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了78篇研究人类学这一课题的文章，且内容都只涉及我国本土民俗文化，如《论生态民俗链——中国生态民俗学的构想》、《茶艺美学论》、《论镇物与祥物》、《广西民间故事〈金仲和阿翘〉的采录与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基于注重基层群众的实践活动而辛苦获得，因此，不似其他有些研究课题，书斋气十足。

人类学在中国崛起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人类学的本土化。笔者在《人类学本土化论纲》一文中曾说：

人类学研究本质上是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是人类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人类学本土化的意义，就在于怎么把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这门学问引进中国，拿来解决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问题，甚至包括理论的本土化、对象的本土化、话语的本土化，还包括手段和队伍的本土化。回顾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后，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过中国人类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人类学从无到有，从依附到向独立发展，从引进到形成具有某些特点的中国学术倾向，并着力从事中国人类学体系的建立。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人类学的精神实质是博大的世界目光，是科学的论证方法。”因此，人类学要求人类学家跳出狭隘地域限制，以一种俯仰天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来审视其研究对象。所以，对国内外研究的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但反对全盘照抄。纯粹的“拿来主义”是要不得’的，只有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研究实践相结合，在学习国内外研究经验的同时，发挥个人研究专长，在研究中强调综合取向，跳出西方学术界固有的窠臼，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传统进行研究。为此我提出：

1．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

举世皆知，中国历史的悠久是举世公认的，其相关历史文献丰富也是世所罕见的。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是人类学一座古老而丰富的学术宝库。但是，几千年来，虽然出现过以《史记》作者司马迁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他开创了纪传体的研究方法，在《史记》中对当时中国的民族作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族志描述，但其后，尤其是清代考据学派的兴盛，他们运用训诂、校勘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研究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使得近现代的学者往往只重史料的考证，却忽视对经过考证的材料的理论升华。今天我们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在推进人类学本土化的今天，提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重新审视、重新整合，作出新的解读和分析，从中概括出新的论题，升华出新的理论，使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受到一次洗礼。

2．对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一向是人类学家们看重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今天，由于人类学本土化的需要，田野调查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人类学家只有深入基层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才能突破他过去所坚持的理论及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所构成的认识框架，让人类学理论在具体的田野调查中经受一次锤炼，从而使人类学的理论升到一个新高度，甚或从中升华出新的理论来。

3．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

西方人类学界有许多流派，其共同特点是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中国学者的特点是擅长历史文献的考据。而人类学的研究则既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从考据中跳出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又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要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换句话说，就是要求中国的人类学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的人类学才具有生命力。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正是沿着本土化的轨迹从恢复到发展到崛起。如果说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类学家杨成志的《云南民族》、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王同惠的《花篮瑶的社会组织》、陈序经的《蛋民研究》、林耀华的《凉山夷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潘光旦的《开封犹太人》、杨垄的《灶神考》、杨庆垄的《中国家庭与社会》等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的话，那么，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是当代中国人类学家蔡华的《无父无夫的社会》、阎云祥的《礼物的流动》、罗红光的《不等价交换》、庄孔韶的《银翅》、王筑生的《中国景颇人》、景军的《神堂记忆》、郭于华的《在田野阅读生命》、张小军的《场域论》、周永明的《云南毒品》、张鹂的《北京浙江村》、刘欣的《阴影之下》、刘锡诚的《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等则为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铺就了一条进军之路。此其一。

其二，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类学家从本土中吸取营养，通过对本土的田野考察，从中概括、提炼、升华出人类学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打破了人类学家只研究异文化而不研究本土文化的传统模式，因此，国际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为《江村经济》作《序》，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译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为此，1980年国际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先生1980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奖；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他人类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赫胥黎奖。

如果说费孝通是中国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国人类学争得国际荣誉的代表，那么，蔡华是当代为中国人类学争得国际荣誉的代表。

蔡华对居住在滇川边界的纳人(汉族称为摩梭人)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察，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纳入的亲属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观察、描写和分析，从中概括、提炼、升华出“婚姻家庭都不能再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普通现象”的结论，从而重新定义了血缘关系、乱伦禁忌、婚姻与家庭四个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因此，当代国际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在评论蔡华的《无父无夫的社会》时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是一部传世之作”。并在该书英文版封二上写道：“蔡华博士对西方人类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多亏了他，现在纳入在人类学典籍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为此，蔡华荣获法国科学院授予的2002年度“法语国家金奖”。

两个时代，两个代表，他们都为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人类学界赢得了声誉。清华大学景军教授在《读书·评论·学术发展》研讨会上说得好，他说：

蔡华的《纳人》一书成功地挑战了学界和常人已经成为常识性的知识和理念，是中国20世纪以来诸多人类学著作中的佼佼者；这一系列成果标志着“中国人类学的第二个春天终于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