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役，近代史一大转折，唤醒吾国五千年之大梦之始也。百余年来，研究者固不乏人，然悬案连连，令人难窥底蕴。作者研究此役达五十年，做过大量调查访问，搜集史料堪称渊富，考订精严，多独到之笔，倾注了诸多心血和智慧。破解了许多长期让人困惑的谜团。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次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三十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中国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却起步甚晚，发展的道路又不是一帆风顺，直到近二十几年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百多年来的研究实践表明，甲午战争史研究可以成为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不仅对甲午战争本身的研究是大有潜力可挖的，因为还存在着许多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填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甲午战争犹如中国近代史之网的纲，抓住了它就必然会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宽和深入。

第一章 早午战前日本的侵华准备

一 侵华图谋由来已久

二 大力扩军与制订征清方策

三 和平外交还是开战外交

第二章 远东国际形势与日本的外交策略

一 远东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

二 日本挑起战端的外交策略

第三章 丰岛海战

一 丰岛海战史实辨正

二 高升号事件及其赔偿问题

三 应该如何估价丰岛海战及其影响？

四 甲午战争开战时间究在何时？

第四章 黄海海战

一 黄海海战的经过及其结局

二 重新评价刘步蟾问题

三 方伯谦被杀是否冤案问题

第五章 威海之役与北洋舰队覆没

一 威海基地保际战及其失败原因

二 关于丁汝昌身世及身杀之谜

三 从近代海防思想发展看北洋舰队的结局

第六章 平壤之役与辽东之战

一 平壤攻防战与清军溃围

二 辽东诸役清军战绩析论

三 辽东战役清军得失论

第七章 日军的暴行和掠夺

一 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暴行

二 旅顺大屠杀惨案的真相

三 日本的战争索赔和掠夺

第八章 抗日保台运动

一 关于乙未割台的历史背景

二 台湾民主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

三 丘逢甲与抗日保台运动

附录 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

一侵华图谋由来已久

日本之发动甲午战争，就其侵略思想渊源而言，最早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开动宣传机器，煽动战争狂热，当时着力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位历史人物，就是丰臣秀吉。1894年创办的《日清战争实记》，从第3编开始连载坪谷水哉的《丰公朝鲜军记》，其小序开门见山地说：“我帝国开辟以来，堂堂六师境外从事征讨，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韩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间，凡30余次，然征讨三韩之地，即今之所谓朝鲜半岛者，更深人中国本土与之交兵，当时则从未有过。天智朝以来的1220余年间，我兵出国征讨，大收宣扬国威之效者，仅有两次：其一，是文禄、庆长之际丰太阁征韩之役；其二，是此次对清军的讨伐。”这里所说的“丰太阁”，就是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1536一1598)，原在大名织田信长(1534—1582)部下为将，因屡建战功，渐受重用，于1573年被擢为大名。1582年，织田信长于京都被家臣明智光秀袭击而自杀。丰臣秀吉遂代之而起，于1585年任关白，1586年任太政大臣。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全国。翌年，将关白职让与养子秀次(1568一1595)，自称太阁。早在1577年，他就表露过要“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已经萌发了假道朝鲜入侵中国的海外扩张思想。

从1592年开始，丰臣秀吉先后两次大规模派兵进攻朝鲜，前后历时近7年。是年夏，侵朝日军连陷京城、平壤，并俘临海君、顺和君两王子。朝鲜大片国土遭到日军蹂躏。一时的军事胜利，使丰臣秀吉更加得意忘形，其侵略狂想也达到了极端。此前不久，他草拟了一份《二十五条觉书》交给关白秀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企图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试看下列几点：

(一)令丰臣秀次于翌年占领北京，将大明之关白授予秀次，领有北京周围百县。

(二)准备于后年迁都北京，恭请天皇行幸明都，呈献都城周围百县供天皇“御用”。诸公卿将予采邑。其中下位者将增百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

(三)日本之天皇可由良仁亲王或八条宫亲王继之；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备前宰相二人中择一人任之。

(四)朝鲜国由歧阜宰相或备前宰相秀家统治。

(五)秀吉居日本船来泊之宁波府，并进而占领印度。

丰臣秀吉的侵略计划并未如愿以偿。战事的失利使他忧忿成疾，终至不治。但以他穷兵黩武、大兴无名之师之举，称他为日本倡导大陆扩张的鼻祖，应是当之而无愧。其流毒是极为深远的。

到德川幕府时期，鼓吹海外扩张者颇不乏人。其中以佐藤信渊最为典型。佐藤信渊(1769—1850)，是江户后期的改革思想家，著有《经济要略》、《宇内混同秘策》、《吞海肇基论》、《防海余论》等多种。其中，以1823年所写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最令世人注目，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根据这一狂言谬说，他认为，“皇国”“合并世界各国”和“号令世界各国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他又指出，“合并世界各国”，不能不讲究方略，“故此书先详述略取中国之方略”。其故安在?盖“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而征服中国，必先取满洲。因为“凡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土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并建议：日本天皇亲征，“取南京应天府，定为假皇宫”。在他看来，只要征服了中国，世界各国必纷纷来归。“中国既入版图，其他西域、暹罗、印度诸国，侏离觖舌、衣冠诡异之徒，渐慕德畏威，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论后来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海外扩张计划的“原型”，他本人的思想和主张则是名副其实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先驱”。

到幕末时期，随着攘夷与开国之争的发展，“征韩”的声调普遍地高涨起来。当时的学者也好，志士也好，“海外雄飞”已经成为他们的口头禅。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胜海舟等。P1-3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研究历史的兴趣从中国古代史转到中国近代史，与开始对甲午战争史产生兴趣有极大的关系。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在甲午战争史研究方面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出版过几本书，但从来没想到要写一本像本书这样的著作。这两年我就考虑，年事已高，应该就此搁笔，向陪伴我几十年的甲午战争研究工作告别了。没有想写的书为什么写起来了呢?这不能不说到天津古籍出版社的蔡世华先生。蔡先生是我的忘年交，也是学术界长期保持联系的老熟人之一。2002年11月的一天，他打来电话，向我提出建议说：“我们最近出版了北京大学林华国教授的《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一书，此书肯定对历史的教学和研究都会有帮助。你研究甲午战争几十年，能否也写一本关于甲午战争的书?”事情来得非常突然，毫无思想准备，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答应吧，本来准备搁笔的，而且心中无数；回绝吧，又觉得对不住朋友。只好暂留回旋余地，答以再商量。

不想天津古籍出版社是十分认真的，2003年2月我赴京参加“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座谈会”，到宾馆报到，刚进房间不久，世华便陪同任世江先生从天津赶来相见，还是谈写作这本书的事。他们的诚意使我深受感动。交谈中，他们的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研究甲午战争几十年，可以把你的研究心得总结一下，借此展示出来。”但一时还是下不了决心，只是答应继续考虑。直到5月，经过多次在电话里交换意见和讨论，此事才最终定了下来。

其实，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也在不断地思考这本书的写作问题。最后确定书名为《走近甲午》，是与个人的研究经历有关。我研究甲午战争快50年了，这个过程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从局部探索到全面推进；二是从略通门径到渐入堂奥；三是从描述历史到反思历史。所以，用“走近”两个字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我所走过的研究之路。既然是要总结几十年的历史心得，在体例上也就不采取一般专史的面面俱到的写法，而是以现在通行的章节体形式，将有关甲午战争研究中的学术前沿问题纳入到各章节之中，较好地将个人长期研究心得展现出来。

所谓“学术前沿问题”指的是什么?在这里，主要是指以下几类问题：

其一，是引起争论的热点问题。这类问题在本书中占有相当的篇幅。有不少问题的争论是长期的，而且是时有反复的。如对方伯谦的评价问题即是如此。众所周知，方伯谦是甲午黄海之战的逃将。早在方伯谦死后不久，有署名“冤海述闻客”者，撰《冤海述闻》一书，为方氏鸣冤。然而，研究者对其书所述之真实性大都持怀疑的态度。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不断有论者试图根据《冤海述闻》来为方氏翻案，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到80年代，又有论者发现了广甲舰管轮卢毓英的《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断定是不可多得的甲午海战资料，学术界也有一些人信之不疑，特别是方氏后裔也参加讨论，从而刮起了一股为方氏翻案的旋风。然经过认真考辨，发现《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的史料价值不高，并不能视之为信史。目前这个讨论还在继续之中。

其二，是对国外某些需要商榷的观点问题。如日本侵略军攻占旅顺后，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惨案，这本是铁的历史事实，然近年却有日本学者撰文为之翻案，不顾包括西方记者在内的大量目击者的报道和证言，从旅顺屠杀的背景，以及遇害者的身份和人数入手，断言旅顺屠杀是被夸大了的，中国方面的死者数字比实际数字高出近10倍。这一观点能否成立?旅顺大屠杀的真相究竟如何?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因此，有必要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根据当年日本参战者和当事人的记述，对此混淆是非的观点加以商榷。

其三，是由于新资料发现而需要对某些历史事实重新认识的问题。如《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亿两；还订有《另约》，规定日本在威海卫的驻军费由中国支付，每年库平银50万两(共付3年)；其后又签订《辽南条约》，规定中国再向日本支付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对此，从来无人提出过问题。近年从翁同稣家藏文献中发现了日本驻华公使林董的一批信函，说明问题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了。根据林董的信函知道，日本要求中国交付赔款的两项办法：一是以“库平足色”为名，由日方定库平成分标准，变相地多勒索库平银1325万两；二是要求中国用英镑在伦敦支付赔款，也由日方定镑银折价标准，又多勒索了库平银1494万两。这样，中国的实际赔款数就不是人们所熟知的2．3150亿两了，而是2．5969亿两了。

其四，是对研究中提出的某些伪命题必须加以澄清的问题。如在日本学术界，称“‘陆奥外交’是和平主义外交”的说法，颇为流行，见诸不少有关日清战争的著作。这一提法，明显地影响到对甲午战争性质的正确判断，也必然会起误导读者的作用。其实，这不过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既得不到有力论据的支持，更经不起严格的历史事实的检验，所以是难以成立的。而这又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历史问题，不加以澄清是不行的。

总之，我写作此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此书，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对甲午战争的了解，而且能够开拓思路，认识到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中不只是有深刻的教训，也有十分宝贵而值得总结的经验，以期真正做到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