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真的能把中国这个泱泱农业大国“吃”垮吗？“民以食为天”这条千年古训，要不要做些新的理解，增加新的内容呢？本书作者李波把“口腔文化”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以“吃”作为透视中国人的独特视角。他挑起到底是“民以食为天，还是食以民为天”这个争议，并从新角度对中国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救赎做出了努力。

　　 尽管李波的态度异常严厉，如同学者，文风也颇为犀利，但作为一个自由作家，他的文本更多的是界于杂文、随笔、小说和学术之间，大量的历史故事、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和个人感悟穿插其中，读起来非常轻松。所以，总体而言，《吃垮中国》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而是一本带有追问、自剖和忏悔性质的大众文化读本。

第一章 好了肠胃，忘了痛

(一)由亚当和夏娃的“国籍”说起

(二)天谴已经降临

——从“非典”到“甲肝”的警示

(三)吃的就是心跳

第二章 “口腔文化”

是如何形成的

(一)我食，故我在

 1．“吃”是中国人朴素的认识论

 2．“吃”是中国人的普遍存在方式

(二)民以食为天

——中国社会“超稳定因子”

 1．酒徒一言成谶

 2．厨而优则仕

 3．一个怪圈：吃－生殖－吃－生殖

－吃……

 4．“吃教”：灵魂的出口

 5．只长肉体，不长灵魂的物种

(三)中、西方口腔文化主要差异

第三章 口腹之欲怎么就成了文化

(一)审美、文化源于味觉

(二)文人让“吃”看上去很美

 1．口腔：灵感的子宫

 2．谁为味觉竞折腰

第四章 超级美食大国的盛宴

(一)瓷器：中国的名字

(二)中国是个大餐桌

 1．假如有个“诺贝尔烹饪奖”

 2．洋快餐：“王八走了鳖运”

(三)满汉全席

——中国封建社会的殉葬品

 1．一顿饭，3000人吃3天

 2．暴食者，必暴毙

第五章 饥民社会

(一)饕餮的传人

(二)饥民：吃出来的国民人格

第六章 让我们吃喝，因为明天我们就会死去

——中国国民吃喝风透析  

(一)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饕餮

 1．浪费：饥民人格大爆发

 2．我吃饭，你买单：饥民文化的最高境界

(二)生当封侯，死当食庙

——公务员大吃大喝动机、人格分析

第七章 “吃”是一种秘密武器

——“吃”异化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

(一)食礼仪：饭桌上的政治

——我看食礼仪

(二)既是矛，又是盾

(三)致命性武器

(四)非致命性武器

(五)酒是一副药，喝了跑不掉

——公务员如何被拉下水

第八章 “吃”等于立场和荣誉

(一)嘴巴：人格的大门；肠胃：道德的容器

(二)吃出来的软骨症

——口腔文化和汉奸文化浅析

(三)两大口腔文化，一样的悲哀

——中、法文化、国民性简略比较

第九章 中国已经被吃垮过N次

(一)火山口上的宴席

 1．普天之下，莫非原料；率土之宾，莫非佐料

 2．刘禅，还是刘馋

(二)鸦片战争：吃出来的战争

 1．被误读了的历史

 2．过把瘾就死

(三)西方人、日本人对鸦片的态度

第十章 在魔鬼炮制的液体里迷失

——可悲的中国酒文化

(一)酒是“通神之物”还是“作案工具”

——我看酒文化和中国封建政治

(二)酒是“灵感源泉”还是“灵感毒液”

——我看酒文化和中国文学、中国人创造性思维

(三)酒是“灵魂安慰剂”还是“灵魂蒙汗药”

——酒文化和病态人格

(四)酒是“琼浆玉液”还是“魔鬼饮料”

——酒和健康

(五)“醉”是一种什么样的商品

——酒文化和经济

第十一章 多好的材料，却用去做了马桶

——我看美食家(写食主义者)

第十二章 别了，美食故乡

——我为什么离开四川

(一)喝，还是不喝，是个问题

(二)且慢，休闲

第十三章 中国人吃得安全吗

(一)食品安全：中国人头上的催命符

(二)脆弱的食品安全保障系统

(三)被吃掉的良心

(四)分餐制的举步维艰

第十四章 我们还有多少家底可吃

(一)黄色与绿色的战争

——北京近郊，总理探访的两个村子

 1．丰宁县小坝子乡

 2．怀来县小南辛堡乡

(二)脆弱的生态系统

(三)国有资产：唐僧肉

第十五章 谁来养活中国

——吃出来的粮食安全问题

(一)越饥饿，越繁殖

——吃出来的人口问题

(二)一个外国学者的挑战

(三)中国人能够养活自己吗

(四)警钟已敲响：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第十六章 谁来捍卫动物的权利

(一)动物在中国的血泪史

(二)丑陋的广东口腔文化

(三)“动物权利”、“动物福利”及“兽道主义”

(四)对动物的残忍就是对人类的残忍

——古代“十大名菜”与古代“十大酷刑”比较

第十七章 素食主义救中国

(一)过度食肉者鄙

(二)中国本是食草民族

(三)素食者万岁

附：谁让我们变成了病人

——《健康世界》杂志社记者对李波专访

(一)由亚当和夏娃的“国籍”说起

有一则寓言式笑话是这样的，据《旧约全书·创世纪》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是上帝创造的，最初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伊甸园之中。后来，只因他俩禁不住蛇的引诱而偷食了禁果，这才被上帝逐出伊甸园，来到地球上繁衍后代。很多民族都喜欢用这俩人攀附自己的祖先，可这时候争议出现了：地球上的人种很多，亚当和夏娃究竟属于哪一人种?于是有人论证说，亚当和夏娃可能属于任何一个人种，但肯定不是中国人。因为，如果他俩是中国人，决不会等到蛇来引诱，就先把那条蛇给逮起来吃了。

美国学者伊安·罗伯逊在其著作《社会学》一书中说：“美国人吃牡蛎不吃蜗牛，法国人吃蜗牛不吃蝗虫，非洲的祖鲁人吃蝗虫不吃鱼类，穆斯林吃牛肉不吃猪肉，印度教徒吃猪肉不吃牛肉，俄国人吃牛肉不吃蛇肉……他们都有所不吃。而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大的吃家，什么都吃。”

为了避免“夷人”的污蔑之嫌，我们不妨看看国学大师林语堂的阐述，他在其大作《吾国与吾民·饮食》中说：“人世间倘若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们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

林语堂先生还说：“……吾们不得不吃凡手指所能夹持的任何东西。……除了医药和烹调上的偶然发现，吾们实在为地球上惟一无所不食的动物，只要吾们的牙齿健在，吾们将永远保持这个地位……”

的确，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飞禽走兽，草木虫鱼，中国人是一个海、陆、空无所不吃，无所不吃其极的民族。在“民以食为天”的“天条”下，历经几千年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中国的口腔文化只有“博大精深”这四个字才配得上来形容，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它所有文明。中国堪称世界上惟一的“超级饮食大国”，这让我们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落后和屈辱后，多多少少保持了一个“没落贵族”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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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的礼物

孙隆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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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史诗《群王书》中有一则故事：魔鬼阿里曼化身成少年伊别利斯，自称名厨，向国王扎哈克毛遂自荐。“当时的菜色不多，人们并不为了吃而去杀生，而是靠大地所产蔬果为生；邪恶的阿里曼设计宰杀动物，提供鸟兽作食物。他让国王尝血，使他如狮子般凶猛，却像奴隶般服从他。”伊别利斯烹制了山珍海味，让国王大宴四天，酬劳是只需让他在国王两肩上各吻一下。不久，扎哈克两肩上各长出一条蛇。群医把它们割掉又长出来，束手无策。后来伊别利斯又出现了，对国王说：“这是你的命运，不能把蛇切掉，只能让它们活，且必须用人脑喂食，令其饱食而熟睡。”于是扎哈克每天宰杀两名少年，取脑喂蛇，从此成为暴君。

《周礼》是中国古代理想化的官制，它把政府分成天、地、春、夏、秋、冬六个部门。天官是六部之首，其首长“冢宰”是名副其实的宰相，其属下的官吏竟然像一个筹办国宴的班子，它与庖厨有关的名目包括：大宰、小宰、膳夫、内饔、外饔、亨人、兽人、渔人、鳖人、腊人、酒人、浆人、笾人、醢人、盐人等等。国务总理的前身原来是皇家大厨子!“宰”是屠夫和在宴席上割切肉食的师傅。《史记·陈平列传》说：辅助汉高祖得天下的陈平，少年时曾在乡里庆典上主持分配切肉，因为分得很均匀，乡亲父老们称赞说：“善哉陈孺子之为宰也!”认为他将来会成为一位好宰相。

人类学家列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即用“熟”与“生”作为区分“文”与“野”之符号。中国从三代开始，就以炊具作为权威象征，“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而贵族的品级则以饮具“爵”定位。如烹调象征“文明”，则中国人进入文明境界之早之彻底，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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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写的是一个楔子，却提醒我有二十年没谈中国人的“口腔化”了，这次看了李波《吃垮中国?——口腔文化的宿命》，有感而发，下笔不能自休，洋洋洒洒写成一大篇，那是由于他这本书给予我的震荡，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平息。不只是他笔下的中国人“吃相”令人瞠目结舌。而且也使我看到当年只是开了一个头，要对“口腔文化”深入研究，前面还有一大片待耕耘之地。

李波把“口腔文化”当作透视中国历史的独特视角，他把“吃”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上，来考察中国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他挑起到底是“民以食为天，还是食以民为天”这个争议。在他笔下，食欲、饥饿、味觉、器官、咀嚼、烹饪、礼仪、酒、美食家等食文化元素都化为“坐标系”、“显微镜”和“解剖刀”，来窥视和解构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格、国民性……李波以“没有执照的自由作家”自况，他自以为不入流的方法却取得了学院派不能及的结果；而他界于小说家和学者之间的语言，则将冷冰冰灰蒙蒙的历史变得栩栩如生，尽管更多的时候，他呈现给我们的历史像杯盘狼藉的残宴，面目狰狞。

李波还对我们这些“拿了执照的”却不作为的学者颇有微词，自称“皇上不急太监急”， “无知者无畏”，“准备做烈士”等等。我居国外已逾半个世纪，国内情况已有疏离感，但仍然在《吃垮中国》中看到“口腔化”这个“中国文化深层结构”而今又舞翩跹。随着经济的发展，换了新的“场景”，但后果则更堪虞了。

我的书成于二十多年前，根据的印象是海外华人，尤其是在北美的港台留学生。留学生的生计还是比较拮据的，没有条件过李波笔下的当代中国人那种糜费的饮食生活，虽不造成资源浪费、生态破坏，但他们“人格成长的危机”是泛中国化的。  首先，这些人对外界毫无好奇心。本来，任何国家有机会出国者就不多，很庆幸能处新环境，人格内容应该翻新才对。在美国那样的国度，同年龄的人都会争取私生活，到了周末会从事约会异性一类活动，来自拉美、非洲或中东的留学生亦会入乡随俗，惟独老中们却是伙了一大群同胞，轮流到对方的家里包饺子，围炉共嚼。他们的生活和社交圈子似乎早被饮食习惯决定。其他人无法融入这个“以吃为纲”的群，遂沦入“视之不见名曰夷”的范畴。

这种“为腹不为目”的人格无魅力可言。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我造了一连串名词来形容这种人格：口腔化、身体化、母胎化、儿童化等等。当时用结构主义把这些特色整理出一个条理：中国人的个体是“身”，它缺乏内在动态开展过程、成长阶段不明朗、特多人生早期的遗留，呈现严重的“口腔化”和“母胎化”倾向，这样的个体连身体动作和排泄物都无法自控。而必待外力他制他律，这个必须由“二人”母体镇止的儿童化个体，亦得由这个外力推动，因此，这个不成熟的“一人之身”也会透过“二人”之人情化媒介提前老年化，未让青春期呈现高峰而及早步上“安身”之途。此倾向之心理基础或许仍不脱母胎化本色，但其外铄的渠道则是高度成熟的人伦关系。总的来说，中国人个体的存在是形而下的“身”，而超越此“身”的精神活动则是“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心”，心其实也是肉做的，但既然超越了个体，就达到集体和大体的境界了。中国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平天下”，是国家这个“心”对社会这个非组织化的“身”之照顾、镇止与推动。中国人这种“超越”迥异于犹太基督教与印度宗教里精神对物质的超越。

这是二十年前得出的结论，至今日认识已深化，概念也更精微，亦即是不把事情作简单化处理。其实。今日某种程度的“人欲横流”该是和李波笔下放纵滥吃平行的现象——食与色、饮食与男女同具“身体化”特色。反而，克服身体化的人格——亦即是瑞士学者冯客(Richard Dikotter)所谓的西方人那种“超脱形体和自主的自我”——对性必有隔阂。这一点，我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国，深有感触。澄清了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李波笔下中国人对“吃”毫无焦虑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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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提到现在中国人已普遍出现肥胖症。这是趋向“发达社会”的征候，在今日的美国人身上更形严重。这个问题也是“吃”出来的。但美国人不好美食，问题出在高热量、高糖份、高脂肪、高胆固醇的成品化“垃圾食品”上。对此美国社会上下是弥漫着焦虑感：身体被“异体”侵占，自我疆域失去主宰。但在中国人身上看不到对“异体入侵”之焦虑，任何东西都可以装进肚里。

忌口的概念全世界都有，犹太教最有系统也最全面，和它两极化的是中国人。去年东亚地区流行“非典”，正是吃野生动物所致，中国人一度也因此被当作是载体隔离。

中国人的滥吃滥杀，已与生存本能脱离关系，纯粹是文明的腐化。80年代，国内将推陈出新的烹调术拍成纪录片在海外放映，我在美国看到一部，厨子用毛巾护手捏住一条鱼的头尾，只把鱼身在沸油里炸熟，上到菜桌上，大家已经动筷，那条鱼的嘴巴还在翳动，作无声的呻吟。这幅图像在国外绝对不会制造好印象，报章上每隔一段期间总会出中国人一次洋相。90年代初，美国报章上有广东猫餐馆的报道，还登载彩色图片，只见厨子一脸凶馋相，把一头活猫投入沸水中，让它皮开肉绽，以便剥食。一位美国老头看了说：“它让我心碎!”在《吃垮中国?》中有大量让人“心碎”的描述。

二十年前我曾说：“传统中国的酷刑，其残忍程度以及种类之繁多，不愧为世界之最，例如，‘剐’即是切成肉丝，‘醢’即是剁为肉泥，‘铡’则是拦腰斩成两段，‘烹’即是下油镬，‘炮烙’即是烧烤，此外，还有剥皮等等。其手法之精致，似乎都与中国式烹调术有关连。”这只是一个灵感，并没有进一步研究。李波则把中国古代的“十大名菜”和古代“十大酷刑”作了详尽的对比和置换，令人唏嘘动容。

李波进而提出：“对动物的残忍就是对人类自己的残忍”。动物处身“必然王国”，是受本能的驱使，人类的残杀行为则远远超出充饥的需要，透过文明的中介，把生物本能的杀机变成一种政策、制度、工业，甚至艺术。这就是堕落!口腹之欲不仅涉及到生态问题，而且直指普世价值观和“世间法”的层面，这归根到底涉及善恶问题。李波对此谈得较少，我不妨在此稍微展开一下，也是从根子上寻找中国人“吃”的动机和“口腔文化”的发育机制。

各大宗教都在对“邪恶”问题寻找答案。印度教和佛教都有“戒杀生”戒律。最彻底者莫如耆拿教，认为惟有通过“戒杀生”方能卸掉业报，跳出轮回。这种看法视人间“邪恶”本源是生物界的弱肉强食。据说耆拿教的大雄(摩诃昆罗)就是绝食而死，因为他把“戒杀生”推至极端。严格执行耆拿教教义，人根本不该坐椅子，因为会压死亿万微生物；人也不该穿衣，会造成更多微生物伤亡。这种教还想传下去的话，教徒顶多做到吃素。但在素食里则不吃某些带根的植物，也避免天黑以后进食，以免不慎吃进虫子。

“戒杀生”是一厢情愿，并没有阻止自然界的操作。把自己活活饿死，反而造成了“杀生”，违反了自然法则。一位佚名傣族人完成于1542的论文《谈寨神勐神的由来》，已把它一语道破。这篇早熟的自然神学说傣族的神都是祖先按照生存的需要而造，而佛教则是违背物质生活的。寨神勐神要求人们“要打猎，要用快刀剥兽皮；要杀猪、杀鸡、杀牛”，人们必须“用杀生来保护人类的生存”，傣族才生存下来，“要不然我们祖先早就死光于老虎、毒蛇、黑熊、野猪的恶口里了。”

用处在捕猎和初期农耕的见识去臧否高级宗教，好比一个孩子一语拆穿皇帝的新衣，把禅师长老们身陷其中无法脱身的形而上学迷雾一扫而空。后者全面强调“超越”却抹煞了自然法则。这种超越的意图与中国人身体化倾向正好造成尖锐对比。但在讨论中国人的宗教观之先，先简略一提基督教如何解答“邪恶”问题。

基督教说人乃依据神的形象所造，高于一切生物，《创世纪》里说上帝创造其它生物正是供人食用。因此，基督教在“戒杀生”上头就分了等级，杀人才是犯戒，但亦应把低等生物当作“神的受造物”加以善待。虽然从印度宗教的角度判断基督教义，它未能正本清源，因为杀机一发动不可能止于低等生物。然而，基督教仍提供了自然界和精神界的对立、灵与肉之间的紧张，以及“邪恶”的概念。这是西方人不沉溺于吃事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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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十年前曾用“没有超越，也没有拯救”形容中国人独有的现实感。中国的“天”只是“天地人”这个世界系统内在的组成分子之一。这个体系只有“现世”，人也只有“身体化”存在。这个现世意向的表现有“二人化”和“一人化”两种渠道。“一人化”是指先秦的道家提倡回归自然，把生死当作自然规律，其养生延生之道则是顺乎自然。但道家发展至汉魏晋时代，基本放弃了“齐生死”的达观，而嬗变为追求与天地同寿的仙道。“二人化”则指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透过子孙万代延续自己身体的不朽。

中国人独有的现实感是否比其它宗教都更能直视人与自然界之间无法解开的死结?他们早就看透：人死后哪有什么去处?想永生的话，不如像其它的生物般，通过生殖让自己的遗传因子永垂不朽。中国人惊人的现实感因此表现为看透这个世界就是一大“吃”，我们吃其它生物，也被其它生物吃——我们的身体每一刻都被病菌侵蚀，死后则变成尸虫的大餐。自然界法则就是老子的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哪里有什么善恶可言，连“成”与“毁”都扯平，即庄子所谓“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吃与被吃不过是资源回收和自然循环罢了。

说中国人现实，并非说本土没有神鬼思想。但既然没有超越界，这些神鬼从何而来?中国文化也不具有精神和物质两界绝然断裂的观念，这些神鬼的性质又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可从汉晋以来的仙道思想中获得启发，这个构想就是肉体的长生不老，但人背着凡胎的包袱，是成不了仙的，必须凭修炼把凡胎练成仙胎，达到“脱胎换骨”，把凡胎“尸解”掉，释放出练成的新胎，让它“羽化登仙”。中国人传统上称比较轻盈的物质为“气”。脱胎换骨就是“化精为气、化气为神”的程序，把体内生命精髓纯化为气，达到最纯就是神。神是“伸”，乃是同一物的延伸，并非与原物互不相属。

我们不能用西方心物二元论去理解中国人身体化的宗教，它既是宗教又是唯物的，但并非现代物理学里的物，也不全是有机物。中国人的“物”观其实是“食物化”的——“精”与“氣”这两个字里都含“米”字根。任何语源学词典都会指出“精”的第一义是纯净的好米，例如《论语·乡党》里“食不厌精”的提法。“氣”则是“氣”之古字，含下列诸义：馈赠粮食、饲料、活牲口、生肉、廪给、俸禄，等等。如“精”与“氣”与“米”有关，则“物”的最古义是牲口，如《诗经·小雅·无羊》所说的“三十维物，尔牲则具”。

西方的“物”与食物扯不上关系。英语里“matter”与其它西文里的相应词皆源自拉丁文的“material”，乃建筑木材。拉丁文里“mater”乃由来、根源、母亲之义。因此中国人的宗教与其说是“唯心论”，其实也以唯食物论为基础。因此，我认为李波十分具有洞察力：“中国人主要靠味觉在认知自己，认同同类，认知这个世界，也是通过味觉来表达这个世界。”他一针见血地说：“吃是中国的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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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神仙不只是身体化，他们就居住在人体内。魏晋时《洞真经》认为人体内有三万六千位神明，居于、每一个器官和关节。数量如此之多，用现代名词就是微生物了。它们是良性微生物，有了它们人体小宇宙才能保持结构平衡。与他们对着干的则是“三尸九虫”，乃人身一切病痛的来源。

清除三尸九虫之方，仍从饮食着手，除服食药物之外，主要靠休粮术。据《云笈七签》，休粮三年，便可“百神守位，三尸遁逃”。“休粮”就是“辟谷”，因为五谷来自土里，正是三尸九虫的媒体。似乎提倡什么都不吃，比耆拿教徒还严厉。这种看法似是而非，中国人的辟谷术是避免吸收浑浊易腐的折寿物质，提倡采食天地间的精华，它包括一些精挑的动植物、矿物，甚至石头。《抱朴子·仙药篇》列举有五芝：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为了长寿，甚至连金和玉都吃，两者都是不会褪色的高档物质，引起与天地同寿的联想。

吃尽天地间精华的“辟谷术”与印度人的“戒杀生”固然是两回事，但原始的道家提倡的仍然是清心寡欲。“身体化”是一个比道教广泛得多的意向，它还有其他方面。在今日的发达社会，已经有人构想用克隆技术复制自己的肉体，为自身坏死的器官提供配件。人不相信死后有灵希冀永生，势必导致这类保存臭皮囊的思想。它才出现在西方的科幻思想中，因为到了现代，相信来世的人已越来越少。但中国人的宗教历来都是身体化的，在他们前科幻的思维里，获取身体备件的方式自然是透过吃食。它可以诠释李波笔下中国人层出不穷的“以形补形”食观念，例如吃血补血、吃肺补肺、吃脑补脑、吃鞭补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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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吃垮中国?》中，李波所列举的中国人之滥吃现象，的确是中国口腔文化的糟粕，但同一个身体化原理也可以发展出科学的养生之道：他在书末提倡调节饮食，并提出了“素食主义救中国”的主张，即具此涵示。到了现代的世局里，虽然提倡来世得救的宗教仍然很昌盛，但人的实际行为却越来越像只有现世。这是否暗示大家都会走上身体化的道路，而中国人在这方面将有所贡献?但在考虑这种可能性之前，必须先面对高如山积的糟粕。诚如李波所警醒的那样，中国人的口欲已屡屡酿成民族危机，很多王朝灭于口腹之欲：夏、商……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食文化同时达到巅峰，“康乾盛世”和“满汉全席”相互辉映后不久，中国人又迷失于鸦片——疯狂到无以复加的病态口欲。这似乎就是李波所言“口腔文化的宿命”，也是我所说的拥抱“魔鬼的礼物”的结局。

到今天这个危机又到了国人必须直视而不能回避的时刻，“非典”就是征兆。过度沉溺口欲的风险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资源、生态、人际关系、社会风气和道德体系，因而也是致命的。我很欣赏李波的开篇之语：“一个人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首先必须摆脱和超越味觉的囚禁。”这一契和“超越形体”的宗教情怀具有跨文化的意义，也许是避免吃垮中国悲剧再现的不二之途。

具更长远意义的是李波这部书从一个新角度对中国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救赎同时做出了努力，毁灭的同时给予了建设，不将希望彻底窒息。《吃垮中国?》面世的时刻刚好配合上我的旧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经修订后在国内正式发行，这也是顶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这两部书合起来，该对老式的中国人研究产生冲击，这个研究应该是掀开新页的时候了。

李波告诉我，我的作品在他中学时曾经深刻“击中”了他，“荼毒”了他，他的早熟、叛逆和犬儒化与我有关。作为遥在地球另一半浑然不觉的我，20年后得知此事，虽早已过“诉讼时效”，仍百感交集，特做此序为偿。

2004年12月9日

于美国孟菲斯大学

李波把“口腔文化”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以“吃”作为透视中国人的独特视角。他挑起到底是“民以食为天，还是食以民为天”这个争议，并从新角度对中国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救赎做出了努力，毁灭的同时给予了建设：“要想获得灵魂的自由，必先摆脱和超越味觉的囚禁。”

……

李波以“没有执照的作家”自况，他自以为不入流的方法却取得了学院派不能及的效果；而他界于小说家和学者之间的语言，则将冷冰冰灰蒙蒙的历史变得栩栩如生；尽管更多时候他呈现的历史像杯盘狼藉的残宴，面目狰狞……

《吃垮中国》给我的震荡非三言两语可以平息，它使我看到“口腔文化”的研究还有大片待耕耘之地我想，《吃垮中国》加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两部书合起来，该对老式的中国人研究产生冲击，这个研究是掀开新页的时候了

——孙隆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