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有人说：“她要的就是没有一朵花、没有一瓣眼泪送她退场，一个世纪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寓言。”

也许只有当我们真正地了解了张爱玲，才能真正地理解什么叫“传奇”——那只是人生的几个片段，几个与生活无关的华丽细节，就好像短暂的恋爱，或夸张的戏剧，只有最具张力的情节才有可能进入观众的视野。而那被省略的部分，那旷日持久的平常与琐碎，等待时日消磨的耐心与艰难，真正的人生，没有华采的乐章，只有传奇人物独自去品尝了。

1995年9月，美国洛杉机10911 Rochester Ave。公寓206室，一个瘦削的背影缓缓倒下。这是张爱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背影。

是什么，使得一个女人如此冷静地面对死亡，并加以预先的操持？回望张爱玲，凝视她留给我们的影像，会发现她的脸庞似有令人不适的表情。这表情矜持、生涩，即便在笑着的时候，也会流露出不易察觉的冷意。

引言

一 最后的张爱玲

二 张爱玲的上海

三 童年

四 教会学校

五 爱丁顿公寓和姑姑

六 香港的日夜及其它

七 流言与传奇

八 传奇中的传奇

胡兰成眼中的张爱玲——《今生今世》片断

九 告别大陆

十 美国没有神话

附录 张爱玲年表

一 最后的张爱玲

1994年，有两件事值得提及。一件是台湾的《中国时报》向张爱玲颁发了终身成就特别奖，另一件是她的《对照记》由台湾皇冠文学出版公司出版。在这本书里她收录了从出生到定居美国六十多年间的五十多幅照片，附记简短的回忆性文字，行文十分悠缓，流露出归途在望的从容与释然。但这幅照片并不包括在内。

这是一张不祥的照片，在死亡的影射中引入了十分对立的意象，氛围诡异而尖锐。显然，她试图表达什么，但我并不认为这只是关于死亡的简单暗示。张爱玲是个刻薄的女人，她的略带讥诮的微笑告诉我们，这样的暗示另有意味。

一年之后，也就是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10911Rochester Ave.，#206，Los Angeles公寓悄然谢世，享年七十四岁。

关于张爱玲之死，当时的媒体有过种种报道。作为张爱玲在美国最亲近可靠的朋友和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这样记述道：

1995年9月8日，中午12点多钟，我回家正想看当天还没看完的报纸，12点15分，张爱玲公寓的经理，祖房时见过的那伊朗房东的女儿，突然打电话来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张爱玲是躺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殡仪馆的人说看情形张爱玲已经去世三四天了……

据林式同回忆，1984年之后，张爱玲即因一个荒诞的理由在洛杉矶的各个汽车旅馆中不停地搬迁，有时一个星期就换一个地方——她认为她的公寓里总是爬满了蚤子。为此，她丢掉了所有能丢弃的东西，甚至剪掉了头发。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88年找到治疗皮肤病的良方为止。居无定所的日子，不仅使她遗失了许多珍贵的手稿甚至身份证件，健康也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这让人想起十九岁时她在《天才梦》里说过的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晚年的张爱玲在洛杉矶过着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的生活。她极少见人，拒绝着一切外来的干扰，也从不“干扰”别人，这一点无疑秉承了她做人的一贯原则。胡兰成在他的《山河岁月》中曾经写道：“我在人情上、银钱上总是人欠欠人，爱玲却是两讫，凡事像刀截的分明，总不拖泥带水。她与她姑姑分房同居，两人锱铢必较。她却也自己知道，还好意思对我说：‘我姑姑说我财迷。’”那时她二十三岁，所有的亲友中，姑姑是她最亲近和敬爱的人。

岁月的流逝显然并没能让她改变什么。事实上在后来的一再转述中，正是这种“人不欠我我不欠人”的处世姿态，为她平淡的晚年生活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在这方面，曾经轰动一时的“垃圾事件”颇值一提。

自1961年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金锁记》誉为“中国从古代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之后，张爱玲的声望在台湾开始回升，1970年代掀起的张爱玲热也是由台湾发起并迅速波及香港和大陆的。到了1980年代后期，能否得到张爱玲的消息已经成为决定报纸销量的重要指数，在这样的情况下，采访她的人前仆后继地涌向洛杉矶。然而，自1972年在旧金山接受水晶的采访之后，张爱玲便过起了隐居的生活。面对张爱玲的自我壁垒，媒体的精英们纷纷落马铩羽而归。只有一个叫戴文采的女人百折不挠，在采访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之后，悄悄地搬到了张爱玲的隔壁，并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用菩提树枝将这位邻居丢弃的垃圾勾到自己的房间。

对于这篇后来遭到一片斥责的“垃圾报告”，当时的知情人之一季季在他的回忆文章《我与张爱玲的垃圾》里这样写道：“现在回想整个事件的经过，我仍然非常为张爱玲感到悲哀。这件事不是一个单纯的‘张爱玲垃圾事件’，而是一件‘文化界的垃圾事件’！”

P6-8

她写着写着，就会忍不住与我谈起张爱玲，就像一个女人长期和另一个女人过从甚密，忍不住要向自己的丈夫或情人泄露些什么。

在张爱玲的经历里面，确有一些令人震惊的东西，她对此已经如数家珍，其中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晚年的张爱玲深受皮肤病的困扰，产生了到处是蚤子的幻觉，为此而不断地搬迁，只要我们想到张爱玲曾经写下的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就无法不因此而思考命运。正是从对一个生命进行感知的角度，我的妻子试图做出一些分析与还原；她在绘制这幅张爱玲肖像的过程里，诚实地“只画出领会的部分”。

读者们的情感往往倾向于一种艺术家本人的不幸，他(她)的伤痛、放纵、流亡、猝死与自杀等等(我怀疑至少有过那么一部分艺术家接受了暗示，按这样的“阅读期待”毁灭了自我)。我的妻子与此类不良癖好绝缘，对细节的深入接触使她如坠冰窖，甚至有些厌恶张爱玲，因为从这位晚年得以被加冕的女性那里，她觉察不出生命的暖色——有一天她说了很多张爱玲的坏话，最后做了一个假释：“如果张爱玲是我们的一个朋友，经常地侍在一起，我肯定一点也受不了她。”随着写作的推进，她的理解在逐渐加深，到了后来，她关于张爱玲的一些谈论，在-我听来已经进入对人性的真正思考，张爱玲的各个局部不再被一味地放大，而是整体性地成为了一个被凝视的对象。

我认真地倾听着她的见解，并且从她那里获得了自己未曾发现的东西。有时候她的谈论确实可以用“精彩”来形容，当她的声音低弱下去的时候，我忍不住会说：“将你刚才说过的这些记下来，这会是一本好书。”这是因为当我翻阅她的稿件时，多少发现她进入字面世界后存在的一些犹豫，她有意要求自己变得更为周密，由此带来了某种损失。在那段日子里，家中几乎到处都有张爱玲的肖像、文字、痕迹以及气息，其作品集总是翻开在某一页上。在她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竟然也不知不觉地将张爱玲的那些作品全部重读了一遍。

法国诗人瓦雷里在《司汤达》一文结尾处写道：“关于司汤达的话，说不尽道不完。在我看来，这就是至高无上的褒奖。”这也合适于张爱玲。在当今的倾向中，批评家注重对其文本的研究，追溯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文化史学者们借助她的文学语汇切入年代氛围，复活一座消逝的世界；读者们往往流连于她的文字之美，混合着对她的身世、经历和仪态的爱慕和猜想，在一定程度上，将她刻意贵族化了。而对于这位孤高、文字与处世都含有某种极致调式的先辈，其后的作家们或者受益良多，或者作了一些特质的继承，或者自觉报以回避的态度，或者显示出轻视和调侃——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视为自然，一个生命消散之后的自然：沙滩注定要受不同海潮的解释。

这本小书完成后，有一天，妻子述及她最深的感触，是“因为写了这本书而与张爱玲和解了”。

2004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