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曹文轩文集中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分册，全书共分十七章，其内容包括国际文化背景、基本主题：反封建主义、文学语言的演变、心理小说的崛起、从—维构成到多元复合、大自然崇拜、原始主义倾向、浪漫主义的复归、淡化趋势、寻“根”热、硬汉形象塑造等。书中对当代的文学作了系统地研究。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结构合理，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学术性，可供相关人士研究参阅。

本书是一部优秀的文学理论专著，对于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学现象由表及里，由零散串成统一，以生动的文字配上翔实的史料，刻画出明了的文学脉络，对加深当代大学生及文学爱好者的文学素养起到很好的作用。书作者是北大教授、文学博导，是长期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理论素养深厚，在全国文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自序

第一章 国际文化背景

第二章 基本主题：反封建主义

第三章 文学语言的演变

第四章 心理小说的崛起

第五章 从—维构成到多元复合

第六章 大自然崇拜

第七章 原始主义倾向

第八章 浪漫主义的复归

第九章 淡化趋势

第十章 寻“根”热

第十一章 硬汉形象塑造

第十二章 幽默情调

第十三章 文学研究日趋立体化

第十四章 文学对哲学根柢的寻找

第十五章 新诗潮

第十六章 觉醒、嬗变、困惑：儿童文学

第十七章 中国，渴望着“纪念碑”式的伟大作品

荒诞主题已成为近几年文学的热门主题。周末，傍晚，一群乘客在车站等车归去。然而总也等不到车。来了一辆，却又轰然而去。他们等了十年，然而，他们却还在固执地等待着(高行健： 《车站》)。七奶奶对煤气罐产生了恐惧心理，这只怪物常常弄得她终日惶惶不安(李陀：《七奶奶》)。一群耗子像一大片黑灰色的浓云在游动着。他与数百只耗子共存。他与它们拼搏得精疲力竭。这些灰色的精灵缠绕着他的灵魂，使他的心灵在这灰色的飓风中不得安宁。他在与它们的对峙和共存中，体味着人生的种种经验(李玉林： 《鼠精》)。一群音乐学院的学生被音乐折磨得痛苦不堪，一个个都变得神经兮兮，然而，他们却并不放弃它。为什么?不为什么——你别无选择(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世界是荒诞的。生活是不合道理、不可理喻、不合逻辑的。生便是痛苦，存在本身就是荒诞。人不了解自己和世界，也无法了解自己和世界。存在就是存在，一切解释都是牵强附会，因为人是无法确定的、荒谬的。

隔膜主题、孤独主题、失落主题、惶惑主题、寻找主题等，也不时闪现于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这种种主题的出现，固然是由中国现实生活(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带来的精神世界的裂变、现代化生活逼近带来的迷惘心理)的内部原因所决定，但与外来思想的诱导和引发也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受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这些主题是褒是贬，完全可以商榷，但这一文学事实得予以承认，即：它们不完全是自发的，与外力有关。我们能从叔本华、尼采、萨特、加缪、弗洛伊德等人的哲学著作中找到这些主题的理论来源。并能从外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看到这些主题是怎样被中国作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带上他们的重新理解、重新认识而进人中国文学作品的(这些主题，实际上已被中国作家化为己有，成为中国化的主题)。可参照的外国现代文学作品有《局外人》、《鼠疫》(加缪)、《恶心》、《苍蝇》(萨特)、《城堡》、《变形记》(卡夫卡)、《第二十二条军规》(海勒)、《等待戈多》(贝克特)、《凯恩号哗变》(沃克)、《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荒原》(艾略特)、《百年孤独》(马尔克斯)、《潘达莱翁上尉和劳军女郎》(略萨)等。

中国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反传统结构、反隋节、反人物、意识流、魔幻情境、叙述顺序错乱、叙述角度无常、主题流失、语言的感觉性，看上去是一些艺术手法，究其根源，却同样受到了外来哲学和政治的影响。这些手法并非是纯粹手法，而是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在艺术手法上的表现。它们既是手法，也是内容。它们同样体现着作家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

另外，克罗齐、桑塔耶纳等人的美学思想，也通过文艺理论家或由作家直接接触，影响了新时期的文学。关于客观性和倾向性、再现与表现、展示与揭示等若干问题的论争，与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对中国原先遵循不疑的美学思想的冲击密切相关。P012-013

无论如何，这部由讲稿改成的书稿是要抛出手去了。

这首先是因为受我的学生们的鼓励。他们曾极真诚地支持过我讲授这门课。当时教室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拥挤不堪使课几乎无法开讲。管教务的同志无奈，只好发听课证加以制约。这样，一些有心听课的人不得不被拒之门外。对此，我心中一直深怀歉意。还有一些“合法”的听讲者，也因座位紧张而一直自带凳子坐在人行道上。我并不认为这门课是严谨深刻的(事实上倒有许多浮皮潦草的地方)，使我感激的是他们能理解我的讲授动机。他们甚至宽容地谅解了我的种种奇思怪想。

我曾向他们说我要把讲稿改成书稿。

另外，这门课已讲三轮，我也打不起精神来再讲了。我这人有个很坏的毛病(这毛病对一个教书人来说简直是致命的)，这就是：我不能重复讲述自己的观点。第一次讲时，精神饱满、理直气壮。第二次讲时，便要有意振作一下精神。待到第三次再登临讲台时，便不时感到一种痛苦。一是觉得重复是乏味和无聊的，二是几乎要失去信心：你所讲的这一切到底有多大意思，又有多大正确性呢?并为自己软弱和贫穷的理性而感到羞涩和汗颜。我总是这样太快地怀疑自己的昨天，甚至是在当天晚上就要对自己早晨苦苦思索而获得的见解隍惑。

“去开掘另一门课吧，趁早让这部书稿离开我。”我想。

七十年代后期，沉闷的中国文学原野上显出了活气，中国当代文学一日一日地向世界显示着生命复苏的迹象。但，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力，大部分作品仍在旧有轨道上运行，文学界在重重阻力和种种精神障碍物面前，只能作一些现在看来算不得什么的试探和突破。文学局势的根本好转，应当说是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幼稚的中国当代文学由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以空前的速度在走向成熟，并迫使对中国当代文学不屑一顾的国际文坛不得不刮目相看。成熟的标志是：文学现象频繁出现。文学打破了过去凝固不变、老气横秋的沉闷状态，显示了它内部躁动不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它的裂变和出新不断引起读者群的哗然、评论界的惶惑和措手不及的被动感。这种调整、变形的过于迅速和现象消长周期的过于短暂，固然也是不成熟的标志，但，它却是走向成熟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

作为历史，我要把这些现象的过程描述下来，将它们的前因后果记录在案，并企图在理论上加以实质性揭示。在这样一个还未走出专制阴影的平庸时代，我们很难指望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的学术研究。我只是想使这本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份备忘录。

由于时间和一本书的字数限制，我不可能将所有现象郝在这本书里描述出来。还有许多题目我已做好，如《以存在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悲剧原因的递换》、《对称性的打破》、《线性结构的衰弱》、《感觉主义》等，但觉得这些题目做得未尽如人意，又一时来不及改出，只好在将来以另一本书出现了。

我对单论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作品的兴趣始终不大。原因是我觉得，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那种点状研究已相当精致和深入了，我望尘莫及。我曾对一位搞评论的朋友说：你咀嚼一部作品太狠，一条一条地撕着吃，最后连骨头都吃了。我不愿作这种细活，只愿去大致上感觉这部作品的主要题旨和倾向，并很自然地将它跟若干这一类的作品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迅速把它们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去分析。我以为我的这种方式也有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对当代文学的研究，正需要加强对文学进行条状和整体的把握，以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见树不见林、见池塘不见江河的研究状况。出于这种动机，我往往在点到作品和对它们稍加分析以后，便将思路荡开，把力量放在由众多作品构成的这一个文学现象的理论阐述上。

这部书肯定留下了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的思维痕迹。除了文风以外，可能还在其它方面露出了这一点。比如，一般搞研究的人在分析一种文学现象时，他的工作只需进行到指出这一现象的特征为止。而我出于创作的欲求，则喜欢再往前走一步，克制不住地要回答：这一切特征是通过何种具体手段得以构成、由哪些因素所组成，把手段、因素一一道来。这有点接近创作论了。尽管我清楚地知道，这一步可以不走，甚至是多余的，然而我做不到。我固执地觉得应当走这一步。

我喜欢将话题悠开去，不愿拘泥于八十年代文学本身。曾有几位进修教师问我如何研究当代中国文学，我讲了一句极而言之的话：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奥秘正在于不研究当代中国文学。我的意思实际上是：要从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然后站在历史、哲学、美学、心理学等一个广阔的领域回眸于它。乡间有句俗语，叫“蚌壳里发面，没有多大发头”。我以为那种就当代中国文学采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方法，也就像蚌壳里发面，是没有太大前途的。

在讲授这门专题课时，我还不时讲到生活中去，甚至在适当的时候采取了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的做法，将较为正经的问题化入趣闻之中。我要让生活和我个人的经验成为我一些论点的坚实佐证，而不仅仅只使用理论论证的手段。遗感的是我在将讲稿最终变成书稿时，为了文体上的规范，还是将许多这些似乎横出的枝叉和余蔓剪去了。这固然使论文在结构、风格与腔调上比较合乎规范了，但也使文章减色不少。

对其中一些文学现象，我只有描述，却没有价值判断。那是因为这些现象比较复杂，我无力加以判断(当然也有其它原因)。我只负责指出这一个个文学事实，至于对它们的性质如何评价，这留给我以后去做，也留给这本书的读者们去做。

我喜欢形象，也喜欢抽象。我坚信“搞创作和搞学问不可兼得”是一个未加证明的印象性判断。其实这两者既是对立的，也是和谐的。写小说时，我沉浸在感情之中，经历着喜怒哀乐种种情愫，我觉得世上感情真美。阅读那些堆满了名词术语的纯学术性著作或自己写作论文时，我在理性的光辉之中，又觉得抽象真美。每当我获得一个新的观点，或将一个混乱的现象冠以一个简洁的术语时，我异常激动，觉得混沌的四周忽然变得透明起来。抽象使我有从地面飘浮起来的优美快感。

当然，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但不等于说这两者不可兼得。这里只不过存在一个思维方式转换的问题。我称这两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为换频道。我觉得轮换着出入于两种不同氛围的思维，身与心都很惬意。我的体会是：它们更多的不是排斥和互损，而是互相促进。

这本书在体例和叙述上，依然部分保留了课堂讲稿的形态。这虽然看上去有点不太像纯粹的学术性著作，但也有好处，那就是易懂和具有现场感。

本书的某些观点曾受到同行们的言论的启发。我的同事和老师洪子诚、赵祖谟，曾给予我直接帮助。宋祥瑞、张文定同志对此书稿的严格审阅，使本书减少了许多缺陷。在此，我一并衷心致谢。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北京大学校园内二十一号楼一0六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