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批判在中国哲学界尚属空白领域，就学科性质而言，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哲学。本书是作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后写成，主要着眼于两个基本点：一是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某种理论参考，建立一种以文化转型为基本内涵的发展哲学或现代化理论；二是从理论形态上，将之建构为以总体的人为核心的哲学人类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本书中的内容可以为思辨的哲学理性提供一条切入现实历史进程的路径。

  再版自己十年前写作和出版的著作，必然遇到一个技术难题：是对原著修订修改后再版还是原封不动地再版?我采取了后一种方式，不对原书做任何修改，包括理论观点和文字的修改或补充。不同之处只是增加了再版附录，其中包括三部分内容：原书出版后《哲学动态》等刊物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学术采访、几篇书评、一部分引用或讨论《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一书的观点的论文目录。

不对原书进行修改，并不表明原书的内容和观点都很成熟，不再需要修改。相反，我在《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一书中明确指出，当初自己书写《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时，主要的聚焦点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完整性，而对于日常生活批判的更多的学术资源和理论背景，即西方生活世界理论没有做足够的梳理，同时，关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划界和相互作用机制的探讨，特别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于一般社会历史理论的价值和意义的探讨也不够深入。我把有些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补充内容放到《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的姊妹篇《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一书中，而保持《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的历史完整性。这样选择的理由不仅是忠于学术著作历史原貌的一种规范，而且还包含着对于中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特殊的历史经历的一种纪念。

从事学术研究以来的20年间，我主要集中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日常生活批判几个领域。相比之下，在这三个领域中，以日常生活批判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哲学是我的代表性研究领域，这是我在中国文化哲学研究中多少有一点独创性的成果。然而，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提出和建立，经历了很多困难。记得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最初提出日常生活批判的想法时，虽然得到了一些同仁的赞同和支持，但是也有不少同行对此不以为然或不屑一顾。由于那时日常生活批判在我国学术界还是一个空白领域，从范畴到理论构架大多需要自己创立。虽然我曾翻译了A．赫勒的《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和理论观点。但是，西方生活世界理论大多散见于哲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文献中。由于文献和其他方面的条件所限，当时对胡塞尔、海德格尔、列菲伏尔等人的生活世界理论的了解比较零散，至于许茨、哈贝马斯等人的生活世界理论或日常生活理论，根本就没有涉猎到。更为困难的是，虽然西方一些重要理论家都关注生活世界问题，但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评价体系相去甚远，即使列菲伏尔、A．赫勒等人相对系统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也同我们的范畴体系、理解框架、文化历史背景等相差较大。因此，《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一书所提供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体系和基本结构是笔者在汲取现代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成果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由于没有现成的具有权威性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模式可供借鉴，《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所表述的中国语境下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难免带有初创的不成熟性、不完善性，甚至是幼稚的特征。无论存在多少问题，我总感觉自己有责任保护初创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时的一些原始痕迹。好在理论的创立和展开都应当是开放的，哲学本身就具有“总在途中”的特征。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日常生活批判学说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成为文化哲学研究的一家之言，尽管它还存在多少不完善之处，但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普通人群中现在都可以找到它的知音和参与者。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曾先后两次为我的这一研究立项，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和黑龙江省教育厅科研基金也多次给我很大的支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黑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破天荒地设立了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支持我系统地建构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的中国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这些都给予我的日常生活批判以巨大的推动力。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过去十多年当中，我能够一直坚持耕耘日常生活批判这片中国文化哲学领域的处女地，很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一些中青年学界同仁对日常生活批判领域的关注，甚至是加盟。这正是我在《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此次再版中增加一个附录的重要原因。通过这些学术采访、书评和一些引用或讨论《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一书的观点的论文，我并非不知深浅地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炫耀”。实际上，在我所列举的述评和讨论文章中，既有对于我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肯定与称赞，也有很多批评和商榷。重要的不在于具体观点和具体评价如何，而在于这些文献表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已经进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话语之中了。众所周知，一种理论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它说服或征服了多少读者，还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当下和后来的学术争论之中。令我深受鼓舞的是，对于我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关注和讨论，不仅来自哲学界，而且来自社会学、文学、教育学、法学和历史学等重要领域，其中不仅有学术界的朋友，还有许多未曾谋面的学者。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制定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路线：超越纯粹意识哲学的视域，在哲学与社会学、意识哲学与社会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形而上的理论反思和实际的文化批判的交会处开展中国语境中的日常生活批判。

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学科定位，我在《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第一版的后记中曾这样表述过：“日常生活批判在我国哲学界尚属空白领域。就学科性质而言，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哲学。笔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基本点：一是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某种理论参考，建立一种以文化转型为基本内涵的发展哲学或现代化理论；二是从理论形态上，将之建构为以总体的人为核心的哲学人类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同时，这一研究可以为思辨的哲学理性提供一条切入现实历史进程的路径。”应当说，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研究，我越来越明确无误地把日常生活批判定位于文化哲学的重要形态。我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曾一度想用哲学人类学统摄自己的全部哲学研究，但是，最近几年，我越来越感受到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越来越明确地把自己的全部研究都纳入文化哲学的视野。

在我看来，文化哲学不是对一般的文化现象或文化特质的考证和描述，而是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明时代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自觉显现。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的内在的机理，文化的自觉毫无疑问应当是哲学的本分。因此，我通过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构想对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方式的表述、通过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所揭示的人的异化受动的生存方式、通过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所揭示的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都是对于文化模式的不同的探讨，因此，都无疑属于文化哲学的主题。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哲学不是与其他哲学学科相并列的一个特殊的哲学研究领域，而是一种渗透到所有哲学研究，以及社会学等领域之中的基本的哲学理解范式和重要的历史解释模式。因此，我始终坚信，文化哲学应当是新世纪哲学的自觉形态。

衣俊卿

2004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