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篇探访法国人物及历史的手记，让你看到从伏尔泰到卢梭、从法国五月风暴到巴黎公社、从马尔罗的恋情到拜倒在法西斯石榴裙下的作家、从一战中国劳工的命运到巴金在法国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并不刻意向外昭示，也不粉饰自己的秘密，只当是沿途漫步的镜子，带你游游这里!

司汤达说：“小说是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是“镜子”自然是既照到人，也照到己。并且主要还是照自己。  本书即是这样一面起中介作用的镜子，可以带着你在法国四处漫游。从伏尔泰到卢梭、从法国五月风暴到巴黎公社、从马尔罗的恋情到拜倒在法西斯石榴裙下的作家、从一战中国劳工的命运到巴金在法国留下的痕迹……地理的旅行之上，有时间的旅行，时间的旅行之上，还有人文的旅行，人文的旅行之上，便是心灵的游荡。那是不需要签证的。

寻找海明威／1

蒙莫朗西和一个人的影子／14

圣夏芒的死亡火车站／26

先贤祠里的两个死对头／37

诗人的梦想／47

被”低调处理”的巴黎公社／56

西雷城堡的“绿帽子情人”／66

法国北方华工墓／78

六月里的一天／89

在历史的表皮之下／101

一支沉没的舰队／113

被脱掉的脏衣服／125

洛蒂的北京之行／138

在法国寻找巴金(上)／158

在法国寻找巴金(下)／169

魏尔伦的一条命和兰波的两条命(上)／179

魏尔伦的一条命和兰波的两条命(下)／191

60年代的故事(一)／204

60年代的故事(二)／217

没有纪念牌的让一保罗·萨特(上)／231

没有纪念牌的让一保罗·萨特(下)／242

拿破仑与大卫(上)／254

拿破仑与大卫(下)／268

每走过一个城市，我时常会想，人们到一个城市来寻找的是什么?除财富、梦想之外，应该还有点什么，就是那么一点点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多余的东西。那应该是一种为某些特别敏感的心灵准备的东西，用城市的味道，或城市的灵性，或城市的灵魂这样的现成词句，勉强可以套用。但我总觉得，我们往往用一些抽象的词语，将我们并不太说得清的东西，笼而统之地装进去，似乎有点不太负责任。

那天，我在巴黎地铁六号线巴斯德站等车的时候，在通常贴满广告的墙壁上，看到了兰波的一首小诗，类似的小诗，有时在地铁车厢里也能读到，高高地贴在广告牌上方约两张A4纸那么大的地方。诗的后半段是这样写的：

六月那些美妙的夜晚，

椴树散发着馨人的香气，

空气时而如此的温柔，

让人禁不住合上了眼睑。

原谅我，翻成中文已失去了大半的味道。但这正是我在那个夏日的傍晚，站在拉丁区几条小街与布兰维尔街交会而成的街心广场时，所感觉到的。那其实只是街道交错时留下的一小块三角地，称之为广场是大大言过其实了。三角地上只有一个碎石砌成的椭圆形的花坛，也并没有什么花，只是长满了矮灌木。花坛边上三两棵树，形成浓荫，树下两张漆成绿色的长椅，上面坐着几个年轻人。两盏同样漆成绿色的路灯柱，和花坛另一边竖着的供行人饮水的人工喷泉——也是绿色的，就是这小广场上唯一的点缀。真的没有多余的东西，与穿过短短的布兰维尔街几分钟即可到达的孔特斯卡普广场的喧闹相比，这里要安静许多。路灯还没有点亮，夏日晚上9点半，太阳落下去了，只在不远处先贤祠的圆形穹顶和圣艾蒂安杜蒙教堂哥特式尖顶上留下一抹粉红色的余晖，但天并没黑。

我想只在这一刻，我找到了这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地方的那么点多余的东西。我在树下略站了一会儿，长椅上几个年轻人的说话声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海明威在他自杀前写的一本半随笔半自传的小书《巴黎是一个节日》里说过，他常走布兰维尔街。这条街窄而短，有两家小饭店和一家名叫“凯旋剧院”的小戏院，戏院门口站满了等待入场的人。不知怎么，想到巴黎让我感到的那么点多余的东西，不由得就想到这个人。他作品中那种时而搅到我们器官最深处的东西，让我意识到他早年选择在这里生活，应该多少与我刚才的想法有一点相通的地方。

1921年12月22日，他带着新婚妻子哈德莉抵达巴黎，1月9日就在孔特斯卡普广场边的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74号四楼找到了两间小屋，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当时新大陆的文化青年纷纷来到旧大陆寻找灵感，巴黎是他们的首选。可见这个城市果真有那么点多余的东西，让那些靠心灵吃饭的人，可以在生理生存空间之外，另有一些凭依之处。P1-2

几年前途经日内瓦时，我去看了伏尔泰的故居“乐园”。不到“乐园”不知道这老头儿多么迷恋中国。伏尔泰的一生正赶上欧洲开始反省自己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国便被拿去做一面镜子。当年只有少数几个远渡重洋去过中国并且能活着回来的传教士，将这个远东帝国的情况转介过去。信息经过这么远这么缓慢的跋涉，再加上写者虚荣心的过滤，细节一路都丢光了，只剩下骨架，也就是说漂亮骨架下面的不精彩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但样样与欧洲不同，却是一目了然的。比如中国没有一统天下的宗教，更没有权力比国王还大的教皇，不信教也不会被烧死；还有欧洲人凡事讲究血统，从国王到贵族，统治阶级都是世袭的，中国却除了皇帝铁定由儿子接班，做官则不论出身还得通过科举考试；再就是中国重农轻商，在启蒙时代部分知识分子看来，至少比唯利是图的欧洲社会更符合人的理想；中国要碰到个仁君，老百姓日子就好过，“仁”这个字欧洲人有译为“人道主义”，那时候就讲“人道主义”，绝对是“领先国际”；不像欧洲，国王的脾气好坏，碍不着百姓的饭碗。如此不一而足。

刚刚站起来反王权、反宗教的欧洲人，一时之问像发现了幸福彼岸一样看着中国。就像我们在两百多年后，像发现幸福彼岸一样看着西方。更有趣的是，原来“先进”的东西又全都变成“落后”的东西，唯恐扔之不及。

那时候，欧洲人想骂政府或骂教会，有什么不便或不敢说的话，便借中国人来说。可见“借刀杀人”每个民族都在行。伏尔泰是借此路走得最远的。比如他对天主教不满，便搬出中国人来反。我读过他在1768年写的书里有一段中国皇帝和里果莱修士的对话，妙趣横生。两人当时在谈基督的诞生：

皇帝：什么!她是个处女，却已有了孩子!

里果莱修士：千真万确。事情妙就妙在这里，是上帝让这姑娘怀上了一个孩子。

皇帝：我一点也不明白。你刚才说她是上帝的母亲。这么说上帝和她母亲睡觉，然后再从她肚子里生出来。

里果莱修士：说得正是，神圣的陛下……上帝化身为鸽子让一个木匠的妻子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就是上帝本人。

皇帝：可是说到底不就有两个上帝了：一个木匠和一只鸽子。

里果莱修士：还有第三个，就是这两个的父亲，是这个上帝命令鸽子让木匠老婆生了孩子，木匠上帝就这样诞生了。不过其实这三个上帝合三为……一个人如果不相信这事，不管在阳间还是地府都是要被烧死的。

过了不久里果莱修士拿了一个盒子回来，里面盛着天主教信徒做弥撒时吃的小薄面饼，那象征基督之肉身。于是中国皇帝又说了：“你们的上帝就在你这个盒子里呀。”等他看了薄而小的面饼，又说：“照我看，上帝应该更丰肥一点才是……”

我在捧腹之后，倒觉得伏尔泰用中国镜子这一点很值得玩味。与我们相反的或不一样的东西，都可以视为一面镜子。但人往往是非把对方理想化，否则便不足以做镜子。也许这是做镜子的“必要步骤”，不然人便不愿在里面照见自己。这样做的结果是物极必反，看得像一朵花，凑近了必失望，失望倒也罢了，发展到蔑视，当年那个“爱”的承受物的灾难也就开始了。

伏尔泰后来为“迷信”中国付了不少代价，被后世的“清醒者”奚落了两个多世纪。这个案看样子还要两个世纪才可能翻，或永远不能翻。历史证明伏尔泰眼里的中国是戴了玫瑰眼镜的，没有宗教狂热固然是中国人聪明的地方，但迷信到只相信死人不听活人的，还不够愚吗?

戳穿“东洋镜”是从18世纪末开始的。推动由爱到恨的一个关键人物是1793年由英王乔治三世派到中国的特使马戛尔尼。

马特使带着通商目的来华，眼睛就比只想救赎灵魂的传教士尖得多。这是鸦片战争前东西文化的一次真正碰撞。相比之下，马可’波罗和欧洲传教士带来的那些碰撞，都可以说是擦边球。我在法国名记者阿兰·佩雷菲特写的《停滞的帝国》中读到，马特使在参观了热河的皇家花园后，对英式与中式花园有一番比较，足见他已开始“透过现象看本质”。我读后觉得很有意味，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有从小事洞悉大事的本领，中国人则有将大事化成小事的天赋。有时花园就很说明问题。马戛尔尼在《出使观察》中写道：“如果这是一块干地，他们就从河里引水过来，造一个湖；如果是一块平地，他们就堆山挖谷，点缀上岩石。”然后他总结说：“我们是让自然更趋完美，他们是将自然控制在手。”佩雷菲特则为马特使做了一个两百年后的注解：“中国人的专制甚至表现到风景的布置上。”不过他是不是忘了，要说对草木的专制，法式花园远远超过中国。

这次历时半年多的外交访问，对封闭已久的神秘中国无异一次间谍刺探。“东洋镜”自此拆穿。伏尔泰从此为他喜欢而不甚了解的中国背上了“黑锅”。

每当我比较这地球两端，眼前便出现一块巨大而顽固的磐石。来自双方的愚顽并没有让时间对这块石头起太大作用。我时常惊异于这种隔阂之自然，双方都抓住皮毛作大文章，一个世纪、两个世纪还只会绕着走。人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东西。“愚顽”这个词我年轻时读到，并没有现在这样深的感受。碰到顽固的人，或愚蠢的人，都好办。唯独碰到把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的人，束手无策。我的确碰到过这样的人，特点是完全看不清自己是什么人，眼睛上好像绑了一副望远镜，只能往外看，绝无可能往里看。他或她心目中的自己与大致实际的自己，中间好像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河，有的人可以渡来渡去，但有一些人只站在自己那一边，永远只站在那一边。这也许是生命永恒的力量?不愚顽岂能长久?每一个民族都有其行为密码，另一种文化的人是很难破解的。清醒的文明不长久，却是历史给我们的可悲遗产。

有一次我和朋友H争论，他说我写文章时常不明确表态，缺少“醒世恒言”那样一种“斗志”。他反问我：“否则我们为什么而写?难道不就是为了改造社会和人吗?”

我说你还停留在启蒙时代知识分子的站台上，伏尔泰当年就是过于坚信“不破不立”，把与己不同的中国理想化，结果授人以柄。我乘的车已经开到下一站了。人的演变常常是徒劳无功的。中国一百多年的“破”字当头，结果好的学了多少呢?一种文化就像大多数人住在里面的房子，不管舒服不舒服，总归有房子住。你把它推倒重来，只怕再建出来的与推倒的未必有本质差别。何况谁有这个力量推倒重来?军阀、独裁者都未必做得到。我们这些人揭掉几片瓦，拉断几根梁，不过救出几个“清醒者”而已。况且自命“清醒者”本身，就好像是把自己拉到绝路上，只剩下投江一个壮举了。我不是没有看到问题，而是看得太清楚了，也不是不想有使命感，而是在理想的热情和现实的操作间摇摆。你怎么保证你传递的东西不被误解呢?文化交流的终点站常常是误解，甚至生出更糟的东西。再说一般人都以几十年至多一百年来为历史盖棺定论，这受制于我们自身短暂的生命。其实文明的流变要远比我们想像的迟缓和有耐心。中国人一直把形式视为终归，这从英使马戛尔尼l793年像密探一样来到中华帝国到今天，尽管历经革命，无数人头落地，并没有丝毫改变。何况心灵有其理，理智未必解。就算退一步承认你有道理，可是我改造不了的人不读我的文章，读我文章的人不需要我来改造。

这样想的时候，便时常想自己在做什么?提供一面小镜子?这在现代信息海洋里，不过一滴水。所幸两百多年来，有一些人甘愿去做一滴滴的水，虽然滴不穿巨大而顽固的磐石，毕竟琢出了一点痕迹。现代社会往往给我们交流如洪水的感觉，但那除了磨光了石头表面，并没有滴水的透彻和恒久。

每次进书店，年轻时是流连忘返，年龄大了以后，便是想逃跑。现代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造纸和印刷越来越发达，于是书不再是宝，而是垃圾了。而且重复地制造。于是我便问自己：是否要参与这种植物变纸、纸变字、字变书、书再变纸的周而复始的运动?何况即便是讲讲故事，把自己放到故事里去，做一个人物，也已经太迟了。这种事情宜早不宜迟。这样的问题问多了，就像每天早晨醒来，在片刻的清醒中问自己：为什么活过来，为什么还要活下去?所幸绝大多数人是不问这个愚蠢问题的，他们没有时间。人六十或八十年的生命，大约有三万天即七十万小时的时间，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了，但一生却是在没有时间中度过的。难怪释迦牟尼面壁十年的结果是发现“不存在”才是真福。再这么说下去，离“伪善者”已经不远了，好像“永生”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何不承认人就是个追求“永生”的魔鬼，而作家又是这群魔鬼中最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魔鬼的人。他们坐在家里写字，写出来的无非是一篇篇的辩护词。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里说：“我会让那些我使之产生欲望的人上当的。”

在这个世界，最无奈地发现，莫过于“清醒者”的伪善和“糊涂者”的真诚。在与人生做的交易上，我们往往不是自己的同盟者，而是叛徒。靠思想写作的人，往往逃不出“道德家”的罗网；而靠身体写作的人，则不是反叛者即是背德者。如果能选择，宁愿做后者。但这恰恰是写者最被动的地方。跨进这个门槛的那一天，你就没有什么选择了。很少有人能像梦中那样脱身而出，冷冷地看着另一个“自己”。写书的人，每时每刻在做的，就是试图抛出另一个“自己”。或者说是捡回另一个“自己”。

司汤达说：“小说是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是“镜子”自然是既照到别人，也照到自己。并且主要还是照自己。所有反射出去的东西，最后都会回照过来的。也许我无须声明一下这批文字并非小说，人笔下的世界多多少少都离小说不远。这只是一面起中介作用的镜子，可以带着你在法国四处漫游。在地理的旅行之上，有时间的旅行，时间的旅行之上，还有人文的旅行，人文的旅行之上，便是心灵的游荡。那是不需要签证的。

这种镜子反射完也许就不再有用，可以扔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言和心态，时过境迁便不被人理解。比如上几代的作家们多多少少都得了“被迫害狂”症，那是一个时代的烙印。而我们这一代则是还没有发言就被抛弃了，下面是神童美女的时代。多数人都只定格在一个时代里，不要说走不出去，人家就愿意呆在里面，你又有什么办法。而如此快速变化着的世界，又给我们增加了一种惆怅，就是那种不再能抓住什么东西的感觉。如果一本书是流沙中的一株荆棘，那么即使最终是垃圾的命运，也还是值得轮回一圈的。

交书稿时是没有准备写序的。总觉得又不是学术著作，并不需要一个导读。文字本身有其生命力，越好的文字，越可以远远地逃离作者。“生死有命”，这话并不单对人。但出版社要求还是写一个，那么就写一个，在我最后还是这批文字的主人的时候。

交出去的文字，读者就是主人了。他们通过阅读，操纵着这些文字，再造一个世界。一个几乎已与我无关的世界。这也许是写者唯一的作用，远远地抛出一根细线，这根细线甚至连文字与现实间的这面哈哈镜都穿不过去，但毕竟还是有一些人可以接住，我有什么资格对这些愿意接住的人作引导呢?即便是解释都是没有必要的。

到最后，很多事都会由模糊到虚无，只有写者与读者间这赤裸裸的联系还有一面的真实。那时，全部的虚荣心都会如潮水般退去，只留下对“钟情者”的感激。

边芹

2005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