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这些家喻户晓的中国传奇人物，围绕着这些传奇人物，那些历史重大事件展开讲述，《炎黄春秋》通过通俗的笔触向读者娓娓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事件，对围国家高层人物产生的诸多历史迷案一一予以详剖细说。书中多幅珍贵图片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审美享受和想象空间。

历史铁幕开河，高层人物沉浮，本册为《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列其中一册，揭露历史谜案。

胡耀邦与55万“右派”的改正、“大右派”葛佩琦翻案记、曾希圣：一位省委书记从政治舞台的消失、人口论：毛泽东与马寅初、中南海里的“反革命匿名信案”、我因胡风蹲大狱、储安平失踪之谜、瞿秋白遗言破译、王实味：延安处决谜案、一个被秘密勒死的军事家等精彩内幕一一将在册揭开。

胡耀邦与55万“右派”的改正

“六十一个大叛徒案”始末

“大右派”葛佩琦翻案记

江青：插手“开国第一文化冤案”的隐情

曾希圣：一位省委书记从政治舞台的消失

人口论：毛泽东与马寅初

中南海里的“反革命匿名信案”

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悲剧

罗瑞卿受害记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我因胡风蹲大狱

储安平失踪之谜

师哲自述：秦城监狱的660l号犯人

瞿秋白遗言破译

《多余的话》的历史真实

王实味：延安处决谜案

市委书记：沉冤蒙难16年

一个被秘密勒死的军事家

潘汉年：“秘密投降国民党”真相

20世纪30年代援助江青之恩

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初识于1933年。

这一年夏天，原名李云鹤的江青因同居者俞启威被捕，从北方初来上海。她以张淑贞之名被介绍到陶行知及其学生主办的晨更工学团。

以创办晓庄学校而风动海内外的陶行知，因为不满南京政府所为，支持进步青年学生，其学校于1930年春被封，身遭通缉。在经历了流亡生活和九一八抗日救亡运动洗礼之后，思想更趋进步。1932年秋，他为了探索中国教育革命的新路，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主张，倡导将工场、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以求中华民族的新生。他先在宝山县和上海市之间的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当年冬天，又派晓庄学生徐明清和王洞若在上海北新泾镇陈再村创办了晨更工学团。陶行知放手将晨更交给中共党员徐明清负责，使晨更成为中共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工作据点。在“文总”领导下的“教联”、“左联”、“剧联”和“社联”等组织均积极在此开展活动。正是在上述特定背景下，江青因“剧联”的关系被介绍到晨更，受到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庇护。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青是在晨更第一次领受革命集体生活的教育。在晨更，十几名成员过着一种带有战时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生活。他们继承和发扬了陶行知在晓庄倡导的有关做法。他们为学龄儿童办学，为女工和农妇开办幼儿园。清晨和夜晚，又分别为上日、夜班的工人办读书班。他们组织小先生送学上门，送学进村，为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歌咏队，排演小型活报剧、皮影戏、上海小调等，日常生活安排也很有规律。早起有晨会，上午分头工作，下午在自置的菜田里劳动，晚上轮流进行内容丰富的集体学习活动，其中有学习马列理论著作的读书班，时事讨论会、文学讨论会、外语学习班等等。他们做饭烧菜轮流值班，吃的是大锅饭，黄豆芽、南瓜汤是家常菜肴。除了一日三餐，没有一分工资，生活相当清苦，但大家工作情绪十分高昂。初到上海的江青很快融入到这个特殊的革命集体之中。对外，她和王洞若负责为数十名小学生任教，并为店员班上课。对内，她教大家唱歌和学习国语注音符号，与田原共同负责主持时事讨论会。她还同吴甫生一起跟随田原学习日文，据当事人回忆，她为此还专门添置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语词典。

不难理解，在这样的集体生活环境中，初到上海尚无很多社会联系的江青，必然会与陶行知及其学生建立颇为密切的关系。据知情者回忆，江青曾有好几次通过陶行知设在市内的“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负责人曹建培找陶行知谈事。特别要指出的是，江青同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非同一般。徐是这个小集体的负责人，也是江青在此最重要的同性伙伴。她是浙江临海人，大革命失败后无处容身，慕陶行知开明办学，投考晓庄。1928年她在校先任共青团书记，1930年初继任党支部工作。晓庄被封后，她辗转来沪，奉陶行知之命负责晨更，继续坚持地下工作。王洞若是江苏镇江人，在晓庄时受国家主义派的思想影响。但学校被封和同学死难擦亮了他的眼睛，促使他在政治上逐渐转向。同时，他在个人婚姻生活上的苦闷也因个性活跃的江青到来而有所舒解。江青到晨更后，他们同教小学，接触较多。王洞若的才华无疑有助于加深彼此的交情。他实在是江青在晨更最重要的异性伙伴。在陶门弟子中，有关此时的王洞若是江青的追求者一事并非秘密。

平实而论，江青在晨更时期政治上颇有进步。1933年夏，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来晨更发展团员，建立支部。江青和王洞若不久都人了团。当年冬天，俞启威被释后来沪与江青重晤。临时在静安寺路找到一灶披间住居。俞要求重新入党，中共沪西区委为考验他，命他参加1934年“一·二八”两周年游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一位名叫“王大个”的晨更同志被捕，他从狱中传出话来，说敌人业已注意到游行队伍中的江青，正欲搜捕。在风声日紧的情况下，江青随俞启威重返北京，结束了这半年多晨更工学团生活。 待到江青第二次来到上海时，已是1934年夏天。

她同俞启威北返后，事情并不顺遂。俞的入党问题既未解决，经济来源也无保证。在无奈之中，江青再度单独来沪，继续寻求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帮助。

但此番来沪情势已有所变化。因为“左”倾路线的影响，晨更的活动很不隐蔽，引起当局严重注意。徐明清多次受到当局查询，无法容身晨更，经陶行知介绍，转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事女工教育工作。不久，当局突击搜查并封闭了晨更，逮捕陈企霞等5人。所以，江青此时来沪再也不能重温晨更的旧梦了。

在百般困难中，陶行知又一次伸出援手。把江青介绍到基督教女青年会所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帮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立身之处。不久，又因为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江青参加了“教联”。当时在“教联”沪西区委中，党团负责人为孙达生，徐负责组织，王负责宣传。据称，江青当时表现不错，组织上准备解决其入党问题，并让她在“教联”沪西区委中担任一定负责工作。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1934年10月江青突然被捕，身陷囹圄。有关此事起因，据当事知情者忆称，江青时为帮助黄炎培先生所办的农学团组织演戏，在兆丰公园约一名叫阿东的同乡青年帮拉胡琴。阿东原在青岛负责地下党的电台，后调沪在团中央工作。他的身份已暴露，处在敌人跟踪追查之下，所以江青与他一分手即被逮捕。江青被捕后，孙达生等曾通过关系到狱中查找。个把月后由女青年会出面保释江青出狱。可惜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在探监和保释过程中，陶行知究竟起了多少作用。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江青保释后继续得到陶门弟子的帮助。                    P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