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青春，是红色革命最耀眼和亮丽的一道风景，青春的美丽、激情、多情、崇尚献身和理想主义的特性，和革命有着天然的关联。而青春时期对爱情的憧憬、幻想和追求，与对革命的想像有极大的相似性。青春时期的爱情就成为红色革命文学最重要的书写对象之一。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浪漫青春和革命爱情被密切缝合和书写的世纪。本书收录了石言《柳堡的故事》、邓友梅《在悬崖上》、宗璞《红豆》等六部革命时期的爱情小说，虽然这里会有太多的压抑，会有太多的道德化或革命伦理的“大叙事”，但事过境迁之后，这里仍然有感人的因素感动着我们。

《青春经典文库》——“青春文学经典”、“青春励志经典”、“青春人物经典”，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以“青春成长”为主题，约请众多学科一流专家学者精心编写而成的大型丛书。入选作品均为感动和影响了好几代人的经典之作，它们宛如天空闪烁的繁星，永远吸引着年轻人高远的目光，指引着前行的方向。

经典的力量在于其持久而深入的艺术熏陶和精神魅力。

《青春经典文库》，用经典引领新的青春阅读风尚。

石言——柳堡的故事

胡玉伟：《柳堡的故事》导读30

邓友梅——在悬崖上

胡玉伟：《在悬崖上》导读56

宗璞——红豆

胡玉伟：《红豆》导读80

丰村——美丽

胡玉伟：《美丽》导读102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

胡玉伟：《洼地上的“战役”》导读134

孙谦——奇异的离婚故事

胡玉伟：《奇异的离婚故事》导读162

四班长向我汇报他班里的工作。汇报完了，他面色忧愁，望着我慢吞吞地说：“指导员，我们那个副班长思想有点不大正确哩！……可能性，他企图腐化，跟我们班驻地的那个姑娘。”我不由得小吃一惊说：“喔？这小鬼！”

我一向把四班副当小鬼看待的。我看着他长大起来。“成份统计表”上有一种出身叫“革命士兵”：十六岁以前参军，没有在社会上干过任何职业的。四班副就是这么一个。一九四一年，他从晚娘的拳头底下偷跑来参加的时候，才十五岁，同志们瞧见了都笑：“哈！一个大兵！好大个子！”我当时在这个连里当文化教员，他的名字叫李进，便是我替他改的，那时他总是满身灰尘，滚圆红脸，背着根小马拐子。人小心不小，他逞强好胜，越说他小他越装大，他的小马枪照样能叫二黄下跪交枪，他的手榴弹也能打三十多米远，把鬼子打翻到河里。……现在，尽管他已经长得跟我差不多高，尽管他唱起歌来喉咙已经有点沙，我总认定他是小鬼。所以四班长这么一说，真出我意外。但再一想：今年……一九四四！他十八岁了哩！也难怪。

我这些想头，只不过喊一个“向右看齐，向前看！”的时间，便闪过了。四班长又说，“我们部队刚一到，那姑娘便不住在家里了。过了几天又回来了。估计情况：是她家爹爹叫她‘打埋伏’到亲戚家去，避避我们的，后来看看我们不错又拉回来啦！……年纪很轻，看样子跟副班长差不多！”他轻悠悠地笑了笑。

我想起来了！四班长住的那家只前后两个草屋子，前屋门向北，后屋门向南，两个屋子门对门，只隔几步天井，是户穷苦人家。宿营房子就是我分配的。那天我是看见有个小姑娘，是相当漂亮。我虽然是指导员，看到好看的女人也会注意一下的。而且我当时还想过：四班住在里头不要出纰漏，但也没有牵连到李进头上去。后来想想腐化的事情在我们部队里毕竟太少，何必多疑，也就忘记了，我好糊涂！

这么就是我指导员的麻烦事情来了。我问：“有没有真腐化呢？”四班长说：“看样子还不会，发展下去就难说。……本来我也没有注意，只不过看到李进这两天的装扮，就像要出去表演秧歌舞似的……”

喔！我又想到了。前天，李进和一些人挨在我身边读报，我闻到有一股香气，正想查问，营部又派通讯员来催我开总结会去了，这几天真忙。不过爱漂亮也不一定就企图腐化啥！我问：“就这样吗？”四班长很犯愁的架子说：“哪里？给马小宝撞破了！星期一上午，我们不都出去打野外吗？副班长说肚子痛，我叫他在家里睡睡吧。后来不是练习攻碉堡叫回去拿木头手榴弹吗？我们班是马小宝回去的，他莽莽撞撞一家伙奔进南屋里，却看见：我们副班长还躺在铺上，那个姑娘坐在他旁边，一看到马小宝冲进去，那姑娘刷地站起来，两个人面孔都涨得像红柿子。马小宝跟李进一贯来顶要好，站在那里倒呆了。那姑娘一低头溜出去，李进看样子心定了些，对马小宝连连摇手说：‘不要讲，不要讲。’马小宝开他玩笑问：‘你吃到了吗？’李进说：‘瞎讲！没有这个道理，你不要广播！’马小宝答应不广播，不过他汇报了我。”  

我问：“那姑娘家里发觉没有呢？”我很担心影响问题，这里是新区，游击区，群众对我们新四军不算了解的。四班长倒放心地说：“不会发觉，那天她家那个老爹爹白早出外给粮户家浇场去了，不在家。她妈妈是个半聋子，又有点什么鬼病，一天到晚躺在房里哼哼的，剩下个十一二岁的小弟弟，正跟我们一块打野外呢！”

我又问：“那么班里其他同志也都不知道喽？”四班长说：“才怪，不知怎搅的，到昨天全都知道了，昨天晚上便扯起这个乱谈来。”“他们反映怎样呢？”四班长想了想说：“反映？反映倒没有什么，大家多半是说着有趣的，也知道他不曾腐化。总是说人长得漂亮到底好，像我们副班长多得力。不过这么一来，副班长今后讲话的威信方面是有点成问题。平时顶抬杠的何金标，这会二话不说，光是笑笑。”我问：“那么李进他怎么样？”四班长说：“他还蒙在鼓里呢！大家知道他顶爱面子，没有当面揭穿。不过星期一到现在，唉！五天啦，我有心注意着，李进他们两个，姿势的确有点子两样。”我问怎么两样法。四班长笑起来说：“就是跟平常不同罢喽，我也装不来这眉眼。”我知道，四班长是个“老好人”，讲话怪有趣，人却顶忠实。我说：“那么你这个班长的意见怎样处理好呢？”他说：“我想，最好你找他谈一谈，还有……”他忽然犹豫起来，试探着说：“我们四班跟连部调一调房好不好？”

我完全体会他的意思，李进是他班里的战士提升当班副的，四班长疼爱他的副班长，就像父亲疼儿子一样。他内心一定在同情这个十八岁的青年。他舍不得熊他，而且李进个性强，不容易转弯，他没有办法了。我便说：“我先找他谈吧！调房子的问题要跟连长商讨。”

四班长临走，微微地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要都是老百姓，倒是很好的一对呢！”

我就去找李进。  

李进确实有些花花绿绿。这几天我忙着开会总结五个月的政治工作，跟战士个别谈的很少，上课、点名，副班长总是在并列纵队的后面，我没有专心去看他。唉！他确实是变得格外漂亮了！

我一眼从他头上看到脚上：他戴着顶士林布天蓝色的军帽，不消说是自己找洋机“踏”的，新发的铜青色军装又挺又干净；皮子弹带的纽子底下衬着红绸子，还束上条黄铜头闪亮的鬼子皮带挂着刺刀；腿上是他在夏家渡战斗缴到的鬼子黄呢绑腿，用什么蓝色染过了，成了墨绿色，打得滚圆挺直；脚上穿着自己做的两截头鞋子，白色的，用天蓝布镶着皮鞋式的边……我走近时，闻到一些香气，据说：营部有一个通讯员打仗捡来一瓶什么“滴滴娇”，保存着，李进必然也是这样走这条路线搞来的。我顿时一阵子火冒心头，我最见不得“屁精”！

李进发觉我在研究他，不免心虚，笑眯眯地叫了声指导员。我说：“来！我跟你谈谈！”我们沿着小河边的柳树行便步走起来。

走进一棵大柳树的阴下，我转身停步，一手撑住树干，劈面问，“李进！你近来在动什么脑筋？”我知道，这小鬼非常机灵，明人不必细说，果然，他连头颈都通红了，低下头一阵子，可又忽地抬起头来，黑眼珠射出顽皮的光，照旧活泼胆壮，他旁若无人地说：“我晓得秘密暴露了，排副上午看到我，点点头说：‘你要犯错误了，你要！’指导员，我并没有犯错误！”

我两眼盯着他，说：“那么你为什么打扮成这副屁精架子，花花绿绿不害羞？” 他好像浑身钻进了大麦芒，低下头说：“我承认，思想不正确。”“你有没有跟那姑娘腐化呢？”“没有！”我虽然已有九分相信，还得追问一句，“坦白一点讲，有没有？”他摊开手说：“真的没有！指导员，我对你还会说假话吗？没有就是没有！”

我索性在树根旁坐下来，拍拍青草叫他也坐下。我说，“那天你假装肚子痛的事情，你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他闭起眼睛咬咬嘴唇，看来在组织他的发言。这小家伙向来伶牙俐齿，喜欢把话说得很周到的。一会，他开始了：“我倒真是有点肚子痛，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是赖在屋里，我自然是想找她讲几句话。我躺在那里，想空头心思，想怎么样子同她攀谈法呢？我还在订计划，她倒先来了，端了碗开水，放在我旁边小桌上，叫我吃。”“她就坐在你旁边？”“不！她起先还站着的，她问我我们部队里有没有医官，生病为啥不叫医官看看。我本当想说我肚子痛是假的，是想你。我倒偏偏说不出口，也不懂我为什么反倒假正经起来，客气得很，我说一点点肚子痛不要紧，歇一歇会好的。她说怕的受凉了，喝点开水吧，拿起碗要来喂我，我一慌一抢，把开水泼了一桌子……”

我忽然闪起个念头，是女特务吗？……P8-10

红色青春，是红色革命最耀眼和亮丽的一道风景，青春的美丽、激情、多情、崇尚献身和理想主义的特性，和革命有着天然的关联。而青春时期对爱情的憧憬、幻想和追求，与对革命的想像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青春时期的爱情就成为红色革命文学最重要的书写对象之一。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浪漫青春和革命爱情被密切缝合和书写的世纪。

50年代对革命时期的爱情书写，并不是来源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它不是对郁达夫、丁玲等爱情乌托邦或爱情至上小说的续写，不是鲁迅对子君、绢生“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爱情的反省；当然也不是柔石对箫涧秋人道主义爱情的深化或发展。50年代是共和国刚刚诞生不久的年代，这个年代不仅证实了红色革命的巨大伟力，证实了共产党拯救中国思想路线的正确性，而且也因这胜利不证自明地叙述着始于20世纪中期的浪漫革命文学，并经过延安规范化的红色文学的引导性。这一历史逻辑自然地在共和国初期的主流文学中展开和延续。因此，20年代的“普罗文学”才是50年代革命爱情小说的最初源头。，革命爱情小说是革命浪漫主义文学之一种，浪漫性是这种小说最鲜明的特征。普罗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蒋光赤曾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来革命呢？”他的成名作《少年漂泊者》感动过无数读者，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胡耀邦都曾回忆说，他们是读了《少年漂泊者》才投身革命的。可见浪漫的普罗文学曾有过多大的感召力。此后，蒋光赤发表的《野祭》、《冲出云围的力量》等小说，带动了“革命加恋爱”叙述模式的流行。洪灵菲的《流亡》三部曲、孟超的《冲突》、华汉(阳翰笙)的《两个女性》、《地泉》，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等，都是这类作品。但在这一创作倾向中，恋爱的地位不断向革命因素倾斜，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种转折。“从革命陪衬着恋爱”到“革命决定了恋爱”，再到“革命产生了恋爱”。恋爱的浪漫叙事逐渐退居到次要地位，而革命的浪漫渐次得到高潮的体验。这一倾向经过《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等红色经典的强化，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另一方面，50年代初期革命爱情小说也受到了苏联文学，特别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巨大影响。保尔·柯察金对革命与爱情的选择曾感动过无数投身于革命的青年，他的那段关于人生的名言曾为无数中国青年所熟知乃至背诵。保尔拒绝了冬妮娅，也与革命的恋人失之交臂。但保尔对革命的忠诚使他获得了另外一种不朽的人生，使他成为革命青年真正的楷模和榜样。但有趣的是，当年曾经读过这部小说的青年后来回忆阅读心情时，所写的文章竟是《纪念冬妮娅》。这就如同我们当时读《林海雪原》时，总是对少剑波和白茹的隐约爱情更感兴趣一样。但50年代的红色青春确实是在中外这两种文化的哺育熏陶下，在革命文化的背景中完成了对“革命时期爱情”书写的。

这里选编的六部中篇小说，从不同方面体现了那一时代的爱情观和价值观。也体现了新中国初期中国作家在回应爱情问题时的欲罢不能和谨慎犹疑的复杂心态。如上所述，自普罗文学始，革命与爱情从结伴而行到革命优于爱情并不断得到强化，在这个年代，虽然时代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和文艺政策的不断变化调整，但作家对爱情表达的心态和观念，仍然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柳堡的故事》、《洼地上的“战役”》、《红豆》，所处理的还是革命与爱情的关系问题。不同的是，《柳堡的故事》中李进和二妹子的爱情在导师指导员的“正确”引导下，爱情的渴望被革命的激情所置换，他们超越了“狭隘”的个人情感，而在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中使青春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爱情只有被镶嵌在国家主义的叙事框架中时才具有“意义”。是革命解救了二妹子，二妹子也因此才更爱李进，爱情因果关系的个人性在这里被彻底祛除。被压抑的个人情感因高涨的革命激情使小说免去了“小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叙事的感伤和悲情；《洼地上的“战役”》和《红豆》虽然也是在强调“革命的伦理”至高无上，也是处理个人情感服从革命利益的故事，但《洼地上的“战役”》最终落空的“跨国恋情”和男青年王应洪的牺牲，《红豆》中将男主人公齐虹的放逐和不能割舍的爱情追忆，使这两篇小说哀婉深情，有一种怅然的凄丽之美。与《柳堡的故事》相比较，这两部小说虽然最后还是意属于革命伦理，但因其对个人情感的叙述沉迷太深，《洼地上的“战役”》过于“沉重”，《红豆》最动人的文字还是江玫对齐虹的深情追忆。这种“个人化”的情感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最容易识别的，它们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也并不出人意料。

《在悬崖上》、《奇异的离婚故事》、《美丽》，是在日常生活中展开情爱关系叙述的。它们的叙述都严格地限定于“道德伦理”的框架内，这种“道德伦理”就是和平时期的“革命伦理”，它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诉求还是个人情感与社会伦理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个人欲望必须克制，必须受到社会公共道德准则的约束和规范。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三部小说的男主人公的“婚外恋情”必须归于失败。那是一个对婚姻不能背叛的时代，对婚姻的背叛就意味着对过去的背叛。《在悬崖上》和《奇异的离婚故事》设置的妻子，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历史阅历，她们既是典型的东方女性，又和时代、和革命历史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一身份确立了她们在“道德战争”中不战自胜的优越地位，她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虽然在情感方面处于弱势，但在社会公德方面却处于强势。无论男性对新的欲望对象有怎样强烈的渴望和想像，但在公共道德的制约和强大压力下，他们的欲望是不允许得逞的。应该说，这些作品仍然在回应时代的道德伦理观念，但是，在具体的文学中，它们对更浪漫、青春、美丽的女性形象无意中总是有更多的渲染和情感意属，有难以掩饰的同情或盎然兴致。因此，那里总会轻易找到它们与时代不谐和的“小资产阶级”的蛛丝马迹。于是这些作品还是难以进入时代的主流而成为文学的“异端”。

后来，我曾和我的朋友陈晓明讨论什么是“美”，陈晓明援引另一位朋友的话说：“青春即美”。陈晓明说，当时他还年轻，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含义；那时我已并不年轻，也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当青春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的时候，我和陈晓明重新提起了这句话，这时我们才理解“青春即美”是多么正确。回到我们这本书里的故事，虽然那里有过太多的压抑，有过太多的道德化或革命伦理的“大叙事”，但事过境迁之后，那里仍然有感人的因素感动着我们：无论是革命的激情替代了爱情的激情，还是对革命的浪漫置换了爱情的浪漫，他们都曾真诚地经历并信奉过，而作家在那个时代就敢于审慎地探讨人性的复杂性和微妙的情感和心理的勇气，已经足以使我们在遥远并红尘滚滚的今天向他们致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