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人类文明转型的阶段，“星云型文化”正日益成形，以其“碰撞性”、“学习性”、“前瞻性”和“创造性”的品质，将问鼎21世纪。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由“树根型”文化转向“星云型”文化的过程。

对于文化，很多人都能有感而发，并且颇有见地。的确，身处拥有数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国，没有一定的文化观是很难以置信的。一谈到关于文化研究的作品，几乎所有的学者、文化人都会不约而同提出雷同的模式，即研究文化一定得以史为鉴，这是前提。倘若忽视历史与传统，那便是肤浅的、不严谨的、没有权威可言，研究者也是缺乏功力的，甚至是一派胡言。在我国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文化学者难度很大，因为你若因循守旧，便很难超越前人，始终生活在“大家”的阴影中；你若不拘常理、突破创新、标新立异，那就要承受各种“卫道士”的批判与封杀。而且若不按沿袭成形的文字、观点、风格、逻辑、模式来研究，结果就可能完全被视为“另类”，研究成果就不会被认可，乃至被否定。

造成文化领域“板结”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过分看重历史的权重，对历史发展的原有规律顶礼膜拜，少怀疑，不否定。“历史是未来的坐标”、“原有规律绕不过”，对此说法几乎没有人置疑，也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固化的文化研究模式，连学术风格都要整齐划一。历史文化之根已深深扎在文人的心中。其二，正因为原有规律极其重要，才会有为归纳一般规律而出现的各色各样、完美的理论体系，并以为可以用此理论体系，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目的。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极其完整，甚至《反杜林论》的主角——欧根·杜林也自命不凡地认为他的哲学可以“终结”一切思想问题。其实，每种体系都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假设前提，而它们又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以至于一个体系刚刚诞生就可能被现实抽掉理论前提，结果是出尽洋相。现实生活始终领先理论研究，这也是对“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的无奈解读。

当今世界，正处于人类文明转型的阶段，日新月异的技术突破正不断地抽掉现存文明的基石。千百年来，人类坚信发展中的因果关系，可是在亚原子世界里，因果关系的概念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可能性。历史经验、原有规律在分析现实、预测未来过程中的权重正在下降，这是个令人颇感无奈的趋势，然而这种无奈却是世界文明巨大进步的前提，它要求人类更换视角，用新的思想方法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再按以往的一般规律指导实践，则有可能重复刻舟求剑的故事。“不换脑子就得换位子”。对于国家来说就是被边缘化，国家战略受制于人。没有文化上的革命。企业竞争、民族竞争、国家竞争就只能停留在现有基础上。不可能发生重大突破性进步。倘若一定得讲历史与原有规律，那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凡是成功者都是革命派，最本质特征就是否定历史，敢于超越，用特殊性突破原有规律制约。

符合这种特征的国家，其文化就是以“星云型”为标志的，即强调碰撞、冲突、扩张、否定，面向未来，以探索、征服未知为导向，受历史沉淀的影响较小，或有选择地接受历史的经验。这种国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属于食肉动物，是掠食者，其思维方式是警惕而又富于攻击性，处于主动，只关心吃与被吃这两件事，相应的行动也以屹或逃为主。上述描述在现实中的载体就是美国，它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它的成功在于它无“根”(历史短，吸收欧洲文明的精华，剔除了糟粕)，只是目前美国文化开始进入“寻根之旅”，即把自己的经历模式化、固定下来后再去“格式化”其他文化，比如“华盛顿共识”就充当了美国格式化全球的主要工具，当然它也是美国文化有根化的标志。不过，美国社会的智者们也在反省，并提出如何确保活力的建议，如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布热津斯基的“大抉择”，以及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等。

与“星云型”文化相对称的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树根型”文化。这种文化的现实载体的思维方式与食草动物相似，只关注一件事，即是否被吃，若是则跑，若非则和平共处，基本处于被动，不会主动打别人的主意。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树根型”文化重视历史沉淀，喜欢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依据，热衷于各执一词、互相争辩，也就习惯于内讧而不擅长“走出去”，不愿意考虑“天际线那边的事情”，坚持历史原教旨主义，认为原有规律可以解决一切，只要不断反省、提高修养，就可以“治国平天下”，进而趋于保守、封闭，以搞体系为荣。在对待掠食者的威胁时要么回避，要么将其同化，成为“树根”的新枝。不过，福祸相倚，并非全中国人都是如此思维，邓小平的“三论”(猫论、摸论、不争论)却有意无意地否定了“树根型”文化的特征：用“猫论”的现实主义对待一切问题。摆脱历史的制约(对“两个凡是”的态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阶级斗争的否定等)；“摸论”则体现以探索为主、不搞体系的原则：“不争论”等于给创新以空间，鼓励尝试、纠错，干了再说，不急于定性，不在意言行是否有历史依据、符合文献精神。

恰恰是这种“树根型”文化社会中的“叛逆”，才带来中国二十几年改革的成就，并用事实达到“解放思想”的目的，使中国人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只是他的这种不动声色的超前意识并未给文化界以冲击，使人们意识到文化人应该锦上添花，沿着邓小平的思想为创新社会提供土壤与文化基础。

21世纪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原有规律的边际效用在递减，传统文化的前提被抽掉，“非典型”的变化成为潮流，无拘无束的创新大行其道。在这种环境下，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就是文化的革命与转型，即由“树根型”转向“星云型”，把“创新是民族之魂”落到实处。

这种转型注定是漫长而痛苦的，不经历几次大挫折与痛苦的磨难，很难达成发自内心的共识。集体处于“树根型”文化影响下的远东地区目前正在遭受被历史问题纠缠不清的困扰，上自政府，下到百姓，情绪越来越激动，态度越来越坚决。韩国人甚至不惜以自焚、集体切手指等方式来表达感情。现实与本地区发展的历史逻辑并不一致。欧盟的出现无疑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只是远东地区的文化碰撞尚未经历“八十一难”，还无法享受“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