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比较》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本辑《比较》以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为主线，着重讨论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种种挑战：如与经济高速增长想伴随的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如何借鉴国外的经验设计可行的制度来促使环境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如何通过改造金融生态环境，解决银行坏账问题来改善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保证更公平的分配，真正构建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等。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

CCWE专栏

 21世纪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制度、机会和自由化

比较之窗

 从行政规制到利益诱导：日本推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制手段

CIDEG专栏

 中国的污染征税制度：理论能力和现实挑战

海外特稿

 生命周期理论的中国的居民储蓄

前沿

 金融深化

法和经济学

 非理性行为的法和经济学

 美欧公司丑闻差异的股权解释

改革论坛

 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研究：理论与方法

 投机性攻击、货币升值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读者来信

 对“经济生活中的政府管制”一文的一个注解

收入分配问题

在收入分配方面，这些年中国基尼系数确实在不断增长。从0.31到最近的0.447，最新的数字为0.454。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以后，国家就越过了某种警戒线，是很危险的事情。但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间自然差距很大、城市化程度还很低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有其特殊性。

中国超过0.4的基尼系数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城乡差距。单独计算城镇人口的基尼系数为0.32，仍然低于很多国家。一些已经完成了城市化的国家，例如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以上，德国和英国的基尼系数也分别达到了0.38和0.36，相比之下，中国城镇人口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尚属良好。

如果把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都控制了以后，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并没有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么严重。不考虑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而只看总体基尼系数是不科学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世界上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是丹麦，它的基尼系数是O.247。另外一个基尼系数很低的国家是埃塞俄比亚，它的基尼系数是0.30，如果把这两个国家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国家计算的基尼系数，几乎比任何国家都高。所以当一个国家之内存在着非常大的城乡差距，存在着非常大的地区差距的时候，0.4以上的基尼系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我国收入不均的趋势不断扩大也有其历史原因：我们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在计划经济之下，过度的平均主义导致了生产积极性与人力资源配置的低下。市场化程度增加后，收入差距必然增大。城市化程度远比我们高的另一转型经济俄罗斯的基尼系数是0.456。与之相比，我们的情况要更好。

但尽管如此，收入不均的趋势仍然值得重视。收入不均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机会的不均，一是分配结果的不均。机会的不均比分配结果的不均危害更大，它使机会缺乏者感到不公与无望，也严重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目前资源配置不均的最主要原因包括腐败、城乡差别，特别是受教育机会的差别。

中国目前对分配结果不均的研究比较多，但是对于机会均等的研究相对少得多。据我所知，很少有人研究社会的流动性，很少人能够告诉我们10年前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口，今天有多大的可能转变到平均水平以上。类似问题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政策制定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在进行收入不均问题的研究时，应当把机会的不均等和最后结果的不均等分开，目前这样的研究还很缺乏。

对收入不均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很多人谈的是效益和公平之间的取舍问题。但减少机会不均既可以改善公平也可以提高效率。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加大力度。腐败是机会不均的一大因素，而政府对经济过多的控制为腐败提供了机会，是腐败的根源。为了减少腐败，应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对腐败的打击固然重要，但只有减少腐败的机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在教育方面，尤其是初等教育方面，政府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来保证受教育机会的均等。长期来看，普及教育是减少收入差距的根本手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改善分配结果的不均方面，确实有可能存在效益与公平之间的取舍问题，但我认为在讨论政策的时候，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取舍问题，就是今天的公平和明天的公平之间的取舍问题。因为某些要减少收入不均的政策，也会减缓经济的增长。如果这种经济增长的减缓会造成明天就业减少的话，这个取舍就不在于效率和收入公平之间，而是在于今天的公平和明天的公平之间。毕竟，增加就业是消除贫困、减少收入差距的最有效途径。因此，争取降低收入差距时，不光要考虑收入差距与效益之间的关系，也要考虑现在的收入差距与未来的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P.3-4

岁末又至，回顾今年的中国经济，大家讨论最多的恐怕是中国经济的新转型。20多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04年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位居世界前列，而且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人均GDP提高了约8倍，有4亿多人脱离贫困状态。但是，中国经济的内外矛盾日益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掣肘：产业结构急待调整；高速增长的环境代价正在显现；资源瓶颈在今年宏观经济过热中得到充分体现；地区差异、城乡差距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随着融入全球经济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也将加大…….如何对我们观察到的这些问题进行“理性的深入分析”、制定“基于证据的政策”是本辑《比较》要和读者们共同讨论的话题。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白重恩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和谐发展：产业·环境·制度”（2005年9月27～28日）国际研讨会的发言稿整理而成。作者在文中考察了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和发展中面临的诸多挑战：GDP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经济发展和增长中的政策效益，例如，如何设计所得税税率使之既能达到平抑收入差距的作用又能容易地征收，如何通过研究收入分配和福利之间的关系来制定合理的公共福利政策，不同地区的城市化经验能否移植、政府和市场在城市化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发展服务业、减少创业障碍、改善金融制度等等来促进就业。该文是作者近来对这些问题所做的初步思考，因此问题显然多于答案。 然而，正如作者指出的：“我们应该对观察到的一些经济问题做理性的深入分析，并基于这种分析来制定有效的政策。特别是在提供公共福利方面，我们必须结合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冷静、理性、可持续的政策决定。”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蒂莫西·贝斯利在清华大学“中国和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发表了题为《21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的演讲，我们把它整理成文，献给读者。作者在文中通过制度、机会和自由化这三个宽泛的主题，来反思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即二战后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战略和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思考经济发展中的增长和减贫问题。作者认为，在制度、机会和自由化这三个领域的研究可以挑战现有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影响许多国家的政策争论，同时还有助于我们“以更加统一的方式来看待不同国家面临的挑战，了解背景迥然不同的国家如何在特定时间段内根据这三个主题的重要性来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也是作者特别强调的问题，他论述了跨国数据、跨地区数据和微观数据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和各自的不足，提出了“基于证据的政策”概念。

邻国日本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它的经济成功和失败都是极好的教益，那么在环境保护方面也是这样吗？读者可以到“比较之窗”栏目，看一看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季卫东的《从行政规制到利益诱导》一文。文章介绍了日本自50年代以来环境治理的演进过程，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作者认为，日本“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行政规制和经济调节这两种基本的思路，而缓和规制、加强经济杠杆作用是近年来以及今后发展的总趋势；在考虑法律的作用的时候，应该把这一核心反映到有关的制度设计之中去。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经济调节方式主要有三种：环境使用权、环境税以及排放配额。这三种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灵活机制，是关键的制度化的支点。”

如何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来治理环境，对于中国来说，似乎仍然是一个比较欠缺的领域。《比较》曾在第20辑中推出了概论性四篇文章。今年9月27日到28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召开的“中国和谐发展：产业·环境·制度”国际研讨会上，国内外学者就环境治理的制度和机制设计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本辑《比较》特意选取了斯坦福大学教授劳伦斯·古尔德针对中国污染治理的《中国的污染征税制度：理论能力和现实挑战》一文，这是作者在发言基础上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修改和补充而成的。文章从激励和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比较了排污税和强制性技术要求以及技术促进政策的效果，认为中国现行污染税制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包括为有效利用减污渠道提供激励；为政府创造有效的收入来源等，但是现行的污染税制度既存在执行不力的问题，也无法替代技术促进政策解决知识溢出效应这样的市场失灵，因此中国在推行污染税制度的同时，也有必要推进技术促进政策。

《生命周期理论和中国的储蓄之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格里亚尼未完成的遗稿，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教授推荐给我们。生命周期理论是莫迪格里亚尼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在该文中，莫老利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了1953～2000年间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变化，并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未来变化做出了预测。他认为，“中国的储蓄率已经过了最高点。中国的赡养率已迅速下降到那些增长缓慢国家的水平，已经没有进一步的下降空间。至于收入增长率，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或持续保持现有的高速度。”需要说明的是，英文原稿没有标题，是我们根据文章内容加上的，稿中还有一些作者自己加的评注和尚未形成定论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在“前沿”栏目中，是《比较》于2003年推出并一直在跟踪的两位作者——伦敦经济学院清泷信宏和约翰·穆尔教授的《金融深化》一文。两位作者提出了两个衡量金融深化的创新性概念：“有限的双边承诺”和“有限的多边承诺”，它们分别用θ和φ两个参数来表示。然后，作者将这两个参数纳入一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来研究金融深化的三个不同阶段，同时还研究了这些参数值长期变动对经济投资、产出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等指标影响。本文与传统金融深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金融深化理论更多的是一个经验和实证分析理论，它强调外生的金融结构和金融中介的作用；相反，本文则是一个基于宏观分析框架的规范理论，金融结构和金融中介是内生于经济的。对于金融深化的三个阶段，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对照研究一下中国处于哪一个阶段。

从读者的反馈中，我们了解到有不少读者对《比较》的“法和经济学”栏目非常关注。在本辑比较中我们提供给读者了两篇文章。《非理性行为的法和经济学》是介绍法和经济学最新研究方向的文章，作者分别是法和经济学领域的新秀弗朗西斯哥·帕里西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两位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学者们如何将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的成果融合起来，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定进行重新审视，并将之应用于分析法律和制度设计问题。作者指出，“这将是一个十分令人着迷的领域，而且很有可能为法律和制度构建工作提供一系列政策建议。学者们朝这一研究方向的努力，向读者展示了一些法律和经济学理论方面最激动人心的进展和相关的政策含义。”

近年来，美欧公司丑闻频频爆发，但是在两地的表现却有显著差异：在美国，大多数公司丑闻都与公司财务和会计异常有关，尤其是操纵盈利；而在欧洲，公司丑闻更多的是与滥用控制权有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小约翰·科菲在这篇《美欧公司丑闻差异的股权解释》中，从公司治理体系的差异角度对此给出了解释：在美国，股权分散的公司治理体系容易滋生各种形式的盈利操纵。相反在欧洲，股权集中体系下的公司往往出现大股东滥用控制权的情形。因此，作者指出，公共政策制定者有必要认识到，某一体系下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到另一体系中未必管用。更重要的是，应当设计出不同的市场中介机构，在有差别的体系中监测异常、守望正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李扬和刘煜辉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研究：理论与方法》一文是中国人民银行委托的重点课题“中国金融生态环境研究”的课题总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作者以我国金融生态的地区差异为立足点，剖析了影响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九大因素：经济基础、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法治环境、诚信文化、社会中介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金融部门独立性。作者度量了九大因素在金融生态环境中不同的作用，结果表明，“城市法治环境、地区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金融部门独立性和诚信文化等五项因素的贡献弹性总和达到75%左右，足见它们是决定城市金融生态环境优劣的最重要因素”。根据这些影响因素的不同作用，作者还提出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

自去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人民银行于今年7月21日调整了人民币汇率，使有关人民币汇率是否有必要升值的争论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对于这次调整，虽然基本的评判比较一致，但仍然有不同的具体解读。李波在《投机性供给、货币升值危机与人民汇率制度改革》中，从投机性货币攻击和货币升值的角度解释了人民币汇率调整。是一篇集文献综述和评论为一体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