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直面的上海小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几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第—部完整、系统梳理晚清至民国的上海小报的学术专著。小报想像的上海是以名人为都市意象符号，用“流言”编织都市的叙事历史，充斥着摩登、流行、物质欲望的都市空间。小报文学是新旧调和的市民大众文学。借助于小报，可对鸳蝴文化和海派文化做一整合性的思考。

本书是第—部完整、系统梳理晚清至民国的上海小报的学术专著。作者认为小报是现代都市中以消闲趣味为主、拥有广大中下层市民读者的小型报纸，是体现近现代市民文化变迁的典型文本；借助于小报，可对鸳蝴文化和海派文化做一整合性的思考；小报想像的上海是以名人为都市意象符号，用“流言”编织都市的叙事历史，充斥着摩登、流行、物质欲望的都市空间。小报文学是新旧调和的市民大众文学，其中小报小说以连载性、时尚性、未完成时态与新闻结缘和性爱主题为特点，是市井众生的“浮世绘”，小报散文直接继承中国古代笔记小品的传统，是以近代“报章文体”为基础、经“洋场世俗才子”小报文人玩世品格调适而成的游戏文字。

序言 吴福辉

绪论

上篇：与现代市民社会共生——小报概貌

第一章 小报的界定和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章 小报的特征、境遇和生存策略

第三章 文化裂变中的小报文人精神走向

第四章 由对新文坛的言说反观小报文人自身

中篇：市民文化笼罩下的都市想像——小报与上海

第五章 营造中下层市民的都市空间

第六章 大众明星：名人流言的都市

第七章 摩登流行：日常物质的都市

第八章 游戏白相：欲望释放的都市

下篇：市井众生的“浮世绘”——小报文学

第九章 小型化的市民大众文学

第十章 连载·世俗·性爱：小报小说

第十一章 游戏·闲适·风月：小报散文

结语

附录一：晚清、民国时期(1897～1952)主要上海小报索引

附录二：参考文献

后记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上海存在着一类数量很大、有广泛读者、内容以休闲趣味为主的小型报纸，这就是小报。上海是最早出现小报，并且是小报最集中的城市。曾经创刊发行过的上海小报总数至少在一千种以上。类别也是千姿百态的：有文学文艺类小报，有戏报和游戏报，有社会薪闻报，有生活常识报，有揭载内幕秘闻的小报，有综合性小报，当然还有少量的黄色小报。小报从1897年诞生直到解放初期消失，其间消长起伏，热潮迭起，成为上海市民文化中一个巨大的存在。由于长期以来对小报的粗鄙化理解，连鸳蝴文学研究和海派文学研究都放弃了小报，至今这里还是一个学术盲区，自然也就没有人深究小报的涵义了。

那么，什么是小报呢?小报的称谓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要考察小报的历史和文化成因，必须从中国古代“小报”这个名词的出现和到近代以后的变迁说起。

中国最早的报纸始于汉唐，时称邸报。邸报“亦称‘杂报’、‘朝报’、‘条报’；其源盖出于《起居注》、《月表》、《月历》、《时政记》之类。历代因之。清初改名《京报》，亦称《塘报》、《驿报》；此外又有《宫门抄》、《辕门抄》、《谕折汇存》之类。所记无非皇室动静，官吏升降，与寻常谕折而已。清末预备立宪，由政府刊行《政治官报》，后改名《内阁官报》，各省亦各有《官报》。民国成立，又改名《政府公报》，各省亦改名《公报》。至是，官报遂成为国家之制度矣。”②用现代传播学的观点来审视，邸报不是具有大众媒体意义的现代报纸，它只是“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的行政工具。邸报的作者是皇家，受众只限于朝廷官员，目的是为了“收行政统一之效”。古代小报的出现略晚于邸报，是在宋代。南宋兵部侍郎周麟之所著《海陵集》中，即录有《论禁小报》的奏章一篇。文中说：“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飞之时，不无小人诗张之说，眩惑众听。如前日所谓召用旧臣，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矣，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日：‘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日：‘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日：‘小报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则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④看来，古代小报类似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传单”，是记录“莫知从来之浮言”的“飞报”。小报自诞生之日起就代表着民间立场，被朝廷认定为犯上作乱的不安定因素，带着不可靠、造谣之类的嫌疑。

P17-18

记得是四年前的事了，我在博士研究生考场上第一次见到自然、温和的李楠。那时，她笔试的成绩居于前两名，口试排在佳位，知道肯定会取她的了。但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多年来在海派研究中留下的一个缺憾，一件心事，就是对上海小报的研究，竟然是由她来完成的。转眼间她要出版她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了，并由我来作序，我的愉悦可想而知。

近年来，我招的是“京海派研究”的学生。李楠过去对海派知之不多，她做硕士生读的是哲学。刚回到她真正热爱的文学专业来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些年的长足进步，不免叫她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但是她很有悟性，知道海派研究还缺少一个无人光顾的角落，知道海派研究必然通向小报。我们师生开始频繁地讨论起这个小报的题目。我自己研究海派的经验，是由单行本而接触张资平、施蛰存、穆时英的。特别是施蛰存的短篇集子一本本读下来，吃惊于它们每篇都在水平线之上。1981年为《十月》写文章介绍施蛰存，就起源于这种阅读体验。由施蛰存而及他主编的《现代》，由期刊而发现令狐彗(董鼎山)、东吴女作家施济美等(当时不叫这个名字)以及予且。予且在四十年代《杂志》上一期期打头发表的小说引起了我的注意。而樊骏的回忆坚定了我的发现，他中学时就经常读到令狐彗和予且的作品，证明是当时上海的流行作家。再下来，经过张爱玲知小报不可憎。我对童年上海街头的小报尚有印象，因幼时大人不让看小报(像我父亲的家庭从来不带孩子去逛“大世界”游艺场。小报便等于“大世界”)，以为是末流。在首都图书馆看过几种沪地小报，包括花报，其时，首图所在的国子监院内经常传来当年的流行歌曲《军港之夜》，小报的驳杂浑浊被苏小明的抒情所冲淡，仅留下了都市温暖。但小报究竟是怎么回事?它与海派是什么关系?与都市文化、市民文化是什么关系?我没有可能拿出一两年的时间去坐图书馆的冷板凳。这令我想起唐瞍先生在’一次讲演中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话来。他的意思是说研究要从真正读原始资料做起，下工夫占有材料，论从史出，同时融进中外文化的新见。这是做研究的正路。假如仅仅依靠一个外国理论的框子，或者拼凑一个自设的理论框子，到中国现代文学里面去寻找有用的材料，这就已经有了问题。而这几年，更兴起一种拼拼凑凑写论文的方法(计算机的应用给这种方法提供了条件)，甚至这儿抄一段那儿抄一段，写后连是否抄袭了别人都弄不清楚。这样下去，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便日益降低了。基于这种情况，所以，当李楠决心做这个填补学术空白的课题时，我心里是高兴的，但也替她担心。我估计，除了在上海读报的生活安排繁难、一年左右的孤寂之外，她还有三难。第一，理解上海之难。她不熟悉上海，不懂上海话，不了解上海民俗及市民日常生活状态，她如何切入上海?第二，掌握、梳理、钩沉小报资料之雅。原来以为小报只有二三百种，谁知竟有一千多种，真正是浩如烟海，扎进去一头雾水。而现代文学资料工作的薄弱，本来就是我们这个专业与古典文学专业、历史专业的差距。现在的学生对于抄卡片、记札记，该抄哪些，不抄哪些，往往训练不够，而大量复印的话成本又十分昂贵。第三，从头掌握中外市民社会理论之难。上海市民社会与北京，与伦敦、巴黎的市民社会是否一回事?后现代的一大堆大众文化理论，是否适用于理解晚清民国的中国市民文化?这些无疑都是李楠面前的拦路虎。

半年后，我在上海看到李楠的学习情景，真正地让我对她刮目相看了。那是我去参加一次有关胡风的学术会议的当儿。我看到她在华东师大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安营扎寨，当起了“上海市民”。骑一辆旧的自行车，每日里往来于上海图书馆与租房之间。我也去了一次上图，看到那里的馆员都与她熟稔了。她兴致勃勃地领我到南京路、淮海路踏访，专门去看了大光明电影院与百乐门舞厅的旧建筑。在大光明背后的黄河路(派克路)，经l过热心的里弄阿姨的帮助，进一家后门去看什么叫(石库门)亭子间。那几日，淮海路下着微雨，从书店跑出来抱着新买的一大抱书，又怕淋了身子又怕淋了书。总之，李楠即使不是全部也是部分地融进了上海的现实生活。她的眉宇间流露出对上海今天与昨天的兴致。她通过熟悉与热爱上海，打破了树在她面前的历史的障壁。她喜欢上了这座城市，与研究对象发生共鸣(并不是所有内地城市的人都能这样)，从而产生了解它的迫切欲望，生出了毅力与决心。那些困难就这样被她克服，迎刃而解了。

现在，她的努力已经化成摆在我面前的二十几万字的论文，加上索引，厚厚的一册。这中间凝结着她的心血。她把在京的地下室的住房戏称为半月居，写下这段岁月给她留下的全部感情，这是稍微读一下本书的《后记》便能扑面感受到的。

小报的研究至少第一次经了她的手，系统地、完整地梳理了五十多年间的基本资料，由此升入了一个初步的学术台阶。如果细说，首先是给小报下了定义，做了历史分期，描述了基本演变、基本特征、代表性报纸、代表性报人的情况。据说，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里海外学人看小报的很多，大都是带着已成的题目捞材料的。这里的做法不同。其次是给小报以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定位。认为上海小报是中下市民的文化读物，发现它前后经历了晚清暴露和狭邪文化、民国鸳蝴文化与海派通俗文化三个时期，这正是现代中国市民文化的三种成分。其中对海派与鸳蝴关系这一难题，从小报角度加以全新的解释。在小报上，鸳蝴与海派分得清清楚楚，小报中鸳蝴“控制”时间最长，那种偏旧的、日常生活的、饮食男女的通俗文体是典型的鸳蝴。待到新感觉派出现，在小报反遭遇批评。直至四十年代，才与海派的通俗一派并存。有人说施蛰存曾有施青萍时期，因而“证明”海派来自于鸳蝴，但叶圣陶、张天翼也有《礼拜六》和《半月》的时期，难道就说鸳蝴能产生五四写实和三十年代左翼吗?再次，本书从一个新的侧面深入上海这个城市的肌里。上海被美化得太多，被歪曲得也太多了。上海的真面目究竟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是什么?李楠从“流言”剖析它由名人构成的真实的想像图景，从“衣食住行”分析它的物质性、商业性，从“欲望释放”来指出它对人的解放与堕落的作用，相悖而又相交的多重意义。世界上的事情，多重性是真实的影像，从两端到中间，有许多中间的颜色，就如人性有从兽至人至神的复杂含义。上海还有色情的一面，当然并非全体。小报是民间的东西，在民间文化之中从来就有猥亵的成分。上海不是一个平面的都市，仅从小报的切入便够让人目眩。另外，她当然还研究了小报中的文学，指出通俗大众文学中的小报文学另有自己的与纯文学基本精神相通而不尽相同的评价标准。指出小报文人作为大众文化人的品格的逐步形成过程。她提出了目前方兴未艾的报刊研究，也是另有研究方法、途径可寻。那便是综合的版面块状结构，抓住编者、作者、读者三者生动流程而进行的观察方法与研究方法。这样，她试图还小报以本来的面目，将一种在上一世纪的都市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读物(上海是一典型)推到了我们面前。

李楠以上海小报研究的论文顺利取得博士学位，评议与答辩时黄修己、陆耀东诸先生都给予好评。而范伯群先生也多次给她鼓励和具体指导。我认为研究生的论文应当站在学术前沿，不应降低对它的基本要求。王瑶先生谈硕士论文就说，应做到后边的人再做此题目必不能绕开你的程度，便指的是这种要求。所谓“学术前沿”大致又分两类：一类是开垦学术处女地，进入前人从无进入的领域，一类是在已有的领域内寻找出新的生长空间。一般说的“填补学术空白”往往指第一类，其实第二类也是某种填补空白，只是更难一些，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更高一些。研究生学习期间一般更适宜第一类的文章，它要有学术眼光，要有披荆斩棘的勇气，要能吃苦。李楠的论文便属这类。

经过这段上海小报研究、训练，李楠的踏实勤奋有韧性，从材料出发思考中国现代市民社会文化问题的学术个性，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如今，她摆脱一切干扰，毅然决定以北平小报的题目申请北师大文学院博士后，得到批准。很多人认为这样下去个人牺牲太多，但她很有主意，经过这段上海小报的研究经历，她以京海小报材料与理论打下自己坚实的学术基础，在京海派研究、现代报刊研究、通俗文学研究、市民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各个方面展开自己的学术前景。大规模地培养研究生从1978年开始已经历时近三十年，最近几年随着“扩招”，招生日多，而学术水平下降，学术泡沫的发生已是不争的事实。应当怎样面对我们的学术，这是我在作这篇短序时同时思考的问题。李楠的路还很长，她的学术品格和基本功方面不是没有缺陷。她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而是还需用力、再用力。我对她寄予厚望。

吴福辉

2005年4月17日

草于协和医院病房

当我把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定为海派(上海小报)研究时，曾经引来许多人好心的疑虑。大概连我自己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附近自费租房住下，安营扎寨，准备长期读小报的时候，深夜在上海里弄房子里醒来，也会暗暗自问：一个生长在内地城市的我，没有任何上海都市的经验与对江浙地区文化的熟稔，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课题来吗?

我长期生长在中国的一个农业大省，但实际上缺少真正的农村体验，城市是我唯一的栖息地。我从来就喜欢城市里的一切：终日熙熙攘攘的街市，楼房窗口闪烁着的万家灯火，流光溢彩的霓虹灯，车水马龙的街道，光彩照人的时尚新锐……诸如此类非自然的城市景观都能引发我的兴致和联想。留在童年记忆中的不是花木葱茏的万山红遍，而是曾引我久久流连徘徊的单调的商店橱窗和并非那么整洁的街道。这些有限的内地城市经验是我日后第一次与最近一次遭遇上海的时候，一下子便与她亲近的引桥。凭着这些，我走近上海，理解上海，获得了可贵的研究上海的起码条件。加上我自愿报考的专业方向是“京海派文学研究”，它的约定对我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影响。这是“自由恋爱”，而不是“包办婚姻”。

现在，当我终于在电脑上打上这篇论文的最后一个字与标点，我想说，我克服了，我完成了。我实现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小小的超越。我还体会到，选择一个题目(学科的或者是人生的)，如果与自己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关联，做起来会感到苦不堪言。只有当题目与自己的人生经验、心理准备乃至情感牵挂达成某种契合时，才能产生生命的激情，进发出灵感的火花；才能在枯燥的研究中享受到精神的愉悦。

由于目前国内只有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大量的上海小报，北京国家图书馆存有部分缩微胶片，其他城市或高校图书馆很少或基本上属于空白，这就决定了我必须长期住在京沪两地搜集资料、撰写论文。2002年9月至2003年春节之前，近半年时间，我是在上海图书馆度过的。每天早上七点多离开住所，骑自行车花费近一小时时间赶到上图，晚上九点离开。从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在近代文献室阅读小报。六点以后转入综合阅览室，细读导师指定的理论书籍。由于没有南方生活经验，经常在夜晚回家的路上遭遇大雨被淋成落汤鸡。远离老师、同学和家人，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租来的房子里，身处陌生的言语不通的上海市民的包围之中，除了与远方亲友互通电话和公共场所必要的交流之外，其他时间均处于“失聪”和失语状态。同样，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地下室宿舍里度过的一年半的时光里，仍然是孤身一人，只有无言的书籍、小报资料和论文相伴。但是，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寂寞，倒是常常为一个个小小的资料发现和理论亮点的形成而兴奋不已。所以，我想，也许是课题的魅力在诱惑着我，使我暂时忘却了人间烟火吧。

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固然重要，但那也只是奠定了完成论文的心理基础，并不意味着一切迎刃而解和一帆风顺。论文的完成还须经历一个艰辛的思考和书写过程。对我而言，假如没有导师的帮助，仅靠个人努力是无法想像的。我的导师吴福辉先生从资料的搜集、提纲的拟定、观点的形成到每一个章节的撰写，都曾经给我以悉心指导。他一次次审读我的文稿，逐字逐句地予以勘正，有的放矢地提出修改意见。在此中间，吴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言必有据的具体要求，使我学到了做学问应该掌握的基本方法。我不知该如何向我的导师表达我的敬意和谢意，一切言语在此都显得苍白。我只有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更加努力，方能慰藉导师为我付出的辛劳。我还无法忘记三年来中国现代文学馆——河南大学联合博士点上的全体老师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的友好的博士生集体给予我的温暖和关怀。国内有名的海派与通俗文学研究专家，如苏州大学的范伯群先生、汤哲声教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子善先生等，这些老师都先后不等地对我的论文提出过宝贵的意见。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刘勇教授十分关心我下一步的小报研究计划。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老师帮助我安排在上海查阅小报期间的生活，给我许多指导。以上的一切，都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此外，我不能不提到的是，在我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北京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室、中国现代文学馆资料室、复旦大学图书馆等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上海师范大学的孟兆臣博士将他积累多年的有关上海小报的资料毫无保留地赠送给我，上海图书馆的宗亦耘博士为我提供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报刊馆藏目录，使我较快地找到阅读小报的门径，少走许多弯路。由于小报课题的特殊性，加上小报资料的繁杂，这种无私的帮助就显得尤其珍贵，我不能不为之感动。

三年的学习生活能够坚持下来，如果没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简直是无法想像的。他们在各方面为我提供了极大的保证，使我得以安心在京沪两地完成论文。透过他们为我付出的默默的奉献和牺牲，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亲情的厚重和价值。

除了不必向自己道一声辛苦之外，我感谢在我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时刻给过我帮助的一切的人和事。感谢生活，感谢生命。虽然写论文的日子在事后想来，并非总是玫瑰色的，有时甚至是沉闷、单调的灰色，但是在我的感觉中，有师情、友情、亲情相伴随，心里总是充满了阳光与诗意。所以，我是幸福的。

2004年4月26日凌晨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