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这一革命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书。

了解布哈林的生平及其时代，可以知道整个过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既让我们熟悉过去的主要活动家的性格，也能影响历史的进程。苏维埃国家的这段历史的教训，对面临深刻改革的中国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布哈林既是列宁的忠诚支持者，又与列宁有过多次分歧和争执。列宁逝世后，布哈林积极参加了斯大林领导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但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布哈林与斯大林又存在严重分歧。　　布哈林一生正直，敢于发表不同政见。他犯过不少理论的和政治的错误，但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又主动承认错误。他所犯的一些错误，只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在寻求正确的革命道路中认识上的一些错误。世界上没有完人，布哈林也同样不是完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很多理论问题，正在探索之中，我们不应苛求于布哈林。而且布哈林在很多理论问题上的意见，是十分高明而富于预见性的，至今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前言

第一章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形成

第二章 1917年激进主义的胜利

第三章 国内战争的政治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五章 重新思考布尔什维主义

第六章 布哈林主义和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七章 两驾马车：作为共同领袖的布哈林

第八章 温和政策的危机

第九章 布哈林的垮台和斯大林革命的来临

第十章 最后一名布尔什维克

跋 布哈林和历史上的布哈林主义

政治局右派很快就会为自己默许彻底摧毁左派而懊悔的。在右派的帮助下，斯大林消灭了把他同他昔日的盟友联结在一起的共同的敌人。右派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力量充满信心。从表面上看，这个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托洛茨基当时曾预言，右派不久就会“追捕斯大林”)。革命权威的主要象征是掌握在他们手中：总理职务、党的理论刊物和意识形态机关、共产国际和工会等等。然而，任何一个研究苏联问题的评论家都会懂得，这些只是表面的、“荣誉性的”权力来源，而斯大林所把持的党的机器却掌握着越来越大的、“实际起作用”的真正权力。

这种真正的权威同表面上的权威相分离的现象从一开始就是苏联政治的特征，但在20年代有所发展，因为那时书记处的权力由于派别斗争的结果而不断扩大。在1926年10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分离的现象明显地显示出来了。首先按顺序做报告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然后在第十次会议上，斯大林才做关于党的报告，而这在传统上是个定调的报告。这个不寻常的日程表似乎表明右派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就在同一个月，斯大林的另外两个伙伴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成了9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虽然右派仍然把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看做是信服地支持他们政策的人，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在政治局里获得了不受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影响的潜在的多数。

力量对比的变化并不是惟一导致斯大林同政治局右派之间发生对抗的事态发展。1927年在国内外出现的许多麻烦，使人们对布哈林派的政策(即使他们已作了修改，使之变得比较现实主义)是否继续可行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眼前出现的困难，大概动摇了斯大林对他那些“百分之一百五十地拥护新经济政策”的伙伴在经济问题上的远见所抱的信心，使他进一步倾向于听取别的意见和确定自己的方针。到1927年，以古比雪夫为首的未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专家，已经占据了关键性的经济领导职务，最明显的是最高经济委员会中的职务，并且已经开始制订他们自己的工业化政策。此外，布哈林和李可夫由于对政策作出修改，转向制订计划、增加基本投资和实行农业集体化，引起人们对这些计划中的改变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例如，在国家计划机关里，已经出现了对五年计划的一些极为不同的理解。甚至在左派被开除出党以前，一位拥护斯大林的计划工作者S.G.斯特鲁米林已经喊出了指导斯大林式的工业革命的哲学口号：“我们不受任何法则的束缚。没有任何堡垒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所不能攻克的。”P.436-437

这是一本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这一革命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的书。

首先这本书是一本政治性的传记。此外，由于布哈林是一个理想家、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以这本书也是一本思想传记。对布哈林进行全面的研究的必要性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有二十多年，布哈林的事业曾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的汹涌澎湃的历史极为重要。但是，因为他的奠基者的作用一直为苏联的官方编史者所抹杀，因此，有时人们仅仅记得他是几本一度著名的共产主义手册的作者和1938年的莫斯科清洗审判的主要被告和牺牲者。直到1929年，布哈林一直是列宁创始的革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是执政的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他是《真理报》的编辑，他做苏联共产主义官方理论家将近十年之久，在1926-1929年间，他还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但人们经常不提他的这些显要的地位。在列宁逝世后，他在苏联政治中的作用尤其重要。在1925——1928年间，他和斯大林一起，是联共（布）的共同领导人；他是联共（布）的温和的国内政策的主要制定人，该政策对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采取渐进政策；在19281929年间的决定生死存亡的事件中，他是反斯大林的反对派的领导人；即使在他失败后，他仍然是30年代布尔什维克抵制斯大林主义的象征。布哈林和布哈林主义在当今的共产主义世界里也并没有失去其重要性。布哈林主张的一个更受到人们赞同的社会和更为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斯大林逝世后，令人注目地又重新回来了。

我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想通过研究布哈林作为一种重新考察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联历史的形成年代的方法。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有一个长远的想法，即集中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能使整体更加清晰、更加容易理解。除了第四章以外(在这一章里我离开了编年史而去讨论布哈林的关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著名著作：《历史唯物主义》)，我始终试图把布哈林的政治和思想放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和苏联的更广阔的背景里去叙述和解释。我希望对本书(作为一本正式的传记)可能存在的欠缺之处，将为这种写法所提供的新见解而得到弥补。

的确，根据苏联的材料去对布哈林进行充分的研究，就须对历史资料重作分析，不论对具体问题，还是对总的情况都要如此。除了布哈林自己所起的中心作用以外，他还是一个对于他的时代的事件的多产的(而且往往是官方的)评论家。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的那样：“事实上不参考布哈林的意见就无法考察苏联头20年历史的任何方面。”因此，通过布哈林这一个分光棱镜去重新检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史，就可能扩大我们的知识，有时还能修正我们对某些重大事件的理解，从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激进派的形成、党的政治的性质以及在关键性的20年代的政策争论、直到苏联的阴沉的30年代的政治历史(这一时期以斯大林的大清洗和老布尔什维克党的毁灭而告结束)。

我希望不要被误解，也不希望把应该强调的东西搞得模糊不清。本书大量依靠了一些学者的先驱性作品，的确如果没有这些先驱性作品，此书是无法写成的。这些先驱性作品为本书提供了许多情况，本书的注经常加以引证。我只希望说，在叙述布哈林的事迹时，我同时试图阐明一些我们还不很了解的更大的事件及其演变。

各种各样的学者正在努力改变下列习惯看法：即把列宁逝世后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解释为主要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我认为，在广阔的意义上，本书是对这方面努力的一个贡献。本书所写的许多情况都表明，在20年代中期，布哈林，他所代表的力量以及他的同盟者，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和思想中，都比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义更为重要。总之，本书将表明，认为托洛茨基“是斯大林以前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斯大林以后的共产主义的先驱者”的看法是极大的错误。以上观点又与下列流行看法有关，即斯大林主义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合乎逻辑的不可抗拒的结果。这种看法现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苏联和西方学者(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的反驳。

所有的传记作家都应该避免过分强调他所写的人物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也许没有做到。但如果我没有做到，我也希望此书提供的证据足以表明，布尔什维克党的分歧要比通常想像的多得多；而革命的成果则在相当程度上不是预先设想好的。说服一般的读者相信这一点，并促进其他学者重新考虑那些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早有定论的问题，这就是不小的贡献了。

作了如上说明后，读者应该明白此书的陈述和判断，在某些地方一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是初步的。布哈林的事业和思想，直到1928-一1929年，大部分都有公开记录，可从西方图书馆得到。但他的一生的最后几年(就像当时的带有创伤的政治历史一样，布哈林的最后几年就是这一历史的一部分)却是相当模糊不清的。布哈林1929年在政治上失败以后，在苏联的出版物上很少有可以相信的关于他的作品。而在布哈林于1937年被捕后的20年中，他就只能被称为“人民的敌人”。

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后，苏联关于历史著作的审查虽有所放松，而且出现了许多有关斯大林以前时期的很有价值的材料，但布哈林本人仍然是官方禁止的和加以歪曲的主题。甚至把二十多年来斯大林的恶骂所堆积起来的“诽谤和遗忘的沉重负担”(借用托洛茨基的传记作者的话)都搬掉，布哈林的生活和布哈林时代的一些重要方面仍然是不清楚的。要把它们修复再现，如一些作家所说的，有时就像研究古生物学一样。我们对布哈林和其他老布尔什维克的私人生活和思想知道得特别少，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对这些事情的共同的缄默，部分也由于他们在斯大林时期的共同命运。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足够了，所有的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中(包括列宁在内)，只有托洛茨基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真正的自传和未经审查的私人文件。

因此，即使是一本把目前能收集到的关于布哈林的材料都集中起来的书(我相信本书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也不能自称是“最后的权威性”的著作。当苏联学者最后终于能对他们的革命的创始人和苏联的形成年代的历史进行自由的研究和写作时，本书的内容将会得到补充，本书的一些判断也会得到修正。

S.F.科恩

1972年12月写于纽约城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在官方支持下进行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性讨论基本上结束了。尽管如此，由于明确无误地粉碎了“斯大林主义就等于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长达20年的神话，官方禁止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修正的做法是不可能继续很久的。也许在目前这代苏联领导人——他们的观点是根据斯大林时期的经验形成的——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以后，历史评价方面的审查制度终将取消，苏联作家终将获得比我们现在所能得到或所能有的更多的证据和更深的洞察力，他们终将公开探索党在关键性的20年代和30年代所面临的那些重大问题和抉择。据支配地位，赫鲁晓夫时期修正派著作的倾向，现在用打字机打和手传的所谓地下出版物的日益增多，都说明了这种可能性。自60年代中期以来，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性讨论正是在这些非官方的“出版物”中继续进行的，这种讨论是苏联改革派寻找苏联历史上真正的非斯大林主义传统的努力的一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中有些人是殉难的布哈林分子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已经长大了的子女)也是在这些“出版物”中复活了布哈林主义的传统的。他们中间的有些人现在直截了当地强调，布哈林的农业政策是“惟一正确的政策，这些政策同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形成了对照。”其他一些人则干脆重复布哈林对斯大林那些“不切实际的和冒险主义的”政策所提出的批评，谴责“斯大林的军营共产主义”，并像布哈林那样得出结论说：“没有斯大林，我们无疑会取得比现在大得多的成就。”

这些问题虽然从性质上说是历史问题，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当代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从政治上说，布哈林的名誉和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所代表的那些主张的前途，主要取决于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共产党)中改革派的命运。如果改革遭到失败，那么，布哈林主义大概会作为革命历史中一个孤立的插曲，作为在苏维埃俄国形成和现代化过程中替代斯大林主义的一种失败的选择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如果改革派在建立一种更加自由的共产主义，即一种“以人性的面目出现的社会主义”方面获得了成功，那么，布哈林的观点和他所捍卫的新经济政策式的秩序到头来就可能被证明是共产主义的未来的真正预兆——斯大林去世后用以取代斯大林主义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