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挂长虹，七彩缤纷，分而纯净，合而辉煌。他是一株老树，历经沧桑，却依然横枝窜叉，浑厚朴茂。他更是一座耸立于现当代中国画坛的为数不多的入云丰碑，他就是被华君武形容为"毕加索+城隍庙"的张仃。本书集聚丰富的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用简洁的文字道出了张仃的人生经历，和他深厚的中外艺术和民间艺术修养。

很多年来，我们始终忽略着设计者的存在——天安门的装饰设计、国徽，早已成为某种神圣的象征，至于谁是它们的设计者，似乎并不重要；甚至，我们觉得它们不是设计出来的，它们原本就是那样，不需要设计。

直到我们结识了张仃，才惊讶地发现我们的童年记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儿时，当我们用稚拙的小手一次次在《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蜡笔画上重复他的设计：高高的城楼上，八盏宫灯，八面红旗。我们甚至想当然地把红旗飘动的方向画得左右对称，东西相反——既违反常识，又是拙劣的篡改——天安门成了我们最明亮的记忆。很多年中，我们都认为毛主席就住在天安门上，一到国庆节，他就出来向群众招手。除了天安门城楼的装饰，我们那时积攒的老邮票，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这些纪念邮票，《天安门图案》这些普票，甚至轰动一时的鸡年生肖票等，也都是出自张老之手，这些是在很多年后，才被我们知道。

一位画家通过他的画笔与全国的孩子建立了精神联系，不知他是否想过这一点。那时他不知道我们的存在，犹如我们不知道他的存在。贫瘠的童年，我们却拥有丰饶的记忆。我们的记忆停留在宣传画上、邮票上、标语中，我们没有另外一种记忆，比如“牛棚”、审讯和酷刑。但张老有，在红旗遮天蔽日的阴影里。

有人说天安门城楼的装饰设计由两个日本人完成，也有人把国徽的设计归于梁思成、林徽因的名下，张仃从不辩驳什么。天安门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图腾，至于谁是它们的设计者，似乎并不重要——他会这样想，也许。

二十一世纪之初，国徽设计的公案又浮出水面。由于时间的久远，许多当事人，许多回忆文章，都发表了彼此矛盾的观点。《建筑师梁思成》一书中延续了梁思成、林徽因是国徽设计者说；有人认为是高庄；也有人说是张仃。

逼仄的客厅里，堆满了书籍资料。台灯的光晕，使他的白发格外醒目。在我们的再三追问之下，张老终于开始回忆五十多年前的时光——l949年，张仃应周恩来之邀住进中南海，负责对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并愉快地承担了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及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设计装饰的重任。

1949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三点要求：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形式庄严富丽。

据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的政协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当时已经收到设计稿二十八份，但皆因不符合上述三条原则而未被采用。于是，又成立了两个专家小组设计国徽，一个是以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专家小组，另一个是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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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

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此话颇有道理。且不说电视、电影、光盘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单单老照片、老漫画、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在文字里感受生活、感受历史，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阅读历史。的确，一个个生活场景，一张张肖像，乃至一页页手稿，往往能蕴含比文字描述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诱发读者的想像。

这些年来，每次出国访问，总要买上一些图书。在它们中间，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如《凡高兄弟》、《弗吉丽亚·伍尔芙》等。这些图书，在结构、编排、开本诸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非常幸运的是，我的这一想法，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这便是“大象人物聚焦书系”的由来。

说“聚焦”而非“传记”，是因为严格地讲，书系中的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人物，而是尽量以人物一生为背景，来扫描、来透视作者最感兴趣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几年前在“沧桑看云系列”中，我曾采用过这种写法。这样的文字假如能与历史照片、图片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当然也就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画传。同时，在正文之外，本书系还特意以“补白”方式选摘传主的自述、他人的评点等文字。图片的说明也改变通常的模式，尽量使之较为活泼，更具内涵。我想，这样的编排，能够使一个人物的一生，在较小的篇幅中多层次、多侧面、更生动地呈现出来。

任何形式的聚焦，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审视他们，实际上也就是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这便是我对这套描述历史人物的书系情有独钟、乐此不疲的原因。

2000年、2001年两年里，我先后完成了对巴金、梁思成、丁聪等十位人物图书的出版。我很高兴这一图文并茂的形式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行家的好评，为此，自2002年起，我将广邀新的作者加盟，“书系”不再仅限于我个人的创作，而是由更多的作者来描述更多的人物。我的设想是，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该书系能够以它特有的形式，构成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斑斓长卷。

愿这一设想早日成为现实。

2001年12月25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