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了解真实的巴金吗？本书收入《巴金全集·书信编》未收的佚简古百二十四封，起讫时间为1921年9月至1997年3月。这些书信作品将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巴金，这里有他的生活思想，创作思想，还有他的文学精神。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信最多、且书信存在量也最多的几位作家之一。据估计，他一生所写书信有7000封以上，但收入全集的仅2000封，大量的书信散佚。这对于研究者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本书收入《巴金全集·书信编》未收的佚简324封，起讫时间为1921年9月至1997年3月。这些新近被发现的书信对了解巴金思想、生活和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编辑说明——李存光

第一辑 致外国人士及团体

致[法国]Alexander Berkman(1封)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

致[日本]德田六郎(1封)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致[加拿大]Emma Goldman(1封)

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

致[英国]T．H．Keell(1封)

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

致[美国]Agnes Inglis(13封)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曰～一九五○年九月十八日

致[美国]Joseph Ishill(1封)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二日

致[奥地利]Max Nettlau(1封)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日

致[美国]Rudolf Rocker(7封)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一九五○年八月二十四目

致[美国]Bartolomeo Vanzetti(1封)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

致[美国]Boris Yelensky(2封)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曰～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

致[法国]Commission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Anarehstes(1封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

致第七十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1封)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曰

致[美国]Sacco—Vanzetti Defense Committee(1封)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

致[苏联]格·奥格尼奥娃(1封)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致[越南]保定江(1封)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日本]屿田恭子(4封)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三目～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致[意大利]兰蒂尼(1封)

一九九三年十月三日

致[法国]李治华(6封)

一九七八年四月四日～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致[苏联]林彼得、彼得罗夫(1封)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致[法国]刘秉文(11封)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二曰～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六日

致[美国]刘钟时(Ray Jones)(16封)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

致[法国]N．Rist(1封)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

致[苏联]R先生(1封)

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

致[日本]山口守(13封)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一九九三年七月十日

致[德国]胜雅律(2封)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二辑 致中国人士

致冰心(7封)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一目

致陈原(3封)

一九八○年六月二曰～一九九○年三月五日

致陈丹晨(1封)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六日

致陈芦荻(1封)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

致陈九仁(1封)

一九五七年一月三日

致陈占元(1封)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

致柴梅尘、周明镇(5封)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一九九一年四月六日

致范用(1封)

一九八七年三月九日

致方航仙(1封)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日

致侯志平(1封)

一九九四年十月四日

致蒋刚(1封)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二日

致蒋路(1封)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致姜德明(6封)

 一九八三年九月八日～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四日

致金堂(1封)

一九五一年十月五日

致康濯(1封)

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曰

致柯灵(1封)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

致李舒(6封)

一九九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一九九二年十月四日

致李国炯(5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七日

致李士俊(3封)

一九人八年二月十五日～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

致林立(2封)

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致刘屏(1封)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三曰

致罗荪、周玉屏(1封)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一日

致梅志(1封)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致欧阳小华(1封)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日

致潘际焖11封)

一九九五年一同十二日

致潘耀明(12封)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致任继愈(1封)

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致汝龙、文颖(1封)

一九人七年二月九日

致师陀(3封)

 一九六○年十一月一日～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

致唐开莲(1封)

一九六○年五月六日

致王大兆(4封)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三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致王仰晨(52封)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一九九五年三月九日

致魏帆(2封)

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致魏以达(2封)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日～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致文颖(3封)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日～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九日

致吴克刚(1封)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致吴宣文(1封)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六日

致夏时云(1封)

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

致项星耀(5封)

一九八八年二月九日～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致萧珊(9封)

一九三七年春～一九六○年人月九日

致萧乾(2封)

一九九四年一月四日～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致许善述(1封)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三曰

致徐成时(30封)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一九人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致徐开垒(1封)

一九六五年二月九日

致杨永青(1封)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致叶圣陶(1封)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曰

致袁诗荛(1封)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致袁卓尔(1封)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致张德浦(1封)

一九人二年六月九日

致张光年(3封)

一九人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曰～一九人七年九月二十日

致张光年、刘白羽(1封)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致赵慕英(1封)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曰

致赵清阁(3封)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九日

致臧仲伦(8封)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一九九四年人目二曰

致郑效洵(3封)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

致郑效洵、丁志刚(1封)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致周朴之(9封)

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曰

致周茜云(1封)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致朱际虞(1封)

一九三七年五月

致朱金生(1封)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三辑 致中国机构、团体

致北京图书馆(5封)

一九八一年[五月]～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

致成都市川剧院(1封)

一九六○年一月九曰

致《嘉兴科技报》(1封)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致上海市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1封)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曰

致四川省世界语协会成立大会(1封)

一九八三年九月

致四川省作家协会(1封)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六曰

致文化部(1封)

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

致《新民晚报》(1封)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八日

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封)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折射心灵的多棱镜——编后絮语——李存光

尊敬的兰蒂尼先生：

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决定向中国作家协会授予特别奖，并盛情邀请我前去领奖，对此，我谨向您并通过您向全体评委致以诚挚的谢意。

意大利是令人神往的土地，她既有举世闻名的古罗马的文化遗产，又有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瑰宝。意大利对于我这个人又有不解之缘。一九二七年我在巴黎居住期间，投入了援救在美国遭受迫害的两名意大利工人萨珂(N．Sac．co)和樊塞蒂(B．Vanzeti)的运动。樊塞蒂在自传中说：“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房，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才智都得到发挥。”这段话使我非常激动，讲出了我的心里话。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已变成一行行铅字留存在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里。我在《灭亡》的“序言”里称樊塞蒂做“我的先生”。时隔四十多年之后，在我遭受炼狱般的苦难时，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是多么希望去看一看于我有过教诲之恩的土地，但我已八十九岁，垂垂老矣，身体又不好，早已不能远行，只好委托冯牧先生代劳了。

冯牧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散文家，又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他完全可以代表我。

多年以来，由于您和其他评委们的不懈努力，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与中国作家协会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访问了意大利，出席了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的颁奖活动。回国后，他们撰写了大量的诗文，介绍蒙德罗文学奖，介绍意大利。

“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善良的、美的，凡是使人类分离的东西都是恶的、丑的。”朋友们，你们所从事的正是美的、善良的事业，这与中国作家“以文会友”的优良传统是一致的。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向您和全体评委致以深切的谢意。顺致良好的祝愿!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巴金

P57-58

一、本书简所收巴金书信，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巴金全集》“书信编”(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卷)未收的佚信。全书收入巴金致87位中外人士和11个中外机构、团体的书信324封；起讫时间为1921年9月至1997年3月。

二、本书简所收信件，或采自国内外已公开出版的书籍、报刊，或抄录原信手迹的扫描件、复印件、打字件。用英文、法文和世界语写的信件，除发表时附中文译文的，均不另附译文。

三、本书简所收全部英文、法文信件和致美国刘钟时的中文信件，均由日本大学山口守教授提供。这些信件的文字均经他据复印件或抄录件悉心整理校订。在山口守教授的大力帮助下，这些信件在本书发表已征得信件收藏机构同意。

四、本书简按致外国人士、致中国人士(含香港、台湾)、致中国机构团体，分为三辑。各辑中均以收信人姓名或机构团体名称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同一收信人内按写信日期先后顺序排列。

五、本书简第一辑(致外国人士及团体信)，先列用外文所写信件，次列用中文所写信件。收信人姓名前标注的国别，系指收信人当时的居留国，不一定是收信人的国籍。

六、每封信均标明写作年月日，遇有少量日期不详的信件，在不明处加[]，表示该日期系编者据信的内容或有关资料所作的推断。

七、在据原信或原信复印件付排的中文信件中，有的信个别字迹不清，此种情况用[××]标出。在据原信手迹复印件或手抄件、打印件付排的外文信件中，个别单词拼写有误或语法有误，整理者作了一些补正。

八、本书除收信人简介外，仅保留了巴金本人的注释。部分信件发表时收信人或整理人作过繁简不一的注释。为统一体例，本书删去了已发表信件他人的注释。

九、其他未尽事项请参阅书末《编后絮语》。

十、最后，我满怀敬意，衷心感谢对佚信收集及出版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帮助的李小林女士、王仰晨先生和李辉兄，衷心感谢在提供有关佚信方面再次付出艰辛劳作的山口守先生。

                           李存光

                      2003年7月7日于北京

       折射心灵的多棱镜

               李存光

在编就这本新的巴金书信集之后，我想就巴金书信的有关情况作一些叙述，并对某些相关问题谈谈个人的想法。

现存巴金书信的情况

巴金最早的书信，当是少年时在成都写给远在北京的陈独秀的。这封信写于1920年12月。原信已不可能觅得了，我们只能从巴金1936年的回忆中，大致了解他写这封信时的心境和信的主要内容：“晚上我郑重地摊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新青年》的编者写信。这是我一生写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我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声名赫赫的新文化运动主将没有回复这个稚气的孩子，去信石沉大海。于是，有了两个月后即1921年2月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是写给近在咫尺的《半月》刊编辑的，要求他们介绍自己加入在该刊登载“趣旨和组织大纲”的团体“适社”。从这时起，巴金开始用书信对外联络、交流。他的信寄到重庆、泸州、南充，寄到上海、南京、北京……寄到加拿大、法国、美国、英国……目前，我们所能见到巴金最早的一封信，是1921年9月22日写给刚从成都去南充任中学教员的原《半月》刊负责人之一袁诗荛的。

从1920年12月到1999年初，将近80年时间里，巴金究竟写过多少信?尽管无法作出准确的回答，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在中国现代，巴金即使算不上是写信最多的一位作家，也肯定是写信最多的少数几位作家之一。

在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中，巴金书信的存世量算是多的。据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王仰晨先生统计，编入三部全集的书信，鲁迅为1，400余封，茅盾为1，300余封，巴金为2，000封左右。鲁迅56岁离世，茅盾85岁仙逝，他们留下的书信少于巴金是自然的。

我以为，巴金的书信之所以多，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早，生活和写作的时间都长；二是他拙于言谈，与人交流时更愿意以笔代口；三是他为人诚恳真挚，重友情，重回报，在国(境)内外有很广的社交面；四是他的作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深受青年读者欢迎，而他更怀有“把心交给读者”的信念，与读者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最后一点，除他的人生观、文学观使然外，应当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有关。少年时，为找到改造社会的路，他冒昧写信向陈独秀寻求指引，未获回复；又给《半月》杂志写信，意外得到及时复信和热情亲切的接待。离开四川后，他给自己崇敬的高德曼、凡宰特等外国人士写信，都得到令他深受鼓舞的回复。因此，他对青年写信给“名人”求助的急切心情和得到回复的欢欣，对复信给予青年在人生道路和思想品格方面的启迪，都深有体会。正因如此，他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求教求助，只要可能，来信必复。巴金收到读者来信，当始于《灭亡》刊出以后。他曾说：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后，读者的来信“又多起来”，“这两三年中间我几乎对每一封信都作了答复”。“那个时候，我光身一人，生活简单，身体好，时间多，写得不少，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回答读者寄来的每一封信。”实际上，不单是那几年，这种情况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巴金的书信面广量大，这是没有疑问的。为了估计巴金一生所写书信的数量，有必要作一些考察。

让我们先看看巴金书信的披露情况。从上世纪30年代起，有关报刊就零星发表巴金书信。1987年第一本巴金书信集《雪泥集——巴金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入1939年至1985年写给杨静如的信件60封。同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书简》，收入1935年至1986年写给30余人(含机构1个)的书信191封。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金书信集》，收1932年至1990年写给87人(含机构3个)的书信652封。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1994年出皈的《巴金全集》“书信编”(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卷)，当是集巴金书信大成者。三卷共收入1935年至1992年书信约2，000封，受信人近200位(舍机构22个)。其中，1938—1949年约60余封，1950—1966年7月约440封，1966年8月一1972年7月空白，1972年8月一1976年底近250封(集中在1974—1976年，仅1976年即110余封)，1977—1986年约850封，1987一1992年约400封。以上各阶段的统计数字之所以不是确数，原因在于巴金写信多不署年份，一些信件因受信人误记或误断收信年代，致使所标的年份不确。比如，《巴金全集》所收书信中，1965年6月8日和8月15曰致郭军的信应为1963年，1980年4月8日致马小弥的信应为1981年，1980年5月24日致潘际垌的信应为1981年，1987年7月17日致田玲等十位同学的信应为1985年。

1994年以后，又单行出版了两本具有特别意义的巴金个人书信集。一本是巴金与妻子萧珊(陈蕴珍)之间的住还书信《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男一本是巴金给《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编者王仰展(树基)的书信《巴金书简——致王仰晨》(文汇出版社，1997)。前者共收两人往还书信384封，其中巴金1949—1960年间写给萧珊的信261封(另有残简l封)，有9封(含残简1封)未收入全集；后者共收1963—1996年间巴金致王仰晨信393封，有150封未收入全集。除了这两本书信集，还有一些以专辑形式收入巴金书信的书籍。主要有：许善述编《巴金与世界语》(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收入巴金1978年后致中外世界语者和团体的信件35封；《巴金译文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收入巴金1978年后致三位翻译家信22封；姜德明著《与巴金闲谈》(文汇出版社，1999)，收入巴金1977年后致姜德明信37封；李朝全、凌玮清主编《世纪知交：冰心与巴金》(团结出版社，1999)收入巴金1977年后致冰心信51封。这些书籍所收巴金书信，不少是《巴金全集》“书信编”未收的。此外，在《巴金全集》“书信编”出版后，国内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未发表过的和1993年后新写的信件，还有一些未发表的信件已由受信人或其亲属送有关单位保存。据我掌握的情况，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和存放在公共机构的巴金书信共计约2，600封左右，这个数字看来不少，但与巴金的实写书信相比，仍然只不过是一角而已。

巴金在谈到《巴金全集》的“书信编”时曾说，自己的“书信散失最多，保存最少”。⑨事实的确如此。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写给两位兄长的信。巴金与大哥李尧枚之间情深意笃，据巴金的侄儿李致(巴金大哥的儿子)披露的李尧枚给巴金的四封信看，从1923年巴金离川到1931年初大哥自杀，兄弟俩书信一来一往，十分频繁，大哥的来信有一百几十封，巴金的去信当不会少于大哥来信的数量。可惜人们已无法再见到这些信件。此外，与巴金一道出川的三哥李尧林自1925年考上苏州的东吴大学，直至1945年病逝，两弟兄长时间异地相处。他们之间，亦有许多往还书信，至今还能得见。

导致巴金众多书信未能见到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大量给读者的复信由于人数多，地域分布广，致使仍留存在受信人手中的信件难以收集。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战乱或其他种种原因，致使不少信件遗失或毁弃。第三个原因是政治的原因，受信人自愿或被迫销毁(包括被抄走、被迫交出)信件。后两方面，可以举几个确凿的例子。1966年8月底或9月初，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中，“感到大祸就要临头”的巴金烧毁了已保存四十几年的大哥全部来信一百几十封。又如，与巴金通信较多的杨静如，遗失或烧毁了1936年至“文革”前的二十余封巴金来信。王仰晨在“文革”中毁弃了留存几十年的许多珍贵藏信，其中就包括若干巴金书信。1967年，团中央造反派责令李致交出了1956年到1966年十年间巴金给他写的四十多封信，这些信至今下落不明。@像李致这样被迫交出书信和巴金自己以及杨、王两位这样，迫于情势，为不累及写信人也为保全自己，主动销毁他人来信的事，在“文革”期间比比皆是。巴金曾这样描述自己销毁大哥来信时的心情：“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但是我想到某些人会利用信中的一句半句，断章取义，造谣诽谤，乱加罪名，只好把心一横，让它们不到半天就化成纸灰。”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也许，今天的年轻人难以理解，不可想象。

再看看巴金几十年来写信的大致情况。现存1952年至1981年的巴金日记，有日记的实际时间累计不足11年，其中，1979年11月至1982年4月不再记写信、寄信的具体情况，只记“写信”或“寄信”(此前也有少数只记“写信”，当日或次曰又无“寄××信”的情况)，因此未见原信便无法判断写给何人、写了几封。此外，据我核查，还有数十封目前已见的书信在日记中并无记载，也就是说日记还漏记了若干已见或未见书信。曰记是个人的备忘录，由于各种原因，漏记总是难免的。抛开漏记书信，我据目前已见到的书信和日记的记载，整理出下面两组数字：

一是据我对已见书信的初步统计，1952年至1979年23年间(“文革”期间1967一1971年无日记亦无已见书信，故减去5年)，已见书信计1，100余封，而这段时期有日记且有写信情况记载的时间，累计仅为8年，经对日记书信记载的粗略核查，这8年日记中有记载但未见原信的就有近千封。两项相加，不算无日记记载(累计约15年)的未见书信，23年间仅有案可查的信件就在2，100封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至少写信近100封。

二是60年代到90年代每年写信的大致数量。60年代(1960年1月一1966年7月)每年平均写信100封以上，最多的1964年达250封左右(已见、未见书信相加)；70年代(1972—1979年)平均每年写信120封左右，最多的1978年达320封左右(已见、未见书信相加)；80年代因患帕金森病和跌伤住院等原因，写信不多，但平均每年仍写信80封左右(未见书信不明)；90年代身体更加虚弱，前5年(1990—1994年)平均每年仍写信55封左右(未见书信不明)。

参照以上两组数字，可以对巴金书信总量作这样的估算：不计“文革”中空白的5年(1967—1971年)和1995年后的9年(尽管仍有零星书信)，从1921年到1995年，按70年时间算，最保守的估计，即使平均每年仅写信100封，书信的总量也超过7，000封，而实际数字，肯定会大于这个估算。以上推断如能成立且能够收集到全部书信，那么，按《巴金全集》“书信编”的编排体例和每卷的规模，巴金的书信至少可编为10卷。——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作这个推断，是借此说明，巴金佚信的收集的确大有必要，也大有可为。

发现巴金致欧美人士书信的意义

这本书简中有许多信为我们带来了多方面的新信息，值得重视。如1960年致唐开莲谈觉新形象的信，80年代上半期致北京图书馆谈捐赠图书手稿的几封信，60年代初致成都川剧院谈川剧的信和致作家师院的3封信，等等。但这本书简最引入注目的，当是20世纪前半期(20年代末和40年代末、50年代初)巴金写给欧美无政府主义人士的46封信。其中，29封用英文书写，一封信用法文书写，16封用中文书写。这些书信与五六十年代巴金为苏联、印尼、日本等国的报刊所写文章不同，并非为了发表而作，纯属个人之间的往来交流，因而，它们从一个侧面，真切地透露了巴金当时的有关活动和思想的若干信息。

谈到巴金致欧美无政府主义人士书信的披露，不能不提及两位令人尊敬的外国学者。一位是美国的奥尔格·朗(Olga Lang)女士，一位是日本的山口守先生。

奥尔格·朗是最早注意到巴金这方面信件的学者。她在1967年出版的《巴金：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一书中引述了巴金致欧美无政府主义人士个别信件的内容。山口守指出：“在研究巴金的学者中，注目于其资料价值，并在自己的研究论文中，将巴金与西欧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书信，作为资料实际加以应用的，以Olga Lang为先声。”奥尔格·朗以巴金写给柏克曼的一封信为例证，“说明在40年代后半期，巴金与20年代一样，依然维持着透过无政府主义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保持了思想的一贯性”。山口守进而充分肯定了奥尔格·朗的贡献，他指出：“以这种形式将写给西欧无政府主义者的私信作为分析巴金思想之手段的学者，Olga工,ang之先前无古人。Olga Lang之后，在巴金研究的学者中，也很少见到收集这些资料、在研究中加以运用的动向。”应该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一些有新的研究思路且具英文能力的青年学者，如艾晓明、陈思和、李辉就开始关注巴金这方面信件的线索。但苦于这些信件下落不明，无从入手。稍后，看到Olga Lang的著作，如获至宝。但是，要去到远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I．[SI{和瑞士洛桑的cIRA，好比天方夜谭!且不说去发掘这些当时大大“犯禁”的资料心存的恐惧，就具体途径来说，能办出国手续吗?能有经费支持吗?真是可望而不可即!因此，只好望洋兴叹。

中国学者无力做的这件事，幸好有一位日本学者去做了，而且做得十分完满。这位学者就是现任职于东京日本大学文理学部的山口守教授。

1992年起，山口守开始根据Olga Lang提供的个别信件的收藏线索，锲而不舍地追踪这些书信。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有了重大发现，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披露和阐释这些发现，他先后撰写了《关于巴金与樊塞蒂往来书信》、《关于IISI和CIRA所藏之巴金英文、法文书简》、《Labadie-collection所藏巴金英文书信》、《Labadie collection所藏Agnes Inglis致巴金英文书信》和《HIMMARK LAI COLLECTl0N藏巴金书简——巴金与RAY JONES(刘钟时)及(平等)》，以及《关于(巴金与欧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书信目录)》、《巴金与凡宰特往来书信编目》等厚重的论文和珍贵的资料编目。他详细叙述了搜寻、发现这批书信的艰苦过程，披露了已见巴金与世界各国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往还书信的全部目录和绝大部分信件的全文。山口守的发现，是继80年代之后巴金研究资料的又一大突破，填补了巴金20世纪20年代后期正式走上文学道路前和40年代后期投身新中国前这两个关键阶段的若干重要资料空缺。

关于山口守教授在发掘巴金致欧美无政府主义人士佚信方面所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李辉的评述十分中肯。他说：“80年代以来，山口守致力于巴金研究而卓有建树，他和另一位日本的巴金研究专家坂井洋史在中国联袂出版的《巴金的世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表现出扎实的功力和独到的见识。多年来，山口守倾心进行一项难度甚大的项目，这就是走遍欧美，四处搜集巴金与世界各国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通信。在阿姆斯特丹，在布鲁塞尔，在波士顿，在一个个有可能发现与巴金有关史料的图书馆里，他细致而耐心地搜寻，最后终于在故纸堆里发掘到了一些巴金所写的英文和法文的信，以及他人写给巴金的信。他的努力，使我们对巴金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具有的世界性，有了更为具体和直接的了解。”

山口守教授不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艰苦的劳动，发掘出这批宝贵的书信，填补了国内外巴金研究中若干重要的资料空白，他还对这批书信的受信人和信中涉及到的人物、报刊、书籍、事件等作了尽可能详尽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考证和诠释，并进一步对书信的具体内容和所体现出的思想意蕴作了极有见地的深入剖析。看看下面一段话，就明白他对这些信件价值的判断。他说：“要理解巴金思想的形成，需要用心地分析、解读已发表的巴金自己的著作中表现出的固有特性、普遍性、连续性、非连续性，尽可能丰富地驱使那一时代的多种资料与史料，推进考察，并且作为另一种手段，将那些不以发表为前提的资料，譬如书信这种纯属于个人生活内容的资料为线索，去思考这一问题，当也是可能而且有效的。”这段话也可视作驱使他发掘这些书信的动力所在吧。山口守不仅阐述了这些书信对了解巴金思想形成及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思想的一贯性所具的意义，进而从更高的层面和更广的领域，对这些书信在思考20世纪的“现代”意义方面，作了合乎逻辑的观照。他指出：“巴金与西欧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所展开的交流，既追求突破中国这一框架局限的普遍性，又追求个人固有性以克服与权力相结合的普遍性，应当是说昭示出‘现代’中国多样性的绝好例证。”山口守所做的工作和他的论析，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启迪。

关于巴金书信的研究

人们在谈到书信的价值和意义时，常常引用鲁迅的话：读作家书信“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这里所说的书信，不是作为文学创作样式之一的“书信体”，比如巴金的中篇小说《利娜》、短篇小说《鬼》和许多书信体散文、随笔(如《给山川均先生》、《答一个孩子》、《一封未寄的信》、《致江南同志》、《一封信》等以及全集、译文全集的《跋》)，而是特指那些纯粹为私人之间往来而写给他人的文字。

与巴金通信数十年的王仰晨真挚地说：“作家的书信或日记，本意并非在于发表，因而总是直抒胸臆，也就更真切地反映了作家的生活和思想，成为研究作家的最直接、最切实可靠的资料。”@我需要补充的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就像巴金描述过的：在“私人信件可以随便公开，断章取义，任意定罪”以至“变为‘毒品’，流着一滴滴的血，残害人的生命”的情况下，事情就不完全这样。上一个世纪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甚至80年代初的无数事实警示人们，私人信件中的某些话语在有意或无意、自觉或被迫外露后，肯定要产生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人们出于深深的忧虑，写信时便难以完全“随便”，难以真正做到敞开胸怀，“直抒胸臆”。1955年后数十年间的巴金，便处于这样的境况中。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书信作为巴金与亲人、友人、读者之间交流相关信息和思想感情的私人话语，毕竟比他那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特别是为表态而作的文章，更大程度上近于他的真实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和补充了他的真实。

1989年5月11日，在医院中的巴金为即将出版的《巴金书信集》作序，他表露了自己的矛盾：“一方面我赞成发表作家信件让读者有充分研究的资料，理解作家的心灵。一方面我又不愿意掏出自己的心，扔在‘案板’上给读者仔细解剖。”因此，“我同意发表私人书信之后，我又坚持保留一部分书信的权利，不让读者随意接触它们”。三年半后，也就是1992年11月21曰，他在为《巴金全集》“书信编”写的跋语中，又谈到对书信的看法。他说，自己“对书信的用法、看法有了改变”，表示自己要继续写书信，说真话。他不仅要继续通过书信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袒露自己的心灵，还愿意让读者看到它，了解它。他坚定而又悲壮地说：“我要一直写到闭上眼睛。可能我骨已成灰还有人为我编印《书信集补遗》……”

巴金书信的研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且不说正常时期的书信，即使在心存疑惧时期写的书信，也能为人们提供若干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或看不清楚的信息。书信可以使我们看到巴金更多方面的活动情况和人际关系、人际交往，看到他不同时期内心世界的更多侧面，看到他对彼时发生的各种大小事件更为真实的想法，甚至可以看到他的某些处事方式和性格特点。进而大有助于我们了解彼时的时代风习和特征，辨析考订巴金生平思想的若干疑窦。

应该承认，在目前的巴金研究中，书信研究显得十分薄弱。巴金书信的价值和意义，似乎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除山口守教授对巴金与西欧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往还书信所作的系统考证、诠释和研究外，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我国学者发表有分量的论文，更不要说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了。因此，对于巴金书信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这个问题需要专题研究。这里，仅就研究所必需的基础工作谈一点意见。

研究书信，首先要作整体观照，切忌断章取义。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理清文本线索这个最基础的工作。理清文本线索的方法起码有纵横两种方式。

纵的线索即时间线索，将致不同受信人的书信打乱，按写信日期(年、月、日)先后排序(四川文艺版《巴金书简》就采取了这种编排方式)，这有助于考察同一时期谈及同一事实时，巴金对不同受信人的说法在表达方式上的同异和分寸，考察不同时期巴金思想的倾向、特点以及不同时期对同一事实认识的微妙变化。比如说，这几个时期就值得注意：50年代中期，60年代前期，“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初期，80年代中后期。

横的线索即空间线索，比如，按受信人与巴金的关系(家人、友人、陌生读者等)作分类研究，或按信中涉及的问题、事件、情况等作专题研究。专题研究方面可据研究者的意图确定，这里只谈谈分类研究。已经出版专集的个人书信，为按受信人分类研究提供了方便，如致老友，《巴金文集》、《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的责任编辑王仰晨的信，不仅可以看到巴金与老友之间的友谊、信任和交流，更可了解全集和译文全集的编辑过程以及巴金在这一过程中思想的变迁。致妻子萧珊的信，可以看到巴金家庭生活的种种情状和他更丰富的思想层面，特别是写于朝鲜的信，与他关于朝鲜的散文对读，更有许多新的意味(青年学者周立民的《朝鲜的梦——巴金在1952》便是这方面研究取得的可喜成果之一)。致杨静如的信，则从不同侧面展示出巴金与朋友、读者之间经久不衰的关系。许多个人书信尚无专集出版，如致侄儿李致的信，可以看到他深怀爱心对后辈的关切和谆谆教诲，以及他不同时期的心态和情感；其他如致《随想录》初刊编辑潘际垌的信，致沙汀、冰心、萧乾、曹禺等老朋友的信，致几位翻译家的信，致小林、李舒、李国炯等子女和亲属的信等，如分别作研究，当不难有新的发现。

                        2003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