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遵义红军所留下的革命遗址，你将会发现，这里不仅有红军历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遗址，而且还有红军总政治部旧址，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和会议期间几位著名领导人的住所。书中除了文字介绍外，还有大量的图片介绍。相信，你看了本书后，对遵义会议的现场及其过去，都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

篇首语  2

第一篇 遵义会议会址 8

第二篇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处 46

第三篇 红军总政治部旧址  56

第四篇 遵义会议期间秦邦宪(博古)住处  66

第五篇 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  74

第六篇 遵义红军烈士陵园  82

附录  94

附一 红军在遵义(红花岗区)主要旧址一览  96

附二 运动战的光辉典范一红军四渡赤水之战  108

1935年初，红军强渡乌江后，马不停蹄地向遵义疾进，进至龙坪、深溪水时，集中火力采用正面进攻和左右两翼包抄的战术，一举击溃国民党黔军守卫遵义城的钋围部队——俘虏侯之担的“九响团”(因装备蕾“九连珠”步抢而得其名)二百多人。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及时赶到前线，亲自向担任前卫部队的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和一营营长曾保堂布置攻城任务，刘伯承说：“遵义城内有黔军一个师，听说我们过了乌江天险，军心已经动摇，我们要赶快占领遵义。你们一个营去打黔军一个师，力量悬殊太大，但敌人是惊弓之乌，一轰就跑，你们一定要动动脑筋，智取遵义城。”

曾保堂按照刘伯承的指示，和团首长研究后，从俘虏中挑选出一个比较老实的军官和十几个出身贫苦的士兵，向他们交代了红军的俘虏政策。同时，集中了全团司号员，穿上国民党军装，化装成前沿被打垮的敌溃军，和同样装扮的侦察员一起，押着敌军官和十几个经过教育P10的俘虏，冒着大雨直奔遵义城，主力部队紧随其后。

午夜时分，曾营长率领这支化了装的部队，到了遵义新域来熏门下，曾营长命破俘的军官向城楼上的敌守军喊话。

城楼上的敌军盘矧了好一会，问不出破绽，为了慎重，又用几只手电简往下来回查看，迟迟不开城门。这时，曾营长小声对俘虏军官说“别慌，稳住，给他们来点硬的，注意不要露馅。”俘虏军官定了定神，一边拉动枪栓，一边扯大了嗓门向城楼上大大咧咧地骂了起来：“婊子养的!我们在前边跟共匪拼命，你们他妈的却在城里睡大觉，如今我们被共匪撵来了，你们他妈的却见死不救，横竖是死，不如先打死你们这些王八蛋，再到王主席那里去理论!”其他人也边骂边拉抢栓。城楼上的守军这才说：“等着，别吵了，就给你们开门!”曾营长一听，强忍着内心的激动，小声命令战士都悄悄上好刺刀，把子弹推上膛。“哗啦”一声，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曾营长率领大队人马一下涌进了城，二三十个司号员一齐吹起冲锋号，吓得敌人胆颤心惊，脚瘫手软，大多数人还没有来得及穿衣眼就当了俘虏，只有少数敌人狼狈不堪地往北门逃窜。红军的后续部队紧接着冲进城内。至此，红军未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敌重兵防守的黔北重镇——遵义。P11

1933年9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恨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用于围攻中央根据地。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又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眨对红军曰渐不刊。

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1934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苏区愎地。l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八万六千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严酷的事买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一些支持过“主”顺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吱。

蒋介石察觉红军的前进万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车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候红军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六车团会台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部队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车方向，暂时甩开了原来一直尾追和堵击的国民党军。

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12月底进占乌江南岸之猴场(瓮安草塘)。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冶局会议，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仁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之后，红军三万多人马于1月2日至6日全部渡过乌江。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县台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怍副报告。张闻天作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亦称反报告)，毛泽东、工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占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占负总的责任，并成立南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车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共同共产国际巾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冶上走向成熟。

70年的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越来越显示其伟大历史意义。正如胡绳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在当时，人们还只认识到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改变了红军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危急的局面，在事实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后来的历史证明，遵义会议不只是军事路线和领导的改变，而且改变了政治路线，展开了新局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后再来看，遵义会议的意义可大了。没有遵义会议，很难设想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和车队的力量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很难设想能这么快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在遵义会议召开14年后，中国革命就取得了胜利，这是事前不能设想的。现在回顾起来，是遵义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定基础。”

遵义会议的意义是伟大的，遵义会议会址已成为辉耀日月的历史丰碑。

为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我们编著了《走进遵义会议会址》一书。让我们一起走进遵义，走进遵义会议，走进遵义会议会址，走进红军长征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