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美学范畴研究一直是中国美学思想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出版过专论唐代美学范畴的学术著作。除单篇学术论文外，唐代美学范畴研究通常被附带穿插于中国美学史或唐代美学史中，作为某一章节，甚至某一章节中的某一部分出现，篇幅有限，备受冷落。唐代审美品格论范畴，多元而完整地体现出唐代美学范畴的总体形态和本质特征，在唐代美学范畴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国美学范畴史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和兴趣，已是多年以来的事了。当通过立项、决定从事这一研究之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本书作者王耘，承担了其中唐代部分的研究与撰写工作，并将其纳入学位论文的计划之中。本书的基本内容，原是我主编并参与撰写的《中国美学范畴史》(三卷本)的一部分，也是王耘在其学位论文基础上，经过重大修改和丰富的一个文本。

在我看来，中国美学范畴史是一个由“气、道、象”及其群落所构成的动态三维结构的文脉历程。就其文化素质、思想与思维本涵而言，人类学意义上的“气”，哲学意义上的“道”，艺术学意义上的“象”，作为基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本原范畴、主干范畴与基本范畴及其各自群落，在中国历史与人文境遇中，经历了酝酿(自先秦至秦汉)、建构(自魏晋至唐)与完成(自宋明至清)的漫长岁月，熔铸为中国美学范畴史之三大根本的美学范畴及其各自群落，相互渗透、融涵与整合，共同构建中国美学范畴史的历史、人文大厦。

本书所实现的唐代美学范畴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之所以不容低估，是因为其一，本书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唐代，是中国美学范畴及其群落之重要的建构时期。这种建构，是在先秦至秦汉之“酝酿”的前提下，经过魏晋南北朝这一所谓“前建构”得以进行的，它流渐于后代，成为自宋明到清代美学范畴及其群落之“完成”的时代先声。假如称唐代是中国美学范畴史的“后建构”时期，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二，正如本书所言，“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出版过专论唐代美学范畴的学术著作”。因此，本书的出版，虽然不能说是“填补”了什么，却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收获。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唐代似乎有一个错觉，要么以为因唐诗空前绝后的辉煌而觉得唐代什么都好：要么以为“就在这个诗意盎然、令人兴奋不已的伟大时代，历史却来不及积淀思绪的潜藏与考量的深沉。在这片纵情恣意的海洋里，思索的沉默往往被吟哦诗篇的冲动所覆盖和淹没。因此，唐代美学对于审美世界的学理性思辩较为薄弱，而正是由于唐代美学思想的相对弱化，凝结唐代美学思想的唐代美学范畴也就愈加平淡，这就导致了唐代美学范畴研究的冷清局面。”本书指出，凡此都是“对于唐代思想史(包括美学范畴史——引者注)之特性存在长期的误解。”王耘的这部著作，通过对唐代思想史的把握与梳理，走出以往学界关于唐代美学研究的“习惯区域”，“从总体形态，思想本源与创新思路三方面来把握”，这种研究思路，首先是值得肯定的。

本书提出并加以有据有理的论证了如下精到的学术见解。认为“唐代美学范畴的总体形态，是一种以诗性生命美学范畴为主流，兼及思性以及伦理性生命美学范畴的形态。”认为“诗性生命通过现象的直观，体验本真超越的自由，诗性生命精神逐渐成为唐代美学范畴研究的核心精神”，而“所谓思性以及伦理性生命，指的是用反思本体以及在伦理生命的价值实现表达着生命美学的意义。”可谓道前人所未道，确是本书作者长期思考与研究的成果。

我在拙作《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与《中国美学史教程》两著中曾经指出，作为中国原始文化主导形态的原始巫术文化(与此相生相伴的，是原始神化与原始图腾)，体现与决定中国原始审美意识与理念的文化根性。其一，在天人关系及人之心性问题上，从先秦到秦汉美学范畴的酝酿，必然基本是人类学、哲学与伦理学(仁学)意义上的。此时，气、道、象三大范畴均已提出。然而在春秋战国之前，它们一般都是具有神性意义的，主要是在原始巫文化及稍后出现的巫史文化之人文环境、条件与氛围中得以孕育与酝酿的。此时所谓“气”，作为天人、物我之间神秘的互渗及生命的“感应力”，在殷代甲骨文化与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本文的巫术占筮中体现得很典型。此时所谓“道”，它的前期的文本表述，是天、命、天命与大道等范畴，当然也是具有神性的。至于此时所谓“象”，作为人的人文心理映像、印迹、氛围甚至结构，与“数”(命运、劫数)一起，实际上主要是人的一种神秘的人文心理体验与图景。其二，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的情况当有不同。此时“哲学的突破”与伦理学(仁学)的现实展开，主要是哲学理性与实用理性的曙光初显。“道”这一范畴，首先从原始巫文化及其传统的神秘氛围之中突围出来，成为老庄哲学范畴“道”与孔孟儒学范畴“人道”。“气”这一范畴也多少获得成长为哲学范畴的历史与人文契机，它在老庄哲学中首先苏醒过来，比如在战国《庄子》所谓“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通天下一气耳”的文本中，作出了哲学的解读。然而总体而言，即使时至秦汉，“气”依然基本未能冲出神秘的巫文化传统的重围。与“象”一样，“气”在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说，在东汉谶纬神学那里，依然是神秘兮兮的。至于“象”，在先秦老庄哲学那里，固然体现为较为澄明的一种心象、心境。通行本《老子》所言“大象无形”、所言“致虚极、守静笃”，以及《庄子》所谓“心斋”、“坐忘”等等，既指“气”、“道”，又指“象”的境界，这里，气、道、象是三者合一的。然而在秦末《吕氏春秋》、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与东汉谶纬说中，“象”这一范畴仍旧被时代赋予了更多的神性意味。可见，从先秦到秦汉这一中国美学范畴的“酝酿”时期，“气、道、象”这一动态的三维结构，固然因经历中国的“轴心时代”(大致指春秋战国)，大致处于“祛魅”的历史、人文过程中，但这一“祛魅”尚未真正完成。作为本原、本体与基本范畴结构，无疑基于“生活”、“成长”于以原始巫术文化传统为主的神性阴影之中。在中国的“轴心时代”，气、道、象三范畴无疑各自经历哲学理性与伦理学理性的初步洗礼，然而它们一般并未因时代理性的充分、彻底的成长而嬗变为美学范畴，须知此时即自先秦到秦汉，仅仅是中国美学范畴史的“前美学”或日“潜美学”时期。不过正因如此，中国美学范畴的这一动态的三维结构，才得以受到原始巫术(原始宗教)、哲学与伦理学等的滋长，并得以在其中酝酿，体现出一定的原始审美意识、理念与理想。

从魏晋到隋唐，是中国美学范畴的建构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一，这一时期，作为中国文化之灵魂与美学之基石的哲学，在魏晋玄学与佛学文化的冲突、调和、兼与儒学的潜行之中，完成了自先秦天人说、心性说、秦汉宇宙论、心性论到玄学本体论(贵无论、崇有论)的理论建没。并且通过“六家七宗”的佛学“格义”、僧肇等人的以“无”说“空”到南北朝关于佛经的翻译与诠释，极大地开拓、丰富关于哲学、美学本体论的建构。魏晋南北朝，是哲学与美学(包括艺术学)风景美丽的时代，先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名教、自然之辨，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言、意之辨，本体论哲学意义上的有、无之辨，以及生命哲学意义上的才、性之辨，体现与实现了以“玄”为基质、以“佛”为灵枢、以“儒”为潜因的中国美学范畴的历史性建构及其人文思想的深度，人的解放体现为魏晋风度，文的解放之确证，是一大批文论、画论、书论与乐论及一系列美学范畴及命题的涌现，诸如美学意义上的意象、风骨、性灵、形神、有无、才性、体用、动静与自然以及澄怀味象、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等等，令人目不暇接。作为“前建构”时期的魏晋南北朝，从魏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这一著名命题始，标志着“气”这一范畴从人类学意义向美学、文论之类意义的历史性转递(注：此时及此后，“气”的神性意义仅体现在风水术及风水理论中)。而谢赫《古画品录》关于“气韵，生动是也”的命题，更凸现了这种转递的美学品格。魏晋玄学本体之“无”(玄)，使得源自先秦老庄的“无”具有新的时代人文精神与知识论内涵，从由印度人传的佛学范畴“性空”、“空”、“空幻”与“涅柴”等，奇迹般地嬗变为“性灵”、“空灵”之类，从而为唐代有关美学范畴的创构，作出时代的铺垫。而“风骨”这样的美学范畴的出现，根植于先秦《易传》所谓“天行健”、“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在先秦儒家孟子关于“浩然之气”的伟大人格说中得到锻炼，从而在魏晋南北朝儒学潜行之中得到澡雪，“风骨”是刚健生命力的“活参”说法，是中国生命美学的水到渠成。

其二，作为“后建构”时期的唐代，正是王耘该书关注与研究的领域，主要由于儒、道、释三学的进一步融和，尤其是入渐的印度佛学的中国化，推动了唐代文论、书论、画论等的进一步深化，可以看作是自先秦以来之积极的关于美学的思想与思维成果。虽然从表面看来，与魏晋相比较，似乎在本体论美学方面，唐代美学无有多大推进，似乎在这一点上，人们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唐人只好沉默无言。但是，诸如“意境”这样的中国美学范畴史上极具“中国特色”、体现“中国问题”意识的第一范畴，就必然出现于唐王昌龄《诗格》而彪炳千古。唐代决不是硕果仅存的时代。与“意境”相生相伴，诸如“意象”、“风骨”与“法度”、“雅正”这样的范畴与术语等等，也体现出活跃的美学生命，而且流响于后代。又如“心”、“性”、“情”、“性灵”、“悟”、“顿悟”与“兴寄”、“兴象”等等，因三学的进一步融和而具有新的时代精神与人文精神。没有人能够怀疑，如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言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飘逸、旷达与流动等诗的二十四种审美品格，实际基本是二十四个美学范畴。它们是时代思想、思维、情感与精神长期积累与陶冶的产物，而且只能出现于唐代。这里，似乎没有明晰地呈现出一个“气、道、象”的动态三维结构，实际上，是这三维结构的精神、底蕴，融渗其问，且决定其建构。而且，即使从诸多“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思与境偕”以及“境生于象外”等美学命题中，也能体会“气、道、象”这三维结构的存在与作用。同时，有唐一代诗的“感觉”、“领悟”之上佳、唐诗的伟大实践及其伟大成果，可以说冠绝古今，它并非直接就是美学范畴的建构，却是这一建构的时代、民族与人文心灵的助因与氛围。正因唐诗的空前繁荣与杰出成就，陶冶、熏染了唐之后一代代美学思想、思维、情感与理想的更新，为此后宋明与清代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坚实的、源远流长的与深沉的文化实践背景。

所有这一切关于唐代美学范畴的建构问题，王耘该书都为我们提供了可资眺望与细读的平台。正如前述，该书在学术上的成功，不仅揭示出唐代美学范畴的总体形态，而且挖掘其“思想本源”与“创新思路”。王耘说，“唐代美学范畴的思想本源存在于唐代思想世界儒道释思想形态间对越与回互的建构过程之中”，一种多元、自由的思想格局，必然为“创新”准备了条件。而“唐代美学范畴的创新思路是生命之刹那即现的理念”。王耘此言，初看初听似不大好理解，实际是作者关于“诗唐”与其美学范畴建构之关系问题一个精彩的见解。诗是“生命之刹那即现”，一种现象直观，得益于唐代三学趋于合一对唐诗的滋养。这便是基于心灵无、空之际的——种“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无与空之际的这种“悟”，主要指“禅悟”，无论是“小顿悟”、“大顿悟”以及与“十地”说相关的“渐悟”等等，其思想。思维与情感之家园，基本守望在佛教及佛学领域，当然，这是指在不断中国化了的佛教与佛学。唐代佛教尤其是唐代南宗，继承、发展了魏晋诸如僧肇那样的以“无”说“空”的治学理念，为在唐代将禅悟与诗悟的对接、对越与对话，准备了条件。从总体而言，唐诗是第一次让禅悟以诗悟的方式“活”在唐诗之中。这一点，后来被明代的严羽总结在他的《沧浪诗话》之中。无论禅悟、诗悟，其共同、共通的境域与文化本涵，是“生命之刹那即现”，以王维禅诗为最典型。那么，以“生命之刹那即现”的禅悟与诗悟进行反思与研究，变成具有创新意义的“生命之刹那即现的理念”。这理念以美学范畴与命题的方式来表达，便是诸如“意境”、“空灵”、“顿悟”之类范畴以及“象外之象”、“境生于象外”等等命题的建构。本书准确地论证了这一问题，体现了作者上佳的佛学修养、理论眼光与领悟能力，实属难能可贵。

王耘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中国美学史方向博士学位期间，其读书之勤勉、刻苦与专一，是有名的，对学术的敬畏与执着以及敏明多思的主体品格，加以与研究对象相互“适应”的研究理念与方法的有效运用，是获得学术成功与进步的条件。相信甘于寂寞、沉潜砥砺的他，一定会有更出色的学术成果贡献于学界。

暂为序。

王振复

2005年5月1日

于上海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