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创作于日中战争末期的1945年，并且是以二十世纪初叶留学日本的鲁迅作为模特儿，这是意味深长的。在日本东北某村行医的老医生对“遥远的四十年前”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与同班同学鲁迅的交往、与任课教授藤野先生的交流进行回忆。——《惜别》是这样一个回忆的故事。

《惜别》取材于鲁迅的仙台留学生活，是极为难得的大作家描写大作家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学中唯一以鲁迅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

藤井省三序

董炳月序

惜别

附录

《惜别》之意图  

《惜别》论——“大东亚之和睦‘的幻影

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

“仙台神话”的背面

自画像中的他者——太宰治《惜别》研究

这是在日本东北的某个村子行医的一位老医师的手记。

前几天，一位自称是这里报社记者的中年男子来找我，他胡须满面，脸色也很灰暗。

“我听说您毕业于现在东北帝大医学部的前身——仙台医专，没错吧?”他问我道。

“是这样的。”我这样回答了他。

记者又一边从怀兜里掏出小记事本一边急切地问道：“您是明治三十七年入学的吧?”

“我记得的确是那个时候。”我回答道，并对记者不平静的态度感到很不安。确切地说，对我来说，与这位报社记者的谈话由始至终都很不愉快。

“那个人很好。”淤血般的脸露出轻薄的微笑，“这样说来，您应该一定认识那个人了。”他用强硬得近乎呆板，甚至有些指责的语气说道，并翻开记事本伸到我的鼻尖前面。翻开的那页，用铅笔大大地写着“周树人”三个字。

“是的，我认识。”

“是吗?”记者似乎很得意地说。“他应该是与您同届的吧。而且，这个人后来就以鲁迅为笔名出现在支那文坛上，成了大文豪。”记者语气中似乎有些兴奋，脸也有些发红了。

“这件事情我也知道。不过，即使周先生后来没有成为那样有名的人，即使仅仅是当年与我们一起在仙台学习、游玩的周先生，我也一样尊敬他。”

“啊。”记者睁圆了眼睛，一副看似十分吃惊的表情说道：“也许他年轻的时候就很伟大吧。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天才吧。”

“不、不是那个意思，用通俗的话来说，年轻时代的周先生的确是一个真诚的、真正的好人。” 

“比如说，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记者伸出了一条腿又继续说道，“其实，我是读了鲁迅先生的一篇叫做《藤野先生》的随笔，了解到鲁迅先生在明治三十七、八年，也就是日俄战争的时候，在仙台医专读书，并得到了名为藤野严九郎的先生的照顾……嗯，文章中大概是这样的，于是我想在我们报刊的正月首刊上发表这种关于中日亲和美谈的文章，而又听说您那时候也正在仙台医专学习，于是我便来这儿，想与您聊聊。那时的鲁迅到底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当时就经常是一副深沉忧郁的表情呢?”

“不，不是的，”我一面这样说着，一面变得忧郁起来，“倒也没觉得他当时有什么很奇怪的地方。怎么说才好呢……他那时十分聪明又很沉默……”

“请您不必有太多顾虑，我并不是想写鲁迅先生的坏话。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是为了我们东方各国的亲和关系，才想将这个作为新年读物写出来的。尤其是，这也是与我们东北有关系的事，说起来，还可以刺激地方文化的发展。因此，就请您为了我们东北文化的繁荣，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尽情地畅谈吧!绝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不，我并不是在顾虑什么。”不知为什么，那天，我心情很沉重。我说道：“无论如何，也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我绝没有想要隐瞒什么的意思，我只是在想，像我这样一个俗人的一些无聊的记忆，真的对您有帮助吗?”

“要知道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事都需要谦虚地说一些客套话的年代了。要不这样吧，我问您几个问题，只要您能想起来的，就请您毫无保留地告诉我。”

于是记者问了我足足一个小时当时的事情，并带着一副对我语无伦次的回答十分失望地表情离开了。即便如此，今年正月，这家地方报纸还是发表了题为《中日亲和之先驱》的文章……P3-6

姗姗来迟的“太宰鲁迅”

  董炳月

新星出版社的于九涛先生打电话来谈出版太宰治《惜别》中译本的事，大概是在今年(2005)6月。明知出版此种书籍可能会赔钱、要冒商业风险，但我当时依然是竭力怂恿。这是因为我觉得《惜别》是一部许多中国人早就应当读却一直没有读的小说。据说，五年前河北某家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书系的时候曾经将《惜别》列入出版计划，但不知何故计划未能实施。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恰巧也是《惜别》出版六十周年。在这一年筹划出版《惜别》中译本，可谓独具慧眼。

在《惜别》构思阶段的1944年3月，太宰治曾向日本文学报国会提交《(惜别)之意图》一文，他在文中表示希望即将创作的《惜别》能够被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阅读。可惜，在太宰治1948年6月自杀之前，《惜别》被翻译为中文的条件并不具备。现在，六十年过去之后，《惜别》中译本即将出版，太宰治九泉之下有知亦应感到欣慰。

太宰治(1909一1948)本名津岛修治，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但在中国，除了日本文学研究界的人们，他似乎少为人知。堤重久的《恋爱与革命·太宰治评传》(讲谈社1973)和细谷博的《太宰治》(岩波书店1998)都是深入浅出的太宰治入门书，但尚无中译本。1909年6月19日，太宰治出生在日本东北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町(即当年的金木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是当地纳税大户，对国家贡献颇大，因而成为日本贵族院的敕选议员。太宰治早熟、多愁善感，1923至1927年在青森中学读书期间即立志于文学创作，与同学们一起创办了《星座》、《蜃楼》等同人杂志。在弘前高校读高中期间(1927一1930)，他又创办《细胞文艺》，身为高中生，居然向远在东京的林房雄、舟桥圣一、井伏鳟二等知名作家约稿并支付稿酬。1930年春太宰治离开故乡到达东京，考入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科。参与非法的日本共产党的左翼运动，反抗地主家庭，与艺妓恋爱，这种“堕落”导致了1930年10月的“分家除籍”(家庭与之断绝关系)。1929年12月和．1930年11月，刚过二十岁的太宰治两次自杀，均未遂。对于太宰治来说，自杀未遂表明的并非胆怯，而是死亡的艰难。第二次是在东京郊外的海边与银座咖啡店十九岁的女招待一起情死，女招待身亡，太宰治却侥幸获救，于是被警察以“帮助自杀”的罪名进行审讯。自杀未遂反而成为杀人嫌疑犯，足见人生之荒诞。因为此类原因，“太宰治”这一笔名(1933年开始使用)的来源之一被研究者解释为“太宰”与“堕罪”的谐音(日语读音均为dazai)。 “人为恋爱与革命而生”——太宰治晚年代表作《斜阳》的主人公和子这样认为。实际上此言也是太宰治的心声。为了从“恋爱与革命”的烦恼中解脱，太宰治最后依然是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堤重久将自杀身亡视为太宰治本人“恋爱与革命”的最终结局。1948年6月13日深夜，太宰治抛下妻子和三个孩子，在东京西郊与情人山崎富荣投河自尽。自杀之前，他在山崎富荣的房间里给妻子留下遗书、手稿，给孩子留下玩具，给朋友留下临别赠言，他与山崎富荣两个人的照片前还供着香火。好像是自杀得从容且有些浪漫。时值梅雨季节，搜寻困难重重，直到六天之后的6月19日，两个人的遗体才在井之头公园里的一座桥下被发现。好像是命运的安排，这一天正是太宰治39岁的生日。]

太宰治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3月发表短篇小说《鱼服记》算起仅有十八年，但却留下了《富岳百景》、《右大臣实朝》、《津轻》、《斜阳》、《人间失格》等名作。其作品或取材于现实生活，或取材于民间传说、历史记述，大都具有独特的构思和别致的语言形式，包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1947年《斜阳》的出版甚至在日本社会促成了“斜阳族”的诞生。与上述名作相比，战争末期接受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委托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惜别》不仅内容令人生疑，艺术表现也显得粗糙。显然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惜别》在日本学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没有被收入筑摩书房1977年出版的《太宰治全集》。我强调《惜别》的价值，主要是立足于中日现代关系史和日本人的鲁迅观。这部作品在中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上将鲁迅的复杂性、太宰治本人的复杂性展示出来，包含着文化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多重纠葛，与鲁迅的名文《藤野先生》构成了奇特的关系，具有多侧面的认识价值。

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使鲁迅成为“东亚的”(而非仅仅是“中国的”)文豪，对鲁迅的认识构成了现代日本人中国观的一部分，并且构成了日本现代思想的一部分。竹内好(1910一1977)是现代日本著名思想家，也是现代日本研究鲁迅的第一人。1943年，他怀着近于写遗书的心境撰写了研究著作《鲁迅》，完稿之后即应征入伍，被派往中国战场。《鲁迅》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经典之作，竹内好阐释的鲁迅则被称之为“竹内鲁迅”。《鲁迅》出版于1944年，那正是太宰治的《惜别》出版的前一年。恰恰是这位竹内好，在《(藤野先生)》(1946)、《花鸟风月》(1956)等文章中对《惜别》进行严厉批评，认为太宰治歪曲了鲁迅，对鲁迅的屈辱感认识不足。这种批评主导了战后日本学术界对《惜别》的认识。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但也有简单、片面之处，遮蔽了《惜别》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本体”存在于鲁迅的复杂性之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惜别》作为小说固然是在“想象”鲁迅，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对于侮辱信作者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太宰治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接近鲁迅的复杂性。借用“竹内鲁迅”的命名方式，我把太宰治理解和想象的鲁迅称之为“太宰鲁迅”。无论是“竹内鲁迅”还是“太宰鲁迅”，都不仅仅是本体意义上的鲁迅，而是被特定的主体相对化的鲁迅。作为概念，它们均具有二重主体性。以《鲁迅》为代表的“竹内鲁迅”和以《惜别》为代表的“太宰鲁迅”哪一个更接近鲁迅本身?——这个问题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差异本身。这差异有可能是鲁迅内部差异的对象化，同时也是日本内部的差异。在此意义上，将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对照阅读是必要的。换言之，读过《鲁迅》的人应当读这本《惜别》。好在竹内好的《鲁迅》已经有两种中文译本出版。

就对中国的了解而言，与曾经留学中国、懂汉语、以中国研究为职业的学者竹内好相比，作家太宰治是个门外汉。不过，这种身份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太宰的中国观、鲁迅观在价值层面上一定处于竹内好之下。职业化的中国研究能够深化对中国的认识，但“习以为常”也有可能造成偏见与钝感。置身“门外”使太宰治保持了更多日本人的纯粹性，而此种更为纯粹的日本人的眼对鲁迅、对中国的观照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非专业”的背景有可能使太宰治表现出“日本人”的另一种敏感与另一层真实性。毕竟，在日本国民中中国研究者是少数，而更多不以中国研究为职业的人同样在“想象”着中国。

给《惜别》以足够的重视对于太宰治的整体研究来说同样是重要的。《惜别》是太宰治在战争状态下投入巨大劳动创作出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与太宰治的其他作品并非绝缘。如果将《惜别》置于太宰治的作品谱系中来看，某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比如，基督教在《惜别》中的投影与在《右大臣实朝》中的投影有何关联?《惜别》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太宰治创作的短篇小说《新郎》、《十二月八日》具有怎样的相通性?《惜别》与同样创作于1945年初的《御伽草纸》均将叙事语境设定在空袭警报下，但却保持了轻快的叙事风格，何以如此?——类似的问题均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此种研究有助于更前面、更具整体性地认识太宰治。不仅如此，太宰治的“革命”与孙中山的“革命”之间的关系，竹内好批评《惜别》时所谓“花鸟风月”(风花雪月)涉及的认识问题与小说美学问题，同样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

中日两国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交恶，两国关系百余年来多有波折与挫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终于“正常化”并且迎来“蜜月期”，但三十年过去之后的现在又冷到冰点。六十年前太宰治在《惜别》中试图解决的问题现在依然摆在我们面前，并且摆在日本人面前。所幸，在灰暗的中日现代关系史上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是一抹亮丽的玫瑰色。无论是在太宰治的《惜别》中，还是在中国人对鲁迅《藤野先生》一文的解读中，这种关系都被赋予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意义。太宰治希望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阅读《惜别》之后能够“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六十年的时间间隔之后，中国读者由阅读《惜别》而生的“感怀”与太宰的希望无疑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无论怎样的感怀都可以作为理解日本的起点。“太宰鲁迅”姗姗来迟，但依然能够给中国读者带来新鲜的感受。

《惜别》中译本的面世当在2006年年初。正是在100年前的1906年初春，青年鲁迅带着背面题有“惜别”二字的藤野先生的照片离开仙台回到东京，投身文学事业。这种巧合似乎也暗示出《惜别》中译本出版的另一种必然性。

2005年12月5日记于寒蝉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