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子超所著的《说<论语>》是由作者在《新民晚报》“论语新读”专栏的随笔结集而成。这些短文少则千八百字，多则一千二三百字。文章体例、写法不尽一致，总体变化是由随笔而“解经”。写作时博采古今众家之长，亦时有一己之见，力求通达孔子本意。见解独到，令人耳目一新。

《论语》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典籍。白子超所著的《说<论语>》收录了作者在《新民晚报》“论语新读”专栏中发表的部分随笔，博采古今众家之长，兼有个人心得，篇幅虽短，却处处折射出思想的光芒，读来时时令人掩卷深思。

序：《论语》是读不尽的(徐世平)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主忠信”

“信则人任焉”

“民无信不立”

“言必信，行必果”

“君子义以为上”

“君子喻于义”

“见利思义”

“言不及义”

“仁者必有勇”

“有勇而无义为乱”

“君子道者三”

“学而时习之”

“不愤不启”

“学而不思则罔”

“学而优则仕”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中人”

“学而知之”

“有教无类”

“子以四教”

“三年学，不至于谷”

“人之生也直”

“父为子隐”

“孰谓微生高直”

“直道而行”

“直而无礼则绞”

“直哉史鱼”

“以直报怨”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过犹不及”

“无可无不可”

“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乐而不淫”

“吾道”

“一以贯之”

“中庸之为德”

“为政以德”

“猛以济宽”

“正名”

“谓之取，不谓之假”

“泛爱众”

“民可使由之”

“政者，正也”

“举直错诸枉”

“为国以礼”

“克己复礼”

“富而好礼”

“小子何莫学夫(《诗》”

“不学《诗》，无以言”

“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思无邪”

“成干乐”

“乐正”

“耳顺”

“乡原，德之贼也”

“吾有知平哉”

“子绝四”

“和而不同”

“知者乐水”

“文质彬彬”

“子不语”

“骥不称其力”

“子之所慎”

“逝者如斯夫”

“朝闻道，夕死可矣”

“未知生，焉知死”

“天何言哉”

“命也”

“畏天命”

“知天命”

“五十以学《易》”

“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

“周监于二代”

“天下有道”

“老者安之”

“大同”

“均”“和”“安”

“夫子之道”

“中”“和”

“问仁”

“无怨”

“恕”

“君子有三戒”

“君子有三畏”

“益者三乐，损者三乐”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权”

“人焉度哉”

“达”

“子见南子”

“子畏于匡”

“吾末如之何”

“樊迟请学稼”

“宰予昼寝”

“非吾徒也”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难乎有恒矣”

“善人之道”

“三以天下让”

“三分天下有其二”

“才难”

“周公之才”

“古之贤人也”

“行夏之时”

“禄之去公室”

“吾将仕矣”

“吾其为东周乎”

“君使臣以礼”

“一言而兴邦”

“齐人归女乐”

“修文德以来之”

“无为小人儒”

“不忮不求”

“古者民有三疾”

“众恶之，必察焉”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君子不器”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修慝”

“君子无所争”

结语：孔子之道

跋

“民无信不立"

颜渊篇载：“子贡问政。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日：‘去兵。’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古代有的版本在“民信之矣”前有“使”字或“令”字。之，代词，应指为政者。

子贡请教为政、治国之道。孔子回答：“有充足的粮食，有充足的军备，让民众信任政府。”子贡问：“如果迫于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三者之中先去哪个？”孔子答：“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于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剩下的两者之中去掉哪个？”孔子答：“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不管有没有粮食)，人总是会死的，而民众不信任政府，那么整个国家就不能存在了。”

应该说，此章文字并不难解，古代一些学者的议论有点繁琐，此不赘述。愚以为，子贡提出严酷的假设前提，一再追问，是在孜孜以求，力图深入理解先生的教诲。师生二人的问答，只是理论的探讨，如层层剥笋，最后得出“民无信不立”的结论。事实上，孔子谆谆教导，突出强调“民信”极其重要，而并非不重视“足食”、“足兵”。或者说，在孔子看来，为政、治国的最根本问题在于“民信”。

“信”的第一层意思是诚实、守信，即诚信，是向内追求。“信则人任焉”(阳货篇)，你诚信，别人就会相信你，把自己的希望托付给你，这个意思是“信”的自然延伸，即信任，是向外寄托。“任”是“信”的反馈和结果，二者密不可分。，此章两“信”字，即相信、信任之意，是民众信任政府及领导者。而政府及领导者要想让民众信任，必得施仁政，包括自己诚信。

“民无信不立”，谁不立？朱熹有“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之语，于是钱穆先生有“民无食必死，然无信则群不立，涣散斗乱，终必相率沦亡，同归于尽”的解说。不过，这种理解赞同者极少，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国家、政府、执政者“不立”。

最后，引用李泽厚先生一段话，供读者朋友参考：“实际上，信任乃由缺乏明确秩序的人类群体组建规范以及成立国家的基本原则和必要条件……从无政府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片面强调个体自由，否定一切秩序、规则、信任，这样的社会、国家不可能存在，个体生存亦毫无保障，实际无法生存。高调诚可爱，无如实用难。”“言必信，行必果"

子路篇载：“子贡问日：‘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日：‘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日：‘敢问其次。’日：‘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日：‘敢问其次。’日：‘言必信，行必果，硁弪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日：‘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日：‘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士，是一个含义相当广泛的概念，《论语》全书多有论述。本章中孔子没有提及文化知识，而是强调了责任、品德和理想。第一类的士，对自己做事(因为不够好)抱有惭愧、羞耻之心，出使到其他诸侯国能不辜负君主委托的使命。这类士，显然是指在朝的合格的从政者，即忠心为国的卿大夫。第二类的士，本宗族人称赞他孝顺父母，本乡本土人称赞他敬爱兄长。这类士，大概是指能够成为表率的地方上的管理者及其他有名声的人物。第三类的士，说话一定要兑现，行动坚决做到底(不管对不对)。这类人是普通人中的一种，可以算作最低一等的士。在孔子眼中，“今之从政者”都是些器量狭小、见识短浅之辈，根本算不上是土。

本文接着前几篇短文，主要谈诚信问题，所以着重探讨“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办事彻底，是为人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人的品质和道德水平，孔子对此是基本肯定的。不过，这六个字没有任何前提和限制，是一个“全称命题”，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如此。于是，它排除了一切特殊情况，而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也正因为它的盲目性和简单化，所以有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害。孔子说这种人“硁硁然，小人哉”。硁硁然，小石坚硬貌，用来形容人的简单、固执；小人，并非道德卑下的小人，而是指思想、境界还不高的普通人。换句话说，孤立地重视和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虽有过人之处、可爱之处，但充其量也只是小忠小信。

为进一步理解孔子思想，有必要再看卫灵公篇的一章文字：“子日：‘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君子以道义为根本，说话、行事的实质均不违道义。具体说来，君子是用礼法、礼节践行道义，用谦逊的态度和语言表达道义，用诚实、守信完成道义。道义是根本的理想和目标，而诚信则是实现它的必要条件。

正因为孔子有上述论断，所以后来的孟子有这样的话：“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意思是真正有德行而又肩负重任的人，一切以道义为根本的和最高的原则，如果发现说的、做的不符合道义，就不必再坚持到底，而应及时更正。于此亦可见，“义”是高于、重于“信”的。

显然，孟子的话不能成为言而无信、行而不果的借口。因为，真正“义以为质”的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可能是常态，而只是特例。否则，经常说错话，办错事，乃至朝令夕改、翻云覆雨，还能当领导吗？还配成为人们的道德表率吗？“惟义所在”又从何谈起呢？

作为道德信条和警世格言，“言必信，行必果”流传已久，自有它特定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它诚然不是最高的，但确实是必要的，永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令人痛心的是，当今社会连这种言必信、行必果的“小人”都不如的人，数不胜数。

附言：

上文有疏漏，即对“士”没有特别注意，而《论语》谈“士”不少于十章，今之研究古代历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学者无不重视“士”。

学者一般认为，“士”有两个明显特征。从地位、身份上说，他们是低级贵族或没落贵族，与庶民已相当接近；从素质、_能力上说，他们上过学，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射、御、书、数等方面的技能。至于职业，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军队的骨干分干，为武士；还有一批人担任了国家和社会的中下层领导、管理职务，是小官吏。春秋以降，社会动乱，贵族地位下降，庶民地位上升，官学下移，私学兴起，游离于政权之外的“文士”越来越多，逐步形成中国最早的知识分于群体。春秋末期，以孔子及其弟干为代表的士巳明确被称为“儒士”，“以武犯禁”的士后被称为“侠士”。

此章子贡问士，孔子所答第一类人“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显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是“卿士”一类大人物。可见，在孔子心目中，“士”的概念不完全如今之学者所言。

《说文》曰：“士，事也。”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日：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日：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士由最初的本义到后来的专指，有一个发展过程。

P9-11

《论语》是读不尽的

徐世平

这些年，国学之风渐行于世。孔子和他的《论语》，则是关注焦点。

什么是国学，学界有不同说法。其实，用什么名称，并不重要。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中国几千年，并不因为“称呼”而有任何内涵的改变。只不过，“五四”的时候，许多东西都被生生割断了。《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而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儒家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至于，我们这一代人，骂过孔子，批过《论语》，却不知道孔子说过什么，《论语》又有什么内涵，这确实是可悲的。

孔子和《论语》价值的重新发现，还是近些年的事情。一个价值观念日趋多元的新型社会，太需要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重新反思了。这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环节。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一种历史的深厚积淀，自有顽强的生命力。任何东西，都是无法割断的。

孔子和《论语》的重新认识，媒体的作用相当重要。太多的历史割断，使得大众对孔子和《论语》陡生兴趣。当然，也有不少人，借国学一举成名。于丹就是其中之一。她讲的《论语》，我听过不少集；她的书，也翻过。总的感觉，有点过于世俗和实用主义。《论语》读到这个分上，只能说明，她是个聪明人，知道受众需要什么。用做生意的方式，去卖《论语》，她是第一人。于丹做的可以肯定的好事，就是让很多人开始知道并去读《论语》了。但是，什么事情，做得过于功利，便没有什么生命力。

不过，《论语》绝对不是一本童蒙读物。按许多专家的观点，《论语》是要学一辈子的。给人启蒙的读物，那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东西，随便讲讲，也没有什么。但《论语》不同，它讲的是深奥的学问，是让人有“敬畏感”的东西。古时候，为什么有人一辈子屡不及第呢？该背的东西，都背下来了，然而需要参悟的地方，始终没有参透。这一点，许多人一辈子都是想不明白的。我相信，也不是于丹等人一时三刻可以说明白的。

《论语》是什么？它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秦始皇“焚书坑儒”致使大量成书佚散。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之本，即《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古论语》二十一篇。西汉末年，张禹精治《论语》，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即为今本《论语》。《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等。《论语》通行本共二十篇，简洁精练，含义深刻，其间许多言论，比如：“温故而知新”、“见贤思齐”、“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诲人不倦”、“后生可畏”、“过犹不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和而不同”、“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君子成人之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我年过四十，才去读了《论语》二十篇。许多地方，至今似懂非懂。<论语>之艰深，可见一斑。关于《论语》的书，也读了不少，比如，南怀瑾老先生的<论语别裁》，我就是经常带在身边的。坐飞机的时候，常常拿出来读。这种时候，既可以消磨时间，也有闲可以读得进去。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空中论语》，写读《论语》的心境。南老先生有一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孔门弟子编辑的《论语》，无疑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篇章之间，自有其内在联系，简单化或者说片面理解，是极容易将论语读死的。韩非子说过一个“郢书燕说”的典故，“举烛”两字，本是多余之笔，结果被燕王误读了。穿凿附会、曲解原意就是这么来的。《论语》研究，类似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  有专家说过，任何人都可以去解释《论语》，但决不可以阉割或者说糟蹋《论语》。像南老先生这样的大家，也是向来毕恭毕敬，并小心翼翼的。当然，多元社会，各色人等，想法并不一样。当于丹等人在电视上大卖《论语》的时候，也有许多人，穷毕生心血潜心研究孔子和《论语》。这样的学者，耐得住寂寞，甘愿清贫，其治学精神，叫人肃然起敬。在这群人中，有一个普通人，同样值得尊敬。他叫白子超，一位普普通通的报纸编辑。白子超比我年长，我尊其为师兄。我在《新民晚报》做记者的时候，绝大多数的稿件，都是经他手编辑的。此公为人耿直，且治学有道。二００四年，他从编辑岗位上退休之后，便潜心研究先秦史，特别是先秦思想史，读诸子百家学说。其中，关于儒家学说，他更是专心致志。这些年来，他已写了许多有关《论语》的短文。这些文章，曾在有关报章刊登，篇幅虽短，却是其读《论语》之心得，处处折射出思想的光芒，深受读者好评。

老白读的《论语》，据其自谦，仅仅是读《论语》的体会，大都是兴之所至，以“后学身份”谨慎治学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形象地说，宛若一棵参天大树，根深叶茂，后来之人，即使是大家名家，也仅仅是添一二根枝丫而已，更多的人，至多也就是添一片树叶。用老白说法，能添一片树叶，也非常不简单了。他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想添一片树叶，能不能添上，不好说。不过，依我的看法，老白笔下的《论语》之语，还是有想法的、有见解的和有功力的。

老白读《论语》的文章，是我强烈建议他结集出版的。老白这个人，向来以读书为乐，读《论语》，则是他退休生活的重要精神消遣之一。他说了，他读《论语》，写文章，是一种精神享受，从来没有想过要出书。但是，我觉得，这些书稿，倘若他一人自娱自乐，未免有点可惜了。《论语》是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论语》的研究，可说是浩若烟海，于丹的东西，扔进去，有了波澜；老白的东西，扔进去，或许连浪花都没有，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有人说，博大皆由点滴而成，有道理的。

《论语》是读不尽的。《论语》的解读，自然也会没完没了。倘若，国学因此而发扬光大，这便是一大幸事。

二００三年初秋，虚龄六十，思考“耳顺”，于是重读《论语》。不久，写了几篇简短随笔，刊登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有关编辑头脑敏锐，眼光深远，于二００四年四月为本人特设“论语新读”专栏。这一创举，在全国报界独树一帜，为“论语热”高潮的到来推波助澜。未料想，两周一篇的专栏竟然开了五年，拙文累积达一百二十余篇。二００八年年底的某天，忽然想暂时停笔，原因难以说清，不说也罢。今年六月，应编辑之邀，专栏重开，再续笔缘。不过，新近的十篇短文未能收入本书。

专栏写作没有计划，多是兴之所至，亦有外界某种刺激所引发。考虑到晚报版面要求，短文少则千八百字，多则一千二三百字。文章体例、写法不尽一致，总体变化是由随笔而“解经”。写作时博采古今众家之长，亦时有一己之见，力求通达孔子本意。同时就读书所得，为读者提供一些相关资料。部分篇章联系现实，有所批评，点到为止。始终以后学身份和态度，谨慎落笔，然而登报面世，必有传播效能，为此常怀惴惴不安之心情。

据说专栏受到部分读者喜爱，多有剪报粘贴者。几年间，不乏同事、朋友、读者或口头或来信称许和商讨。称许，实愧不敢当；商讨，则诚以接纳。网上亦有议论，只恨本人落伍，未学电脑，否则互动之收获与乐趣必不少也。然又时常听到埋怨，说文章“深奥”，不易看懂。深与浅，乃相对而言，专家学者肯定以为拙文尚浅，初次接触《论语》者肯定觉得太深。本人在此诚恳说明，重读《论语》根本是为己而学，撰文发表意在与部分对《论语》有体会者交流，主观上未曾考虑广泛普及，是以造成顾此失彼。

专栏汇集成书，是应读者的强烈要求、同事的热情鼓励、挚友的不断催促，本人实在是有些汗颜的。全书分为四编，仅为浏览时稍觉便利，并无其他意义。文章排列未全按发表顺序，亦无关痛痒。文字基本未作改动，部分文章后加有“附言”，略作说明或补充。《论语》二十篇五百章，思想博大深厚，非学识平平的百余篇千字文所能讲清。何况，多数章节尚未解读，许多问题没有涉及。为读者计，故特撰两万字长文，概括叙述本人心目中的孔子之道。

拙作出书，首先衷心感谢《新民晚报》副刊部领导和编辑严建平、祝鸣华、全岳春三位。他们的头脑、眼光和魄力，令本人十分钦佩。其次感谢为本书写序的徐世平。世平贤弟与本人相交近三十年，尽管才华胜出愚兄几筹，却仍对愚兄怀尊重之情，这让人心中异常温暖。世平贤弟是上海新闻界一方领导，若非他的努力，本书出版怕是还要费些周折。这里，还要感谢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慧眼识“珠”，将一堆散乱、暗淡、不规则的小珠子串成相当显眼且不算太难看的珠链，大大提升了它们的价值。

最后，应该表明，《论语》还是要读，尤其是心中默念，身体力行。《论语》是读不尽的！具体道来，此话有三层意思：其一，孔子思想之精华万古不朽，将来之中国人乃至外国人士还会继续读下去；其二，任何人都会常读常新，再读之心得必然超过初读，五十岁之体悟肯定深过三十岁，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虽不至亦不远矣；其三，不同的人会有某些不同的理解、领会，或不同的重构、发挥，古今皆然，今后亦如此。

二０一０年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