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长达十二年的跨华人社会家庭研究合作成果，本书邀集三地重要学者针对各地社会特色，就“华人妇女家庭地位”进行全面考察。全书在“资源－规范”架构下，系统分析在文化同质与社会体制异质的发展脉络中，三地华人社会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出现哪些异同？家庭结构和妇女就业如何形塑现代华人妇女的家庭地位？此一家庭内部的动态关联如何在台湾、天津、上海与香港展开不同表现方式？是关注两岸三地家庭发展与妇女地位者不可错过的作品。

《华人妇女家庭地位：台湾、天津、上海、香港之比较》可说是天津、上海、香港和台湾家庭社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此书可视为四地社会学同仁就相同研究议题的成果展现，当中包含了彼此当初合作研究的诚意，也记录了一段海峡两岸三地共同合作研究的历史。

序　言…………伊庆春 / 1

第一章　导　论…………伊庆春　陈玉华 / 1

第二章　研究设计与资料说明……陈玉华　伊庆春　简文吟 / 29

第三章　华人家庭夫妻权力的比较研究………伊庆春 / 51

第四章　家庭决策机制之形成及其对夫妻相对地位之隐含……陈建良 / 83

第五章　女性阶段性就业和连续性就业的社会变迁思考………潘允康 / 133

第六章　子女对女性角色及家庭地位的影响…………关　颖 / 154

第七章　上海家庭的权力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徐安琪 / 180

第八章　市场化转型中的“过渡”一代：内地中年人的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卢汉龙 / 220

第九章　香港在婚妇女就业模式与家庭决策……陈膺强　刘玉琼　马丽庄 / 246

第十章　香港家庭有关老人奉养的安排：养儿防老抑或自求多福? ……刘玉琼　马丽庄　陈膺强 / 269

第十一章　华人妇女工作史分析：台湾与香港之比较………陈玉华　简文吟　伊庆春 / 307

第十二章　华人妇女就业历程：天津与上海之比较分析……简文吟　陈玉华　伊庆春 / 344

第十三章　家庭经济形态与妇女就业：家庭策略的解释………吕玉瑕 / 369

附　录（见附送数据库光盘）

附录一　台湾问卷与妻子样本次数分配台湾问卷与丈夫样本次数分配

附录二　天津问卷与妻子样本次数分配天津问卷与丈夫样本次数分配

附录三　上海问卷与妻子样本次数分配上海问卷与丈夫样本次数分配

附录四　香港问卷与妻子样本次数分配香港问卷与丈夫样本次数分配

不同的华人社会在过去几十年来，纷纷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博得举世之肯定，尤其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内地的经济成就，更是备受瞩目。不同的华人社会其实有共享之文化传承，因此，若能从事不同华人社会的比较研究，将允许我们检视在同质之文化传统和异质之政治体制下，华人家庭是否在社会经济快速变迁之际，仍展现相当一致的家庭模式?或说是否由于政治社会脉络之差异，导致家庭内部出现相异的因应策略，最终乃产生了不同的妇女家庭地位?在诸多讨论亚洲华人社会之成功经验时，有学者提出可归因于相同的儒家文化之影响(黄光国，1991)。这正说明了文化背景因素的显著性。因此，针对此一重要的研究课题，我们着手规划不同华人社会的比较研究，试图就家庭内部——尤其是夫妻互动的关系，探讨文化与社会结构因素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期能说明妇女家庭地位与社会结构变迁间之可能关联。

讨论华人夫妻权力之配置，让我们先综观不同华人社会之性别属性或两性社会特质。中国内地在平权方面的强力政治宣传有长久的历史。相反的，有学者认为台湾早期的政府体制(特别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实为传统父权体制的代表(Diamond，1979；Gallin，1984a，1984b)，政策制订的思维主要还是在维续父权优先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台湾与香港的社会发展，就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言，不论是接触程度与实际经验都更为深远，这对于两性平权的概念，尤其是妇女家庭地位的提升，是否有所裨益?香港在大英殖民地政府的管理下，虽然在许多方面早已采行与欧美相同的政策，甚至在经济方面更是实行放任经济策略，但是港英政府在家庭政策与促成两性平等方面的做法，基本上与台湾并无明显差异。而表现在外的，以两地在妇女的劳动参与模式与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而言，更是十分相似。例如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发展皆高度依赖价廉且具有弹性的女性劳动力，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就是如此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女性在经济生产上的贡献尚不足以促成台、港两性平等目标的达成。有学者主张，男性主导的工业化体制是出口导向经济体制成功的原因之一，但也因此造成女性的从属与劣势地位不易获得改善(Salaff，1992)。

除了相似的经济制度因素外，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加上政府支持推动的家庭与妇女政策，在导致台湾和香港两地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仍清楚呈现出父权体制的继续存在。即使在现代教育体制中，两性的根本差异与不同的角色期望仍然具体而微地被整合为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因此，虽然台湾与香港妇女在平均教育程度上高于中国内地妇女，但是在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所占的位置，平均比例则低于后者。而当工业化的发展将经济性的生产功能由家庭中移出，造成妻子由家庭中的平等伙伴角色，转变为自由竞争市场上之依赖者时，女性往往以家庭角色为重，以至于在结婚、生育阶段进出劳动力市场；更因为身处于不稳定劳动力市场的制约下，而无法产生与男性相等的经济能力(Chen and Yi，2000；伊庆春、简文吟，2001；Yi and Chien，2002)。P12-13

伊庆春20世纪80年代初期，杨国枢教授曾经召集跨领域的台湾家庭研究学者，定期在台大心理系讨论各自有兴趣的家庭研究议题，试探合作研究的可能性。之后，于1986年时，连同李亦园教授和孙得雄教授的支持与规划，成立了“台湾国科会”第一个集体研究计划，主题就是家庭研究。当时我甫获博士学位回国几年，很荣幸被邀请参与讨论，乃提出当时家庭社会学中备受瞩目的夫妻权力与婚姻调适两个概念，并打算以夫妻配对样本来分析。鉴于配对资料因取得困难一向珍贵，此一规划在当时国内外家庭研究中，都可算是相当先进的。该计划于1987年实际执行，与另一子计划（由台大医学院宋维村教授与辅仁大学刘可屏教授主持）共同访问了台北地区500对夫妻样本。此后相关的分析整理，也就开启了后续一系列对于华人家庭中夫妻权力结构与妇女家庭地位的比较研究。

初始接触此一研究议题时，我很自然地会转向西方的理论背景，试图借此建立研究发现的学术贡献。夫妻权力和婚姻调适本为两个独立但相关的概念，婚姻调适一直是家庭研究中最常被讨论的课题，夫妻权力也持续受到一定的重视。而相对资源论、文化脉络下的规范资源论与以绝对资源为主的社会交换论等三个相关理论，一向是学者探讨夫妻权力结构的主要理论依据。在初步检视了此三种相关理论的适用性之后（伊庆春、蔡瑶玲，1989），我们更确定权力概念所涵盖的“权力基础─权力过程─权力结果”显然是一值得剖析的研究架构，于是乃接续从事权力基础与权力过程的讨论，并以夫妻配对样本的特殊属性为考量，讨论夫妻一致样本的家庭决策模式（伊庆春、杨文山、蔡瑶玲，1992）；接下来，则进一步针对整体架构做分析，指出不论是情感性和物质性的权力基础，抑或权力过程的指标，都显著影响丈夫样本的决策模式，妻子样本的解释则主要需归诸家庭生命周期的限制（Yi and Yang,1995）。

就在这段时间，台湾社会学会于1993年邀集同仁赴天津、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厦门、广州等社会学研究机构和大学社会学系访问与交流。这可说是两岸社会学界的首度交会。参与的同仁都非常高兴，也纷纷带着自己的研究著作成行，希望在了解双方的研究兴趣之外，也能创造未来共同合作研究的机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识了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允康先生，以及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卢汉龙先生（现为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和徐安琪女士。得知彼此对于家庭研究的共同兴趣后，我们当然是很兴奋地畅谈研究点滴，交换不同的研究经验。我还依稀记得当时每个人的模样，也对这几位诚恳的态度，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离开前，我留下了相关的著作，盼望有朝一日可以合作研究。

回到台湾之后，对于夫妻决策结构作为妇女家庭地位的研究内容，我愈发觉得仍有许多值得细察之处，于是乃着手规划一全台的夫妻样本调查，并希望搭配质化研究的特长，以厘清权力脉络如何影响权力过程、进一步如何影响权力结果的动态模式。鉴于妇女就业作为个人资源的指标再获重视，加上妇女就业议题正方兴未艾，我有意就此概念作一系统性的延伸，把不同家庭生命阶段的妇女就业模式给予应有的考察。适逢吕玉瑕教授刚从美国回台，因此我邀请她加入研究计划，以提供她在妇女就业议题上的专长。此外，由于家庭结构不仅是台湾家庭研究中最重要的跨领域对话议题，以华人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而言，也的确是最显著的家庭特色，因此，我们最后决定以家庭结构和妇女就业两大概念作为影响妇女家庭地位的主要前置说明因素，并特别考量不同家庭生命阶段的差异。换言之，在上述资源交换论的理论背景下，权力脉络─过程─结果的基本研究架构，在此新计划中，将修正为家庭结构、妇女就业和家庭地位（或夫妻权力结构）的讨论。

在“台湾国科会”的经费补助下，从1994～1996年间，台湾研究小组顺利地执行了500对夫妻和458位已婚妇女的面访，也成功地完成了六场焦点团体和50对夫妻的深入访问。正巧这时天津社科院潘所长到台湾开会，谈起比较研究的可能，双方都很乐意合作。毕竟当时在中国内地进行的比较研究，还是以非华人学者为主，若能由华人社会学者将本土观点融于研究设计中，当对理解华人家庭有相当裨益。因此在考量文化传统相似、政治体制相异的结构下，我们乃保留了大多数家庭结构、家庭分工与决策的题组，但大幅修正了妇女就业的调查内容，以使更符合天津的状况。并在关颖教授的协助下，调查组于1996年展开天津的正式调查，总共访问了300对夫妻和200位已婚妇女，也收集了四场焦点团体的访谈资料。

有了一良好合作的开端，若能再加上另一个比较组，对比较研究而言，当然是最理想不过了。由于天津位处北方，若欲于南方觅得一对照地点，似乎以上海为首要考量。此时上海社科院卢所长正好到“中研院”访问，基于过去彼此良好的印象与合作的诚意，我们立刻确定将展开此一合作计划。时值吕教授赴美访问一年，我乃邀请台湾中正大学社会福利研究所的李美玲教授参与，并借徐安琪教授赴台开会之便，就上海的问卷做细部讨论。在参考了台湾和天津问卷的内容后，徐教授建议在妇女就业和婚姻权力的测量方面，可做进一步的修正。于是在1998～1999年间，调查组成功地完成了上海地区包含城乡别的500对夫妻的面访，以及五场焦点团体的访谈。

鉴于天津和上海长久以来都在共产体制下，20世纪90年代起，虽然其逐步呈现某种程度的现代市场化运作方式，但相对于台湾较明显的资本主义之社会经济结构，尤其反映在妇女就业层面，还是相当不同的。因此，我们更加兴起必须涵盖香港作为另一组对应之华人社会的想法。其实在1998～1999年间，我们也尝试过同时在香港和上海调查的规划，惜因经费补助问题，只能在香港进行焦点团体的访谈。当时承蒙香港浸会大学赖酝宽与黄何明雄教授慨然相助，以教育程度和城乡别分为五组团体，之后并以此资料出版《已婚女儿与母亲间的协商》一文。2000年时，我跟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尹宝珊女士提起此一构想，当场获得她强烈的支持，并热心地介绍三位中大同仁：社会学系的陈膺强教授、社会工作系的马丽庄主任以及刘玉琼教授，彼此都同意此合作计划应可就华人家庭之研究创造丰富的成果。因此在尹女士的大力协助下，我们决定向香港中文大学申请研究经费。香港的调查在2001～2002年间进行，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面访困难度倍增，故完成232位已婚妇女(其中包括150对夫妻配对样本)的调查；并在考量过去完成的焦点访谈之抽样原则下，另以职业别区分，从事两场焦点团体访谈。

一个计划的推动和完成，绝对缺少不了能干的执行者。台湾小组成立之初，即幸运地聘请到刚从台湾大学农推研究所硕士班毕业的陈玉华担任研究助理，她负责全省的实地调查以及焦点团体的筹划等重大事宜，也积极参与天津调查的讨论。后来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简文吟接续重任，不仅负责夫妻配对的深入访谈，在上海计划推动之初，即与当时上海社科院的博士生李昱有密切的联络；后来和香港小组的讨论中，她也出力甚多。相信其他各组在计划进行中，也一样得到多人的协助，促使此一系列研究计划圆满完成。更值得庆贺的是，陈玉华教授使用台湾和天津的资料，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布朗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再回到台大农推系任教，这也使得妇女家庭地位的研究议题得以持续发展。此次更肩挑执行编辑一职，本人内心十分感谢。简文吟目前正在撰写博士论文，以她优异的天赋与努力，此系列之配对资料的进一步分析当可获致更加理想的成果。我们祝福她之余，也深信华人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将因此难得的优秀人才之加入，而更能发扬光大。此外，我们也特别欢迎台湾暨南大学经济系陈建良教授加入行列，以他家庭经济学——尤其是家庭决策模式的深厚训练，定能为此系列资料提出整合性的研究构思。

诚然，这计划在台湾研究开动之初，我们并未规划一系列跨四个华人社会的比较。因缘际会之下，我们不仅认识了这么多学界的家庭研究同好，彼此诚挚的互动，也一步步发展出另一个比较社会的研究。最珍贵的是，在这些合作过程中，文化同质与社会体制异质的结构性基础，明显地反映在讨论中，也导致最后调查问卷与访问提纲的修正。在过去这些年间，由于使用相同研究架构之特色，加上各小组的努力（尤其是香港小组的表现令人喝彩），相关研究论文已同步进行发表与出版，成果尚称良好，也博得学界同仁相当的肯定：截至目前为止，以中英文出版了15篇期刊论文、17篇专书论文，以及发表9篇会议论文。我们期许后续的成果能更加丰硕，也盼望能对华人家庭的研究提供更好的基础。

在四个社会的研究告一段落之际，我们反省整个计划的成果。不可讳言的，过去出版的论文过分侧重台湾地区资料的分析；相对之下，其他对比社会的资料，不论在个别出版方面或是研究结果诠释方面，仍显不足。于是，聚集各地区研究计划负责人针对自己社会的资料，进行第一手的分析与解释之想法，乃应运而生。若能针对共同文化传承部分，由当面讨论切磋中建立共识，将有助于厘清华人家庭内部互动过程的理论建构。因此，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支持下，我们于2004年8月假台北举办学术研讨会，由各地区分别提出主题论文一篇，连同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希望能相当程度地反映在地取向(indigenous perspectives)，进而产生华人家庭内部动力的共同观点。在三天会议结束之后，与会同仁咸认若能将引发热烈讨论的研究发现汇编成书，对于目前学界的相关文献与未来有兴趣的学子，或许能提供有意义的参考资讯。经过几次审慎地讨论与评估之后，我们决定在内地出版，并承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应允代为出版，而使此书得以顺利付梓。

总之，《华人妇女家庭地位：台湾、天津、上海、香港之比较》可说是天津、上海、香港和台湾家庭社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此书可视为四地社会学同仁就相同研究议题的成果展现，当中包含了彼此当初合作研究的诚意，也记录了一段海峡两岸三地共同合作研究的历史。我们深以为傲，能有机会共同创造重要的研究课题，也相信此一系列资料库，将继续成为学术界重要的资产。展望将来，国际学界之跨社会的比较研究，已蔚然成形。在此潮流中，不同华人社会的比较——尤其是华人家庭的比较，亦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趋势。我们很荣幸在此一潮流之萌芽阶段，曾经同心付出努力，试图提出华人家庭在社会快速变迁下所呈现的互动面貌。盼望此书所包含的研究发现与研究论点，能对未来的华人家庭研究有所裨益，并激发更丰富的华人家庭相关研究。

最后，此一系列研究计划能够圆满完成，要特别感谢“台湾国科会人文处”对我们前后提出的四个研究计划的支持，也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经费补助，更要感谢四个地区的研究伙伴们之全力投入。此书前身之研讨会能顺利召开，我们非常感谢“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支持；对四个地区的同仁排除万难，共同来参与讨论，更是铭感于心。回顾过去近十年的点滴，让我们相互拍拍手，鼓励自己一下。也愿意将此书献给华人社会的家庭研究学者，让我们继续耕耘，把华人社会的核心制度——家庭——所应得的重视与地位，借由大家的努力，清楚正确地展现在华人社会之中！

伊庆春

“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台北，台湾

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