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我怀疑其核心已编入遣传而不必再通过教育获得了。我觉得自己像在大海里游泳，无边浪涛挥之不尽，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彼岸，有从树上刚下来的原始人那样一个澄明的无邪的头脑。关于这些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

这几本书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过把瘾就死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浮出海面

空中小姐

我的脚能走路时我就自己走了。

差不多在整个夏天已经过去的时候，我才再次见到杜梅，那时我已经能绘声绘色不厌其详地对别人讲述吴林栋的死亡之夜了。

潘佑军来找我，他使他的女朋友怀了孕。这是他第一次让人受孕，不免有些惊慌，央我陪他一起处理善后，两个男人同时出面总可以减轻一些当事人的羞愧。

那天早晨，我陪着他和他那个薄有姿色的女友去一家军队医院找人。

我们来到病房大楼后面的单身宿舍，一直上了三楼。这是一幢有上百个房间和很宽很昏暗的走廊的老式楼房，一字排开的数扇大玻璃门上镶有沉重粗大布满锈蚀的铜扶手，很像五十年代的驻军司令部。

三楼住的都是女兵，这从每个房间门上挂着的不同花色的门帘可以看出。大多数房间的门都是敞开的，有风从朝北的那排窗户吹进来，我们从走廊穿过时，南面一侧的房间门帘纷纷飘舞，如同一排纷飞的旌旗。

潘佑军在一扇关着的门前敲门，敲了半天才听到里边有女子慵懒的声音问：“谁呀?”

“我。”潘佑军说。

片刻，听到里边问：“几个人呀?”

“就我。”潘佑军看我一眼，又说：“还有个朋友。”

“进来吧。”里边道。

潘佑军和他的女友推门进去了，我知趣地等在走廊里。一个头发蓬乱的姑娘穿着睡裙迷迷糊糊从厕所出来，看我一眼，进了隔壁房间用力把门摔上。

潘佑军探头出来，叫我也进去。

我往屋里走，一阵风吹来，门帘呼地兜头包住我的脸，使我看上去像个蒙面大盗。我一把扯开贴在脸上的门帘，看到杜梅坐在被窝里正望着我。

“我把她叫来，让她领你们去产科。”她转脸对潘佑军说。

然后眼睛盯着门口，坐在床上一声一声沉静地叫：

“贾玲，贾玲!”

叫了几声，没有回音，她便攥起瘦削的拳头“咚咚”砸墙，又拿起床头的一把梳子敲暖气管子。

隔墙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大叫：“贾玲不在，出去了。”

“产科门诊今天谁值班?”杜梅看着墙上的美女年历斜着眼珠仿佛失神地问隔壁。

“不知道。”隔壁回答。

杜梅掀被下床，一边梳头一边对我们说：“我领你们去吧。”

她在睡裙上面套了一件衬衫，扎了把头发，穿着拖鞋引我们出了门。自己走在前面，一手食指转着钥匙环，一边不住地打呵欠，偶尔用手遮口，低着头踢踢踏踏地走，看到太阳便仰脸眯起眼。

门诊大楼里病人不少，到处是拿着病历候诊的萎靡不振的军官和士兵，还有很多家属和地方病人，时而人们闪开一条路，让个把身着便衣由年轻战士搀扶的退休将军颤巍巍地通过。

杜梅领我们到挂号室门前，自己进去替我们挂了个号，拿了一份空白病历出来问女的姓名，潘佑军胡乱编了个名字，她随手写上，又随便填了其他栏目，领着我们去妇产科。

她进了妇科诊室，把病历放到一个正在写诊断的老年女大夫面前。女大夫的表情很不耐烦，她全然视若无睹，和颜悦色地和女大夫讲，女大夫显然拒绝了她的要求，掉头自顾自地继续给一个孕妇看病。

杜梅拿着病历站在一边，耐心地等到对桌的一个中年男大夫看完病人，又凑过去和这位男大夫嘀嘀咕咕地说什么，一会儿出来叫潘佑军的女朋友进去。

那个男大夫站起来把潘佑军的女朋友引到里边诊床上去。

“今天能做么?”潘佑军问杜梅。

“做不了，还得再约。”杜梅坐到一排大肚子“蝈蝈”中间向走廊两头东张西望。

一个小护士领一对青年男女走过来，她站起来和那小护士很亲热地交谈。小护士拿着病历进了诊室，她让那个显然也是来打胎的姑娘坐她的位子。

她就站在我身边，可样子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她不时对远远近近走过的认识的医护人员堆出一脸笑容，指指她身边的潘佑军和我，以示来此的目的。

潘佑军的女朋友从诊室出来，那个男大夫又把杜梅叫了进去，很严肃地和她说什么。

P4-5

这几本书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在前面，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看到，走过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

关于文学，我越来越确定这是个人的事。这个世界很单纯，人和人之间需要的其实不多，互相了解只能横生误会。公众是个陷阱，为别人活着即便出自真诚也在技术上做不到。没有比想在别人记忆中不朽更自欺的。几千年算永恒吗?写作是一条狗，你不变心它就陪着你，也是一面镜，照着你自己，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不是为了几个钱，我是不在乎这几本书印不印的。这些文字当年我写完就没再看过，现在看，像另一个人写的，一个狡猾乐观的小子。我在盲目中写这些小说，用意是引起别人的兴趣，小说文体本来就不老实，动机再是取巧，可见会有多少矫情、吹嘘和虚饰在里面。青年作家总是可疑的，也无非是揭疤、自渎，摆明反抗一切，高调入世，看似特立独行，骨子里却难逃代代相传的文人梦谈。社会很容易被质疑，人群总是显得麻木且腐败，理想就那么清白吗?关于人之为人，我们知道多少?我承认，我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是因袭来的，在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时就已经被植入，到需要和别人对峙时才发现我们来自同一源头。东西方关于人的理想生活又有多大差异呢?也无非是策略之争，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当然策略导致结果。问题不在于认同人类共有的自我肯定，问题在于这一切是确凿的吗?我们相信的和我们本来的是一回事吗?世世代代高唱的人类赞歌指的是我们吗?如果是，为什么我总是感到羞愧和一次次堕落而不是心安理得和渐次归位?为什么会有小说这样合法的精妙的被推崇的虚构，还有那么多人从中获得安慰。

文化太可怕了，像食物一样，不吃，死，吃了便被它塑造了。我怀疑其核心已编入遗传而不必再通过教育获得了。我觉得自己像在大海里游泳，无边浪涛挥之不尽，什么时候才能登上彼岸，有从树上刚下来的原始人那样一个澄明无邪的头脑。

关于这些书，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蒙昧时代的见证。活下去，活在自我虚构和自我陶醉中，这大概是一个写作者的宿命，明白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