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沈福天和舅舅甄垠年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_白的恩怨，也许是从他们生下来那天起就注定了的，就像一棵树那样，一旦落地生根，谁也没法改变，包括他们自已。只可惜，父亲和舅舅始终不明白，仿佛两个演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舞台上，起劲地扮演着他们也许自己都不大喜欢的角色，争执了一辈子，直到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撒手西去，也没分出孰胜孰负来。

很长一段时间，沈如月都在为参透这两个谜一般的人物而绞尽脑汁，总是一无所获。如果这是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她也犯不着去操这份闲心，可偏偏他们都是启己的亲人，用一句俗话说，是撑不开的船头，是命定了今生今世要和她纠缠不清的人。更何况，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左右和影响了自己的大半个人生呢！

意识到这一点，沈如月不知应该感到庆幸还是不幸。

这也许正是她一直都想读懂沈福天和甄垠年的真正原因。可从小跟舅舅形影不离，同父亲生活了一辈子的母亲甄可昕，自始至终也没读懂这两个人，何况她一个晚辈？

每念至此，沈如月便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受挫感。但她性格里的那份固执，使她不甘心放弃这种努力。这同样是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情结，别人无法理解，她自己也无法理解。有时候，她觉得自己都有点着魔了。就像邱少白曾经连嘲弄带规劝地对她说过的那句话：“他们那一代人是清醒和糊涂、骄傲和自卑的混合体，我们呢，糊涂倒是不糊涂了，可半点儿也骄傲不起来。如果他们是傻子和疯子，我们就是残疾。我们比他们聪明的是，年轻时疯过一场醒过来了，他们却到老也不愿意醒过来。和两个又疯又傻的老头较真，犯得着么？”

那是在从西雅图到纽约的班机上。那时沈如月和邱少白还没有分手，在许多人眼里，还算得上一对情投意合的夫妻。但对于邱少白将父亲和舅舅这样刻薄地比做“傻子”和“疯子”，她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苏格拉底和哥白尼也曾经被人当做疯子呢，你知道他们是真疯还是假疯？”她不软不硬地回应了一句，算是给了脸上挂着那种仿佛“一不小心说出了真理”的得意表情的邱少白一点颜色，以免他又说出什么更难听的话来。同在国内时相比，邱少白不管写文章还是说话，都刻薄了许多，还常常为此自鸣得意，像国内的一些愤青那样，活脱脱一副玩世不恭的嘴脸。

然而，沈如月对父亲和舅舅的探究兴趣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比以前增强了。有一段时间，她甚至冒出一个念头：想写一本关于他们俩的书，不是那篇曾经给她带来不小名声的报告文学，而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

这个念头在心型一经产生，沈如月就不会轻易放弃，仿佛一颗种子那样，在心底生根发芽，直到顽强地生长起来。这种固执并带点儿虚妄的性格是否也有点像舅舅甄垠年？沈如月说不上来。连母亲甄可昕大概也说不清楚。甄可昕对自己一对儿女的性格从来没有表示满意过，她有一次对如月这么叹息道：“你们兄妹俩要是有半点地方像我就好了，哪怕像你们的外公呢！”

那是哥哥沈秋池自杀后不久，母亲终于从悲伤中挺过来，头一次提起哥哥，竟是用这样的语气。

这让沈如月惶惑不已，仿佛真的为自己的性格而愧对母亲。

母亲说这话时，父亲不在场，舅舅也不在场，外公更不在场，那时外公甄超然已经去世好些年了。

父亲，舅舅，她和哥哥，都同外公甄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母亲的话让沈如月多年后明白的又一个道理。

沈如月第一次到武汉时，对这座被称为“九省通衢”的内陆城市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她不是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而是早就来过无数次了。从它的两江合流与三镇鼎立，横穿大半个中国的京广铁路所形成的宏伟气势，到狭窄拥挤的马路、江面上装满各种货物排成长队的驳船、江边密密麻麻的船舶和歪歪倒倒的木板房，以及像黄蜂那样四处乱穿的麻木、街头随处可见的垃圾和油烟滚滚的小吃摊子。各种喧嚣的声浪和灰尘味混杂在一起，仿佛要把整个人都淹没了。包括当地人开口就骂“婊子养”之类的粗话，还有那又辣又涩、味道怪得有点不可思议的热于面，她也觉得以前好像在哪儿吃过似的，觉得格外亲切。以至到了美国以后，当她第一次去芝加哥，听到有人说武汉就是中国的芝加哥时，会心地一笑，连连表示赞同。好像武汉是她的故乡，或者至少是她的第二故乡。

这都是因为当年父亲沈福天和母亲甄可昕在这座城市生活过几年，在沈如月心里产生的一种错觉。

哥哥沈秋池就是在武汉出生的。他在这儿长到两岁才离开，其时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武汉话，有时他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妹妹如月跟胡同里的小子在一起玩一发生了争执，还会用武汉话脱口骂出一句“个板妈的”，对方一愣，听不懂他骂的是什么。趁人家愣神的工夫，哥哥便像占了大便宜一样，拉着她得意洋洋地溜走了。而且哥哥特别喜欢吃热干面。后来到了北京，好几年都对热干面念念不忘，吃不惯北京胡同里的油条和面饼。每次早上起床就嚷嚷着要热干面吃，弄得母亲甄可听毫无办法，只好用炸酱面来搪塞他，但哥哥只尝了一口，就扔掉筷子，一屁股坐到地上，把一碗香喷喷的炸酱面撒得满地都是。很少发脾气的妈妈这次真生气了，厉声喝道：“大头，起来！等你爸爸回来，我让他把你一个人送到武汉去！”大头是哥哥的小名。一个人被送回武汉是什么情形？他被妈妈的威胁吓住了，顿时停止哭闹，并且以后再也不敢嚷着要热干面吃了。

后来，当沈如月在武汉满怀好奇地吃了一碗热干面之后，觉得哥哥当初纯粹是瞎胡闹，这样难吃的东西也值得他念念不忘？

其实，不仅仅是哥哥，父亲沈福天对热干面也是情有独钟，所以才对儿子的任性和胡闹一直很宽容。沈如月始终对父亲和哥哥的这种“热干面情结”感到匪夷所思。她不知道这种吃起来黏黏糊糊的热干面曾经是父亲和哥哥每天早上的主食，他们在武汉的那几年生活，跟热干面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只有妈妈甄可昕的胃口始终没有适应这种刺激的面食，就像她从来没有对武汉表示过任何好感一样。

这使沈如月意识到，爸爸和哥哥心目中的武汉跟妈妈心目中的武汉，一直就存在天壤之别。

沈福天和甄可听从重庆刚迁到武汉时，住在武昌司门口一套临时租赁的房子里。

P1-3

《江河湖》不是一部取悦市场的小说，甚至可能不大符合流行的文学趣味，但处处透露出作者对人物及所处时代的独到把握。

——著名作家 张炜

近年来，刘继明沉入了二十世纪中国错综复杂的大历史之中，致力于重新发现某些被忽略的历史细节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冒险史。《梦之坝》如此，《江河湖》更是如此。

——著名评论家 雷达

刘继明历时五年，写出了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小说，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当今中国文坛，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收获。

——著名评论家 於可训

刘继明将他对半个多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融入《江河湖》，并塑造了几个堪称典型、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

——著名评论家 贺绍俊

刘继明是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他试图将信念、思想和历史感等重要元素，完整地熔铸到《江河湖》，这一努力赋予作品以独特的品质和气象。

——著名评论家 李建军

刘继明雄心勃勃地书写了一部现代中国命运史和知识分子心灵史，并将自己的思索与困惑呈现给了读者。

——著名青年评论家 李云雷

《江河湖》第二稿完成后，我曾经给两位搞创作和评论的朋友看过，并同他们进行了交谈。现将谈到的有关问题整理如下。

问：《江河湖》写了几年？

答：2005年夏天动笔，2008年夏天完成初稿，前后三年，但如果从构思算起，差不多整整五年。

问：也就是说，《梦之坝》出版时你就开始酝酿这部作品了？

答：实际上，2003年，当我在三峡坝区挂职和写作《梦之坝》时，《江河湖》就开始在脑子里萌动了。甚至可以说，《梦之坝》不过是写《江河湖》之前的一种热身和准备。

问：你觉得《江河湖》与《梦之坝》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在哪里？

答：在《梦之坝》中，我关注的是围绕三峡大坝从论证到兴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曲折过程，以及从中折射出的政治文化信息。而到写《江河湖》时，我把笔触集中到了人的身上，人与政治、人与历史以及人的命运。人物的活动空间也从三峡拓展和延伸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问：这一点我能够感觉到。在这部小说中，你着力塑造的是沈福天和甄垠年这两个性格和立场都迥然相异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命运沉浮才是小说的主旨。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已经不少了，但大多数只是截取某个横断面，要么是反右、文革，要么是改革开放以后，时间跨度都不是很长。比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贾平凹的《废都》以及阎真的《沧浪之水》等等。《江河湖》中的人物却贯穿了这几个时代，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你不只写了一代人，而是写了几代人，比如老一辈的甄超然，中间一代的沈福天和甄垠年，以及年轻一代的沈如月和邱少白等，完整勾勒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堪称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但正因为你展现了这样一个全过程，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我感觉到你在处理这些事件时，虽然也体现出了不同于其它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历史眼光和角度，但还是显得有些犹疑不定。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你的感觉非常准确。这实际上是我在写这部小说时觉得最为棘手的地方。一方面，我不想满足于某种现成的认知模式，希望尽可能地潜入到历史深处，揭示出人与时代以及政治的复杂关系来。包括对一些人物的处理，我既不愿意像许多小说那样，在神圣化某一类人的同时，去妖魔化另一类人，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面对某种新历史观形成的强大认知惯性；所谓新历史观，固然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它对复杂而充满歧义的中国当代史有时会造成某种简化或遮蔽。当然，我也不可能完全撑破它，因为这需要承担更大的艺术风险。我不能不顾及时代的承受力。

问：读《江河湖》时给我印象最强烈的，也是你这种正面书写历史经验和中国问题时表现出的勇气。另外，从长篇小说的叙述上看，我觉得《江河湖》也有别于新时期以来颇有影响的家族小说和成长小说这两种主要叙事模式，尤其在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作家中，基本上是一种个人化的叙述，格局都比较小，而你在《江河湖》中，将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和成长史有机地融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当中，呈现出一种宽广的视野和恢宏的气势。这是一种典型的十九世纪风格，是巴尔扎克、雨果和托尔斯泰那些大师们曾经热衷过的，但二十世纪以来，这种所谓“百科全书式”的写作被许多作家和评论家认为过时了。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大多从个人出发，关注的是所谓人性的隐秘经验，喜欢采用一种民间化的视角，对民俗秘史之类情有独钟，你在《江河湖》中却将包括政治大事件在内的时代风云放在与人物同样重要的位置。这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

答：每个时代甚至每个世纪都有称为“共识”的审美经验，但它不能构成必须遵守的铁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脱离合唱队伍需要一种只身挺进的勇气，也意味着某种难度的增加。

问：你在《江河湖》中显然给自己设定了明确的写作目标。这种目标似乎是保守的，有一种“后撤”的味道，或者叫以退为进也可以。是不是这样？

答：你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但对于《江河湖》是否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写作目标，我还持怀疑态度，有待于更大范围以及时间的检验。实际上，在写作过程中，我始终都在同自己的怀疑作斗争。最终之所以坚持下来，与其说是基于写作上的耐心，倒不如说是某种信念支撑的结果。刚动笔时，我女儿还不满周岁，而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中班了。生活需要信念，写作也需要信念。这是我写《江河湖》得到的最大启示和收获。

问：《江河湖》不是一部以情节见长的小说，读起来并不轻松。在长篇小说出版越来越商业化的背景下，你担心自己在《江河湖》中所作出的努力能够得到文学界，特别是广大读者和市场的认可吗？

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写了一部自己认为值得一写的小说。作为作者，我尊重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但对于别人怎么看，包括读者的看法，不是我能够预期的。

补记：《江河湖》在两家杂志“节选”发表以后，我又结合包括出版社在内的各方面意见，对稿子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改，不仅篇幅从初稿时的七十余万字缩短到六十来万字，一些情节和人物的处理，也都有较大的变化。在此，谨向提出宝贵意见的有关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者

2010年4月21日武昌

新中国成立之前，爱国民主人士甄超然及其儿子、女婿——两位留美水利专家甄垠年和沈福天，都选择留下为祖国效力。随着新中国水利建设轰轰烈烈地展开，他们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命运沉浮……

《江河湖》是著名作家刘继明潜心五年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计五十万字，视野广阔、气势宏大，全景式书写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刻画了甄超然、甄垠年、沈福天和沈如月等几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堪称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这部六十多万字的作品，视野广阔、气势宏大，是刘继明历时5年完成的最新力作。小说以抗战、反右和“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为经线，以三门峡和三峡工程为纬线，全景式书写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刻画了甄超然、甄垠年、沈福天和沈如月等几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深入揭示了人与时代以及政治的复杂纠葛。评论家认为，刘继明将他对半个多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融入作品，试图将信念、思想和历史感等重要元素，完整地熔铸到作品中，这一努力赋予作品以独特的品质和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