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个永恒的话题，从古至今人类从来没有间断过谈论这个话题；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中国古代的先贤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无毛也，以其有辨也。”(《非相篇》)所谓“辨”就是说人是有思维的，人在世上生活要符合社会规范。人们常说做人难，难做人，可见人和动物不一样，人从脱离母体来到世上只是自然人，还要“做人”，就是说还要有个社会化的过程。《沉浮人生(民国民报撷珍)》由辰春和佩英编，全书从民国时期的四大报纸(《申报》、《晨报》、上海《民国日报》、天津《大公报》)中汇编了谈论人生的散文，意在使读者了解前人对人生话题的议论，以期从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温故而知新”。

《沉浮人生(民国民报撷珍)》由辰春和佩英编。报纸最适合登载散文小品，事实上它也是现代散文小品之花得以迅速竞相开放的最主要园地。因而，我们以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四大报纸——《申报》、《大公报》、《晨报》、《民国日报》(沪)为遴选范围。

《沉浮人生(民国民报撷珍)》遴选作品的时间范围为1912～1949年，尤以现代散文小品发展的黄金时代——20年代初至抗战前夕为主。

民国时期文学流派纷呈，散文小品也在不同流派、不同作者的笔下呈现出各具特色的迥异风格。我们既选择直面现实社会、充满战斗性的文章，亦不忽略追求形式美、富于知识性、趣味性的作品，并尽可能地反映不同时期的种种文学运动的某些侧面。当然，那些极力反对中国革命的反动文章不在择取范围之内。

前言

万象人间

 为什么而生活

 人生的价值

 生和死

 乱弹

 我们现在的大悲剧

 痛哭的人生

 穷忙中的新发现

 我的人生观

 谬误的人生观

 不要怕难为情

 有耐心者不蚀本

 勉强与勉励

 摆脱

 英雄

 儿时

 诞生

 关于人性

 一代比一代好

 荣辱

 什么是幸福

 生命大廉价

 无名英雄

 丰衣足食以外

 白发

 寿筵

 救救孩子

 孩子

 论家

 搬家

 感情的碎片

 我们的家

 今昔

 含泪的苦笑

 衣着新论

 外表与内容同样的重要

 朋友篇

 谈面子

 同情

 生活

 火焰的熄灭

 一封信的启示

 友情的温暖

 笺

 学问之趣味

 杂感

 闲情

 知识阶级与进步

 文人的气派与嗜好

 为己和为人

 好名

 读几本书

 奈何

 谈傻干

 节操

 沉醉的处所

蹉跎岁月

 “除夕”

 新年的烦恼

 自敬自负与向阻力最小的路上进行

 私怨的中国

 酒后

 我所窥察的人心

 他们尽是可爱的

 向上

 盲从

 天生我材必有用

 人日

 寂寞

 小草

 哀感与爱波

 讨哥哥好？讨娘子好？

 我过的端阳节

 给故乡朋友的话

 做一个失败者的不容易

 如何度过余生？

 怎样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

 从便溺说起

 困难的时候你当怎样对付

 关于希望

 做事要“身心以之”

 不要给机会逃跑

 河豚

 一思而行

 谈说谎

 笑

 自杀和奋斗

 宇宙与苍蝇

 青年的痛苦

 自慰

 愁来碰人

 往事

 自己

 心谈

 论苦闷

 死去了的情绪

 怎样实现理想

 时间是石像

 心变

 夜行人

 善于“拒绝麻烦”

 经验之谈

 谈财

 理想与事实

 向远处凝眸

 道路

 橄榄——忆凤姐

 石子街

 诚的快乐

 说发誓

 温暖的耽误

微言妙语

 女神

 荷花池畔

 月儿

 青年的烦闷

 奴隶性的国民

 骂人

 消失

 疲劳

 笑呢哭呢

 漫话

 胡思乱想

 零零碎碎

 偶然谈

 零碎话

 偶然想起的话(一)

 偶然想起的话(二)

 偏见

 闲话

 无的之矢

 霉湿斋拾零(一)

 霉湿斋拾零(二)

 关于“爱”

 碎语

 无聊集

 我雅

 麻点

 微波

 随笔

 西哲名言

 把戏

 作伪

 做人难

 水车

 刺激

 生之实感

 片语

 漫话

 一得之言

 飞絮

 微言

 碎语

 一点自信

 梦

情感天地

 废止“订婚”的提议

 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应该这样办——答芜村君

 我替芜村君想的办法

 两封公开的信

 一个极平常而极难解决的问题

 爱情的寻觅

 海阔天空

 人生大事

 农村青年的婚姻问题

 爱，不计较过去

 失恋的时候

 我的“礼教”与“婚姻”观

 太戈儿的恋爱观

 婚姻有标准吗

 择偶的基本条件

 婚姻裁可问题

 恋爱是无条件的吗

 爱是有条件的

 一封没有代价的情书

 我理想中的爱人

 怎样避免结婚后的悲剧？

 世界名人的爱情观(节选)

 谈爱

 没有罪名的囚犯

 没有勇气的爱等于自杀

 爱

 石桥

 恋爱和生活

为什么而生活

蛰仙

活着，为的什么？为忧么？为乐呢？为德么？为福呢？为名么？为利呢？自来解答这问题的，倒也很有些中肯的话，只是能够会其通诠的，还觉得不顶多啊！有人说：“福德一致”，这话对的，其如那些以享福为成德的人们何？有人说：“先忧后乐”，这话也对的，其如那些先忧妻儿的饥寒，后乐仆从的呼诺底人们何？有人说：“打破名利关头”，这话也许是爽快的，其如那些破坏别人的名誉，打算小己的私利底人们何？你这么提倡，他那么假借；你这样鼓吹，他那样躲闪；似于人我群己之间，横竖都找不来个共通之点。看来“为什么而生活”？这问题倒也难得正确的答案啊。我说：可不是顶难的。比如说为成德而生活，为成名而生活，固然言之成理；就说为公共之至乐，大众之乐利而生活，也许是持之有故。究竟要怎样才能打成一片，找个共通点出来呢？这却要自己好好用心思量才行。要是知道上述几种说法，行之有无弊病，都视人们的心地如何而定；那么，人我群己问的共通点，也就是大众同具有的良心了。良心固是大家所同具的；可是十分良善，毫未损害的，还当首推天真烂漫、乳臭未干的小孩。因为他要哭便哭，要笑便笑；要亲爱他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或其他见亲爱的人们，就爽性的亲爱他。所以他能流露他自然的至情，不失他良心的自由。说到人世更深的人，好底固多；但那不顶好的，便许有时东计西较，心劳日拙，简直小孩的好心肠，都赶不到。实则人类之所以可尊，人生之所为可贵，都是为他自己受生以来，就有良心；在做小孩时代，就能将他良心随随便便地流露出来。换句话，我们为什么活着，就是为完成我们做小孩时的一片赤心——生来的良心——而活着。否则空谈这样那样，都难免掉葛藤吧？

应该怎样干去，才不辜负了过活一辈子？这问题是从“为什么而生活？”的一个先决问题推出来的。前面既说了，是为完成我们做小孩时的一片赤心而活着；自然我们应走的途径，也就是自己或和人们向着可能完满实现我们一团赤心底鹄的而踏实进行底了。换句话，就是为鹄的而设出底，到达目的之正当途径了。——又正惟一团赤心，浑融无亏的小孩，委实可爱；所以人生哲学里所标的超人，或且把“赤子之心”，用作他必备底条件；就是文学作品的小说，也有时把小孩子赤心表现的真爱，用作表显人生底暗示呢。这么一来，文学和哲学相交之点，正不难找将出来。但是爱之重之，既深且切，以故规他劝他，也婉而直了。不客气地说来，就是：“我们尽可提起赤心，却不要轻使稚气”。我直到现今，还记得以前稚气还在发动底时期，前辈把饮冰先生做的幼稚篇说给我听，令我兴高采烈之余，忽然洗心对勘起来：并禁不住的发愿一辈子不再染那种气习咧！

《晨报·副刊》1921年8月25日

人生的价值

潘渊

前天晨报副镌的星期讲坛栏中，松年先生讲了一大篇“人生的价值”的话，把人类认识人生的价值的时期说得很妙，引起我许多感想。他末了说，“有一两个人大着胆子，不管说得对不对，尽量的说去，一面却……以期知识日益增加……这也未必不是有意识的”。这话很对，让我现在也本着这个意思，把我的感想尽量的说去罢。

松年先生对于认识人生的价值的时期是说得很好，但人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他却没有说出。据我的愚见看来，对于“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可用两语回答，就是：

生的价值就在于生；

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创造出人的生。  说这第一句话似乎有点滑稽，因为无论哪人(也有例外)，你如问他活的好还是死的好？都要不经思索的回答“活的好”，所以这第一句话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但是说也奇怪，人类生了几千年几万年，直至近来几百年方才渐渐有人懂得这句话，有一部分人，到现在还没有懂呢！你看，“制度告诉他们说：人类的一生为的是上帝；儿女的一生为的是父母；臣的一生为的是君；妻的一生为的是夫”。这不是明明以自己的生看做一种手段，而在生的本身之外另找一个东西做他的目的吗？这可以算懂得“生的价值就在于生”这句话的吗？在今日的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抱这种人生观的人究竟还有没有呢？

不但如此，还有许多人因为要求“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于是穷思极想，终日在那里打算如何发财，如何升官，把头发丝也想空了。这不是明明以自己的生看做一种手续，而在生的本身之外另找一个东西做他的目的吗？这不是把名利虚荣的价值看得比生的本身的价值高出一百二十四倍吗？

好好儿一个万牲园，‘好好一个颐和园，跑得去游览游览活泼泼的自然物，赏鉴赏鉴雄壮的建筑术，这是何等有趣，何等有价值的事！那班人偏偏不去游览、赏鉴，偏偏要在那里出风头，要在那里争妍斗艳，这不是辜负了这个万牲园，辜负了这个颐和园，并且辜负了这一游吗？我们好容易得着跑到这世界上来活一趟，为什么不把这一生好好儿享受一番，而要到生的本身之外去求什么上帝……什么虚荣呢？

凡是最高贵的东西，他的价值一定就在他的本身。凡是最可靠的价值，也一定就在这东西的本身。例如各种用具，他的价值在于供人之用，不在他的本身，所以不是最高贵的东西，因为还有个人在他们之上。又如读书求学问，假如把他看做文官考试、法官考试的敲门砖，那他的价值就不可靠了。所以我们如果要郑重这个生、抬高生的价值，就应当自由自在的消受这个生；生以外的事如什么争名夺利罗，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罗，发富发贵罗，要丝毫不受他们的牵累。

但这还不过说生的价值，还没有说到“人”生的价值。既然有了一个异乎万物的人，一定就有一个异乎众生的人生。生字上加了一个人字，这个生就不是随随便便的生了。那班“寄傲山林，不闻理乱”的人们，对于生以外的牵累确乎是能免掉的了，但他们所度的，只是一个普通万物的生，而不能算人的生。

要知道人的生是什么，只须问明人是什么就行了。人是能思想的动物，所以人生就要把他的思想发展开去，使世界上的东西，都来统于他的思想之下；人是富于同情的动物，所以人生就要把他的同情发扬光大起来，使天下的人类万物都人他的同情之中；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所以人生就要天天在那里发明出、制造出新的工具出来；人是能够有政治的动物，所以人生就要时时在那里立出好的法律，做出好的政治出来。

这是说生字加了一个人字的人生。若要问“为什么要这样？……这样有什么价值”？则可以说因为人是这样，所以人生是这样；他的价值就在于创造这个光华灿烂的人生。太阳系中所有的物质也不知其多少，能够受了生气以发展滋长的共有几何？植物能够生长了却老钉在一块地上，动也动不得一点，你看何等苦恼；动物能够动了却又除了寻食物吃进去，把渣滓泄出来之外，没有一些别的事情能做，你看又何等的可怜。只有人类是天之骄子，有享受特别生活的权利。他用他的思想把一个杂乱无章的宇宙整理得井井有条，用他的同情把南越北秦，东亚西美，素不相识的异族化成如兄如弟、和蔼可亲的伴侣；天不许他远出，他造了火车可以一日千里；天不许他跨海，他造了轮船可以远渡重洋；天不给他翅膀，他会制造飞机；天不给他千里眼、顺风耳，他会造出电报、新闻，可以目周四海，耳听八方；又有什么银行咧，商业咧，邮政咧，警察咧，法律咧，政府咧……等等增加人生的便利，保守人生的安宁——这还不是最有趣味，最有价值的事情吗？

P2-5

序

钱理群

“民国名报撷珍”丛书，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它不仅为还在发展中的90年代散文阅读与写作的热潮，开辟了一个新的资源，为散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批精选的读物，还具有一种学术的价值：它促使我们注意“现代散文小品”与“现代传播(报纸、杂志)”的关系——这其实是散文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我在准备这篇序言时，曾翻阅了近年发表与出版的有关散文的论文与著作，却很少见到这方面的论述，只得就手头有的材料，谈谈想到的一些问题，就算是抛砖引玉吧。

这些年，人们很强调散文、小品，以至杂文，都是“古已有之”，这自然不无道理。但作为现代散文小品与现代杂文，却是萌发于清末民初，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且始终是与现代出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年文学史家阿英在讨论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近代散文”的产生时，即明确指出：“这种文学的形式，始终是近代的工业社会的产物。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在此，产生了近代的散文，即一般的叫做feuilleton的形式。”(《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这里说的是西方近代散文，中国其实也是如此。据有关材料介绍，正是本丛书所选的我国历史最长的中文报纸《申报》，在开创第一年(1872年)即“以词章补白”，引发了以后的报纸副刊(1897年，上海《字林沪报》设副刊《消闲报》；1900年，《中国日报》辟副刊《鼓吹录》；此后，一般报纸都腾出固定版面设置文艺副刊)；又于1897年起先后创刊文艺性期刊《瀛寰琐记》、《四溟琐记》、《寰宇琐记》三种。这些报纸文艺副刊与文艺性期刊除刊登小说、诗歌外，也发表了大量散文，成为现代散文的滥觞。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散文各种文体的产生与发展，更是几乎全赖于报刊的提倡：这已成为文学史家、散文家的共识。批评家孔另境这样论述“现代杂文”的产生：“文学革命发生，刊物之出版风起云涌，如《新青年》，如《新潮》，都是当日最受社会欢迎的中心杂志。因为‘五四’运动，并非是纯粹的文学改革运动，乃是一般的社会和文化的改革运动，故反映在当时刊物中的，也往往是对社会多方面的探讨。在各种杂志中，除了长篇论说以外，几乎都另辟有‘杂感’一栏，这一栏的文字大都短小精悍，一针见血之言”，这就是现代杂文(《论文艺杂感》，1938年)。“五四”著名的小品文作家梁遇春更是满怀深情地指出：“小品文同定期出版物几乎可说是相依为命的”，他甚至说：“有了《晨报副刊》，有了《语丝》，才有周作人先生的小品文字，鲁迅先生的杂感”(《<小品文>序》，1929年)。因此，有论者将小品文定义为“报章文学与纯文学中间的汇合”(夏康农：《论小品文》，1935年)。人们还谈到了“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本丛书选录了《晨报副刊》与《民国日报副刊》)对促使“现代小品文的发达”，所起到的“很大的推动”作用(钱歌川：《谈小品文》，1947年)。梁遇春在前所引的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小品文的发达同定期出版物的盛行做正比例的。”事实正是如此：考察现代散文史，可以发现，本世纪有两次散文创作高潮，一次是30年代，另一次发生在世纪末的90年代；两度创作高潮，都伴随着报刊发行与出版的热潮。在30年代，不仅涌现了大量的文艺副刊——本丛书选录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与《申报》“自由谈”就是其中最有名的，对30年代散文小品与杂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第一次出现了大批专门化的散文杂志，如《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太白》、《逸经》等等，这些杂志或提倡某种文体(如《论语》推出“幽默小品’，《人间世》鼓吹“闲适小品”，《太白》倡导“时事随笔’、“科学小品”)，开辟专栏(如《论语》的“古香斋”、“群言堂”、“月旦精华”，《宇宙风》的“姑妄言之”，《太白》的“风俗志”、“速写”，《人间世》的“今人志”、“山水”、“读书随笔”)，或组织专号(如《论语》的“现代教育专号”、“鬼故事专号”、“家的专号”，《宇宙风》的“北平特辑’、“欧风美雨特辑”等)，或联系老作者，培养新手，实际上起到了散文创作的“组织者”的作用。与此同时，各出版社争相出版散文(小品、随笔、杂文等等)创作集(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提供的材料，1930～1939年出版的散文集达853部，而1920～1929年仅190部)，出版各种外国散文译本，特别是大力介绍中国明末小品文与六朝文，为现代小品的写作直接提供资源，其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而90年代这一回“散文创作与出版热”，规模、声势都更大，同样是报纸的副刊大量涌现，同样是专业化的散文刊物的不断推出(随便想起的就有《散文》、《随笔》、《美文》、《中华散文》等多家)，同样是散文创作集的大面积的出版(而且多采取“丛书”的形式)，同样是外国的与传统的散文资源尽力开发，而且更有系统，重点转向“五四”以后的散文小品、杂文的重新整理与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这回推出的这套“民国名报撷珍”丛书，本身即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由于事态还在发展，目前尚不能作出更深人的理论分析与概括；但结合30年代的那次热潮，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本世纪两次散文创作与出版的高峰，都与30年代、90年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氛围的变化，文化观念的变迁，文化欣赏、消费心理(期待)的嬗变，以及文化市场的相对繁荣与成熟有关。因此，所面临的实际是一个“现代商品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一一这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也许是更为根本的，但也是在这里无法展开的。

我们还是把问题拉回到现代散文的创作与出版的关系上去。当年茅盾有一个自述，颇值得注意。他说自己在30年代曾一度为《申报》“自由谈”副刊写稿，而“自由谈”是一个“软性读物”，不宜于说教式的短文，“于是我所写的，便不能不是又像随笔，又像杂感”；他因此而体会到“一个作家有时既不能不像有个厂家似的接受外边的‘定货’，那他也就不能不照着‘定单’去制造”(《<速写与随笔>前记》)。这里说的正是出版(文学市场)对创作的制约与影响，也就是说，作为报刊文体的现代散文，它所必然产生的对传统散文的变革，并由此而形成的新的特点。我想，这正是我们在阅读与研究民国名报散文小品及其同类现代散文时，所必须注意与思考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曾有一篇文章谈到了现代都市中的期刊、报纸的主读者与作者，也就是文学市场中的买卖双方，都是“小布尔阶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都市小市民”，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心理，决定了他们的审美趣味与消费欲求：“他们要节省时间，省精力，情愿从事刹那的愉快”，“他们所喜欢的，是轻巧，是易于变花样”，“他们也是清谈，无所通而又无所不通，无所读而又无所不读，……求学治事，处己待人，均取浮萍一样的态度。随时势之所之，不宗一家，不主一说，凡百皆疑”，他们常“重古而非今”，“或追怀古代，或逆溯史迹”……。以上这一切，都决定了报刊上的小品散文的“软性”特征：注重知识与趣味，无所不谈，泛而不深，短小成章，旁敲侧击，文笔轻巧，闲适中略含感伤……等等(方非《散文随笔之产生》)。这样的分析自然是简单的；但却能启示我们：对“文学市场、现代传播媒介(报纸副刊，出版物)”、“作者”与“读者”三者互动关系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或许可以打开现代散文研究的一个新的思路。甚至还可以作这样的设想：能不能以此作为描述现代散文发展史的一条基本线索呢？我以为至少是可以一试的。——如果这些设想大抵可以成立，那么，本丛书就是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事实材料，别有一种价值了。

而散文小品、杂文(我们还没有提到报告文学)这类现代文学样式与报刊的联系本身，也能给今天的作者与读者以启示。我曾在一篇论及鲁迅杂文的文章里谈到，杂文(或许还应包括散文小品与报告文学)是现代作家(知识分子)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他所处的时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鲁迅正是通过杂文这种形式，自由地伸人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最迅速地接纳、反映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作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最及时地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可以预计，随着现代传播对人的现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响，散文小品、杂文、报告文学将越来越深入到现代生活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能具有的；另一方面，当散文小品、杂文、报告文学这类文体越来越依附于传播媒介，其自身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变异既有积极的方面，同时也必然有许多消极的因素。但从总体上看，散文小品、杂文、报告文学这类报刊文体，是与“现代式(正在进行式)”的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的，也就因此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忠实的记录。鲁迅早就说过“‘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这样的话，并有过“作一部中国的‘人史"’的计划；今天再来读当年的散文小品、杂文——比如读摆在面前的这套“丛书”，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这里，正是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丑的俊的，有名的无名的)，他们的思想，观念，心理，情感，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平时怎样打发自己的肚子，有俩钱儿、三五好友相聚时又喜欢吃什么；时兴穿什么衣服，如何打扮；居住条件、以及居住方式：独门独院，还是公寓式的？闲暇时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戏曲什么的)，最“迷”的作家、影星、歌星、球星是谁？节假日到哪儿去玩？老家里还有没有人，有没有来往，是否圆过“还乡”的梦？孩子上什么学校读书，有没有麻烦？一大家子人，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处得如何？……等等，正是对这些民生、民情、民俗、民性、民魂……的具体描摹，构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在这个意义上，这套“民国名报撷珍”丛书也可以看作是民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1997年10月11日写毕于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