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和中共党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何方近年来写下的有关我党一代总书记张闻天和其他在新中国外交事业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与突出成就的领导人及友人的纪念或回忆文字，还有部分党史研究文章。

何方，当代著名学者，重大事件亲历者，大彻大悟思想家。本书史料扎实，逻辑周密，在恢复历史真相方面有大面积突破，振聋发聩的新鲜见解也触目可见。

何方曾长期做张闻天的助手，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本书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将自己跟随张闻天的过程以及其中的故事一一阐述开来，非常有价值。本书还对胡耀邦、李一氓等中共高层以及自己身边的、对当前史学与国际问题学者进行了追念，感人的文字下，是一个生动朴实的历史场景。本书在恢复张闻天真相方面有重大突破，并准确勾勒了李一氓等师友的精神追求与大家风范。

本书内容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何方党史笔记的集结。它不是单纯从亲历、亲闻写起，而是从大量的史料出发，旁征博引，梳理了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澄清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关键性的历史，具体而微地表述了自己多年的观察心得与体会。

第二部分是作者对师友纪念文章的汇集。新中国成立后，何方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从他的怀念文字中，可看出张闻天、胡耀邦、刘英、李一氓、宦乡、李慎之、陈乐民、孟用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学者的伟大的精神追求与人格风范。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为首次披露。

1　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纪念张闻天诞辰100周年

2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出任总书记辨正

3　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演变

4　张闻天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5　张闻天与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　

6　跟张闻天在辽东工作

7　随张闻天去驻苏使馆

8　回外交部搭上了张闻天的“特别快车”

9　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

10　送刘英大姐远行

11　《模糊的荧屏》不模糊

12　记李一氓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

13　李一氓与《台湾府志》

14　悲情革命家孟用潜

15　缅怀宦乡

16　危难时刻见精神——记黄中

17　忧国忧民的一生——纪念季崇威

18　无限的怀念——忆吕锡元

19 悲痛的诀别——悼慎之

20 中国又失去一位有才华有造诣的学者——怀念陈乐民

附录 何方先生印象（丁东）

（六）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

这里只举以下几个例证。

一是同王明的关系问题。由于中国党和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中央领导人须由国际决定和批准，因此国际派王明回国就容易被人误以为是要他来当领袖（事实上，许多国家党的第一把手就是流亡莫斯科后被派回国的）。加之王明以钦差大臣、国际代表自居的表现，也确实迷惑了一些人。当时说，王明是斯大林派专机送回国的，行踪很神秘，停留兰州时不露面，连对路过此地的蔡树藩、钟赤兵、刘英、贺子珍一些高级干部都保密，同为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反而成了护送人，出面安排飞延安的安全措施。到延安后又受到热烈欢迎，被毛泽东喻为“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在随之召开的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王明又作了充分的表演，竞使多数与会者纷纷进行检讨。连毛泽东也表示“同意王明意见”，承认过去党在实际工作中确有狭隘和不够策略的地方（不像一些史书上说的那样，毛成功地“顶住”或“抵制”了王明的右倾主张）。这时的政治局大多数，也许对王明还有点迷惑不解，虽不一定真心支持他当领袖，但没有支持毛泽东和没有承认他的领导地位，却是实在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说，十二月会议上他是孤立的，会后半年还对李维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会议也决定由王明起草决议。在组织上，可能是由于临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交代，或者是为了拿下张闻天的总书记，王明才提议毛泽东出任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但与会者仍推举王明为委员会书记。而且政治局委员对通过这一议案还依次签名，以示郑重，成为中共党史上空前绝后之举。这大概也是王明后来在武汉敢于同中央分庭抗礼的一点诱因。另外，1938年政治局三月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的建议，但表决结果却是多数同意王明去，只是“留一个月即回来”。不但中央内部如此，有时对外也表现出双峰并峙。如1938年9月底，中央派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就是带的毛泽东和王明两人的亲笔签名信。直到1938年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关于“在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的指示后，才迅速在中共领导人中掀起拥护毛泽东当领袖的热潮。所以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会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虽然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出自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但毛泽东还是一直说，“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忙。抗日战争中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

二是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延安整风前或起码在六中全会前，都没有尊毛泽东为领袖的言论和举措。一些“拥护毛主席的领导”等说法，基本上都是整风以后才有的。与此有关的是，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引证毛泽东，但却经常引证马、恩、列、斯。即以较早宣传毛泽东的刘少奇而论，他在1939年所写被列为“整风文献”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没有一处引证毛泽东，只是在1962年修订时才有了大量引证。他在1941年写的《论党内斗争》，1943年回到延安后又作了校正，也都没有引证毛泽东。陈云在1939年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有三处引证毛泽东的报告《论新阶段》，但却不提毛泽东的名字，而说成六中全会的决议。其他如周恩来、朱德等，在延安整风前发表的文章中，都没有看到有引证毛泽东的地方。整风开始后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根本变化是|1943年。从这年7月起，差不多所有领导人都在文章中拥护和歌颂毛泽东的领导，开始把引证毛泽东变为写文章、作报告的常规，反而很少再引证马、恩、列、斯了。

三是各地党的组织和领导并没有注意宣传毛泽东，毛泽东的文章和言论也没有引起特别重视。例如长江局就集体决定不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有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就是邓小平对待毛泽东和张闻天在文化发展方向上发生的分歧所持的态度。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代会上，张闻天先作报告，提出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一大众的”。四天后毛泽东也到会作了报告（后来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却只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不要“民主的”，显然是个原则性重大分歧。然而在各地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一年多之后，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却只引用张闻天，只字不提《新民主主义论》。他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呢？洛甫同志说……”，接着引证了一大段原文的解释。这恐怕不能说是偶然的。

四是当时在群众心目中，毛泽东也并不突出，是被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同等看待的。例如抗战初期流行的一个歌子中就唱道，“城头上站立着两位大将军，威风凛凛是哪个？朱德、毛泽东。”而且那时对“领袖”的理解也与后来不同，使用很广泛，没有严格限制，凡是群众中带头的人都可称领袖。党的领袖也并不是只指一个人，根据当时通行的称谓，大概书记处成员都可称领袖。给人印象特深的是，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对前来作报告的领导人的介绍，如果是毛泽东，就说，“现在，请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同志讲话。”受到“领袖之一”称呼的，记得还有张闻天、周恩来、王明等人。这种提法一直延续到1939年。虽然六中全会上已有尊毛泽东为领袖的发言，但在公开场合和群众中间，还没有见到单称毛泽东为领袖的，更没有听到喊万岁。连长期在马列学院和政治研究室这两个中央机关工作的邓力群都说，在1942年以前，没有听到过“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在群众场合人们第一次听到尊毛泽东为领袖的说法，反而出自王明之口。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是1939年春，王明大约才开完国民参政会从重庆回到延安来抗大总校作报告。当有人递条子提问：“为什么参政会我方七位参政员只有毛泽东同志不出席？”王明回答说：“你们下过象棋没有？两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是就要将起军来了。”不管这一答复是否妥当，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却是无疑的。但这已是六中全会以后，也不是直接称毛泽东为全党领袖。可见，在延安整风前，起码在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的四年问，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是没有得到公认的。

（七）“五朝领袖”之说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相互矛盾

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1967年7月12日，周恩来也谈到我们党的五任领袖，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这可能是个概数，即使算到1943年中央机构调整也只有八年）。总之，在第四代博古和第六代毛泽东之间有个第五代，这是得到全党和史学界公认的，还从未见到过否认“五朝领袖”说的意见。既然如此，怎么能无视第五代的存在而硬说是紧接着博古的下台就立即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呢？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吗？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后来的许多党史著作，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就都加上了“实际上”或“事实上”的副词，说“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或者“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一般地都不提供根据和事实，似乎是由于说得久说得多，就不成问题了。而上面列举的大量事实又正好相反，所以矛盾依然存在，说明加个副词并不解决问题。

有些否认存在“第五朝领袖”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一是前面已经谈过的，说张闻天只是名义领袖，实际领袖还是毛泽东。这是在个人崇拜影响下的说法，并非历史的真实。事实上无论从组织领导还是从政治决策看，张闻天都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根本不能同向忠发相提并论，也不同于“文革”后邓小平作为领导核心已经形成并在党内外得到明确承认的条件下的总书记。二是说张闻天负总责只是从开始确立到正式确定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过渡。这是意在抹杀张闻天主持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伟大战略转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既不合乎事实，道理上也说不通。因为在“五朝领袖”换代时都没有什么过渡，为什么到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时要有那么长的一个过渡？而且也不能把张闻天比之于华国锋。因为邓小平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谈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也是继承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完备，都不适用于张闻天。因为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以前和以后却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摒弃错误路线和制定正确路线的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当然不能说只是张闻天，但他作为第一把手主持其事总是不能否认的。三是说张闻天负总责的时间比较短，不到四年，因此不能算一代。这更不成其为理由，因为“五朝”中前面有些“朝”时间更短。就是江泽民总书记，也是一接任就被称为一代领导核心的。

（八）原有论断既违背党的章程和制度，也有损于党及其领导人的形象

最后要指出，说遵义会议确立的不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而是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不仅有悖历史事实，还违背党章规定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形象。因为这等于说，党是老早就不按组织原则办事的，名义上和实际上是两套，会上的选举和作出的决定都是表面文章，内幕则是个人独断或几个人的密谋。也等于说毛泽东一开始就居于党组织之上，不遵守党的纪律和民主制度，甚至在施展权术，而张闻天则甘做“阿斗”，其他领导人也成了一群“驯服工具”。如果说，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当总书记，并不是出于多数人的志愿，而只是出于毛泽东的个人安排，那不等于说遵义会议时已经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会议的两大历史性决定：改变领导是在他幕后操纵下实现的，“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改变路线的决议又是根据他的发言起草的，这不是和“文化大革命”时的作法一样了吗？由此可见，不实事求是地对待遵义会议及其后的党史，影响是并不好的，只能加深个人崇拜，削弱党内民主，损害党的形象，看似照顾大局，实则贻患无穷。

根据以上八个方面看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缺乏充分根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经过延安整风会形成这样一个众口一词的结论，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复杂，其实简单，就是看能不能摆脱多年来个人崇拜的束缚，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党史，做到去伪存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大家都承认，历史应该真实（如上引王震的话）。因此，党史中的各种疑难问题，一切不实之词，必须也完全可能逐步加以解决。但是也要看到，倡导了几十年的实事求是，真正和完全落实并不容易。

P24-29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何方谈史忆人》，是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和中共党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何方近年来写下的有关我党一代总书记张闻天和其他在新中国外交事业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与突出成就的领导人及友人的纪念或回忆文字，还有部分党史研究文章。

何老1922年10月出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45年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毕业。日本投降后半个月，即被派赴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任辽阳县委宣传部长、辽东省青委副书记等职。1950年随张闻天进外交部。1951年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1955年调回外交部任专员、办公厅副主任。1959年庐山会议后，因张闻天牵连，受到错误处理。1979年平反后恢复工作，参加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1980～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1988～1995年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_心副总干事。在此期间，获评政府特殊津贴、研究员，受聘为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兼职教授，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学位，同时兼任多个学术团体的顾问等社会职务。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后改中俄）友好协会副会长。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1999年何老离休后，仍笔耕不辍，对从事了50年的国际问题研究进行总结梳理，同时转向张闻天和中共党史的研究。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颇为可观的研究成果。党史研究成为他评选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时与国际问题并列的两门学术专长之一。

何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研究所得写成的张闻天和党史研究的文字，平实地再现了张闻天在东北地方四年和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侧面，论证了中共党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还原了历史真面目，受到党史界一些人士的关注和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何老还将对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李一氓、孟用潜、宦乡、黄中、季崇威、吕锡元、李慎之、陈乐民等一些领导人和当年一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或其他工作的师友缅怀之情诉诸笔端，写出一批纪念和回忆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知识》、《百年潮》、《炎黄春秋》、《同舟共进》、《社会科学论坛》、《人物》、《随笔》等国内公开报刊及《张闻天研究文集》中，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何老曾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是新中国早期许多重大外交事件的亲历者。而何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已半个世纪，也是新时期社会科学领域对外学术交流的先行者。他倾力的党史研究，则已逾十年光阴。因此，何老的文章，有很强的历史厚重感和独特的感染力。通过这些文字，在读者深人书中那些优秀的共产党人的内心世界的同时，亦能对新中国早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重大外交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关节点加深认识和了解。何老的文章史料扎实，逻辑缜密，论证严谨，条分缕析。而他的回忆文字犹若清风扑面，可谓人物传记中的一朵奇葩。张闻天和党史研究的考据文章也颇具价值，在党史领域的同类成果中，亦属高水平，能开阔视野、激发人们兴趣的学术成果。

下面仅就本书的几个突出特点，略作说明。

（一）恢复张闻天长期被埋没和抹杀的历史贡献

何老坦言，他以耄耋之年改行学习和研究党史，一是为了改正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即庐山会议后曾违心批判过张闻天，想以研究张闻天为自己赎罪补过；二是要通过深入研究张闻天，恢复其在历史上作为一代党的总书记、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开拓者的长期被埋没和抹杀的伟大贡献。

在书中，何老运用大量历史事实和人证物证，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张闻天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谈到遵义会议时所说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总书记”这一论断的正确，而不是现在普遍讲他只是在遵义会议后在中央常委分工中“负总责”。何老还详细分析了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以至中国现代史上几次转折性事件，如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张闻天在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期间，开辟了作为我国外交部和驻外机构业务基础的经常性调研工作，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所，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专业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学校（外交学院），并从各个方面推动了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张闻天在任驻苏联大使期间，创设了使馆研究室，把研究工作摆到使馆工作的首要位置，实现了驻外使馆以至外交工作上的重大突破，改变了使馆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整个面貌。使馆调研工作开展不久，张闻天即指导时为研究室主任的何老执笔写出《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报告，报送国内，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何老一直视张闻天为国际问题研究的楷模、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工作的开拓者。

张闻天的民主思想及实践和他与毛泽东的关系问题，也是何老所关注的。何老认为，张闻天一生坚持马克思强调的领导民主化和反对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他身体力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开创了党内生活生动活泼的局面。而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和仇视腐败、一生清廉，是张闻天民主思想和作风的一个具体表现。至于张闻天与毛泽东的悠久而曲折的关系，何老本着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认为张、毛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理念上的政治上的结合，并就红军长征前、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直到“文革”等几个时期张、毛关系的演变，做了较长篇幅的论述。

何老还专门写到张闻天与陈独秀和胡耀邦三任总书记，强调“虽然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三人却有共同点或相似处。这就是他们在位期间都继承五四运动传统，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创造了一个生动活泼或较为宽松的局面，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二）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外交事件和关节点

何老作为新中国早期重大外交事件和改革开放后国际问题研究及对外学术交流的亲历者，在书中以自己与其他当事人的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外交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关节点。

何老在纪念李一氓的文章中说，李一氓是“文革”后对国际问题研究进行拨乱反正的一位先驱者。他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方面有着精辟而独到的见解，对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问题研究做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例如，他早在三中全会前，就组织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即对国际形势的根本的战略研判，认为战后30多年国际形势的历史性变化、经济和技术的空前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使世界大战不容易再打起来。李一氓的这一看法，不但对我国重大战略转移的决策起到一定作用，而且也开了新时期时代问题研究的先河。

何老在书中还谈到，李一氓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三个世界”划分提出异议，认为其缺乏根据，理论上也站不住，今后不宜再公开提。这在当时确是“惊世骇俗”之论，无异于对“一条线”战略釜底抽薪。他的这一意见后为政治局采纳并议定：今后的正式文件和领导同志的正式报告或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理论。80年代以来的事实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为后来我调整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准备。

我想，对许多年轻读者来说，这些事情已很遥远和陌生，有的教科书不明就里还在叙述“三个世界”理论而无视今天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因此，李一氓强调观察国际局势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唯意志论、凭主观随意性，更不可把自身愿望和政策代替客观实际，以及不能只看一时一事、缺乏战略眼光等研究国际问题应注意的事项（何老将其提高为方法论），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具有指导意义。

再如宦乡，今天已很少有人提起。何老特别强调，他是那一代中国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也是新中国对外学术交流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早在1958年，他的一篇谈西方世界矛盾和分裂的报告，就曾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并做过批示。宦乡在推动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判断世界形势和调整外交政策上，对中央起到了一定的智囊作用。何老1979年和宦乡一同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他们当时即已感到我国的外交政策很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回国后就商定给中央写报告，建议改变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方针和以苏划线的外交政策。这份由宦乡个人署名的报告上送后，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并被采纳。

这一段内容，我读来颇感亲切。因为有些文件是在当年宦乡领导下的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后期的毛家湾诞生的。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有何老、李慎之。我作为日本研究所的秘书，建所初期常去毛家湾为何老做事务性工作。时至今日，我仍清晰地记得那时誊写关于适当调整我国对外政策的建议报告、整理《苏联问题探索》简报的一个个夜晚，但后来竞能起到如此之大的作用，却是当初我怎么也想象不到的。

（三）展现优秀共产党人的光辉群像

何老书中所写人物，主要是在我党、我国特别是新中国外交事业和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士，他们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优秀共产党人群像的缩影。何老“为自己树立学习榜样”，在这些纪念或回忆文章中，不惜笔墨，从各个人物的各个方面，展现了他们的高尚情操、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可以说，我作为最早的读者之一，正是受到心灵的震撼而产生编辑这样一本结集与更多读者分享的想法。

例如，何老总结张闻天夫人刘英革命的一生，说“无论按新的还是旧的道德标准、无论以过去还是现在对党员的要求，刘英大姐都堪称一位伟大的女性和模范的共产党人”。刘英很早就以心直口快、疾恶如仇、严于律己而闻名。她长期做干部和纪检工作，一直坚持正人先正己的原则，和张闻天一样，对自己和亲属要求特别严格。这方面，何老所见极多，书中列举了数例。如初来外交部工作，按周总理指示，刘英享受副部长待遇，配有专车，但她当时就上交了，和张闻天合用一辆车。他们唯一的儿子虹生下放新疆建设兵团劳动15年。刘英和张闻天的存款，在张闻天去世时就已交了党费。移居北京后每次募捐，刘英总是慷慨解囊。她在1990年预立的遗嘱，其中就提到她节余的工资全部交党费等内容。刘英真正做到了“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在回忆李一氓的文章中，何老说，像李一氓这样一位老一辈革命家，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新四军秘书长和和苏北行署主任，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人，建国后直到1982年离休还是副部长。他不但安之若素，而且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取得了优异成绩，有些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如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李一氓是陈云提议的第一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即是如此。直到十三大，才由中顾委委员补选为常委（享受政治局委员生活待遇），但他对这一切处之淡然，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一切仍旧。

何老笔下的书中人物，无论身居要职的高层领导，还是普通的干部，悉数皆为忧国忧民之士！

何老写到季崇威，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时刻都在挂念着国家大事，不论谈到什么问题，都会使人感受到他对国家、民族的一颗拳拳之心。在他逝世前不久还特别提出要何老就对日政策向上陈述意见。何老动情地写道：“从小参加革命的他，直到临终，可以说整个一生都是在忧国忧民中度过的。有位领导同志曾戏说自己奉行双忧（优）主义：忧国忧民和养尊处优。季老则只奉行忧国忧民一个主义！”何老写陈乐民：“接触多了，你会感到他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他关心人民，关心国家，时刻想着世界的发展，人类的前途。”

（四）刻苦钻研、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

三年前，我受社科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委托，参与“青年学者与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学习交谈”活动，对何老进行过访谈。访谈录的题目，我拟用一个诗句“禹寸陶分惜光阴”。何老不以为然，改为：“刻苦学习，独立思考”。我觉得作为题目太过一般，连访谈活动组织者看到也说太平淡了，是否请何老另拟。何老坚持不改，说道：“看似平常，其实不平常，真正做到就更不容易了。”细想起来，的确如此。这是何老一生追求的品格，也是书中何老师友们身上的共同特征。

依何老看来，陈乐民做学问的最大兴趣，在于中西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就是要探讨近代欧洲何以先进，中国何以落后。他做学问完全出于促使祖国现代化的一片痴情。所以，人们都说他“研究的是欧洲，胸怀的是中国”。但这还是引起了一些盲目反“西化”的人的误解和反对。陈乐民在理论上毫不妥协，进行了激烈的论辩。后来，他把自己的意见写成长文《西方文明和世界历史》，发表在《太平洋学报》上。为弄清给自己设定的课题，陈乐民数十年孜孜以求，带病趱行，钻研查阅了大量有关中西哲学和历史的资料，出版了十多本高质量的学术论著。

宦乡从参加革命工作后就一直身居领导地位。但他却始终没有染上什么官气，给人的印象只是个书生或学者。由于他平等待人，不摆架子，所以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和干部群众关系融洽。他不但不会溜须拍马、察言观色，而且在有不同意见时，也是坚持己见，决不随声附和。在研究工作上，许多事情他都是自己动手，剪贴报纸、做卡片、记笔记等，搜集第一手资料，一辈子如此。

何老在书中写到的我也熟识的李慎之，则是另一番风景。当年，何老任日本研究所所长，李慎之任美国研究所所长。从两所成立大会开始，就一同办公，从全总干校（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到西苑饭店，再到装甲兵招待所，最后落脚张自忠路3号东院，一年之内，四易其址，而彼此甘苦共之。书中何老提到的“上大课”，也即始自全总干校时的“吹风会”，由何老和李慎之定期（一般是两个星期）向两所同志讲国际形势和上级精神。后来，李慎之当了社科院副院长。在何老眼里，当了“官”的李慎之还是当年在毛家湾、全总干校共事的李慎之，“他不像某些人，没学会用权和摆谱，他的管理方法也与众不同，更强调发挥研究工作的主动性和独创性，反对学术上逢事干涉、管得太多，还提倡创建不同学派。李慎之不会讲那些老话、套话和不懂装懂的话，不得不发言时总还有点新意，会给人以启迪，不像有些人总要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不是讲外行话，就是嚼别人嚼过的馒头”。

（五）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描写

语言鲜活，描写生动，涉笔成趣，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何老叙史写人，娓娓道来，温婉绵长，栩栩如生，为我国人物传记领域吹来一缕隽永、清馨、一新耳目的新鲜空气。

何老写刘英在与张闻天患难与共的夫妻关系时说：“在丈夫身居高位时不沾一点光，在丈夫倒霉时又甘愿厮守一起……这就是刘英大姐的人格力量所在。她和张闻天结婚40年，有一半时间是在歧视和屈辱中度过的。即使在这期间，她也并不消沉，仍然达观，相信乌云总会有一天散去。被剥夺工作权利固然是她最大的痛苦，但她想得开，没有工作，就全力照顾丈夫，使张闻天能够读书和研究，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流放广东肇庆后，她真成了多面手，不但要买菜、做饭、誊抄文稿，还要冒着严寒和酷暑在门外放哨，看到监视人员来，就以咳嗽为号让张闻天将文稿藏起。谈到她后来戴上眼镜，她说就是烧饭用的柴湿，被烟熏坏了。张闻天对她也是关怀备至，怕她出去买菜在泥泞的道路上摔跤，还特意找了根树枝给她作拐棍。两人就是这样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度过了那段灾难的日日夜夜。什么叫‘相濡以沫’，请看张闻天和刘英的‘文革’岁月！”

再看李慎之访美的趣闻吧。何老写道，在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化研究所合办的苏联问题讨论会上，李慎之对发言中的“苏联霸权主义仍然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而且影响及于一切问题”的提法不以为然，但对外他还是注意分寸，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可他不拘细节。那时出国，经费紧，每人只发30美元零用钱，而且电话费自理。在20来天的时间里，他给在美国的老同学和新朋友打电话就花了百余美元，只好要求公家报销。在何老生动的笔下，李慎之的单纯天真和幽默跃然纸上：“一次在洛杉矶一餐馆吃饭，席间他和一端盘子的小姐攀谈，得知对方是博士，就自行加倍地付了小费。后来发现开出租车的、搬行李的，不少是博士，也就见怪不怪了。我们头两次坐美国飞机，总要相约，飞机上供应的食品一定吃完。他说，自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美帝掠夺我国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能吃回一点算一点。一路上总是正经话和开玩笑混杂一起，嘻嘻哈哈，轻松愉快，减轻了20来个钟头乘飞机的疲劳。和慎之同行，真是一件快事。”

写陈乐民的那篇文章，是2008年年底的事。何老已届86岁高龄，7000字的文章，连查资料带手写（他不会用电脑），不到三天即成文。《南方周末》略加删减迅即发表，《世界知识》、《社会科学论坛》又全文刊发。知名作家章诒和看后评论：“真把一个陈乐民给写活了，还用一两笔写活了李慎之。”

（六）关于何老

谈过了本书的特点，最后要说一说何老。

在长期的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中，何老一直保持独立思考、时刻关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精神，以及敢于直面历史、反思自我和疾恶如仇的凛然风骨，是一位颇具性格的学者和思想家。

何老最早提出当今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观点，并著有《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一书。他早在1997年就为《环球时报》写出一篇《我们能同日本友好下去吗？》的文章，在日本产生了“爆炸效果”，被称为“开启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先导”。当年一些不为多数人认同的观点，经过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资政的角度，都是站得住的，值得何老欣慰和自豪。

何老在研究工作中，一贯重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爱好理论学习，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社会科学书籍。但他并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书本知识和现成结论，而是坚持实事求，反对教条主义、实用主义、人云亦云和“随风倒”。他特别重视学术上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见解和政策意见，经常强调“没有新意的文章不要写”。正是由于他的刻苦学习、独立思考，使他在学术上始终站在前沿地位，很早就成为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研究的专家。

去何老家，给人突出的印象就是书多。何老受恩师张闻天的颇深影响，一生嗜好读书。前些时，我去医院探望何老，推开房门，病中的何老正端坐桌前，读一本厚厚的《西藏解放史》。午后的斜阳，洒在何老的后背上，好一幅感人的画面！

何老记忆力强，一些马列经典、古文诗句、经济统计数字常脱口而出，如数家珍。何老文字修养也好，其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他写作时极为投入，思接千里，神驰八极，往往一挥而就，只需略改一二文字和标点。何老做学问极其认真严谨，精益求精。当年我受社科院科研局委托作为选编人协助何老编《何方集》，付梓在即，当得知《列宁全集》新版已出齐，何老急告出版社暂缓印刷，并让我对照新版重新校正了引文。

对于名利，何老一生都十分淡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问题》（《日本学刊》的前身）创刊，何老任首任主编，许多重要稿件都经他精心修改，但他一直拒领主编费。由他主持的全国主要日本研究机构人员撰写的“战后日本丛书”，一套共九本，其中有几本书的部分章节是经他结构和改写的，也坚持不署自己主编的名字，更不分享分文稿费和编辑费。

何老乐于奖掖后学，对所里和研究中心的同事特别是青年关怀备至。对他们在学术上提携，生活上关心，不时解囊相助。而在对外交流、国际研讨会等公开场合，何老都力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独当一面。他工作过的单位，不论年老还是年轻同志都亲切地叫他“老何”。一位现已作了高级干部的同志，大学毕业初到所里，业务基础好，就是日语口语不过关。何老惜才，安排他在科研处，为其创造更多接触日本来宾的机会。冯昭奎以前是从事微电子研究的一名年轻工程师，何老在其有关日本科技的文章中，发现了他的研究潜质，遂调进经济室搞日本经济研究，很快成绩斐然。后来冯做了副所长，成为著名的日本经济和中日关系研究专家。

何老为人谦和，但爱憎分明一对社会的腐败现象和造神造假深恶痛绝。在近些年有感而发的时政文章中，他疾呼加快政治改革。、建设民主文明的国家，把人们着眼于现实的对历史的反思，推向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时空。何老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化。日本研究所筹建初期，艰苦异常，他与全所同志筚路蓝缕，开拓前行。记得在第二次全所搬家中，年逾花甲的他还扭伤了腰。所里配备的公车，他早晨上班基本不用，一直坚持一小时的步行，历时多年。

我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日本研究所，与何老和最早的一批研究人员一道，参与了当年研究所的创建，有幸在何老身边做秘书工作，与他朝夕相处了近五年时间。他培养我如何做好秘书工作，并在他的指导下开始接触日本问题。我今天能够与日本研究编辑工作结缘，以至作为一种终身职业并得到一定社会评价，应该说，是这五年受益何老言传身教所打下的基础。我景仰何老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严于律己的做人精神。所以，我不揣谫陋，愿就我所知道的何老的为人、治学治所及科研活动等的片断，通过本书与广大读者分享。

本书由我负责选编而成。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何老的支持，何师母宋以敏也做了大量具体工作，给予了多方帮助。世界知识出版社在最短的时间内列入出版计划并高质量排印。至于我个人，虽跟随何老工作多年，编这样一本文集义不容辞，但囿于水平和选编情况，仅对个别文章做了部分删减和字句的技术性修订，一些文章更动了题目和增加了小标题，在选编过程中还会有各种疏漏和问题。因此，除向何老、师母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表示感谢外，恳望广大读者对本书的选编工作予以批评指正。

2001年4月，由社科院组织编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推出了30余万字的《何方集》，高度评价何老“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2006年8月，社科院推选出首批95名荣誉学部委员，何老作为其中的一员，也是日本研究所唯一的一人，可谓实至名归。

记得是1987年，日本研究所举办国庆联欢会，有一项内容是书画摄影比赛。在我们布展的前一天，何老送来二尺条幅，上书：“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学习范文澜同志的治学精神”。这幅弥足珍贵的墨宝，我珍藏至今。

转瞬20多年过去了，面对当今喧嚣纷繁的社会和浮躁之风，“冷板凳精神”的蕴含，恐怕早已超越治学一途。务实求真——这是何老和他的师友们治学精神的写照，也是从本书中可以谛听到的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前行的脚步声的回响与召唤！

林昶

2010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