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抗日战争为主线，围绕李庄这一特定环境下的文化中心，以纪实的手法，描述了李济、董作宾、傅斯年、粱思成、林徽因、陶孟和、童第周、夏鼐等文化精英与同济大学师生在艰难困苦中，不甘屈服、立志为学的精神风骨。同时兼述李庄当地的风土人情、士绅们在抗战中的作为，以及后来众人的不同命运。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学术、教育机构被迫向长沙、昆明等两南地区迁徙。1940年秋，日机对昆明、滇缅公路狂轰乱炸，迫使在昆明的同济大学师生第六次迁校。受四川南溪李庄镇开明士绅的邀请，同济大学迁往李庄。随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和高等学府先后由昆明辗转来到李庄，人数达1．1万之众。在李庄的6年中，造就了大批学子和世界知名学者，梁思成与病中的妻子林徽因共同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部享誉世界的扛鼎之作。

长沟流月去无声(代序) 李光谟

序 章 /1

第一章 大溃退 /9

平津沦陷 /9

长沙遇故知 /15

风云际会 /22

第二章 流亡西南 /37

再见岳麓山下 /37

在昆明 /47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 /54

第三章 万里长江第一古镇 /66

三大家族的兴起 /66

从昆明到李庄 /77

“中研院吃人”事件 /95

第四章 险象环生的山坳 /101

揭开“吃人“的秘密 /10l

梅贻琦来到李庄 /109

史语所被劫案 /120

第五章 李庄剿匪记 /126

蒋介石发出密令 /126

川南匪患 /132

沉尸扬子江 /141

第六章 乱离之世 /147

金岳霖的梁家情结 /147

梁思成与林徽因 /155

傅斯年辞职别重庆 /163

第七章 雾中的印痕 /168

傅斯年上书朱家骅 /168

悲情李济 /181

彭山汉墓的发掘 /184

第八章 山坳里的学者们 /189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189

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 /205

十万青年十万军 /218

第九章 国土重光 /228

泪花溅街头 /228

战后的北平与李庄 /236

“江南才女”的心中之痛 /24l

第十章 我东日归，我情依迟 /251

同济归海 /251

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258

山中，走出四对情侣 /265

第十一章 南望北归 /277

还都南京 /277

去留两徘徊 /285

吴金鼎、梁思永、林徽因之死 /289

豪门硕儒的毁灭 /296

尾声 不思量，自难忘 /305

鸣谢 /316

主要参考书目 /317

下山之后，梅贻琦等再次来到位于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租住的小院，专程看望一直萦绕他们心头、最为挂念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此时的林徽因患有当时号称不治之症的肺结核，正发着低烧，几乎失去了工作、生活能力。只见她斜卧在一张行军床上，瘦削苍白，浑身虚弱无力，说话困难，再也没有了当年“太太客厅”时代那种谈锋甚健、豪情不止的风采了。在此前的6月30日，梅贻琦等人曾专程看望过梁、林夫妇，当时的情形是“徽因尚卧病未起床，在其病室谈约半小时，未敢久留，恐其太伤神也”。

今天，尽管梅氏一行心中颇为踌躇，恐再令这位多情的病中才女神伤别离，在无法解除其身心痛苦的情形下，准备多坐些时候，尽可能给对方多一点抚慰，尽到一点师长和朋友的责任。交谈中，梅贻琦得知，由于李庄相对闭塞，除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外，学术研究也很难拓展。刚到此地时，身体尚好的林徽因主要整理几年前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考察的报告，现在重病在身，已无法工作，考察报告由梁思成一人整理，但迟迟未能定稿，令梁、林夫妇甚感苦恼与无奈。当林徽因得知联大叙永分校将有可能回迁昆明时，不禁悲从中来，谈到自己不适应李庄气候、水土，导致病情加重，提出想重返昆明，与西南联大那些教授朋友们在一起的愿望。作为前辈的梅贻琦听罢，不禁凄然，但未置可否，原因是“余深虑其不能速愈也”。

下午3时，长丰轮靠到李庄码头，梅贻琦等作别送行的陶孟和、李济、董作宾等好友，即行登船，时年40岁的梁思成坚持独自一人踏“地漂”(趸船)把客人送到轮上，此举令53岁的梅贻琦深为感动，更生出“余对此小夫妇更为系念也”的牵挂爱怜之情。

“想不到离开北平才四年光景，徽因的身体竞糟糕如此，真是不堪回首呵!”梅贻琦望着梁思成那同样瘦弱的身子和疲惫的神情唏嘘叹息着。梁思成听罢，表情忧郁，默不作声，梅贻琦想再说几句宽慰的话，但一时又不知如何说起，遂侧身望了一眼大江对面那气势磅礴的桂轮山和山中白云深处若隐若现的一座古庙宇(当地称雷峰塔)，灵感忽闪，轻轻说道：“思成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四年前的今天，你们小夫妻正蹲在五台山佛光寺的梁柱上放声高歌吧?”

一句话触动了梁思成敏感的神经，他稍感意外地惊愣了片刻，随着一句低沉沙哑的“梅校长……”，眸子已经湿润。梁思成咬紧嘴唇冲梅贻琦点了下头，抬手想掩饰那双发烫的眼睛，随着一阵风浪刮过，泪水还是流了下来……

长丰轮鸣笛启程了，岸上的梁思成望着浩浩长江中渐渐远去的船影，耳边回响着梅贻琦这位尊敬的长者离别的话语，四年前那个令人心血荡漾、颇具传奇色彩的场景又在眼前晃动起来——

1937年6月下旬的一天，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的名义，踏上了赴山西考察的旅途。

这是他们从事中国古建筑考察以来．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山西之行。梁、林夫妇在古建筑考察领域的成就，有相当一部分得力于山西的古建筑实物。也正是这次意义非凡的旅行，迎来了他们古建筑考察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巅峰时期。

此前，作为受过中西文化教育与专业学术训练且成名甚早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在对现存古建筑学的绝世之作《营造法式》的研究过程中，认识到木框架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形式，而唐代作为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建筑风格不但具有独到的特色，并负载着这一文化血脉转承启合的关键性使命，如能亲眼目睹唐代的建筑遗存，是任何一个研究古建筑的学者都心向神往、梦寐以求的事。从整个历史长廊的大框架推演，自现代至唐朝，虽经历朝更替和无数次战火兵燹与天灾人祸，按事物的正常发展消亡规律推断，应该仍有少许的唐代木框架建筑存于某个角落，发现它的踪迹甚或一两件完整的实物并非绝无可能。于是，寻找这样一座存留于人问的世间建筑，就成为这对年轻夫妇久萦于心的梦。P4-5

           长沟流月去无声

岳南的长篇纪实文学《李庄往事》即将杀青付梓，他约我写一篇简短的序。我对文学没有太多研究，很少在这方面发言，但由于这部描写科学、教育界知识分子生活与精神追求的作品，是以纪实的手法和方式来描述真人真事，而不是向壁虚构，书中记载的人和事我亦略知一二，因而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作为在抗战中流亡祖国后方，并在李庄生活了6年的我，觉得有必要为此说几句话，以示对逝者的缅怀与对这一民族伟大胜利的纪念。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科学、教育界纷纷南迁。而随着淞沪抗战炮声响起，坐落在上海、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等科学机关、教育机构也相继开始了西迁的历程。当时家父李济服务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个重要学术机关，同其他学术机构一样，也在炮火硝烟中踏上了流亡之路。

那时我是一个少年学童，对时局并没有多少认识，但从大人们严肃紧张的表情以及忙碌的身影，还有与平时大不同的交谈中，明显感觉到战争的恐怖和即将到来的灾难。就我所看到的情形，在日本强寇压境，血与火的战事即将在中国首府南京拉开大幕的前夜，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所进行的搬家是匆忙的，但准备工作还是认真的。经过众多人手不分昼夜的努力，中研院史语所尤其是考古组多年的重要出土文物及其全部原始记录都装箱运走，实在运不走的大件物品，就封箱留存在城中或掩埋入土。在敌机呼啸、炸弹纷飞中，南京下关码头人山人海，一船又一船从上海与南京运载的机械设备与珍稀物品，争相向内地运送。记得我们全家老少三代在长江码头登船启程时，于波滚浪涌的江心，禁不住回首眺望居住了3年多的石头城，默念着何时才能重归家园。

由于日军步步进逼，前方战事吃紧，西迁的机构在长沙只停留了3个多月，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与中博筹备处，连同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以及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等又开始向昆明迁徙。此时，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兼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因院务羁绊，把史语所的事务委托李济负责。这次搬迁可谓是件极其艰巨的工作，但总算安全抵达目的地。1940年冬，迫于日本飞机对昆明狂轰乱炸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加之滇越线吃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社会学所、中博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机构不得不再次撤离昆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镇。我们全家随所一同入川，在扬子江尽头的李庄镇内一家院落住了下来，想不到这一住就是6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京。

遥想当年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处在民族危难中的“下江人”一批又一批迁人四川，当地人民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协助，而李庄人的慨然相邀与热情相助，使流亡中的学者和莘莘学子，得以安置一张平静的书桌。原本藉藉无名的李庄镇，迅速成为抗战期间大批知识分子的集中地与中国后方四大文化中心之一，中国的人文学术与新式教育在西南边陲这个乡村小镇，得以薪传火播，绵延发展。  迁入李庄不久，我得天时、地利之便，有幸于1942年进入同济大学附中读书，两年后又考人同济大学医学院就读，继续我的学业。

就当时的中研院史语所、中博、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学术、教育机构而言，李庄6年，算是抗日战争时期较为安定的一段日子，生活虽然清苦，甚至可以说是困难，但处在民族危机的环境里，大家所过的日子都差不多，可以说是“共度时艰”吧。听说早先的李庄在川南一带是个很繁荣的地方，是川南物资集散地，过往商贾络绎不绝。或许由于这些便利条件，一个不大的小镇，才有了“九宫十八庙”和若干大庄园应运而生，也因了这些便利条件，才有了战时1万多“下江人”云集而来的机缘。不过当我们到来的时候，小镇已经趋于衰落，往日的繁荣景象不再，应该说是比较偏僻和闭塞了。记得当时李庄物质条件已不是很好，特别是医疗条件很差，当地缺医少药，许多人得了病而得不到及时治疗。迁来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的林徽因、中研院社会学所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史语所考古组的梁思永都相继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因得不到有效治疗，林、梁两人长期卧床无法工作，而沈性仁——这位民国初年的一代名媛，抗战未结束就去世了。当时在李庄的同济大学虽有医学院并有高明的医学教授，但终因没有药物为病人治疗，医术再高明也无力回天，有些病人的生命还是未能挽回而消逝了，同济大学1二学院的教授也有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这样的不幸对我来说可谓刻骨铭心，我的两个姐姐，分别于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与李庄病逝。她们患的并非疑难重症，只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得不到相应的药物治疗，使她们过早离开了人世。此事的影响远超出个人感情上所受的打击。去年我回了一趟李庄，有几位青年朋友和我谈起当年迁来的学术大师，说如果陈寅恪大师也来李庄住上几年，那这块土地的文化积淀和色彩就更浓重了。翼实说者不知，陈寅恪原本是要奔李庄而来的，据陈先生的长女流求女士在一封催中告诉我，抗战时期膏f各先生全家由香港返回内地时，他原打算由桂林入川，到史语所工作，并做好了去李庄的准备。后因得知李济两个爱女不幸夭折，说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当时身体条件极差的陈先生担心自己和家人无法适应，乃应燕京大学之聘，人川后直接从重庆过内江去了成都。自此，李庄与这位“近三百年来仅此一人”(傅斯年语)的人文大师失之交臂。

尽管物质生活和医疗条件如此艰苦与不尽如人意，但迁往李庄的学者与青年学生们还是默默承受了。据我有限的了解，李济主持的史语所考古组的研究工作仍有一定的开展，部分出土的铜器、陶器和陶片得到开箱整理、分类，并写出了研究报告的初稿。董作宾的巨著《殷历谱》就是他本人亲笔在石印蜡纸上用药水逐字书写完成的，他主持的甲骨文拓片和研究工作进展得也较为顺利。中博筹备处的人员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可以说是维持了一个能开展工作的局面，许多中青年骨干如吴金鼎、夏鼐、李霖灿、曾昭炳等，都是在昆明和李庄时期充实进来并参加了重要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更是克服了内外各种困扰和精神上的痛苦，做出了世所公认的成绩。我所就读的同济大学，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在抗战后期还有所发展和扩充，近千名学生由此毕业奔赴国难期间最艰苦的四面八方。

岁月如梭，一晃60多年过去了，当年迁往李庄的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今天读《李庄往事》，令我感触良多，可谓百感交集。此前，我与岳南有过一些交往，并知道他在十几年中一直联合志同道合的朋友研究和撰写中国考古界的人和事，并有十几部纪实文学作品问世，这些作品大多是以一个考古发掘事件为基点，牵出相关的人物，借以展开各种悲欢离合、命运起伏的故事，给读者以启迪和思考。而这部作品明显地是以李庄的人文历史为主轴，多侧面地对相关人物命运加以铺排和描述，这样的一个变化，就需要作者对当地风土人情与相关人物背景以及生活情形有相当的了解，否则，要写出接近历史人物原貌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庆幸的是，岳南在这一点上下了苦功，付出了大量心血，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他通过实际采访和体验生活，对李庄当地人文历史有了一定把握，加上查阅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在相互校对考证之后，再加以编排和艺术创造，这样，一个真实的李庄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在这个基点上，他对涉及的人物，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历史性的关照，对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以及工作业绩，做了大量的采访、资料收集和考证工作，从而写出这样一部既有相当的包容性，又不失历史真实与深刻度的纪实文学作品。我在读完初稿后，深为作者的努力和作品达到的艺术境界而感动。尤其看到那些我熟识或不熟识的历尽劫难、九死一生的老一代学人，在走出李庄后于政治风云变幻中大起大落的生活境况与人生际遇，想起他们当年所散发出的满腔的爱国热情与理想追求，禁不住唏嘘叹息，为之扼腕。或许，《李庄往事》向人们所提供的文化精髓就隐化于这难言的、“万千国人像已忘掉”的历史记忆之中吧!

谨抄录宋人陈与义词《临江仙》一阕以结此序：

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李光谟

                    乙酉年端阳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