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出色地描绘了政治权力的腐败和构成腐败社会环境的运行机制，以及这一环境蔓延至整个社会生活的程度，甚至连共和国总统也不例外。这幅阴暗、悲惨和令人迷茫的图景，与当代世界某些国家的社会现实惊人地相似。

本书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中2002年度西葡拉美文学入选作品。该书描写的是在一个腐败社会里，权力与腐败的关系，并以蜂王与工蜂的关系喻示权力在当前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小说主人公卡马格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报》的创始人，由于他经营有方，而在阿根廷报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报社里，卡马格大权独揽，他的口号是：一切为了报社的利益！而报社的利益就是他个人的利益。卡马格是反腐败的“英雄”，他敢于把总统拉下马，敢于把总统儿子走私军火的案件一查到底。但是，他在自己的“王国”里却实行绝对独裁，他手下的得力记者兼情人雷伊娜小姐对他稍有反叛，他便先以开除相威胁，继而雇人施暴强奸，最后竟然亲手将她杀死……而他自己不仅逍遥法外，并且还将继续他的“蜂王飞翔”。

出版说明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译者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尾声

后记

如同每天晚上一样，大约在十一点钟左右，卡马格拉开他在光复大街单元房的窗帘，在距离窗户一米的地方放好扶手椅，以便躲在暗处，等待着那个女人走进他的视线。有几次，卡马格看见她闪电般地从对面楼房的窗前走过，随后消失在洗手间或者厨房里。但是，她最喜欢的是站在卧室的镜子前面，以极缓慢的速度一件一件地脱去衣裳。于是，卡马格便可尽情随意地欣赏她的裸体了。多年以前，卡马格曾经在日本大阪的歌舞杂技演出会上看到过一位舞女脱去和服，也是这样一件一件地脱光为止。对面楼房里的那个女人也同样具有日本舞女的优雅气质，重复着同样故作惊讶的姿态，但是这女人的动作更加性感。她低垂着头部，仿佛在寻找什么迷失的记忆；随后，她双手的指尖从乳房下面向上移动，轻柔地拍打着胸膛。卡马格为了不错过任何一点细节，事先在三脚架上安放好了一个六十七厘米口径的布什内尔牌望远镜。

十天前，卡马格租下了现在的这处单元房，因为与外界惟一相通的是面对着那女人卧室的窗户，双方面面相觑，好像镜子一般。那女人总是在同一个时刻出现在房间里，这就让卡马格养成了观察的习惯。没有人会说那女人美若天仙。她嘴唇细薄，可能是过于干瘦的缘故；鼻梁挺拔，鼻头圆厚；下巴颏上翘，仿佛在向什么挑战似的。她在哈哈大笑时，上唇翘得太高，以至于暴露了牙龈。踝骨粗大，腿肚子肌肉发达，看上去像女足运动员。乳房很小，但是能够做出水母般上下起伏的波动。如果在街上与她迎面相遇，没有人会驻足回首张望。但是，她的整体形象闪闪发光，特别是被框定在窗口时，显得猫儿般的无拘无束，显得不会被任何人征服的冷漠，好像水银一样令人难以把握。

每到星期日，她长时间地在外面骑马闲逛，直到很晚的时候才身穿骑士装走进房间。她要花好大工夫脱马靴，等到双脚终于被解放出来的时候，卡马格感到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因为那女人一旦离开镜子，她的存在就仅仅只有他的目光知道了。附近的大楼里还是空的。如果她死去，都不会有人知晓；假如他暂时不注意她，那么她就成为这个人海里的孤女了。卡马格在漫长的几个小时里一刻也不离开望远镜，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轻微的呼吸变化和肌肉的颤动。礼拜天的脱衣程序与平时相同：她从头上脱下紧身女衫，顺手从腋下摸上一把闻闻气味。卡马格于是便利用这个紧张的插曲仔细观察她肚脐下面、阴毛上方那个疤痕。

根据他力所能及的观察，那疤痕是她儿时做阑尾炎手术时缝合不良的痕迹。至少这是女人惯常的说法。但是，他怀疑这可能与一次秘密的剖腹产有关。

七月二十五日夜晚，卡马格在昏昏欲睡中听到塞扎尔。

弗兰克（①塞扎尔。弗兰克（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的《D大调四重奏曲》，原来是那女人在十一点二十分谐谑曲结束之后走进了房间。她似乎有些焦急，茫然，不知如何处理心事。她身穿黑色长大衣，里面是灰呢套裙。

她快速脱下大衣，顺手扔到床上；转身面对镜子时，发现有什么东西让她吃了一惊。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她在研究眼圈、前额上的细小皱纹以及嘴唇上的一个伤口。全天温差变化太大；上午寒冷，下午骤热，因此有可能造成嘴唇干裂。

卡马格跑到望远镜面前，他发现：她正在用来回嘴唇上的一丝血线。伤口是新的，但是查看伤口的惊异目光却属于回忆往事。或许伤口是旧的，只是突然又出现了而已。

卡马格早就知道，女人一向如此。她们用过的一切都不会丢掉。凡是经手的东西总要带来带去，等到积累到一定程度，多余的部分就会暴露出来，她们丝毫没有办法避免。暴露的东西有时是衣裳，有时是香水，有时是一个伤口，如同眼前这个女人嘴唇上的血丝一样。她没有脱衣服，打开了床头柜上的电灯，拿起电话。她犹豫了几秒钟，按下几个号码，可是又把电话放回了原处。

就在这个时候，卡马格的其中一部手机在大衣口袋里响了起来。光复大街这套单元房里没有电话，因此他随身总是携带着两部手机做应急之用。一部手机是在他离开城里或者发生急事时用来与报社的编辑们保持联系的；另外一部仅仅用于跟女儿和最亲密无间的人通话。卡马格有一对孪生女儿。她俩住在芝加哥，其中一个女儿患了癌症。

由于女儿在遥远的美国，卡马格并不十分难过。让他难过的是这样一种感觉：在北半球，他的血液在吃苦，在喊叫，在死去；而且那远方的暴风雨有可能落在他身上。但是，这一次用手机呼叫他的却是夜班编辑。卡马格失望地听着编辑那粗哑、顺从的声音；与此同时那女人站在窗前脱掉了裙子，迫不及待地弯腰看看双腿。

“喂，是卡马格博士吗？”编辑小心翼翼地问道。

“等一下！”他回答说。“我去把音乐的音量放小一些。”

那女人抚摩着膝盖后窝，转身面对镜子，费力地检查抚摩中引起她注意的东西：可能是个突起的肉赘，或者是静脉曲张的外表。这个动作使得往日的惯例出现了意外的变化。卡马格不愿意失去观察这个细微动作的机会。

他问编辑：“有急事吗？”他用空闲的那只手拉过望远镜，开始观察起来。

“大家对头版头条的标题有不同看法，希望您最后定夺。”

“就是这么一点事情？你们怎么就学不会用词模糊一些呢？”

编辑慌乱地连连道歉。他说，昨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报》已经让读者忍受不了了，因为两个标题都是关于航空的事情；今天要用四个专栏的篇幅刊登协和式飞机的照片：空中起火，落人巴黎郊区；再加上这样一条消息：一百一十三名乘客死于这次空难。或许干脆突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高峰会议失败的后果；要不然就用三个栏目刊登药品价格冻结到年底的决议。

那女人失去了不多的耐心，这时的动作加快了许多。

她已经脱掉了裙子，正在脱去乳罩。内裤里面清晰地勾画出性感的曲线。一直让卡马格惊讶的是那女人在脱衣时从来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由于她那套房问位于最高一层，又是独立的，因此估计她可能认为没有人会看她。她知道眼前的大楼里（卡马格租房的这个建筑物）只有办公室，职员们很早就关门回家了。即使如此，卡马格觉得她还是应该更加小心为好。

“把飞机的消息放在上面。加上照片。给我念念标题。”

“一架协和式飞机在巴黎爆炸：一百一十三人遇难。下一行：飞机坠落在旅馆上。目的地：纽约。第一次超音速飞机事故。”

“这有什么新鲜之处啊？两个小时之前我就同意这个标题了。难道还没下令开机印刷吗？还等什么呀？为了随便几句蠢话，你们就浪费时间！”

卡马格看见那女人躺在床上，正在点烟。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抽起香烟的？她一定有许许多多秘密的恶习。卡马格稍稍打开了一点百叶窗，让夜间的冷空气进来。城市的喧嚣也趁机侵入房间，搅乱了音乐：一辆辆公共汽车穿过科连特斯大街向下城驶去；远处什么地方传来电视机的吵闹声。奇怪的是，与己无关的嘈杂声却让卡马格听到了自己的心声：那欲望无声而迷蒙的眼睛正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渐渐睁开。不是女人的吸引力引发了他的欲望，而是由于夜晚的惯性，或许是因为音乐，因为塞扎尔。弗兰克四重奏结尾的快板引发了他的狂想。那快板时而掀起波涛，时而变得月影般地令人惆怅：经过火山口般的**之后，音乐慵懒地在平原上伸懒腰，直到再度醒来。整个作品是由一连串颤抖和叹息组成，所以那和谐的变调很像《追忆逝水年华》的最后一部分就让他不觉得离奇了。普鲁斯特在写《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五卷《女囚》时，经常强迫波莱特整夜地反复弹奏那四个乐章。女中提琴手阿马布莱。玛西斯多年以后回忆说，乐师们一进家门，普鲁斯特就急忙钻进被窝，命家人给乐师们献上香槟和炸土豆片，为的是让他们保持旺盛的精力。乐谱分散在卧室里包有软木垫的家具上，那所住宅的地点在奥斯曼林荫大道上；在演奏过程中，普鲁斯特总要有一两次从地板上捡起几张已经写满文字的纸片，为的是记上一两句话。“他们仅仅再来一次就能演奏完整的四重奏吗？”玛西斯记得普鲁斯特说话时随着夜深人静而嗓门越来越高。普鲁斯特是思想固执的牺牲品，他把自己的思想如同文身一样留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卡马格想，那些固执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作品本身。如果没有那些思想固执地站立在书中应付种种逆境，那世界上就一无所有了。

那女人又一次回到卧室里的镜子面前驻足，此刻在左右摇头。说不定她现在也正听音乐呢，什么U2、REM之类的东西，或者也是那种让他感到焦躁不安的什么嘈杂声音。

那女人黑黑的长发摩擦着肩膀，像漫游在雪白的海上，羊羔般无助的乳房耸立起的乳头，仿佛在寻找新鲜空气；乳房上有长长的条纹，卡马格观察过不只一次了。如此简单的乳房怎么会有条纹呢？

白天留下的炎热让卡马格感到窒息。他干脆脱掉了全部衣裳，真轻松啊！领带和带袖扣的浆洗衬衫就丢在地板上了。房间门口的衣架上，按照习惯，挂着上午穿过的蓝色法兰绒外衣。或许他可以躺下休息一会儿。他从来没有留在这里睡过觉，尽管有时他坐在观察哨上，紧盯着那女人的身体，一面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只是最后去报社前洗个淋浴而已。他宁肯去城市的那一头、位于圣依西德罗的住宅睡觉，那里的阳台上有天竺葵，拉普拉塔河上的清风会溜进屋来，室内有个名存实亡的“双人”大床，因为已经没人跟他同枕共眠了；但是，他在床上是个有力量的人，而不是现在成为对面窗口的阴郁卫星。在眼前这个用匿名租来的房间里，只有一张轻便单人床、衣柜、洗澡间、电冰箱和几瓶威士忌。他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因为看楼的保安会给他大开绿灯，“卡马格博士，我听您吩咐。”但是，卡马格真正想干的事情是在保安的监视范围之外、在大街对面的建筑物里，不过不是那女人的肉体，而是她不断展示出来的形象。

这时，她停止了摇摆，在欣赏镜子里的形象。嘴唇上小小伤口又重新流出血来了。卧室里弥散的灯光勉强浸染着她的侧面，女人就是外面变化多端的夜幕，我的上帝啊！一夜之间，夜幕要变换多少次啊！一个女人能变换出多少个女人模样来啊！此时，她下巴扬起，一副女王的姿态，在享受着镜中的身影。这一边的他也在欣赏自己。一道月光突然落在他身上，让他看到了空旷房间里那面镜子里自己的侧影。但是，镜中反映的是他存在的模拟，绝对不是本体。

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自身的历史、没有照亮他人的力量、没有令人敬畏的风度，那就不是他自己。男人假如独处就不是男人，卡马格反复念叨说，镜中人不是我。他不承认镜中那个大腹便便的人就是自己，无论体操训练还是减少食物，隆起的肚子就是漠然不动；他也不承认镜中那个松弛下来搭在骄傲的胸肌上的皱褶，也不承认下巴底下火鸡式的嗉子是自己身体的组成部分。镜中人有双笨拙的瘦腿，与肥胖的上身毫不和谐，没有尊严可言。一个六十三岁的裸体男人能有什么尊严呢？或许这对别的男人是个问题，但对他不是。大家都把他看成是不可战胜的人，看成是不得病、不衰老的人。凡是跟他睡过觉的女人都说：他的身体不是肉体，而是上帝的一股力量。

本书出色地描绘了政治权力的腐败和构成腐败社会环境的运行机制，以及这一环境蔓延至整个社会生活的程度，甚至连共和国总统也不例外。这幅阴暗、悲惨和令人迷茫的图景，与当代世界某些国家的社会现实惊人地相似。托马斯·埃洛伊·马丁内斯，阿根廷当代著名作家。1934年7月出生于阿根廷北部重镇土库曼。大学期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在巴黎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美国、英国、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从事教育工作并做兼职记者。埃洛伊于50年代末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早期写过一些诗歌、短篇小说、电影剧本及一部关于电影的论文《阿根廷的电影结构》。此后，发表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庇护所》，中篇小说集《死亡的一般原则》，报告文学集《特里劳的激情》以及历史小说《庇隆的小说》和《圣爱维塔》等。《蜂王飞翔》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中2002年度西葡拉美文学入选作品。该书描写的是在一个腐败社会里，权力与腐败的关系，并以蜂王与工蜂的关系喻示权力在当前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小说主人公卡马格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报》的创始人，由于他经营有方，而在阿根廷报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报社里，卡马格大权独揽，他的口号是：一切为了报社的利益！而报社的利益就是他个人的利益。卡马格是反腐败的“英雄”，他敢于把总统拉下马，敢于把总统儿子走私军火的案件一查到底。但是，他在自己的“王国”里却实行绝对独裁，他手下的得力记者兼情人雷伊娜小姐对他稍有反叛，他便先以开除相威胁，继而雇人施暴强奸，最后竟然亲手将她杀死……而他自己不仅逍遥法外，并且还将继续他的“蜂王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