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势力面前，他恶魔般地矗立着；在人民大众面前，他忠实如牛。他就是鲁迅，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良知，而被誉为“民族魂”。在他五十六年的战斗生涯中，他的创作达三百万字，译文约二百五十万字，显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实绩，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

本书为“而已丛书”之一，拟简略考察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考察中国鲁迅研究历史演变的轨迹，并对它的前景作概略性的预测。本书把至今的鲁迅研究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从开始到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可以称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奠基期。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二时期，这一时期是鲁迅研究的形成期。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第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大陆鲁迅研究的毛泽东思想学派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为第四时期，这是新时期的鲁迅研究。并对各个时期的研究格局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本书主要考察20世纪中国鲁迅研究的演进轨迹。全书将20世纪的中国的鲁迅研究分为四个时期：一、奠基期(1913～1928)；二、形成期(1929～1949)；三、毛泽东时代的鲁迅研究(1949～1976)；四、新时期的鲁迅研究(1976～1989)。并对各个时期的研究格局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初版序

引言

第一章 鲁迅研究的奠基期(1913～1928)

第二章 鲁迅研究的形成期(1929～1949)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鲁迅研究

第二节 三四十年代人生艺术派的鲁迅研究

第三节 三四十年代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

第三章 毛泽东时代的鲁迅研究(1949～1976)

第一节 1949年以后的文化整合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精神启蒙派鲁迅研究的衰落

第三节 5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务实派鲁迅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派与鲁迅研究

第五节 1949～1976年业务派的鲁迅研究

第六节 “文化大革命”中的鲁迅研究

第四章 新时期的鲁迅研究(1976～1989)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分化与重组

第二节 新时期业务派的鲁迅研究

第三节 新时期启蒙派的鲁迅研究

第四节 新时期人生哲学派的鲁迅研究

第五节 新时期的先锋派鲁迅研究

第六节 三四十年代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鲁迅观的复活

初版后记

附录

 我和鲁迅研究

 学界三魂

 我看中国的鲁迅研究

再版后记

李长之与鲁迅作品的交流是在鲁迅作品的抒情性上达成的。李长之说：“鲁迅的笔是抒情的，大凡他抒情的文章特别好。”假若说左翼马克思主义鲁迅研究学派的理论家是沿着鲁迅对论敌的攻击文字和他的理性论述进入鲁迅作品的，李长之则是沿着鲁迅作品的抒情性文字进入鲁迅作品的，在这里，他首先感到的是鲁迅的情感的热流。他像张定璜一样，在鲁迅作品的冷峻的外貌下，感到的是鲁迅感情的真挚热烈。他说：“鲁迅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左翼马克思主义鲁迅研究学派的理论家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更重视的是鲁迅对敌人的毫不留情面的战斗，而李长之在人生意义和感情性的特征上，则不能不把左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相对轻视乃至否定了的人道主义精神放到了鲁迅精神特质的核心地位上来。直至现在，我们对人道主义这个概念还是有很大争议的，岂不知你只要像李长之一样主要从普遍的人生意义和情感价值上感受鲁迅作品，你就不能不把人道主义当做鲁迅作品的最根本的基础。爱，对于人类是唯一一种不需要前提的自然情感需要，因为只有靠着它，人类才能共同生存在同一个世界上。而憎则必须是有前提的，人类永远不能承认为憎而憎的合理性，它必须是为了更深刻的爱，更广大的爱。李长之是因为鲁迅作品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才受到深刻的感动，所以他也因此而肯定了鲁迅作品的崇高价值。李长之写道：“鲁迅的作品可说都是抒情的。别人尽管以为他的东西泼辣、刻毒，但我以为这正是浓重的人道主义的别一面目，和热泪的一涌而出，只不过隔一层纸。”李长之重视鲁迅作品的情感性特征，自然也重视它的情感性的独特的表现形式，他认为鲁迅作品的独特性来源于他的内倾性性格。“这种不爱t群，，而爱孤独，不喜事，而喜驰骋于思索情绪的生活，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倾’的。”“因为陷在情感里，他的生活的重心是内倾的，是偏向于自我的，于是他不能没有一种寂寞的哀愁。这种哀愁是太习见于他的作品中了；因为真切，所以这往往是他的作品在艺术上最成功的一点，也是在读者方面最获得同情的一点。”如上所述，在左翼马克思主义鲁迅研究学派的理论家那里，鲁迅的孤独、寂寞和悲哀总是当做可以理解和容忍的特征，是在鲁迅看不到社会出路时的局限性的表现；但在李长之的鲁迅研究里，它则成了鲁迅作品最具有崇高价值的因素。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评价框架的不同，使研究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呈现方式也是极不相同的。孤独、寂寞、悲哀这些情感表现只有通过感情性的体验才能够充分评价其意义和价值，仅仅从旁观者的理智中是无法判断其作用和意义的。“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生存，所以他为大多数的就死而焦灼。他的心太切了，他又很锐敏的看到和事实相去之远。他能不感到寂寞吗?在寂寞里一种不忘求生的呼求和叹息，这就是他的文艺制作。”在这里，孤独、寂寞、悲哀、痛苦与鲁迅深广的人道主义感情成了同实异名的东西，因而也不再是鲁迅作品的局限性之所在，而具有了崇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李长之在分析鲁迅性格和情感特征的基础上，也概括了它的总体审美特征：

鲁迅对于优美的，带有女性的意味的艺术却是不大热心的。一如他在思想上之并不圆通一样，在美的鉴赏上并不能兼容。

强烈的情感，和粗暴的力，才是鲁迅所有的。

以上所述，并不是李长之《鲁迅批判》一书的叙述顺序，但我认为它实际是李长之接受鲁迅作品的思维逻辑。就在这种思维逻辑的作用下，他展开了对鲁迅作品的更广泛的探讨和更细致的分析。他对鲁迅作品的具体评述也有很多新颖的见解，但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鲁迅小说和鲁迅杂文总体特征的分析。李长之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从人生表现和艺术性的分析中，对鲁迅杂文做出了崇高的评价，这与那些每当强调文学性便轻视鲁迅杂文，偏重小说、散文和散文诗的评论家有着根本的不同。

P56-58

鲁迅在《阿Q正传·第一章 序》里，提出了一个“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的问题。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意味，也是中国读书人心里的一种人情。既是人情，有时也会化为世故。此所以古人的行状和墓志于是芳泽杂糅，令人击节，也令人摇头，把“序”换“人”也一样。今人和古人常常对“序”大为不满，就是一个确证。

现在，富仁同志将他去年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11期的长文集为专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为学术计乐于出版，照例要有一篇序了。富仁学兄自己不写，却要命我作文，陷我于惶恐不安、踌躇彷徨之地。我早复述过作序是要胡适之的旧话，决非旧时的沉淀，实为新近的感怀。几经恳商，辞谢不了，只有写不出的时候偏硬写了。

富仁的著作不需要别人来作序，特别是他的关于鲁迅的新著。

大凡有记性的人，在中国鲁迅研究界的，或许还没有忘记吧?古人说的“此乌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用来形容他的鲁迅研究，恰到好处。1981年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有全国的大会，大会中有学术讨论会。“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缺台湾省)和中央有关单位，推选了170名正式代表出席学术讨论会，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还推选了本民族的代表参加。讨论会最后收到各地推荐的论文共173篇。”唯一一个不是代表而被选中了论文的，是王富仁。唯一一个不是代表的论文又由“鲁迅诞生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学术活动组”从173篇中选出30篇编入《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的，是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那时候，学术讨论会提前一年半开始筹备，3月在北京开撰稿会，下半年全国又分南北两片开撰稿会。当年4月组成学术活动组，开始工作。5月集中进驻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即现在的国谊宾馆，遴选由各省、市、自治区初选后寄来的论文，其实也是学术代表。因为有规定：参加学术讨论会的代表是必须有论文的。七八个人，无分昼夜，初读，复读，讨论，分析，比较，头晕眼花，乐在其中，苦也在其中。有一天，王信发现了王富仁。大家争相传阅，众口一词。那兴奋，那快慰，以及私心对不苟言笑却有“三句半”绝活又尚未熟悉的王信的钦羡，真所谓历历如在眼前，虽然，我的记性一向很差，遗忘了的人、事，太多太多了。

第二年，富仁就成为何林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实事求是，我和他有了同学之谊，夸大起来，也算有同门之雅了。然而他在北师大苦读，我在研究室打杂。勤惰优劣，不言自明。

三年之后，1984年10月31日，富仁兄以《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的博士论文，获得由唐弢、王士菁、严家炎、钟敬文、郭预衡、李何林诸先生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六票一致通过，并建议授予博士学位。又经过中国特色的审批，顺利地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研究博士学位”。这，在新中国，他是第一个这样的博士。论文一经发表，震动学界，作者随之誉满中国。

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博大精深。如高山，如大海，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由钟敬文、唐彼、李何林、王士菁、郭预衡和严家炎六先生确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呐喊》和《彷徨》进行了深入的、富有独创性的研究，取得了为学术界许多人所承认的突破性成果”的博士论文，竟惹怒了自诩真正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鲁迅研究专家和非专家，判以严重的罪名，祭起可怕的帽子，摇摇摆摆，晃晃悠悠，一心想扣在富仁同志的头上而后快。个人毕竟拗不过时势。虽覆车之鬼至死不改，而时代的车轮颠颠簸簸点点向前，富仁也不畏艰险，在坎坷的科学道路上，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路。

现在富仁自己也带博士生，做着博士生导师了。他的著作，还需要别人来作序么?

富仁是学人。认真求学，实在做人。个性是有的。唯其有个性，才显得真切。这回一口气重读连载诸篇，又一次感受到他读得多，学问广，眼界宽，魄力大，思想富有自己运动的力量，下笔为文，也近于汪洋恣肆的。他对中国鲁迅研究历史的描述，敢于概括，敢于评论。他根据各个著作和论文，断言有第一个时期的“社会人生派”、“青年浪漫派”、“对立派”(是不是可以叫做英美知识派?)；有第二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派”、“马克思主义务实派”、“马克思主义精神启蒙派”、“人生一艺术派”、“英美派”；有第三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学派”，又分为“理论派”和“学术派”，“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或“国家政治派”；有第四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启蒙主义派”、“人生哲学派”、“英美派”和“先锋派”。算起来有十六七个派别之多。不用说各派之间的异同，分化与传承，发展与停滞，尤其是斗争，很富有启发性，单单是这名目及其界定，对于此后的鲁迅研究者，就不能如风过耳，无动于衷。

富仁有两个特点很打动我。一，是作者的宽厚。几十年来，鲁迅，鲁迅著作特别是鲁迅思想，鲁迅研究，可以说是十二万分的或非常的敏感，尖锐，刺激，严重。学术上的和社会实践中的是非，利害，得失，功过；人事间的恩恩怨怨，正直邪恶，高尚卑劣；加上鲁迅早已指出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的反复和错综，写起来实在是难分难解的。鲁迅是一个以其自己的特殊而特殊的研究对象，富仁又当仁不让、无可讳言地自成一家。但富仁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不以自己的利害为利害，他力求客观而公平地写出历史状况及各派的得失，不宽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尤其对攻击过他的学派。

二，是他围绕鲁迅研究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全面的文化思考。许多观点的犀利和深刻，超过了他的博士论文。也可以说是他的鲁迅研究的新发展。其重要性和成果，至少不亚于他对鲁迅研究历史的评述。

这是谁也无可奈何的，做人，作文，做事，什么也不会“止于至善”。这才有前途，有发展，有希望。地球毁灭，是世界末日，但天体及其运动，一定还在的吧?

这部著作中，我感到有一个疏漏，就是鲁迅及其同时代人所生活的中国，面对的民族问题。对外，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不止是威胁，而且是事实上一次一次的武装侵略：杀我同胞，占我土地，夺我资源。对内，辛亥革命前有一个特殊的鲁迅多次名为“种族革命”的民族问题。鲁迅14岁时的中日甲午战争，20岁时的八国联军侵入北京，24岁时的日本和俄国两个外国在中国国土上的战争，31岁时的辛亥革命，51岁时的日本侵占我国东北，52岁时的“一·二八事变”亲身陷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之中，55岁时的“华北事变”日本进一步扩大对我国的侵略。凡此种种对鲁迅的经历和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鲁迅研究的各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救亡与启蒙”问题的提出，又可见一直影响到现在。历史没有“假如”，历史不是学者书斋里的演绎，历史不是思想家头脑中的幻境。历史是人类的鲜血凝成的，是无数生命遭遇不幸付出牺牲的流程。后死者的“假如”和“假设”不是历史，也改变不了历史，但学者教授的议论却永远不会止息。总结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不能疏忽民族生死存亡这一重大事实。

还有一个问题，本书在评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一点注意还不足。这就是1927年国民党暴力清党后引发的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权的态度问题，国共两党斗争的格局问题。其关键是对武装革命斗争的态度，是赞成，支持从体制外用武装革命斗争推翻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权，还是反对革命，一味从体制内谋求国民党政权的和平改良?这不是一般文化问题，而是一般文化中的政治文化问题，而且不是一般政治文化问题，而是政治文化中的暴力革命问题。1925年，针对国内问题，鲁迅一面表示：“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的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一面痛感“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正是在如何对待人类历史中的暴力问题上，鲁迅显示出他的思想的深刻、复杂、丰富，显示出他思想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也正是在如何对待中国现代史中的暴力问题上，暴露出鲁迅研究各个派别之间的深刻分歧，以及他们共同的浅薄，苍白和狭隘。

不过这两个问题都只属于背景，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注意它们，也许有助于思考和研究。撇开它们，有新的视角，从新的切入点着手，也会有别样的深刻和丰富的成果，这部著作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

我知道富仁要我作序的好意。我也说了，富仁的书无待于别人的序，尤其无待于我的序。《诗》云：“嘤其呜矣，求其友声。”这书，这序，都是一种嘤鸣，留在这里，传给未来，是这样吧，我的学兄?

1995年7月19日

这是1999年出版的一部旧的著作。鲁迅博物馆王世家先生和鲁迅书屋萧振鸣先生说至今还有人提起它，劝我再版一次。两位先生为我联系了福建教育出版社，想不到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诸位先生竟然也肯为我这本小书花钱费力。这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使我敢于将这本已经有点老态龙钟的书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开始，我想根据现在的“时局”再对全书作一点改动，将原来无法明说的话再说得明确一些，将原来没有加进去的一些资料再适当加进去一些，但后来放弃了这种想法。原因是最近几年发表的新的鲁迅研究著作读得太少，“时局”变化得又太快，思想有些跟不上点，要改就得从头做起，工程太庞大。

为了表明我对当前中国鲁迅研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将最近写的几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在本书里。实际上，这些问题在过去的鲁迅研究史上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在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认识上还是相对统一的，处境也比较困难，原书采取的基本是“上天言好事”的写法，将鲁迅研究界本身的弱点尽量略去，而主要从成绩入手。但到了现在，大多数鲁迅研究者也变得乖巧聪明起来，有的高升，有的退隐，虽然鲁迅研究的困难依然如故，甚至变得更加困难起来，但作为一个个鲁迅研究者本人的处境却大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事实证明，我们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即使在随波逐流的本领上，也是不让于其他学科的学者和专家们的。退隐的，是不会说错话的，不用我来为他们掩饰；当官的，即使说错了也没有多大关系，反正有国家权力的保护和支持，也不用我为他们拐弯抹角。鲁迅，到底是一笔可观的“遗产”，奚落鲁迅几句，若明若暗地揭发鲁迅的几条阴私，就可以赢得国人的一片掌声，有时还可以作为学术成果换个官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不必为我们这些同行专家的个人命运操心了，就可以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了。

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王富仁

2006年5月9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