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们留给我们的遗产也就不仅仅是那些让我们摆在案头的优秀作品，同时是一种启示和精神：启示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一种融会贯通的思路，一种求善求真的坚韧力量和探索精神。

本书是盗火者文丛的一册，是著名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蓝英年先生的自选集，大致可以窥得蓝英年先生的散文和学术成就。本书收入的作品主要是有关俄罗斯文学以及世界知名作家的故事记叙及评论，还收入了作者自己提供的近60余幅照片。

“盗火者文丛”序

1．代表性文论一篇／1

 高尔基的命运／3

2．关于俄罗斯古典作家的随笔／29

狄康卡漫笔／31

《肖像》的故事／40

果戈理的预见／48

再读《群魔》／58

3．关于俄罗斯流亡作家与前苏联非正统作家／69

试拨尘雾现清辉／71

——俄国幽默大师苔菲剪影

性格的悲剧／85 

——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之死

 冷月葬诗魂／102

——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寻踪

 倒霉的谢拉皮翁兄弟／127

 马雅可夫斯基是如何被偶像化的?／138

 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148

——也谈格罗斯曼

 两位不伏罪的苏联作家／174

 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红颜知己／188

4．关于前苏联的正统作家／199

 访法捷耶夫故居／201

 肖洛霍夫死里逃生／215

 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223

 得意的谢拉皮翁两兄弟／253

 考涅楚克及其剧本《前线》／275

5．怀念亲友／291

 先父蓝公武二三事／293

 在梁漱溟家过夜／300

 掉了皮的纪念册／304

 长忆吴牛喘月时／309

 童年／315

 拉丽萨，你好吗?／319

6．其他／329

 《莫斯科——北京》／331

 听老歌／337

 勃列日涅夫当过斯大林的翻译吗?／340

 姑娘为何变成老马／346

 比罗比詹的噩梦／350

7．附录／379

作者自传／381

蓝英年随笔与译作书目／386

自

传

我六十九岁那年，老友、低能物理学家颜一鸣教授赠我一首律诗。前两联是这样写的：

黄泥拾穗沐薰风，

颐园越墙仰古松。

少小老大勤相聚，

高歌笑饮话洋中。

这首诗让我回到少年时代。黄泥指西黄泥村，位于河北省建平县(现改为平山县)，当时晋察冀边区联中所在地，我便在这所中学学习。1947年正是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决战时刻，生活异常艰苦。学校提出“以生产养学校”，学生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在农民收割过的麦田拾麦穗以增加粮食，便是生产活动的一种。我们的校长极有眼光，虽然让学生参加生产，但并没有废除学业，仍让教师抓空给学生上课。科目与国统区中学的科目几乎一样，也有国文、数学、化学、物理甚至英语等，只是上课时间不固定。国文老师还给我们讲过李后主的词。战争年代，小山沟里，讲李后主的词，没有眼光是不敢讲的。所以1949年进北平后，我们很快跟上北平中学的课程。我在边区联中九班学习，大概因为同学年龄小，所以我们班又叫小九班。我们每个人都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理想：“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我们非常单纯，全班团结友爱，个个热爱集体。谁对谁有意见，便当面提出。对老师有意见也可以提。我不记得有“向组织汇报”这类事。男女同学亲密无间，少男少女之间难免产生爱慕之心，但决无早恋这类事。两年前，相识五十五年的老同学们在北京欢聚一堂，已经是一群白发翁媪了。“少小老大勤相聚，高歌笑语话洋中”。大家回忆往事，讲了当年许多趣闻，并都感到当年我们之间的关系与后来人与人的关系大不相同。

高中毕业后，我上了人民大学俄语系。学校那时开四门政治课：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政治课是大课，同几个系的学生一起听。我上二年级，听马列主义课。教师照本宣科，同学们拼命记笔记。两节课下来，手腕记得酸痛。我觉得这样讲课枯燥乏味，听也听不清，记也记不全，不如把讲义印出来发给大家，把讲课改为讨论。我把意见提出来，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从小习惯有意见就提嘛。没想到惹了祸。系团总支书记曾真组织同学批评我。曾真一度成为新闻人物，是张志新烈士的前夫。张志新被捕入狱后，便毅然与她离婚。在曾真的主持下，同学们驳斥我的意见，理由是这种教学是苏联专家定的，不能改变。我不服气，同他们辩论。结果会越开越升级，纲越上越高，最后批评我“实际上是重业务轻政治”的表现。今天的读者未必体味到这句话的分量，但1952年算很重的批评了。我第一次领教“不讲理、扣帽子”的批评。我想不通，憋了一肚子气。如果在小九班提这样的意见，不但不会受到批评，反而会得到同学们和老师的支持。如今情况变了，坦诚提意见和真心接受意见的的时代一去不返。以后不断挨批挨整，但我已经不当一会事，不再提意见，气也没了。1957年“鸣放”期间，这种态度部分地使我逃过一劫。但到1966年却在劫难逃了。

我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的经历大家都清楚，我就不说了。只说说我在文革当中如何读鲁迅。红卫兵打派仗后，就没人管我们了。我便跟韩先生读鲁迅。韩先生是中文系的老教授，张中行先生的挚友。韩先生述而不作，但熟读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作品。我们从《坟》开始读起，按顺序往下读。每篇我先读几遍，然后到他宿舍，两人坐在窗前马扎上纵谈。不仅谈我读的这一篇，不仅谈鲁迅，还谈鲁迅同时期的作家以及文坛上的逸事。韩先生对周作人的作品非常熟，还见过他。他给我讲的北大、清华教授的故事，后来不少在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中见到。张先生毕业于北大，韩先生毕业于清华，有些清华教授的故事张先生可能听韩先生说的。韩先生还把藏书拿给我看，其中有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书，并且都是初版。韩先生对我十分信任，竟把周作人的著作借给我看。周作人的《谈龙》、《谈虎》、《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等我都是在文革中间读的。如果红卫兵知道我读什么书，一定会把我和韩先生狠斗一顿。就这样，我同韩先生一篇一篇地读鲁迅，一直读完前六卷。之间还穿插读五四其他作家的作品。韩先生还把《聊斋》三注三评本借给我读，我心想自己身为牛鬼蛇神，也只配与鬼狐为伍，并觉得他们比红卫兵可爱得多。从师韩先生半年，等于上了半个中文系。如今韩先生早已作古，但我一闭眼便想起他的音容笑貌。

文革结束后，一次在福州开会，结识翻译家蒋路先生，蒋先生翻译的《怎么办》、《文学回忆录》等书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读过，印象很深。我们同在鲁迅译文《序》《跋》注释组，但接触不多。返京时部分参加注释会的人在杭州小住，我和蒋先生也参加杭州游，并同居一室，有了接触机会。傍晚沿里西湖散步，始得与心仪已久的翻译家畅谈。回北京后，蒋先生请我译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作品，把我领入翻译界。蒋先生是我接触的第一个编辑，以后又接触过不少编辑，但没有一个编辑能像蒋先生那样让我受益终身。

1989年我到苏联执教，经常到图书馆看报刊，接触了不少新材料，对从小熟悉的苏联作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开始惊讶，渐渐觉得报刊上的文章并非没有道理。回想自己的苏联文学知识，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专家灌输的。以后虽对某些问题产生过怀疑，但写文章仍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有了新材料，新看法，能不能写出来?回国后同董乐山先生和舒展兄闲谈时，谈到对苏联文学新的看法。没想到这两位先生一致让我写出来。董先生向《读书》推荐，舒先生向《随笔》推荐，这便是我发表文章的开始。

二十年过去了，我写得并不多。主要原因是好材料难得。断定材料是否有价值，要对比、鉴别，是件很麻烦的事。有的材料国内还没有，只能到俄国去找。写些不痛不痒、人云亦云的文章，不如译书。我又萌生译书的想法。但译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已经很久没译书了，能译好吗?  柳鸣九先生嘱作小传，我且从七十年生活中攫取以上几个片段。P381-385

鲁迅曾把从事西方文化研究、翻译、介绍工作的人，称之为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对这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荣誉。

在此称谓中，其行为性质之有益、目的理想之崇高与行为方式之尴尬、之被侧目而视，虽成强烈的反差，但其所具有的悲怆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以平常心观之，而不加拔高与崇高化的话，那么，应该说，这种悲怆性与其说是完全来自这种工作与事业本身的内在价值，不如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侧目而视的时代环境与条件所造成的，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

说到“火”，“火”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远远并非“革命之火”、“斗争之火”、“造反之火”，并非我们曾亲身感受过其炽热度、其灼伤度、其毁灭性的那种“火”，而是人类从野蛮状况走向文明状况的第一个标志、第一个牵动力。对于人类而言，它首先意味着光亮，意味着温暖，意味着熟食，它代表了文明，代表了进步，代表了工艺，代表了科学，代表了光明，代表了思想意识的飞跃，代表了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与确确切切的社会进步。

以此观之，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条件下，这“火”，概而言之，就是科学与民主，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就是新观念、新思维、新视角、新方式、新方法。在泱泱古国里，这些东西有多少根基．有多少存货，我们不必妄论，但至少可以说是不够用的，于是，就有一个引进的需要。而引进者不过就是古丝绸道上的贩运者，驼队，就是在大江阻隔下的摆渡者而已。鲁迅所指不外如此，并无惊天动地之意，只不过由于中国社会积习甚深，惯性甚大，反倒常常容易引起“侧目而视”，甚至阻力重重，引进者、摆渡者反倒成为“盗者”。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不论引进的通路是否崎岖，不论摆渡的航道是否曲折，这条道路上倒是络绎不绝的。完全堵塞的时日毕竟有限，在这条道路上前者呼，后者应，行者不绝于途，即使也有彻底被杜绝、被根除的时期，但“春风吹又生”，后继者仍踽踽前行不止。于是，一个世纪下来，在中国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景观，盗火者景观、摆渡者景观，这一景观就像古丝绸道上的行者与驼队的景观，值得后人念想，值得后世留存，哪怕只是若干浮光掠影、“断简残篇”。

这便是编选“盗火者文丛”的初衷与立意。

上个世纪，在中国，致力于研究、翻译、介绍西方文化并有突出业绩的人士，多如满天繁星，当然，其中更对跨学科文化有广泛兴趣，更对社会现实有人文关切，并常发而为文，产生了社会影响，形成了学者散文此一特定文化景观的才人，其数量相对会较小一点，即使如此，为数亦很可观。以这一景观为编选对象，本应是一项巨型的文化积累工程，然而，在物质功利主义大为膨胀的条件下，人文出版殊为不易，加以版权壁垒的限定更增加了难度。幸有中央编译出版社，特别是韩继海先生出于无私的人文热情，大力予以支持，得以出版目前的十种，权作为抛砖引玉，以对社会人文积累略作奉献，以其待更有希望的来日。 最后，对各集作者与作者家属的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柳鸣九

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