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囊括了维柯自任大学教授以来的所有开学典礼演讲，这些演讲对古今各类艺术和科学进行了深度剖析，并系统论述了人文教育的目的、方法、内容及次序等方面，其思虑精深，见解卓越，对今天的读者仍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是一部优秀的思想文献。

版本说明／1

译者序言／4

导言／12

一 全面培育我们心灵的神圣能力／1

二 用德性和智慧塑造我们的精神／19

三 让我们脱离一切虚伪空洞的学识／38

四 人人为公民之公共的善而培养自身／59

五 让我们用文教使武功更荣耀使帝国更强盛／73

六 让我们改正我们的堕落本眭，极大地造福和发展人类社会／9l

七 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109

八 论一切知识的原则和目的／190

九 论英雄心灵／239

后记／260

我当然能够重述在任何历史时代敌人之间的残酷而野蛮的征服，但哪一页人类活动的历史，或者编年史，或者回忆录，不是到处充斥着对读者来说“沉重得难以描述，残酷得难以承受”的东西呢?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过多地引经据典了，只要你们用你们的精神想像那残酷而可怕的战争场景就可以了。交战双方将人马拉出大营，布阵于战场之上，一旦将领一声令下，便马上爆发出一片呼喝之声，双方士兵势如猛虎奔驰于战场之上相互厮杀，在谁的胸中不是激荡着何等残忍而敌对的仇恨，燃烧着何等不可遏止的激愤呢?作为勇猛的不可分割的伴随者——狂怒，何尝不是弄瞎了心灵的眼睛?②还有，多么疯狂的杀戮欲望占据了他们的精神呢?所有人都如凶神恶煞一般威胁着要杀死的敌人，每个人都眼中喷火，握紧残暴的拳头，挥着嗜血的利刃，急欲给敌人以致命一击。如若一方受挫而退却，另一方则紧追不舍；如若一方严守阵形，另一方就发狠猛攻；而如果一方军心溃散，另一方就挺进直击。当两军密集交接进行胶着的肉搏战时，人人皆欲取对方性命而后快；而当双方都列队围攻时，便在移动中对敌人进行残酷杀戮；如果一些人战死，那么其他人便补充上来加入战斗；只要有人刚刚由于疲劳和受伤而从前线撤退，那么马上就有士兵补充上去接着战斗。③其所渴求者无非夺人首级，其所嗜好者无非制造杀戮；一言以蔽之，消灭敌人。所有这一切都在于杀伤和屠戮。一旦交战的一方获得胜利，你就会无比恐怖和无比悲哀地看到，战败方的许多人惊恐地四处逃散，并且悲惨地被屠杀于逃亡途中；而另外一些人则宁愿战死沙场，他们密密麻麻地堆积在屠宰场上，正如他们的命运和德性所规定的，无论步兵或骑兵、战胜方或战败方都躺在那里，脸上还僵留着活着的时候精神的残暴。你还可以看到，一些人在污秽的尘土中咽下最后一口气；另一些人则在将被屠杀时伸着脖子露出咽喉，乞求战胜者放出他们最后一滴鲜血。此外，战胜者们或出于狂热而凶残的报复欲，对那些悲惨的战败者进行讽刺和辱骂，或奔走跨越以求收获战利品；并且，他们毫不犹豫地将战败者或斩膝盖或斩胳膊，或把人一劈两半，以便能更方便地剥夺他们身上的武器和盔甲。但胜利并不因为战争的结束而终止，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开始在广袤的城市和乡村里进行掠夺和抢劫了。这一幕幕的躲藏、驱逐、逃避、追击、看守以及破坏等，还有对惊恐悲惨的人们的凶狠残暴，对他人不幸的幸灾乐祸，暴露了多少战争的残酷和丑恶!任何地方，只要用你的眼睛看一下，用你的精神去感觉一下，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残酷和敌对：孱弱的病人、年迈的老者、尊贵的慈母、高贵的处女、可爱的孩子们，或于床上，或在室内，或在房间的深处，躺在父母的怀抱里，在灶前，在庙堂，他们的生命被剥夺，未来被剪除，一切美好和幸福都化为乌有，——简直是灭绝人性，不分善恶无所不为。

可以说战争带来的灾难、丑恶以及破坏是无比巨大和无比痛苦的，所以任何人即便拥有坚强刚毅的精神，只要想像到那些场景，也会悲痛而惊恐地极力逃避。但谁如果拨开错误的迷云，让真理的太阳之光照亮他的思想，并将这种悲惨和向自己开战的愚人给自己所带来的悲惨相比的话，只要他稍能感知，他就会承认，后者远比前者要尤以为甚。实际上，我们在做外科手术时所承受的创痛常常要比敌人所造成的创痛要更为剧烈。那些限于绝望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法律的禁止，很可能就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死亡，就像士兵杀死其敌人一样。他们的城邦被抢了吗?是那些邪恶之人自觉而清醒地将其毁坏。他们的财富被掠夺了吗?那些饕餮挥霍者早就因为纵欲奢侈而将其化为乌有。他们的自由被剥夺了吗?那些自暴自弃者竟已容忍贱卖自身。相反(你们要注意，听众们，这并不是小事一桩；你们要注意，这正是你们的事情)，我要说，愚人向自己开战，并不为刀、枪这类武器所伤，而是被无可比拟的折磨碾得粉碎。再没有比压倒愚人的这种力量更为雄猛的了；其所被掠夺的城邦只有一个；其所被劫的财富连国王们都眼热；而他自己却被投进无比悲惨、无比黑暗的监狱中。最后他被贬为奴隶，忍受着无比残暴的统治。

也许你们会认为，我在这里小题大做地谈论一些无稽之事?并不是这样，感谢上帝的眷顾，并不是这样：我讲的的确是真实的事情，假如某个愚人来到我们面前，——当然我是不相信这会发生的——，假如他现在认识一下自己，他就能做出关于自己的推断了。愚人的武器就是精神的无可节制的情感；战胜愚人的力量就是良知；他们被洗劫的城邦就是世界；他们被剥夺的财富就是人的幸福；他们被囚禁的监狱就是肉体；统治他们的主人就是命运。这里的每一个论点，当我逐一扩展开来进行研究的时候，听众们，我请求你们一如既往地耐心聆听。P24-27

提起维柯，我们总是与他的名著《新科学》联系起来。在维柯的时代，“新科学”这个名词是极为常用的，然而能够作为“新科学”存留至今，且历久弥新的，却寥寥无几。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维柯的《新科学》当之无愧。但是，维柯的思想是如此之新，以至于维柯曾经慨叹自己的作品犹如送入了沙漠之中，在那不勒斯沉寂了半个多世纪，而他自己则仿佛是一个行走在欧洲的荒原上的“新人”。直到库克的《关于那不勒斯革命的历史评论》，才开始将维柯塑造为一个与他的时代“隔绝”的形象，认为他批判了当时那不勒斯的思想革命运动，且与当时欧洲的启蒙运动相对立。同时他又认为，维柯超越了他的时代，并且是18世纪和19世纪德国文化的先驱。米希勒在他的《谈谈维柯的体系和方法》中肯定了库克所描述的维柯形象，从此开始了维柯的欧洲命运。但此时的维柯研究主要服从于当时用历史方法反对笛卡尔主义的需要，并且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意大利复兴时代的唯心主义者克罗齐以及《维柯全集》的编纂者尼科里尼加深了这种印象。不过克罗齐主要是从他的唯心主义出发来解释维柯的哲学的，他把维柯描述为自己的唯心主义的先驱。现代的维柯研究者罗西也支持上述关于维柯与当时文坛隔绝这个神话，他把维柯解释为一个孤独的褊狭的修辞学教授。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说，维柯既未从18世纪的欧洲文化中吸取什么有价值的素养，也没有教育他的同时代人，而他自己却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伟大得总是让人误解。然而，如今意大利的维柯学者们通过细致的研究梳理，证明维柯不仅没有和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相隔绝，而且他本身就构成了这一伟大思想运动的一部分，是意大利对于启蒙运动的重要贡献。他们证明，维柯在哲学思想上吸取了洛克的经验论和斯宾诺莎的基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之上的文艺复兴哲学传统，在自然科学上也并未完全脱离当时的最新科学倾向。这方面的工作是由意大利的尼古拉·阿巴尼亚诺开山的，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维柯研究中心贡献良多。他们也证明，维柯思想通过各种潜在的途径传人18世纪的欧洲其他地区，例如苏格兰的荷马研究，西班牙的诗学研究和法国卢梭关于人类社会起源的研究等。当然，毫无疑问，几个世纪以来，维柯只是在意大利被奉为最伟大的民族哲学家，然而在意大利之外，尽管欧洲许多大思想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维柯那里——正如现代哲学史家们所肯定的——，但他们并没有给予维柯足够的重视。直到二战以后，随着英语世界维柯著作译本的问世，才在全世界兴起了一股维柯研究热。因为人们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学科和不同立场的思想家们都可以与维柯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甚至把维柯看作是自己的先驱。维柯的主要著作《新科学》不仅构成了近代思想史的一部分，同时还跨越了近代思想甚至当代思想，成为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必要工具；在哲学、法学、语文学、历史学、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修辞学、人类学、美学等各种学科领域的研究，如果离开了《新科学》那就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甚至是最严重的缺憾；无论是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者们，都能从维柯那里找到所需的资源。在维柯的思想与近现代思想的关联和文本互读上已经产生了无数丰硕的成果。从这方面来讲，维柯俨然一位现代的柏拉图。

然而，维柯思想有没有一个根本意图?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呢?要考虑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维柯思想有一个通盘的评价。意大利的维柯学者们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这项艰巨的努力，从《维柯全集》第一卷的编纂者菲拉利在该卷卷首所撰的文章《维柯的思想》(1914)以及柏拉图主义者阿科里的《维柯的观念理论》就可以看出。60年代以来，对于维柯思想整体的研究得到了全面发展。这体现为交互相关的两条路线。这就是说，维柯研究者们不仅仅加深了维柯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维柯思想产生的文化效应，而且开始突出关注维柯思想的古典来源和古典精神。前者强调的是向后的效应史，后者强调的是向前的谱系史。关于向前的谱系史维柯自己已经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他的四位作者。他将思想之根深深扎在希腊哲学中(柏拉图)，然而却更多地从罗马法和罗马史中吸取营养(塔西佗)，他要充分消化近代科学文化的宏伟发展(培根)，要通过一种唯一的理性将一切科学艺术(首先是法学)融会贯通在一起(格劳修斯)，最后他还必须为基督教文化与异教文化找到一种共同的原则(奥古斯丁)。维柯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笛卡尔所代表的近代性的挑战。为了对付这种挑战，维柯不仅诉诸包括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化在内的古典思想和古典精神(早期六个人文演讲和《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而且穷究深挖处于哲学之前的诗性智慧和哲学之外的凡俗智慧(从《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到《普遍法》再到《新科学》)，以期重新理解和塑造近代世界和人类精神。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展现出了一幅宏伟的思想史画卷。结果证明，维柯思想不仅新到比现代思想还新，而且老到比柏拉图还老。如此说来，研究维柯思想就必须研究整个西方思想史和问题史。只有同时把握这两个方面，才能够真正把握维柯的思想整体。当然，要把握维柯的思想整体和根本意图，全面理解维柯的著作就是必然要进行的工作了。

对于维柯著作的理解同样存在着两种方法：一种方法仍然是按照效应史的思路把维柯思想的前后承继和关联看作研究对象；另一种方法则以对维柯的根本问题的理解为核心，通过对维柯的各种文本的全面解读不断深化相关问题的理解。但无论按照哪一种方法，对维柯文本的全面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本书的翻译和详尽注释正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而来的。

本书题名为《维柯论人文教育》，自然是以人的教育问题为线索来安排编选内容的。维柯在1698年通过竞选方式赢得了那不勒斯大学的修辞学教授职位，这一职位的正式职责就是要求他在每年的10月18日发表一篇新学年开学典礼演说。当然，由于大学教育制度的变革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复杂变化，这一制度并没有一直传承下去。除了在维柯《自传》中所讲到的八个演讲之外，维柯在《新科学》第二版出版后两年又发表了第九个演讲，即《论英雄心灵》。前七个演讲在时间上相隔较短，但第八演讲和第九演讲则相隔甚长。本书收集了维柯生平所做的大学开学典礼演讲，包括早期的六个演讲(1699—1707)、第七演讲《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1708，以下简称《研究方法》)，第八演讲(1719)和第九演讲《论英雄心灵》(1732)。维柯自己也曾经想把前面七个演讲放在一起出版，并且用这样的标题：(《论学习的各种目的与方法》)。但只有第七演讲在作者演讲后的第二年出了单行本，不过是经过大大扩充了的，因此这个演讲比其他演讲都长得多，特别是其中论法学部分。第八演讲在维柯的《自传》中虽有摘要，但原稿已经丢失，题目《论一切知识的唯一原则和唯一目的》是编者根据内容摘要加上去的。不过演讲的主要内容和观点都反映在此年所撰写的拉丁文巨著《普遍法》的序言和概要当中，故而编者在此将两者收录了进来，以便使读者能完整地看到维柯在人类教育这方面的思想发展脉络。这个演讲从其摘要中来看，可以概括为《论一切知识的原则和目的》。第九演讲《论英雄心灵》是在《新科学》第二版出版之后演说的，它是对人类教育的一个重新思考，可以说是《新科学》在教育和政治方面的一个实践。

关心维柯思想发展的读者也可以从这里把捉维柯思想的来源、产生、形成和成熟，不过关于维柯的形而上学则须要再研读《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1710，以下简称《古代智慧》)。一般来说，六个早期演讲是维柯对于人类世界的最初探索，其中就包含了后来几乎一切重大问题的萌芽；《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和《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就是《普遍法》和《新科学》的材料准备、方法准备和思想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形成了维柯的形而上学；《普遍法》开始把哲学、语文学和法学综合在一起，是对人类民族世界的自然法和普遍法的第一次伟大探索；《新科学》则把这三者真正融合在一起，特别是第二版和1744年版，代表着维柯的思想达到了完全的成熟。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可以看到各种古代思想和近代思想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交锋，无论是从教育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都是那么荡气回肠，他的开创性道路一直延伸到了当代的心灵和精神，等待着我们来重新阐发。

但本书还突出了维柯研究的另一条道路：那就是通过人的教育问题来贯通维柯的思想发展和问题意识。在这里尤其适用上述维柯研究的第二种方法，也就是通过文本互读来逐渐深化对维柯的主导问题的理解。本书的选编显示，教育哲学的兴趣贯穿了维柯思想发展的始终。而这个问题恰和柏拉图思想的旨趣与意图相互照应。一般认为，维柯在早期演讲时期关注的是人类的个体教育问题，而在《新科学》时期关注的则是人类的民族教育问题。由于维柯是遵循着人类的发育次序来思考人类教育问题的，通常就说维柯是从早期的人类个体发育理论过渡到后来的人类群体发育理论的。维柯的人类个体教育问题就反映在他的全部演讲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演讲已经具有非同寻常的独立意义。但如果考虑到上述问题意识和阅读方法，维柯的人文演讲的意义将得到进一步加深。一方面，从人文演讲来看《新科学》，很清楚，它的主导线索就是教育和人性，正是通过这一点维柯才把古典和现代、哲学与历史完美地联结起来，而契合点就在于立法和释法的审慎智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新科学》之后的第九演讲来看全部开学演讲的话，可以说它们都是基于基督教背景下理性时代的人的图像，面临的共同任务都是如何维护人类文明，使之不致遭受第三轮野蛮回归的腐蚀，培养全面的人和全面的公民。有了这个判断就立刻使我们免除了对维柯人文演讲的流俗理解。从这一点上来看也很容易与维柯时代的三大教育思潮区别开来：人文主义的教育哲学、笛卡尔主义的教育哲学和耶稣会的教育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有两种基本形式：拉伯雷的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知识形式主义和伊拉斯谟的以文学审美为目的的文学形式主义，他们和维柯一样都强调知识整体和古典文明，然而和维柯的公民教育——包括公民智慧和公民德性——却截然不同。据此，这里所讲的人文教育必须和人文主义的教育区别开来，或者说维柯的人文教育思想是一种新人文主义的教育。同理，笛卡尔主义的教育讲究的是清楚分明的观念和思维程序，可以说是某种理智形式主义。耶稣会的教育方式和教育体制无疑对维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耶稣会的教育首先是基督教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毫无历史感地利用各种希腊罗马的古典资源。反映在维柯那里，就是如何处理宗教教育与公民教育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至于当时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而出现的实验经验的教育路线，同样也应该纳入到公民教育这个主导线索中。

维柯的这几篇文章都是以演讲的形式出现的，在不吝啬使用文艺复兴后期的拉丁语汇的同时，又竭力恢复古典时代的典雅华丽风格。他大量使用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喜欢使用复杂谨严的长句，往往一个意思要用各种相近的词语来表达，因而气势雄浑壮丽，结构严谨复杂，但同时却又有清晰的逻辑。因此其翻译难度之高实在是令人望而生畏。如果不是由于译者的坚毅，如果没有意大利译本和英译本的帮助，实在不敢将这些译文奉献在读者面前。即使有了这些译本的帮助，其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肯定还是很多，希望细心的读者能不吝指正，以便以后能够逐步完善。

关于一些重要的译名，在注释中已有详尽的讨论，读者可参见相应的注释。在这里要预先提出来的是下面几个：一个是vinus，意大利文为virtu，英文为virtue，一般译作德性。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德性这个概念并非现代的伦理道德意义上的抽象德性。在古代乃至维柯时代，这个词的含义仍然具有两重特性，既指德性，又指能力，德就是能，能就是德。在维柯的《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一书中，virtus的主要命意就是能力(参见该书第四章)。关于此参见本书193页注释。另一个是prudentia，意大利文为prudenza，英文为prudence，这个词在词源上讲具有预见、远见之意，后来的用法中既有审慎小心的意思，又有智慧明断的含义，一般译作审慎，也译作审慎智慧，以强调其智慧一面。参见本书193页注释。还有一个词是ars，意大利文作ane，英文即art。维柯通常把artes和scientiae放在一起使用，也就是艺术和科学。有时候也单独使用，单独使用的时候一般都是包括艺术和科学两者在内，译者统一译作“艺术”。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是，维柯在artes前通常加上了ingenuae(高贵的)，bonae(好的、优秀的)，humanae(人性的、人的)等限定语，意大利译本和英译本通常都一律译作artes liberales，意大利文即arti 1ib．erali，英语即liberal arts，中译界有人译作“自由文艺”。第五演讲中的bonis literis英译本也译作“自由文艺”。不过，译者以为，维柯的“自由文艺”概念是有着特定含义的，他自己从来没有直接使用过这个拉丁词组。故而译者宁愿直接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这些术语。参见本书正文第3页注释。关于literae，译者一般译作“学问”，是各种科学艺术乃至礼乐法度、文章教化的总称，不过在第五演讲中由于它和武功相对，故而译作“文教”。参见本书正文第3页注释和73页注释。此外可以提醒读者的是，维柯从来没有用过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拉丁文和意大利文都是cuhura)一词，在类似的意义上他都是用civilis(文明的、公民的)和literatus(有学问的、有教养的)等来代替。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黄颂杰老师，是他送我到意大利萨莱希亚纳大学(Universitas Salesiana Pontificia)学习意大利哲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没有这个机会，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本译作的问世。当然，在此必须感谢萨莱希亚纳大学的古典语言文学系和哲学系的教授们，离开他们的培育和教导，我也不可能迈出我学术生涯中的这一步。此外，在许多翻译难点上也得到了他们的指点。还必须感谢该大学的加纳特里(Robereto Giannatelli)主任和哲学系的秘书马洛(Mantovani Mauro)先生，是他们给我提供了奖学金，让我能够在意大利安心学习研究。

还必须感谢的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丁耘老师和同济大学哲学系的徐卫翔老师和韩潮老师，是他们鼓励我、支持我从事这项极其艰巨的工作的，并且在翻译过程中给了我大量无私的帮助；在翻译的校对和出版方面必须感谢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洪涛老师、哲学系的丁耘老师和林晖老师，同济大学的徐卫翔老师和韩潮老师，他们帮我联系拉丁文专家进行校对，也帮我联系出版社出版。在德国学习古典语言的白钢先生和在美国研究古典文明的张巍先生根据拉丁文原文校订了部分译文，特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复旦大学法学院的何力老师和吴敏同学帮我校对了有关法学的译文，并在法学术语的翻译上给予了大量帮助。最后，同济大学哲学系的宗成河老师帮我仔细校对了全部中文译文，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学术热忱和学术友谊使我非常感动。

最后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和我的妹妹、弟弟，他们在生活的困境中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从事这项清贫的事业，我的一切成绩都是与他们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