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通过蕴涵于生活世界中的人的重要思维层面——日常思维进行系统分析和论证，从日常思维和非日常思维的内在关联中阐释日常思维的意义（内涵及外延）、基础（逻辑基础和历史）、结构（对象结构、方式结构和主体结构）、特征、运行机制、价值定位和历史演进，进而，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分析，把日常思维的批判和重建作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立足点。

  从笔者在《哲学动态》1989年第4期发表的《日常生活批判刍议》一文开始，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以人自身的现代化为宗旨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在过去十几年逐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哲学新生点之一，成为一种关于现代化的独特的文化哲学表述形式。

日常生活批判的兴起自觉地体现了现代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演进趋势。

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的重要导向。在传统社会，由于人类精神的不发达，存在着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严格分工。在这种背景中，不仅哲学研究本身表现为超越一般社会生活的抽象的、思辨的理性活动，而且哲学理性的关注点或聚焦点也往往是现实的生活世界之外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传统哲学理性主要表现为生活世界的一种外在的教化，是普通民众的“立言人”和“代言人”，而不是生活世界内在的文化启蒙。由于定位于社会结构顶端的抽象的和思辨的理性王国，哲学往往成为真理和理性的垄断者，它虽然也关心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但其着眼点不是人的生存的觉醒与展开，而往往是对人的行为和社会活动的理性统治与约束。在这种意义上，传统哲学偏重于体系和理性教条；传统哲学往往没有把历史理解为人的生存活动的展开与生成，而是视作非人本的、无主体的“神律”或“他律”的自然进程，由此构造了以绝对物质、绝对精神、绝对理性、绝对神性等为核心的“实体形而上学”。

从19世纪中叶起，随着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观念的确立，同时伴随着实证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和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挑战，各种现代哲学流派以不同方式冲击着体系化、政治化、贵族化、独断化的传统哲学理念。现代哲学通过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舍勒的哲学人类学、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和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向生活世界回归。哲学开始把目光专注于人在其中现实地交往与生存、现实地创造价值和意义的生活世界；哲学不再以外在的和超越性的理性实体的化身自居，而是向人的生存的本质性文化精神回归；哲学不再是少数独断的权威哲学家关于绝对真理的“独自”，而是丰富多彩、充满个性的哲学理性活动的“对话”；哲学不再热衷于颁布最终的体系和普遍适用的教条，而是回归到本真的哲学形态，即反思的、批判性的理性活动和文化精神。

在现代各种哲学流派或学说中，文化哲学最明确、最自觉、最强烈地提出回归生活世界的要求。它把理性的目光聚焦到内在于生活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所有方面，并从深层制约和左右入的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基本层面，即文化。生活世界是人在其中生活和交往的世界。人总是文化的人，在人的生活世界中，历史地凝结成的、自发地左右人的各种活动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就是文化。因此，当哲学理性回归生活世界时，就是回归人本身，就是回归文化，成为自觉的文化批判精神。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这一文化批判导向的突出表明。

日常生活批判是20世纪兴起的文化哲学领域。它同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并列为不同类型的文化批判理论。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卢卡奇、赫勒、科西克等人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日常生活批判问题。这些理论对我们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在理论范式、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上与我们有很大差异。例如，胡塞尔所关心的是通过回归前科学的和前逻辑的生活世界而重建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海德格尔和列菲伏尔致力于批判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层异化；而我们面对的则是如何消解自在自发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文化阻滞力。因此，我提出要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构建中国的日常生活理论范式和日常生活批判与重建的实践模式。

20世纪末的最后10年间，我在《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一系列论文中，表述了中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并初步建构起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基本框架。同时，一些才华横溢的中青年学者也先后热情地参与了有关日常生活批判的讨论。

一般说来，日常生活不同于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精神生产和政治、经济、公共管理等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等非日常活动，它是日常的观念活动、交往活动和其他各种以个人的直接环境(家庭、村落、街区等天然共同体)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活动的总称。其中最为基本的是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人的肉体生命延续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活动；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个人交往活动；以及伴随上述各种活动的非创造性的重复性的日常观念活动。这样，我们就把人类社会划分为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

当然，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区分不仅体现在活动领域上，更主要地体现在内在的活动图式上。一般说来，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自在的、未分化的、自然而然地运行的领域。从内在结构和基本图式上看，(1)它是一个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占主导地位的活动领域；(2)它呈现出经验主义的主导倾向，主要凭借传统习俗、经验和常识而自在自发地运行；(3)它表现出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主要由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而加以支撑与维系；(4)它表现为一个自发组织、自发运行的系统，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家庭、自在的道德观念与宗教。

在以上述基本要素为基本图式和内在结构的典型的或传统的日常生活中，没有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空间，人的行为以重复性的实践为特征，它直接被那些世代自发地继承下来的传统、习惯、风俗、常识、经验、规则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所左右。这些带有非理性色彩的因素通过家庭、教育、社会示范、模仿类比等图式而自发地渗透到一代又一代日常生活主体之中，成为直接左右入的活动的“生活的样法”，即自在的文化因素。于是，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自发性与传统文化的惰性、保守性达到了契合：重复性和自在性的日常生活为具有稳固性和惰性的传统文化因素提供根基和寓所，而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日常生活的重复性与自在性。

必须指出，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传统和沉重的传统日常生活结构。中国的农本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本质上是一个自在的日常生活世界，绝大多数人口是传统农民，他们终生被封闭在家庭与天然共同体之中，凭借着自发地溶进血脉之中的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情感、血缘等自在的文化基因而自在地、周而复始地展开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日常生计。这种沉重的日常生活结构至今在文化层面上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例如，在现实生活中，盛行着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连哲学和艺术这种最需要自觉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也成为按固定模式和框架进行归类与复制的重复性活动。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理性、法治、主体性经济，而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建构时期，盛行的则是经验、人情和无主体的平面文化模式。

因此，中国现代化所期待的文化转型任务落到实处应当是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建，而日常生活批判重建的核心是人自身的现代化，即人由传统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的日常主体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自由自觉的非日常主体。例如，应当使文化启蒙同现代教育相结合，把现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通过各种教育形式内化为人的内在素质，改造中国人的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应当逐步从体制上确立起理性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社会运行机制，改造中国民众的自然主义文化模式；应当积极认可与鼓励以追求利益的理性、目的性、竞争、参与为特征的现代生活方式对传统农业文明封闭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改造，运用各种手段把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农民)赶出他们世代熟悉的封闭的日常生活世界，使之进入充满竞争和富于创造性的现代非日常生活，让他们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中拥抱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文明价值，确立理性的、科学的文化模式，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法治型的、契约型的文化模式。这正是日常生活批判的宗旨。

显而易见，我们在日常生活批判这一领域中所做的哲学思索与传统思辨性哲学研究在基本定位上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异。我一直坚信，这种回归生活世界的导向应当是当代哲学的合理的致思理路，文化哲学应当是21世纪哲学的自觉形态。在基本定位上．形而上似乎成了哲学的命运，这也是哲学区别于所有其他学科的本质规定性之一。现代哲学将依旧保持自己的形而上的层面，但在这里，以绝对物质、绝对精神、绝对理性、绝对神性等为核心的传统“实体形而上学”必然衰落，而代之以对人的生存的形而上的关切。哲学理性的关注中心从抽象的思辨王国回归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是现实的人在其中生存、交往、创造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因此，回归生活世界就是回归人的生存方式，回归文化。哲学从根本上是每一时代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外显，是人的生存意义的自我澄明，是一种批判的和自我批判的文化精神。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应当定位于关于人的生存的形而上的反思和关于人的现实活动的文化批判的交汇点。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我在《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中曾表明，“促使我进行日常生活批判的原动力并不只是现代哲学、人类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以及西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进展，而主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进展。我们正置身于空前的大变革时代，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十字路口上的成千上万的普通中国人中间，正在萌生着走出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进入充满竞争又充满创造性的非日常世界之中的历史涌动。我们的研究将表明，这一历史涌动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基于此，我对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的简单性’的观点深信无疑。如果说大哲学家的思想本质上都是简单的和贴近生活的，那么，我们的探讨就更不应是艰涩难解的。我深信，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建是与当代每个普通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其中的道理一经阐释，就将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

从这样的视角看问题，可以断言，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哲学的“受冷落”、“边缘化”等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自身定位上的不合理造成的。我们发现，无论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还是在我们的历史理论中，“抽象化”和“教条化”都是很严重的病症。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从古希腊到今天，人类史上的喜乐悲伤几乎都囊括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了。然而不得不说明的是，这些留存在教科书里的史实，都无不因其冷漠、庄严和宏大的叙述给每一个阅读者带来了枯燥的折磨，以致人们渴望阅读的心情远不如渴望遗忘来得坚定。”

与这种宏观史学相对应的是哲学对现实日常生活的遗忘。无论是对世界的总体认识，还是对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人们往往停留于后现代主义所批评的grand narrative(宏大叙事)，而把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构成我们每个人生存之文化根基的日常生活世界置于理论的视野之外。“对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回忆，多半被大事件所笼罩，揭秘和再评估，翻案，争论，沉重的回望，意味深长的咀嚼，都让人心情复杂。在众多的图片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同样是大事件，或重要人物——人民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数量存在的，他们共同承担相似的命运，彼此间缺少差别，日常生活被遗忘，物质、感性、细节、氛围，都从时代的集体记忆中消失。”

在这种意义上，作为现代化的文化哲学表述的日常生活批判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既避免了哲学研究中完全实证化、完全丧失形而上的维度的极端，也扬弃了传统哲学的“抽象化”的弊端。日常生活批判代表着回归生活世界，把关于人和世界的本性的形而上的理性追问和关于入的现实存在的文化批判结合起来的新的哲学范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理论探索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  我们在这里组织黑龙江大学现代文化哲学研究中心的一批哲学博士对日常生活批判做了比较全面的和多视角的探讨，形成了这套“日常生活批判丛书”。其中，我们重印了笔者的《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因为它已经提供了日常生活批判的最基本的理论框架；笔者的《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作为《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的姊妹篇，是运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范式解析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文化结构和图式的一种尝试；王晓东的《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和王国有的《日常思维与非日常思维》是日常生活批判的分支理论的构建；杨威的《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透视》是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角度对中国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其社会历史所做的历史的、现实的文化哲学批判；李小娟的《走向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则记录了世纪之交中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形成轨迹。

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上述成果的初步性和局限性，始终把日常生活批判当作一个开放的学术研究领域，希望更多的学者和读者参与研讨，展开对话与批评。我在《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的序言中曾说过，“无论读者能否赞同我的见解，我都希望读者能够透过这些字里行间看到我对我们这一古老的民族，对人类，对人本身的深深的现实情怀和终极关切。这一探索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哲学原本就是植根于生活世界的文化精神的外显，它同现实的生活世界并不遥远。”

衣俊卿

2004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