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关于晚清社会与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著作。作者对晚清社会近代文化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以及在晚清产生特别影响的思想家等课题，从新的视角进行深入和独到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晚清史研究的范围，也深化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大有裨益。本书选题新颖，资料丰富，立意深刻，行文流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绪论文化、文化史、晚清文化史……………………………(1)

第一章世界的发现与近代文化的萌发………………………(30)

一、一统“天下”的裂变………………………………(30)

二、走出“天下”………………………………………(42)

三、世界的发现…………………………………………(63)

四、“经世致用”原则下的“师夷”活动……………(75)

第二章“力”、“富”、“学”的发现——近代文化的初兴…(90)

一、“采西学”以“自强”与“中本西末”…………(90)

二、“力”的发现与追求………………………………(112)

三、“富”的发现与伦理观念的变迁…………………(129)

四、“学”的发现和新知识的传播……………………(151)

五、社会文化的新气象…………………………………(174)

第三章“民”、“智”的发现——近代文化的发展………(193)

一、“兴西学”潮流下的“中西会通”………………(194)

二、“民”的发现和“民权”的张扬…………………(221)

三、“智”的发现和近代知识体系的提出……………(238)

四、“开民智”口号下的文化启蒙运动………………(257)

五、新文化的架构………………………………………(299)

第四章建设民族新文化………………………………………(314)

一、近代文化方向的确立和“中西会通”的深化……(315)

二、民族主义——祖国主义——国民主义……………(343)

三、启蒙的深化与意义世界的更新……………………(373)

四、近代政治文化凯歌行进……………………………(422)

五、民族新学术的初建…………………………………(442)

六、文化世俗化与民族新文化体系的初建……………(480)

附参考书目……………………………………………………(527)

在近代科学向中国流播过程的最初阶段，承担文化传承历史任务的，一方多为传教士，一方多为有志于从事“经世”实学的“畴人”。作为传教士来说，他们中的确有不少是热心于向中国人传播近代科学知识的人；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更热心的恐怕是传播上帝的“福音”。而且，他们在中国所传播的科学知识远远算不上高深，他们的自然科学知识水平在自己的国家中大约只能算是平庸者。而当时中国参加译介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学者，很多是已取得出色学术成就的科学家，如李善兰在数学领域，管嗣复在医学领域、张福僖在天文学领域等，都已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是中国“畴人”中的优秀者。这种优秀者与平庸者的对接看似不平等，但在当时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水平大大低于西方的情况下，在中国的自然科学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起点上，也只有这种优秀者与平庸者的对接，才能保证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向中国流播。

在近代科学向中国流播的最初阶段，所传播的“格致之理”的内容比较粗浅，但门类颇为齐全。如：

数学方面，1858年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几何原本》后9卷刊行，它使得这部被称为“人类理性之杰构”的世界名著有了完整的译本。而且它使中国人从中得到了严谨的逻辑推理方法的教导；第二年，李、伟合译的《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刊行，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全新的西方近代代数和微积分学知识，而且李善兰在书中创译的一整套代数和微积分的名词、术语、符号，其中如代数、微积分、函数、常数、变数、已知数、未知数、无穷、极限、抛物线、双曲线等几百个数学名词一直被沿用至今。为中国近代数学的起步和发展起了奠基作用，也向中国人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

物理学方面，有1858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并出版的《重学浅说》，次年李善兰与艾约瑟合译并出版的《重学》，1853年张福僖与艾约瑟合译的《光论》出版。其中《光论》是第一次系统而详细地介绍了近代几何光学的内容；《重学浅说》和《重学》，则向中国人系统介绍了西方的经典力学理论体系。其中《重学》的影响尤其大，它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著名的“奈端动理”三例(即牛顿运动定律)。这些著作引导中国人更真切地了解物质的基本结构和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使中国人对物质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天文学方面，有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1858年刊行的《西国天学源流》，介绍了西方天文学发展史；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1859年刊行的《谈天》尤为著名，它通过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等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向中国人传播了新宇宙观。

植物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李善兰与韦廉臣、艾约瑟合译的《植物学》，1858年刊行。本书首次向中国人系统介绍了近代植物学知识，确定了许多学科专用名词，从而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它所展现的植物世界，开阔了中国人观察和探索客观世界的视野。

医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广东南海人陈修堂、英国医生合信合作编译的《全体新论》，1851年在广州刊印。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中国人介绍了人体解剖学知识和西方近代生理学理论，不仅有助于西医在中国建立，也有助于中国人科学地认识人类自身，摆脱蒙昧与迷信。

据统计，从1843年一1860年间，在上海、香港、广州、宁波、厦门、福州6个城市出版的，由中国学者与外国传教士合作、或完全由传教士编译的自然科学书籍约有105种。从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史看，这是先进中国人从西方引进的第一批近代文化的种子，数十年或百余年后的文化参天大树和丰硕果实，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从文化的知识层次说，中国人从这些书中首次得到较系统的近代科学知识的启蒙，并且从这里得以看到较真实的大自宇宙天体、小至生物细胞的整个客观世界；从文化的观念层次说，诸如《几何原本》等书中所体现的新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光论》、《重学》、《谈天》、《植物学》等书对客观世界各种大大小小的物质基本构造和运动规律的揭示和描述，对传统的以“天”、“神”、“理”、“心”为最高主宰的观念是根本上的撼动。所以，鸦片战争后文化运动的最重要成果是，中国人开始走出蒙昧，看到了中与西，即文化的落后与先进的差距之所在，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客观世界。P.86-89

  晚清文化史

在中国文化史这条悠长的大河中，晚清时期是它从崇山峻岭、内陆原野冲向蔚蓝大海的路途中关键性的一段。比起前此的数千年路程，它虽只有短短的70余年时间，却是曲曲弯弯，波澜迭起，江流湍急，壮观而又多变。

说它关键，是因为在中国文化数千年发展史上，晚清时期——1840年后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大转折时期，即文化从传统时代进入近代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如潮水般席卷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政治动力的驱动下，传统文化在人们充满怨恨的声讨声中加速没落，而近代文化则因中国人满怀期盼的人工“移植”努力而加快在中国出现并成长。从量的角度看，只要我们略作回顾便可看到，那些被我们称作是“现代性”(或日“近代性”)的新事物、新观念，除了当时还没有在世界上出现的以外，还有什么没有在晚清中国登台亮相呢?从质的角度看，近代文化正是在晚清时期初步成型、并且初具规模和形态，构建成较完整的体系的。当今中国的现代文化大厦，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当然更不会有现代。而所谓壮观、多变，是指晚清中国的近代文化确实是丰富多彩，变动剧烈，气象万千。短短70年时间的晚清文化运动，几乎浓缩了数百年西方文化史的内容，浮光掠影般地走过了西方数百年文化史历程，着实令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

晚清中国人行为活动、思维活动的不断提升的过程，完整地、立体地表征着晚清文化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

晚清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以至整个人类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它的转型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规律；但晚清近代文化运动发生的空间(东方国家)、时间(19世纪中叶以后)和历史背景(中国遭受外国侵略和控制)等都有其特殊性，因而晚清的近代文化运动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

第一，中国文化也曾经循着正常的前进道路和文化发展规律，一步一步地从中世纪向近代走近，只是走的速度太慢。1840年，文化上领先一个时代的西方打败了中国，以此中国文化再也不可能在正常的道路上按照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向前行进。如同社会现代化理论一样，中国近代文化运动也属于外发性，即中国文化的近代化主要的并不是来自因文化主体自觉而形成的社会内部发展要求的推动，而是外力促逼的结果。换个角度说，当1840年中国的大门突然被西方国家撞开时，中国人所面临的既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威胁，也是新文化启蒙的机会，在这种威胁与机会并存的情况下开展的近代文化运动，必定是引进型的文化运动。所以整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仿效西方文化的过程。

第二，所谓中国的近代文化运动不是内发性的，是因为直到晚清近代文化运动开展之时，文化主体也没有达到近代文化自觉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因文化落后所导致的民族生存危机，又逼迫着中国人将文化步步推向前进。所以，中国的近代文化运动对中国人来说，是找水救火，而不是锦上添花；文化发展的动力不是人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是社会的、外在的功利的需要；在近代文化运动过程中，文化变革多为人们出自政治动机的选择和刻意的模仿，而不是瓜熟蒂落式的自然发展。这就使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功利性特征，即文化发展始终依附于政治、服从政治的需要，而没能静下心来，深入地对远离生活平面的文化本体进行思考，导致文化运动的肤浅粗疏。

第三，中国的近代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政治功利的文化选择，因此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就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从14世纪一16世纪实现人的觉醒的文艺复兴运动；16世纪后的科学革命，18世纪后的产业革命；17一18世纪开展主权在民的文化启蒙运动；17世纪后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资产阶级为扩大权利而倡导自由主义等，是一个由内而外、厚积薄发的过程。中国的近代文化运动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类似于层层剥笋的过程：19世纪40_50年代由发现世界、发现西方而发现“近代”；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人从采择西方文化外层的“力”、“富”为开端，发起了近代文化运动；90年代中期后，中国人的眼光投向政治文化，开展了以“兴民权”为中心的近代文化运动；20世纪初年的近代文化运动则是以“国民”为中心。关注“民”的权利、平等问题，文化运动的触角已伸向文化的主体——“人”的解放问题。在程序上走着一条与西方近代文化运动相反的路径。

第四，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始终把关注并紧跟政治潮流摆在首位，很少考虑文化主体的需要。在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救国救民的政治潮流疾速奋进，疾速奋进的政治潮流又推动着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呈跳跃式地向前发展——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工作还不充分，时代潮流又提出了“民权”政治问题。中国人对“民权”政治的内涵还没有来得及深入了解，“共和立宪”与“君主立宪”的政治形式争论已吸引了多数人的注意力。待到共和政治失败，人们才跳到前面从头开始，做人的解放的工作。在短短的70年时间里，世界上曾有过的各种主义、各种学说都先后涌人中国，说得上是杂然并存，济济一堂。但这些学说中，有的只是在中国文化历史舞台上作一匆匆亮相；有的只是念了几句台词；有的也只是稍稍表演了一番便很快谢幕。角色更迭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新文化如浮光掠影，又如暴风骤雨，发展很迅速，但成绩却不尽如人意。

因此，晚清文化史实际上是中国文化通过特殊的道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文化史，是社会历史运动的灵魂；晚清文化史，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运动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