有力的理论家是结构主义者埃米尔·迪尔凯姆。迪尔凯姆鼓动社会学家注意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约束，主张以这样的约束来解释许多社会进程和政治进程。他竭力贬低个体的重要性．将其心理因素和主观因素贬低到最低限度。塔尔德坚守和迪尔凯姆相反的立场。尤其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们进行过激烈的争论。

如果我们迅速把镜头推进到目前来审视21世纪初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个人主义的复兴和结构主义的式微。这个势头显而易见，且表现为许多戏剧性的增长：消费者的选择增加，公民权利增加，“人权”兴起并成为全球的关怀，投向市场的注意力，后现代的思潮，等等。这些变化表明，人们正在努力重新界定个体力量和集体力量的关系。自1989年以来，苏联的国家、公民和知识分子模式衰落之后，这些变化的势头更加迅猛。这是再次发现个人主义的过程；与此同时，国家集中计划的体制走下坡路，与之相关的结构取向过程也开始走下坡路。日益增加的收入使个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追求自己个人的发展趋势。这个更加个性化的过程，加上电子媒介的爆炸，互联网、手机等等的问世，使我们大家都具有更加广阔的世界眼光，使传统的社会束缚大大削弱，国家、职业、家庭、文化和地域的社会束缚都削弱了。多年来，我探索这些模式，认为它们正在走向一种新政治文化；这种新政治文化的驱动力是市场个人主义、社会个人主义，是和政府相关的个体本位的公民身份。①

在某些方面，塔尔德与迪尔凯姆直接抵触。这几乎尽人皆知，且一目了然。正如许多其他的辩论一样，这两位论战者各自开疆拓土，以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分析方法和经验证据。于是，塔尔德就论述交谈、革新、新思想、时尚的传播、规范的流布。他还研究常常由精英驱动的过程，他认为，精英驱动的过程会慢慢向下渗透到一般人之中．或者是弥散到乡村里边去。与此相反，迪尔凯姆集中研究劳动分工、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和法典，他研究的东西全都是对个体的结构束缚。尽管如此，两人都是天才的理论家，他们在社会问题的观察上都非常敏锐；偶尔在一些文章里，他们两人在重要问题的看法上还是一致的。比如有的时候，迪尔凯姆也撰文论述个体本位和知识分子，也许他是想要平衡自己在其他地方做过的一些比较过头的表述；他对个体本位的研究方法是极其敏锐的。另一方面，塔尔德论传播、模仿和大众媒介的著作里，充满了制度惯例和组织惯例的洞见。实际上，两位理论家互相倾心，彼此借用而不明确征引出处，所以读塔尔德有助于读迪尔凯姆，反之亦然。

倘若我们今天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他们强有力的肩头上。

特里·N·克拉克

2005年5月5日

本书的翻译过程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使我看到19世纪法国社会学界的一场大论战，窥见了一位思想大师的睿智。我很荣幸地踏上了一个新的思想历程，恍然大悟：原来社会科学是相通的，许多社会科学都享有相同或相似的思想源头。作者塔尔德之所以能够横跨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刑事犯罪学、统计学和尚未问世的传播学，不仅因为他是天才，而且因为这些学科本来就难分难解、互相渗透。

传播学是20世纪才成熟的学科，因而可以说19世纪没有传播学；同时我们又可以说，传播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追溯到古代哲人先贤的思想之中。塔尔德的《传播与社会影响》是一本多学科的奇书，它为我们提供了传播学的洞见，最后一章有关报纸、传播和舆论的论述尤为精彩；他的思想至今仍然那么新颖别致，使人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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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明确标示的注释有3种：译者注、作者注、英译本编者注(英译本编者克拉克认为有必要特别标明的注释)。译者注一般为脚注，除标明文章出处的英译本编者注为星花注外，作者注、英译本编者注一般为章末注。必要的时候，章末注中也有一些译者注，以帮助读者掌握更多信息。

正文之侧所标花斜体边码为英文原书页码。

本书的法语难题，承深圳大学文学院段映虹博士帮助解决，深表谢忱。

何道宽

2004年4月26日初稿

2005年5月10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