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典”到“禽流感”，以及现在的产品质量问题，都引起来人们恐慌，从“三农”问题到“人才流失”，以及“资源紧缺”都已经成为老百姓目前最关心的话题，也是一个政治敏感性最强的课题。这些都是社会稳定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不稳的问题。本书介绍了西方社会和我国各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并对当今社会的不稳定问题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社会稳定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不稳的问题。这个问题近来确实有所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百姓目前最关心的话题，也是一个政治敏感性最强的课题。如何描述社会不稳的状态，如何看待和解释社会不稳的现象和原因，以及如何解决已经出现或者即将出现的社会不稳的问题，是目前学术界和政界所关注的一组系列问题。对此，应该允许和鼓励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层面和方面的不稳问题进行学术的研究和探索。这本《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就是这样的一部专著。

应该说，对一个执政党来说，面对社会不稳的状况而提高自己稳定社会的能力，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是必须认真对待和研究的。其中尤其是要弄清楚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如什么是稳定，什么是不稳定，它们的标准是什么，它们的作用又是什么，如何借用稳定与不稳定之间的落差来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等等。但在我们一般所进行的研究和实践中，却大多不太注意对一些基本理论的梳理，致使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就都难以深入和拓展了。

对此，我很想借此作序的机会，来整体梳理一下自己对社会不稳问题的理解。概括起来，我的理解可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观点上。

1．不稳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现象

现代的中国人大多对社会不稳还是有些心有余悸的。中国社会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匀速的循环运行状态之中的。这造成了生活在这种状态中的人们对快速、前冲式的发展模式或者轨迹是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的，所以对由于发展而带来的社会不稳的问题也多半是束手无策的。他们对发展带来的不稳现象或者问题，不是“随大流”而显示出一种无可奈何，就是“埋怨”而透露出一种消极悲观。但这些情绪对解决社会不稳的问题都是无济于事的，反而会误时误事。

社会不稳首先是社会的一种现象，其次才是社会的一种不良现象。它如同人身体的不适状态一样。它的存在既有消极作用，但也有积极作用。但在过去，我们往往是看其消极作用过多，而看其积极作用甚少。众所周知，不适一般是疾病的前期反应。它既是之前生活发展的一种结果，也是之后生活的一种调整。调整好，身体就可以进入一种良性运行的状态；如果调整不好，就可能发展成为疾病状态。

应该看到，“不稳”和“稳定”指的是两种东西。“不稳”是一种运行状态。这种状态是模糊的，是相对“稳定”状态而言的，是一种否定的说法。但“稳定”主要指的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如何把“不稳”变为“稳定”的能力，是一种肯定的概念。

社会稳定之所以在现在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这是与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期望程度密切相关的。长期处于动荡环境中的人们对稳定有一种渴望。但他们往往对这种渴望的消极作用却缺乏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和理解。他们一般只是把“稳定”看成了一种状态，而很少把它归为一种能力。“状态”和“能力”之间的区别在于，“状态”只是一种描述，而“能力”是一种转换。状态的描述容易给人造成消极性，而能力的转换却给人一种主动性。“不稳”的状态概括容易产生对不稳的消极情绪，而“稳定”的能力转换却容易形成对不稳的积极情绪。无论在历史中还是在现实里，一切“稳定”的能力都是从“不稳”中发展而来的，而且，不稳得越激烈，由此产生的稳定能力就越强大。这是一种正相关关系。

也应该看到，任何不稳的现象或者问题都是客观历史事物发展的一种结果。虽然其中少不了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这是另一种历史客观性。

对稳定的理解有传统和现代两种方式和指标。传统的理解一般是静态的，而现代的理解一般却是动态的。稳定概念则是相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强调的就是一种相对的稳定概念。  在中国社会中，人人都在渴望发展。但他们在渴望发展的同时，却对不稳缺少思想准备。这是把“发展”与“不稳”割裂开来进行思维的一种结果。从传统的观念看，只要发展了，社会就会自然稳定的，而怎么会出现在一个社会不稳的问题呢?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一定要认识清楚，不稳也是运动的一种形式，也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可因噎废食。

应该学会从动态的角度，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不稳的问题。如果只是从静态的、绝对的稳定概念来理解和实行稳定策略的话，社会就会陷入一种不发展的恶性循环之中。虽然从目前看，我国社会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还在不断地朝前发展而运动着，但人们对稳定的理解却基本还是处于一种传统和滞后状态中。在现实中，人们选择了“发展”，但对“不稳”却心有余悸。应该看到，在“稳定”与“发展”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发展”是一种运动。既然是一种运动，就存在一个与周围事物的摩擦的问题，就存在一个周围事物对运动主体的反作用问题。所以，对不稳现象不要惊慌失措，而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待之。

2．问题不在于社会是否存在不稳，而在于是什么引起了社会不稳

只要是社会在运动，社会就会有不稳的现象。社会不稳的问题有许多类型，既有来自外部力量冲击而形成的不稳，也有来自自身调节功能失效或者不足而引发的不稳；既有属于静态的不稳，又有属于动态的不稳。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所形成的不稳基本上属于前者，即对社会管理主体来说是外部力量的冲击所致。当面临这种不稳状况时，人们一般还可以对付。但当来自自身调节功能失效或者不足引发的不稳发生时，人们一般才会特别注意，才会引起一些慌张。

资本主义社会自形成的那天起，就是不稳不断的。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不稳并没有引起当政者的高度而持久地关注。统治者认为，那些不稳是被统治者想要成为统治者所造成的。但自爆发了1968年的欧洲“五月风暴”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当政者普遍感到了社会不稳是一个社会问题，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过去，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状况是由其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的性质所决定的。但为什么在我们这样的只有可调和的内部矛盾的社会里也会出现和发展社会不稳的现象呢?社会不稳究竟是一种社会常态现象还是一种社会异化情况呢?

引起社会稳定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其复杂性就在于，问题爆发的时间、空间和领域基本是在人们不经意之处，也是在人们不经意之时；是在小事上，也是在平时里。这与我们平时经常使用的“要点”分析法不同，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

研究稳定问题的方法也应该变化。过去我们一般所用的是“分析”的方法。而现在必须强调“综合”和“系统”的方法。“分析”方法找到的一般是一种直接的原因。这种直接原因比较显而易见，很容易找到。它一旦被找到，就很容易使人停步，容易产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治局面的原因。而“综合”和“系统”方法找到的一般是一种间接的原因。这种原因往往使人摸不着头脑，但它往往有着“旁敲侧击”的效果。

比较系统地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存在着巨大的社会不稳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社会不稳现象至今还是缺乏一种比较科学的认识。同样是一种社会不稳现象，但其背后所蕴涵的机理是不同的。我们在刚迈进社会主义社会之时，曾经天真的幻想过，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矛盾，更没有矛盾冲突的社会。所以，对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不稳现象，我们一般都是认为，这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是“敌对势力”企图“和平演变”的结果，而很少把它们纳入一个机制的范围加以考察和研究。改变我们上述认识和思维方式的是我们社会进入21世纪后出现的若干不稳现象。它们在告诉我们，其实社会中的不少不稳现象是由于自身的调节功能失效和不足引发的。近来，这方面的问题有增多、增强的趋势。尤其是群体事件的发生率和发展度都有比较明显的增长态势。

对因发展而引发的不稳问题，我们不能以不发展来缓解。缓解社会不稳问题的最佳方案是设计和推行科学发展的模式。

衡量社会稳定度也不能简单地照搬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标准。资本主义社会从整体上看，是一个分裂性社会，是一个简单化的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却是一个综合性社会，也是一个复杂化的社会。所以，衡量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度，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特的标准和指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些标准和指标应该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

资本主义社会在二战以后的发展之所以能相对稳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充分地考虑了社会的整体性和发展的协调性。

社会不稳的主要参数，在于两极是否分化。但过去考虑物质因素的分化状态过多，现在应该是物质和精神的高度协调，尤其要更加充分地考虑精神世界的两极分化问题。虽然在银行中，80％的存款是20％的储户的，但在社会中，80％的人还是充满着希望的，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有利于稳定的因素。所以，社会稳定的关键就在于希望是否失落。社会精神意识的引导和公共政府的管理，都应该为保持人们的希望、理想和信仰的不灭而努力工作。

3．对社会不稳的对策有战略和策略之分

对不稳问题的对策也需要调整。过去，对策基本上是策略性的。这是西方对策学的一般特点。而现在我们则更应该重视战略性的对策。其实，战略性对策和策略性对策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形象地比喻，它们之间的不同是这样的：策略性对策有些像西药，讲究的是“药到病除”，重视的是出现疾病后如何治疗。而战略性对策有些像“中药”，强调的是调节功能，重视的是“防患于未然”，重视的是“食补重于药补”。

战略性对策和策略性对策的效果也是不同的。策略性对策针对急性病的效果最好，而战略性对策则针对慢性病的效果最佳，而现实中的病是既有急性病又有慢性病的。有些急性病是从慢性病发展而来的，但还有很多的急性病则是独立形成的，尤其是外伤。所以，二者都是不可忽视和忽略的，也是不可相互代替的。

但由于现实中的社会不稳现象或者问题基本上是由前策略性政策酝酿的，并且是由现在的策略性政策促成的。所以，对策或者策略一定要考虑其变化性。那种“政策不会变”的说法是欠妥的。政策和策略是一定要变化的，问题在于在什么时候变，在哪里变，对何人变。这三个要点构成了对策和政策的科学性。在社会科学中，科学性一般是表现在战略性和策略性的对立统一之中。

但对我们的状态来说，相比较而言，战略性对策要更加缺乏一些，也更加生疏一些，也就更加需要研究一些。中国社会虽然有战略性思维的传统，但这种传统在策略性思维的冲击下，已经支离破碎而难以形成系统和发挥作用。

应该说，对社会稳定的研究是至关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态势的。人类需要发展，在现在，中国人更需要发展，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要务。而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科学化的一个具体体现。我们应该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进程得到如何发展的启示。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和规律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的，而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但我们对此也是研究得太少，而掌握得还很不够。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不发展或者缓慢发展的状态之中。对于快速发展，中国人不仅缺乏思想准备，而且更加缺乏应对能力。打破发展的僵局，既需要能力，也需要勇气，但更需要智慧。勇气是能力提高的前提。能力也是实现勇气的保障。但智慧却是把勇气和能力集中在一起的黏合剂。

我们一直在实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我们需要对不稳进行对策。但对策的目的不是要消灭或者消除不稳，而是要通过不稳来寻找新的机会来发展自己，通过对策不稳而来提高自己处理不稳的能力。人们对付不稳的能力是随着不稳的发展而发展的。

以上三点也可以归为是这本《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给我的启示。这本书是一个集体协力合作的产物。它从三个层面对社会不稳现象进行了一个立体式的探索和研究。这本书的突出之处不在于它提出了怎样的对策方案，而在于它是首次比较系统地、深入地研究了这个社会问题，并且是十分尖锐地提出了社会不稳的问题，以期引起学术界能对此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我们真诚地欢迎广大读者对此书的观点和内容进行批评指正，。以期共同提高。

2002年6月黄建钢博士主持、宋富军、李百齐、顾协国等十一位同志参与的《当前中国社会稳定影响因素的研究》课题入选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经过两年多的共同努力，作为该课题的一个主要成果——《社会稳定问题研究》一书终于出版了。该书共三篇十五章，在《基础理论研究》篇，黄建钢撰写第一章、第六章，李百齐和侯保龙撰写第二章，李百齐和周犹中撰写第三章，施卉撰写第四章，金姗姗撰写第五章，黄建钢和陆永龙撰写第七章，翁志军撰写第八章。在《若干阶层研究》篇，黄建钢撰写第九章和第十三章，顾协国撰写第十章，方志华撰写第十一章，黄建钢和王红漫撰写第十二章，在《若干专题研究》篇中，宋富军撰写了第十四章，黄建钢撰写了第十五章。顾协国为本课题的联络人。在完成了该书的初稿后，黄建钢对该书的选题和结构进行修改，李百齐进行最后的审核和润色，以上三位为该书的完成和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两年多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发感觉到这一课题的重要价值和出版著作的必要性。在该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历史性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而和谐社会的前提是社会稳定，这也是从新的高度和侧面印证了我们所做研究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感到欣慰。

由于面对的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许多方面是我们的知识、经历和能力所不及的，但在书稿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挥了团队精神，为了书的结构，某个观点甚至个别表述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热烈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确实是相互启发、切磋的结果，至于问题肯定在所难免。望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本书得到了浙江海洋学院学术专著基金的资助，并得到红旗出版社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黄建钢 宋富军 李百齐 顾协国 等著

2005年1月于浙江海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