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菲茨杰拉德，其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他奠定了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部小说描述的是一代人对逝去了的美国梦的追寻，即战前田园式的生活，盖茨比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可“他哪里晓得这个梦想已经落到他身后了”。 司·菲兹杰拉德是美国被称作“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本作品是决定他文学地位的代表作。成名作为《人间天堂》。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菲茨吉拉德的代表作。书中描述了出身贫寒的盖茨比如何历尽艰辛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最终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人们心中的“了不起”的豪富，却又如何苦苦追求初恋时由于贫穷而失去的情人的故事再现了美国20世纪爵士乐时代”的社会揭示了“美国梦”的诱惑和破灭。书中文字短小精悍，结构错落有致并以典型的场面和行动、简洁、抒情的语言和形象为读者提供了一部饱含韵味、极富美感的“最为动人的美国悲剧”。是一切希望了解美国社会与文化、提高英语理解与写作的人们必读的生动教材。

《了不起的盖茨比》导读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在我年轻幼稚，不谙世道的年代，父亲给我的一条忠告，至今还一直在我心头萦绕。

“每逢你想要对别人评头品足的时候，”他对我说，“要记住，世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但是我俩彼此总能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因此我明白他的言外之意。结果，我养成了三缄其口，不妄作判断的习惯，这个习惯使许多性格乖戾的人乐意向我敞开心扉，但同时也使我成为不少老谋深算的无聊之徒的攻击对象。心智不正常的人往往能很快发现正常人身上显露出来的这种品质，并伺机与之接近。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上大学时，我被人们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因为我能探微索隐，把那些性格捉摸不定、讳莫如深者心头秘而不宣的哀怨倾吐出来。大多数的隐私不是刻意追求得来的。经常的情况是，当我根据某个无可置疑的迹象觉察到有人忐忑不安欲吐心迹时，我便惺惺作态，昏昏欲睡，或心不在焉，别有所思，或者横生敌意，浮躁不安；因为我深知年轻人要吐露的心迹，至少他们的表达方式都是照搬别人的，而且因明显的压制而露出破绽。不轻率下判断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现在仍然害怕有所闪失，怕万一我不慎忘了父亲对我的谆谆告诫，忘了那条我势利地反复诵记的忠告：人的基本道德观念出生时不是平均的，不可等量齐观。

对自己的能耐作了这样一番自夸自耀之后，我得承认我的能耐是有限度的。人的行为可以建立在坚硬的岩石上，也可以建立在潮湿的沼泽上，但是超越了某一点后，我就不在乎它建立在什么地方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时，我觉得我想要世界变得全都一个样，至少都关注道德；我不再想带着优越的目光对人心进行漫无边际的探索。只有盖茨比，这个赋予本书书名的人，却对我的反应不闻不问。盖茨比代表了我所鄙视的一切，这种鄙视出自我的内心，而不是造作的。如果人格是一系列不间断的成功姿态，那么在他身上有一些绝妙的东西，那就是对生活的前景异常敏感，仿佛他跟一部远在十万八千里以外记录地震的精密仪器连接在一起。这种反应敏捷的品质与那个被美其名日“创造性气质”的可塑性——轻易受人影响的特性毫不相干。它是一种特殊的美好天赋，一种充满浪漫气息的聪颖，这种品性我在其他人身上还从未见到过，很可能今后也不会再见到。不——盖茨比最后的结局全然没错；是那个追杀围堵他的东西，是那些在他美梦之后扬起的肮脏尘埃，使我对他人突然破产的悲伤和稍纵即逝的欣喜失去了兴趣。

我家祖孙三代在这个中西部城市里一直门第显赫，殷实富裕。卡拉韦算得上是个大家族。传说我们是布克娄奇公爵的后裔，但是我们这一族系的真正缔造者是我祖父的哥哥。他五十一岁来到这里，找了一个替身去参加内战，而自己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我父亲至今仍在干这一行。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是大家都说我长得像他——特别跟挂在我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画上的他十分相像，一副精明强干的模样。我一九一五年从纽黑文毕业，恰好距我父亲毕业晚四分之一个世纪，稍后我参加了被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被推迟了的条顿民族大迁徙。我对于反击兴奋不已，回来后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但是，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馨的中心，现在却看上去像是宇宙的边缘，破败凋零。于是，我决定去东部，学做证券生意。我认识的人都在做证券生意，所以我想这一行也许还能多养活一个单身汉。我的叔叔伯伯、姨姨姑姑为此展开了讨论，仿佛他们在为我挑选一所预备学校。最后，他们说了，“唉，就这样吧！”脸上表情严肃而迟疑。父亲同意给我一年的资助。在几度拖延之后，最终在一九二二年的春天，我来到了东部，我想也许有来无回了。

实际的问题是要在城里找到房子住。但此时正值天气转暖的季节，我又刚离开一个草地宽广树林宜人的地方，因此当办公室里的一个年轻人提议咱俩到近郊通公交车的小镇上合租一套房子时，我觉得是个好主意，欣然同意了。他找到了房子，一座年深日久的木板房，月租八十美元。但是正要住进去时，公司却派他去华盛顿，于是我只好独自一人住到市郊。我有一条狗——至少在它跑掉前，有几天是属于我的——还有一部旧“道奇”车以及一个芬兰女佣。她帮我铺床，准备早餐。她一边在电炉上忙碌，一边喃喃自语，背诵一些芬兰的格言。

开始的两天我很孤寂，可是一天上午，有个比我晚来这里的人在路上拦住了我。

“劳驾，到西埃格村怎么走？”他无可奈何地问道。

我告诉了他，又继续往前走，此时，我感到不再孤单了。我成了向导、开拓者和最初的定居者。他不经意竞授予了我这个社区的荣誉公民称号。

大地阳光普照，树上绿叶竞发，犹如电影里用高速摄影手法来表现万物苏醒，快速成长那样。眼前此景使我心中顿时出现这样一个早已熟悉的信念：生活随着夏天的到来即将重新开始。

首先，有许许多多东西要读，同时还要从春意盎然的新鲜空气中摄取丰富的养料。我买了十几本有关银行、信贷、证券等方面的书，它们排立在我的书架上，红色的和金色的封皮闪闪发亮，像是刚从印钞机里出来的新钞票，预示要揭开只为迈达斯、摩根和米赛纳斯所掌握的致富秘密。此外，我还好高骛远想读许多其他书籍。上大学时，我颇有文才——有一年我为《耶鲁新闻》写过一系列笔调严肃、观点鲜明的社论。现在我很想重操旧业，返回文坛，再次成为一个杂家，一个博而不精的专家。这不只是一句警句：从一个窗口看生活终究更容易心想事成。

我在北美一个非常奇特的社区租到一所房子，此事纯属偶然。这个社区位于纽约正东的一个小岛上，小岛狭长，草木茂盛。不说其他种种自然景观，就小岛地形而言，也非同一般。它是由两块陆地组成。它们离城约二十英里，状似两个巨大的鸡蛋，轮廓一模一样，一东一西，只是中间有一个水湾把两者分开，伸向在西半球最为恬静温顺的海域之中。那块海域被称为长岛海峡的海上后场院。它们并不是正椭圆形的，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一样，在与大陆连接的那一端给敲碎成扁平形了。不过，它们的外形如此相似，肯定让那些在上空翱翔的海鸥永远感到惊诧不已。对于不能飞翔的生灵来说，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是这两个小岛除了在外形和大小之外，在所有细微的地方都截然不同。

我住在西埃格，是两个小岛中不怎么时髦的那个，虽然这样说对表达两者之间那种既奇特又毫不对立的反差显得有点过于肤浅。我的房子在蛋的顶端，离开海峡仅五十码，挤压在两座每季度租金一万五千元到二万五千元的豪宅之间。在我右边的那栋别墅，无论用什么标准都称得上是庞然大物——俨然是诺曼底的某市府大厦，一边耸立着一座塔楼，掩映在飘须似的常春藤下，显得神清气爽，还有一个大理石砌的游泳池和占地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是盖茨比的公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位叫那个名字的先生住的私邸，因为那时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我自己住的那座房子真是叫人怎么看都不顺眼，但是好在它很小，也就不刺眼，一直不被人注意。所以我每月交上八十元钱，就可以看到一片海景，外加隔壁邻居家的一角草坪，还有与百万富翁们为邻的荣幸。

在狭窄的水湾对面，东埃格岛上那些白色宫殿般的豪宅映在水面上流光溢彩，气势非凡。当年夏天的故事就在那个晚上开始的，当时我开车去汤姆·布坎南夫妇家吃饭。黛西是跟我隔了两代的表妹，而汤姆是我在大学里认识的。一战刚结束时我曾在芝加哥跟他们一起待过两天。

黛西的丈夫在体育方面成绩显赫，其中之一是曾为纽黑文美式橄榄球队有史以来最棒的一名锋线队员——可说是全国闻名的球星。他是这样一个人，二十一岁就在一个方面达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日后不论做什么，总有点走下坡的味道。他的家境异常富裕——在大学里他就被人指责挥金如土。但是，现在他离开芝加哥，来到了东部，搬家时的排场令人咋舌。举例来说，他居然从森林湖镇的老家把打马球的马匹全部运了过来。我的同一代人竟阔绰到这个地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到东部来。他们在法国待了一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然后来回游荡，居无定所，只要哪里有玩马球的，有富人，他们就往哪儿去。黛西在电话里说，这次定居不动了，但是我不相信。我没法看清黛西的心思，但是我感到汤姆会永远不停地飘泊，怅然若失地追寻往日橄榄球赛中某种荡气回肠的激动和纷乱。

在一个清风拂面、暖意洋洋的黄昏时分，我开车到东埃格去见我几乎一无所知了的两个老朋友。他们的房子比我预期的还要精美，是一幢令人赏心悦目、红白相间的别墅。楼体一派英王乔治殖民统治时期的建筑风格，朝向大海，俯瞰海湾。草地从海滩开始，一直延伸到前门，长达四分之一英里，越过日晷、砖道和鲜花怒放的花圃，最后快要接近房子时，一溜绿油油的青藤沿着墙边飘然而起，一路往上爬去，势不可挡。房子的正面是一排法式落地长窗，此刻反射出闪烁的金光，敞开着迎接午后暖洋洋的风。汤姆·布坎南穿着骑马装，叉着双腿站在前面的门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