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立场于国内视野，是就启蒙与中国传统的纠缠的反思，是中国学者从传统资源的角度对启蒙所涉及的基本方面作出的回应。本书与《启蒙的反思》两者一中一西，在对启蒙的反思中形成呼应之势，堪称姐妹篇。

我们的文化资本、本土价值如何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文化资本的主体知识分子和文化资本之间应建立怎样的关系？在经历了漫长的启蒙反思后，本书带着这些问题踏上征程，去寻求一些新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创造生活典范的反思。

十七世纪中后期在西方掀起的启蒙运动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从五四运动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也被启蒙心态笼罩着。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精神来源的儒家传统自那时起遭到了多方面的怀疑甚至否定。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启蒙的缺失和这些缺失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儒家传统也就在此背景下，作为被启蒙的过分夸张的光芒所遮蔽的西方以外的文化价值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在当今这全球化呼声日高、地球村概念越加真实的新世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研究者杜维明等看出了儒家传统对于建立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的积极的意义。在本书中，国内外多位著名学者对儒家传统的积极意义进行了多方面的鉴别阐释，他们从不同角度，就儒家传统如何能更好地促进新世纪人类社会和谐发展，谈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文化多样性时代的全球伦理［美］杜维明

杜维明教授与美国中学生谈儒家伦理［美］杜维明

宪政、儒学公民德行与礼［韩］咸在鹤

作为人文教养的早期儒学 ——兼谈先秦社会历史演变中的贵族与平民冯达文

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 ——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秦晖

于女安乎 ——对普兰亭格—锐德有关终极存在的知识理论的儒家回应倪培民

从康德的“道德宗教”论儒家的宗教性李明辉

论先秦中国社会的公平观念李大华

一、人类的处境

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地看到，人类这一物种在最近几十年内成了演化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不仅是进化的产物，因为我们对于那些在几百万年中有助于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形式的东西也有所贡献，尽管很不幸，我们的贡献往往是负面的。说得更直接些，对于自然环境的演化而言，就像对于我们自己作为人类的演化一样，我们都成为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作为人类的所作所为对于地球母亲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的活动的确是不可逆转地危及了自然秩序。关于从“人类宇宙学”（anthropocosmic）的角度对地球进行的精彩阐述，参见斯维姆和白里《宇宙的故事》（Brian Swimme and Thomas Berry，The Universe Story）和《鬼斧神工》（Great Work)。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文化多样性时代的全球伦理人类对于自然的影响使得环境的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枯竭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生存。仅仅是35年前，在1968年，人类首次通过宇航员的肉眼从太空中观察到了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从那时起，我们这个大自然所恩赐的仿佛是永久性的居住地，在土壤、矿物、水和空气这些方面已经变得脆弱不堪。我们的会议要以沙尘、酸雨和海洋污染为主题，参见《东北亚的环境合作：沙尘、酸雨和海洋污染》（Kwak II Chyun，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Yellow Dust，Acid Rain，Marine Pollution，in Community Building in Northeast Asia，Programme，session III:lecture5，pp.46—48）。但这个主题名单还可以扩展到把森林缩小、土壤流失、地球变暖和臭氧问题包括进来。正如北京大学的著名学者季羡林所痛切地提醒我们的，上个世纪国家之间的冲突常常是起因于石油争斗，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也许水会成为导致争端的资源。季羡林教授的论点，是他在“文明间对话”国际会议上的主题发言中所提出来的，该会议由中国政协2001年9月11、12日在北京主办。

对于环境同样具有毁灭性的，是人类制造出来自我毁灭的工具，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这些东西是天才的科学突破的成果，却给人类的生存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近来已经不得不认识到，无论一个国家在国防方面如何完备，并不一定就会降低它遭到攻击的危险。即使在这个星球上最为富裕、军事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也弥漫着不安全感。人身安全是人们迫切需要而又无法轻易得到的东西，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在面对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时是多么地脆弱。恐怖主义就是最显著不过的情形。这种共同的脆弱感，使得国际合作必不可少，国际合作会提升人们对于各个层面——地方的、国家的、区域性的和全球的——合作努力的需要。

尽管存在着环境危机和人为的灾难的危险，人类却并非没有希望和出路。的确，脆弱的人类处境导致了令人恐惧的难题，并引起了严重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自从17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大转型促成了一个人类解放的进程，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了我们是谁、我们能成为什么。科学革命带来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技术发明，给人类的智慧、创造力和生产力赋予了巨大的力量，使得人类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宇宙过程的参与创造者。对于人类作为参与创造者的观念的讨论，参见杜维明《中庸：论儒家的宗教性》（Tu Weiming，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An Essay on Confucian Religiousness，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pp.67—91）。最近数十年，信息革命改变了我们彼此之间交流、互动和共同生活的方式。此种正在浮现的网络，使得古代的乌托邦观念——“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中说：“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国际金融、贸易、旅游和移民的巨大增长，使得全世界成了一个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共同体。世界范围内非政府组织（NGOs）的形成，使得比联合国更加有效的跨国合作的出现成为可能。全球治理的主张不再只是少数几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的梦想，而且也激励了为数众多的以世界公民自许的人们。人们还远远未能消除贫穷，但消除贫穷的可能性已经存在。虽然对于全球化可以在经济上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信心已经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但是人们依然信心十足地认为，通过创造财富的市场，富者固然会越富，贫者也可以从这一机制中受益。

我并不是想说，一个美妙的新世界正在来临。然而，只要审视一下科学和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力量，我们就会在许多方面比之我们所有的先辈都更加优越而心存感激。这些明显的好处，包括食品、公共卫生、医疗、长寿、住房、交通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生活和文化物品。我们关于宇宙（天文学）、亚原子微粒（物理学）和基因密码（生物技术）的运用的知识，甚至关于作用于宇宙的各种精微力量的知识，乃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进步的观念不容置疑。我们关于自然的数据、信息和知识，确实使我们对这颗就在理智和观感上都摄人心魄的蓝色星球有了一种整体感。

人类远非全知、全能和全在的。然而，在地球上我们的足迹却无处不在。从最高的山峰到最深的大洋，人类的眼睛带着惊奇观察着我们居所的地质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人类的手触摸到了支撑我们生命之舟的几乎方方面面：土壤、矿物、水、空气、植物和动物。而且，人类的心灵仿佛还有着无限的敏感性，来对环绕我们的宇宙做出回应；最遥远的星辰和最细小的微尘都会激起我们永不餍足的好奇心去求索、领会和欣赏。人类的能力大大增强，如果将这种能力投入卓有成效的用途，这个世界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成为所有生灵的乐土。我们成为地球的守护者的潜力是巨大的。人类的繁荣兴盛，就这个词的真实含义而论，取决于我们对于这颗蓝色星球的呵护，而非我们对她的宰制。P.2-5

　　在所有的大文明传统中，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伤害最重的非儒家文化莫属。印度虽然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它的知识群体和僧侣集团始终保持着对民族文化和本土价值的深刻认同，正是这种认同，使得印度的知识分子在国际学术语境中，一直拥有特殊的文化身份，成为西方学术思想领域中绝对不可缺少的重要参照，现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国际学术组织中几乎都有印度学者担任重要的职务，相比之下，中国的学术力量在国际学术界的文化力量是很微弱的。中国可以大量翻译引介西方的学术，这无疑是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种引介如果没有任何本土的文化认同作为反思和再创造的基础和动力，那么中国的学术界和中国现在的绝大部分工厂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那些工厂已经成为西方产品的加工基地，如果再没有本土认同的真正觉醒，中国学术界无论在话语还是叙事方式、主题还是思想境界上，都将只是生产西方学术思想的复制赝品。在伊斯兰世界，维护文化传统根本上就是维护主权，长期的宗教冲突，使得文化的保卫远远超出了文化本身的意义，因此本土性、文化的自我认同，不仅对伊斯兰的知识分子不是问题，就是普罗大众也都有充分的自觉。伊斯兰文化曾经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很多重要的学者都深受伊斯兰文明的启发。即使是在当今这个严酷的世界中，伊斯兰文化发展面对内部外部种种困境的情况下，它对世界的影响仍然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有朝一日，假如能走出目前的困局，伊斯兰的文明绝对会给人类的未来做出伟大而又辉煌的贡献。 　　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既不像印度，也不同于伊斯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是主动自觉地割裂传统、打倒传统，这个文化心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思想历程。到了 1949 以后，更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决裂”（与旧制度和旧传统决裂）当作基本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全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相当滑稽地把孔子当作林彪的思想后台。更甚至于，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后，还仍然有以反传统为己任的思想文化运动和《河殇》这样的要现代化就必须西方化的反本土化的文化思想作品。现在，从政府到民间，都不再坚持这样偏执的文化立场了，孔子的纪念也被赋予了民族甚至国家的色彩。但是，非本土化的文化心态，特别是学术心态却不是通过一些仅仅是象征意味的活动就可以去除的。如果不从根源上检讨这种反本土化的文化立场的形成，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未来仍然会陷落在去本土化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群体性的精神错乱”、“价值失落”、“族群分裂”、“认同的离散”等深刻的危机之中。 　　“五四”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反传统运动，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就是那些激烈反传统的思想勇士们，鲁迅、吴虞、陈独秀、钱玄同等，那时都没有到过西方，胡适虽然是个例外，但也只是刚刚到美国求学的年轻学子。他们多数是留日的学生，因此他们关于西方的了解最主要是源于日本的影响。相反，真正到了西方，并在西方长期求学的人，几乎都没有加入这个阵营，严复是留学英国的，他对反传统一直持不同的意见，并且坚持“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而自外于“科学和民主”，留学德 国的张 君劢则是反传统运动的反对派，留学英国的辜鸿铭不仅对反传统口诛笔伐，甚至激愤到故意去未名湖散步以炫耀他那条“传统的”辫子。这是为什么？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那场争论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最核心的是现代化是不是一定要反传统，传统是不是没有价值了。至少在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的本土化因素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无论是远自希腊的哲学，还是希伯来的宗教都对西方的现代化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为什么中国的儒家的传统就不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发生积极的影响呢？这是那些留学西方的学子百思不解的问题。“五四”后，所谓“学衡”派，从美国哈佛回国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人，深受哈佛教授白璧德影响，伸张“国粹”，强烈地批判文化虚无主义，结果被反传统的思潮斥为“保守主义”。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那些年仅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主张的全盘性的反传统、向西方寻找真理成了百年中国最强势的文化心态，而那些有着本土情怀、认同传统的文化主张却没有在中国日后的历史中发生实质性的影响？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是，他们的根本缺失在于他们仅仅只是在文化立场上考虑反传统的偏执，对反传统所透露的政治意识方面的危机没有作出严肃的回答，因此他们的影响注定是非常局限的，只能是文化人的自我表白，不能深入地影响社会进程。而以反传统为标志的启蒙心态，自始至终就不是单纯的文化运动，它的背后是紧迫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启蒙是中国文化人的政治！是用文化的方式谈论政治！ 　　这样，一个被长期忽略的问题就可以展开了。事实上，中国百多年来的文化危机，是两个基本因素相互夹击的结果，其一，毫无疑问，是西方启蒙思潮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其二，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不能直接运作文化资本，政治统治集团垄断文化资本的恶果。 　　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他们生产、掌握、运用文化资本，使得社会有凝聚的力量、评判的标准、前进的方向。但是从清朝起，知识分子与社会文化资本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切断了。一个百万人口的游牧民族突然占领了中原，要统治上亿人口的国家，清朝的开国领袖知道，仅仅依靠铁骑利刃是断断不可的，必须要掌握中国的文化资本，使用软性力量；而且因为是外族占领，所以必须把文化资本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任由汉族知识分子运作文化力量。他们不仅自己发奋学习，而且严格要求他们的子女熟读中国各种文化经典。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是对文化资本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的人，他们成功地霸占了文化权力，而把汉人知识分子彻底地从文化权力中边缘化了，这个过程非常残酷血腥。我们可以从《大义觉迷录》、从关于乾隆大兴“文字狱”的史料中了解那个残忍暴戾的经过。中国知识分子从来都是运用文化资本的高手，既可以在庙堂之上，也可以在江湖之远，运作文化资本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最主要的人生使命。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哪个不是既在朝廷中施展政治才华，又在民间发挥文化影响力的大师？可是，到了乾隆、嘉庆年间，知识分子要在运作文化资本上呼风唤雨已经决无可能了，他们只能拨弄文字，考据训诂，所谓“乾嘉朴学”， 章太炎 先生用“学隐”来概括朴学，很准确地道出了那些学人无可奈何不得已的心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理解，所谓“影射史学”、所谓“微言大义”，所来为何。这也是为什么清朝没有任何大思想家是真正从朝廷中诞生的原因。从清朝中后期起，知识分子大量地民间化了，因此，清朝的后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由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社会运动最为风起云涌的时代。切断文化资本与知识分子的联系，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切断朝廷与民间的联系，导致民间的社会运动蓬勃高涨。可是这个教训显然没有被后继的统治者吸取，民国初年的袁世凯就经常训斥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只会高谈阔论，什么都不懂，他这个军阀行伍比读书人还有学问，他甚至动用政府权力强行把《孟子》编入小学四年级的课本，运用行政、军事力量推行“尊孔”运动。这是导致“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历史事件方面直接的导火线。这或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五四”知识分子偏激地认为儒家传统一无是处，是与统治权力垄断和滥用文化资本有关。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要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垄断的文化资本看作一个相互支持的统一体，一起予以打倒；他们才要另起炉灶，把那种不能由自己来运作的文化资本“扔到茅厕里”。 　　今天，中华民族重启现代化的伟大航程，我们不能不考虑我们的文化资本、本土价值如何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我们也不能不考虑文化资本的主体知识分子和文化资本的关系。一个没有本土化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它充其量只能使我们成为一个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大国，这样的国家是没有文化意义的。只有为人类的未来创造生活典范的民族才是真正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有作为伟大民族的过去，也应当有作为伟大民族的未来。同样，一个没有知识分子掌握文化资本、创造文化资本的民族，也不可能成为伟大民族，伟大民族的文化精神离开了知识分子就根本不可能产生，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国家能够站得住脚，更不要说成为伟大民族！ 　　这就是我们考虑《儒家传统和启蒙心态》的心情和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们希望在经历了启蒙所主宰的漫长的岁月后，我们能有一些新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创造生活典范的反思，使得我们无愧于历史，更无愧于未来。 　　本辑与上一辑《启蒙的反思》可以当作姐妹篇，在《启蒙的反思》中，我们主要介绍了来源于西方学术界对启蒙的再思考，这一辑则主要是中国学者从传统资源的角度对启蒙所涉及的基本方面作出的回应。这个思考早在一百年前就应当开始了，而且，当时的确也有少数学者这样做了，可惜的是，强势的启蒙心态使得那个细弱的源泉很快干枯，没能发展出巨川激流，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演变长期在失去本土资源和文化认同支持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那就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弯路曲折。现在，这个启蒙反思的开始，或许会有助于文化资本进入社会发展，使得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成长为伟大的民族。希望这样的文辑能有持续不断的续篇。

2005年4月22日 写于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