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足轻重和并不讨好的休闲娱乐。文学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本书以十一篇学术讲演构成，始终围绕文学这个中心，试图从文化、生活、人性等诸多方面，解释文学以及人文学科的种种困扰。

绪论：不屈不挠的博学

第一讲 寻找“当代文学”

第二讲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第三讲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

第四讲 “寻根文学”的兴起

第五讲 “新写实小说”的潮流

第六讲 莫言的《红高梁》与“新历史小说”

第七讲 余华的小说

第八讲 小说的精神：《暗示》

第九讲 《上海宝贝》：后殖民时代的欲望书写

第十讲 告别“伤痕文学”

第十一讲 重写文学史：洞见与盲视

附录一 制度化的文学与文学化的制度

附录二 文学存在的权力与制度

后记

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从学科关系出发探讨“当代文学”遭到压抑和忽视的原因。张颐武说，“新时期”形成的“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巨大学科优势，使“当代文学”被看作是“次等学科”。他认为，在“新时期”，“当代文学”一开始是从“现代文学”研究中分离、派生出来的。洪子诚辨正说，实际上，“当代文学”并不是“文革”后从“现代文学”中分离出来的，并不是依附“现代文学”而获得生存，而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积极建构起来的，它的体系、概念和描述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基本确立了，只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这一整套的话语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科关系上，“现代文学”确立了对“当代文学”的学科优势。在“新时期”，“当代文学”开始移用“现代文学”作为评价标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一坐标的建立就是移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启蒙主义”话语作为当代文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价值。然而，在20世纪50—70年代则是另一幅完全不同的文学史图景，相反，“当代文学”被视为是“现代文学”的延续和更高发展阶段，“现代文学”则被视为“不完美的”、有“缺陷”和“局限性”、需要克服的话语，由“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被看作是一个克服问题和弱点而上升的过程。“现代文学”所存在的问题，只有到了“解放区文学”，只有到了“当代文学”这里，才获得了解决。而到了“新时期”，“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这种学科等级关系发生了颠倒。他指出，这才是“当代文学”出现“危机”和当代文学史研究落后的原因。③

重写历史的思潮不仅局限于文学领域，“重写文学史”不是简单地“把文学史还给文学”，事实上，“重写文学史”反而是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变化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文学史的重写是由外部的力量所引起的。李泽厚于1986年发表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重写潮流的纲领性文献。李泽厚认为，作为现代中国起点的“五四运动”包含了“思想启蒙”和“政治救亡”两个相互矛盾的主题。在他看来，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启蒙”的主题不幸一再地被“救亡”的主题所压倒，因而使得“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不可能给自由主义以平和渐进的稳步发展，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却又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李泽厚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种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解释，即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传统全面复活”和“封建主义大泛滥”。导致这种封建主义复辟和泛滥的原因，则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救亡”(革命)压倒了“启蒙”。而“新时期”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意义，则是继续被“救亡”压抑和中断了的“启蒙”，重新高举起“启蒙”的旗帜。李泽厚的这一论断成为了“新启蒙主义”对于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经典的解释，同时它也为“新启蒙主义”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话语提供了历史的合理性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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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不挠的博学

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足轻重和并不讨好的休闲娱乐。文学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这已经成为了困扰许多文学工作者的一件事情。

文学以及人文学科的这种困扰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米勒中心为美国宪法二百周年庆典举办的一个有关宪法的讲座上，肯尼思提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发生的一场重要的争论。医学家和生物学家常常对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家说：“我们不断地发明东西：新的药物、新的治疗方法、新的各种谷物和麦类，而你们这些社会科学家除了单纯地重复过去，又做过什么呢?”当时有人回答说：“你听说过美国宪法吗?”肯尼思说：“这种回答是正当有理的，因为至少一些人会证明，美国宪法也许是以往二三百年里最伟大的社会发明。”不论美国宪法是否是三百年内最伟大的发明，可是，它却确实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世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苏联从“后发优势”到“后发劣势”的剧变则提供了反面的证明。C．P．斯诺曾经说：“一个大国的全面工业化任务，如今日的中国，主要是有决心培养足够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只要有决心，不要几年就可以了。”②他称赞苏联是世界上培养工程师最多的国家。苏联甚至把作家和艺术家也称为工程师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苏联以“赶超”方式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从20世纪初唯一被亚洲国家打败的落后的欧洲国家一夜之间变为“超级大国”。苏联成长的神话是“后发优势”的证明，而其崩溃则是“后发劣势”的最好例证。“洋务思维”和“工程师崇拜”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这一个硬币的两面。“后发劣势”致命的根源在于，只看到“有形资产”，看不见“无形资产”，只相信“硬道理”，不知道“软道理”，只知有“经济基础”，不知有“上层建筑”。于是落得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人文学科对于世界的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往往被人忽视了——当然，这种影响一般来说不是直接的，而是潜移默化的。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的结尾说：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哈耶克长期被视为怪物，他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声名狼藉、无人问津。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在哈耶克高寿的晚年，新自由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了主流思想和新的教条。尽管哈耶克和凯恩斯在思想上是对立的，可是他们对于思想的重要后果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哈耶克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中说，民主国家的人们“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错。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一书中说：“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凯恩斯、哈耶克以及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等人都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是某种信念体系。因此，福柯说：“我们不应该把人类生活和人类关系中极为重要的思想看成多余的。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了，但却为日常的行为提供了动力。甚至在最愚蠢的制度中也存在着思想，甚至在沉默的行为中也存在着思想。”④

划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用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葛兰西更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葛兰西认为，观念、机构和他人的影响不是通过控制而是通过认同来实现的。葛兰西称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为“文化霸权”。阿尔都塞甚至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够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

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的前言里曾经说：

如同人们反潮流地追踪的，以何种方式，语言曾得到了那般谈论，自然物得到了那般设想和组集，交换得到了那般实施；于是，以何种方式，我们的文化宣明了秩序的存在，以及交换的规律、生物的恒常性、词的序列和表象价值又如何归因于这个秩序的形态；为了构成我们发现在语法和语文学、在自然史和生物学、在财富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中所使用的那种确实的知识基础，什么样的秩序形态曾经被认可、设定并与时空联系在一起。……它旨在重新发现在何种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是可能的，知识在哪个秩序空间内被构建起来；在何种历史先天性基础上，在何种确实性要素中，观念得以呈现，科学得以确立，经验得以在哲学中被反思，合理性得以塑成，以便也许以后不久就会消失。因此，我并不关心向客观性迈进的被描述知识，今日的科学最终在其中得到确认；我设法阐明的是认识论领域，是认识型……应该呈现的是知识空间内的那些构型，它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⑤

人们总是通过一定的工具和框架以及立足点来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我们每个人从不同的母语，从不同的时代、民族国家、阶级立场，从不同的历史、传统进入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有不同的眼光。某种天赋的身份和信仰实际上具有绝对的偶然性，如果降生在古代的印度，就可能是个佛教徒；如果出生在阿拉伯国家，就可能是伊斯兰教徒，如果你生在法国，就可能是天主教徒；而如果生在德国，就可能是新教徒；如果生在“五四”时候的中国，就很容易用一种“传统”／“现代”的眼光来区别和看待世界。这种偶然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某种“心理原型”和“集体无意识”往往规定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选择。因此，重要的并不是裁定不同思想价值体系的高下，而是要找出它们的变化规律和历史脉络。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裁定某种思想是对或是错，而是应该将它们放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将他们置回于历史的具体过程之中。陈寅恪认为，如果将伪书不是简单地视为伪书，则不妨看作某一思想的演变过程。通过某个概念的兴衰起灭，我们可以看到思想的大厦是如何建立起来，又是怎样崩溃的。我们并不是要肯定或执著于某一个概念或某一种思想，而是要展示概念流动、扩散的线索和思想生死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要将它们“相对化”。我们要追踪的只是某个概念、思想的脉络，某个概念家族和思想体系的历史。这不是最后的审判，我们只是静观概念的生与死，它的前身，它的投胎，它的解体朽灭，它的灵童转世。

我们大都熟悉鲁迅的《狂人日记》，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里包含了一种阅读和思维方式。《狂人日记》里有一段启示录式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也是尼采阅读的方法。不仅要在有字处读，而且要在无字处读；在文字之外，在字里行间读。蒙文通说，读书要“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

每一个句子、每一本书都隐藏着互文的踪迹，都有无边无际的上下文。2003年第2期《读书》上陆建德有一篇关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的书评《不屈不挠的博学》。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他说，萨义德不是抽象地谈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天职，他推荐的是福柯所说的“不屈不挠的博学”，它意味着“搜集另类材料，发掘埋藏的文件，唤回已被遗忘(或放弃)的各类历史”。④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写道：“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这样写道：‘批判性反思的出发点是认识你到底是谁，认识到‘认识你自己’也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在你身上留下无数的痕迹，但你却理不清它的头绪。’唯一可以找到的英文翻译令人费解地到此为止，而葛兰西的意大利原文实际上紧接着还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因此，找出这一头绪就成为当务之急。’”⑦

我们追求中立的态度和客观的知识，但是人文学科却始终并且深深地渗透着价值和权力意志。萨义德在《东方学》里还说：…真正’的知识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反之，具有明显政治内含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这一为人们广泛认同的观点忽视了知识产生时所具有的有着严密秩序的政治情境(尽管很隐秘)。”福柯说：

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所以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⑨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以及其他社会中，有多样的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机体中去，构成社会机体的特征，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我们被迫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命令和强迫了去承认或发现真理。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和登记：它把它的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奖励。归根到底，我们必须生产真理，就如同我们必须生产财富，甚至可以说我们必须生产真理，为的就是生产财富。换句话说，我们受真理支配，因为真理制订法律，真理生产真实的话语，这种话语至少是部分地在权力的效应的基础上裁决、发送和扩展。最后，我们被裁决，被审判，被分类，被注定了要在某种模式中生存和死亡，作为承载权力的特定效应的真实的话语的一种功能。

所有被讲述的历史始终是一个故事，并且总是具有传奇的性质。我们只有通过故事才能接触历史。“历史除非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⑩文学史也是一个故事，或者说需要一个故事。问题在于这个故事是由谁讲述的?谁有权力讲述故事?

蔡翔的《神圣回忆》中的“红卫兵c”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红卫兵C”的故事有点像鲁迅《故乡》中闰土的故事，但是又不完全止于此。少年时代的C在蔡翔的眼中才华横溢，在红卫兵运动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点。但多少年后，那个英气勃勃的少年不见了，成为了黯然委琐的仓库保管员，在菜市场上和菜贩讨价还价。他仍然保存着“文革”时期的一些材料，但是他拒绝了蔡翔让他写回忆录的请求，而且也拒绝了出借材料的要求：“C断然拒绝了我，他用很不信任的目光注视着我，说：‘你写不了，你根本不理解。’”⑩我强烈地感受到C对于历史的悲怆和绝望的心情，同时也意识到历史巨大而痛苦的沉默。

加缪的《局外人》被打包好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和存在主义思想的载体被中国的文人学士奉为至宝。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讨论了加缪的小说《鼠疫》和《局外人》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关系。在加缪以阿尔及利亚为背景的小说中，阿拉伯人却是无名的。《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索尔特杀死了一名阿拉伯人，但是这个阿拉伯人没有名字，没有历史，也没有父母。同样，在《鼠疫》中，奥兰地方死于瘟疫的阿拉伯人，他们也没有名字。萨义德说：“加缪的冷酷无情说明了为什么被莫索尔特杀害的那个阿拉伯人的背景是一片空白，只字未提，……因此，准确地说，加缪的叙述对阿尔及利亚的地理提出了严肃的、带根本性的优先要求。对于一个对法国在那里的长期活动有一点粗略了解的人来说，这样的说法就像法国部长查当的说法一样荒诞和怪异。查当在1938年3月曾经声明，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是‘外语’。”⑥这正如今天在中国只有殖民思想才是思想，只有“与国际接轨”的知识才是知识。中国知识界将现代主义偶像化和神秘化，将之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然而，韩国学者白乐晴却对《局外人》提出了自己的另一种解读：《局外人》的主人公没有明确动机的杀人，为作者表达存在主义思想提供了机会。可是，一个法国人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无故”杀害了阿拉伯人，从阿拉伯人的立场出发会是完全不同的看法，这是法国殖民统治以来所犯下的无数罪行之一，它尽管没有什么正常的“理由”，但是也并非特别的冤枉。而用存在主义来解读，则表现了明显的迟钝。这种迟钝正如今天全世界对巴勒斯坦人体炸弹的迟钝。而破除这种神秘化，或者换一个说法，要破除这种迟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屈不挠的博学”。

“新时期”经历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经典化的过程。有关现代经典作家鲁迅的研究也清楚地显示了“新时期”从启蒙主义到现代主义解释规范的转移。作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标志性成果，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和汪晖的《反抗绝望》清晰地显示了对于鲁迅从启蒙主义解释规范到现代主义解释规范的转变过程。正如在“五四”文学革命过程中将《水浒传》和《红楼梦》以及具有市民色彩的白话小说确立为经典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场文学革命而是一场文化革命一样，20世纪80年代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典范的“重写文学史”也是一个旧经典的崩溃和新经典的建立的过程。这个过程尽管是以“纯文学”的策略完成的，但是不论是从动力还是后果来说，它都是充分地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经典并不是自然地形成的，而是被历史地建构出来的。经典的确立和崩溃的过程，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死灭。因此，经典的确立和崩溃永远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残酷战争。不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挑战和瓦解封建主义的经典并且确立新的经典，还是美国以女性主义和少数民族立场对于美国文学史的“重写”，都是一场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斗争。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被经典化同样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被知识分子的话语不断建构为经典的。同时，在《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经典化的过程中，也树立了启蒙的神话和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而且实际上，一旦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经典也就消失了，不仅“当代文学”的经典《红旗谱》和《创业史》等作品，而且“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都反映了经典的这种命运。

“当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美学上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人性的冲突——归根到底是一场文化的冲突——它们对于人性的理解和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新时期文学”取代“当代文学”的过程，说到底是一种人性取代了另一种人性的过程。“当代文学”认为理想的人性才是人性，而“新时期文学”则认为丑恶的人性才是人性。于是，“当代文学”以“审美”作为自己的目的，而“新时期文学”则以“审丑”作为自己的使命。“新时期文学”认为“当代文学～高大全”的人性不是人性，只有非理性的“本能”和“欲望”才是人性，也因此，“新时期文学”所谓“人的解放”最终必然跌落为“欲望书写”和“身体写作”。所以，“当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冲突与其说是人性与非人性、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的冲突，还不如说是不同人性的冲突。也因此，对于“当代文学”的真正理解，必须通过不屈不挠的博学，“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也就是说必须将“当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都看作是一个“真理”的生产、实践过程。

在2003年年底这本小册子完稿的前后，我有一种强烈的崩溃的预感。这些文字僵硬、机械、涣散，像活尸一样失掉了生命的意志。我记起了1990年夏天在北大小说史国际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吴福辉老师时他雷霆般的话语：“旷新年，你为什么这么老实?!”这话语在今天看来像是谜语和判决。我当然懂得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使我感到震撼的是我当时恰恰以为我能够以自己的生命证明善可以是强大的，有力量的。我们这一代许多人始终没有放弃乌托邦，并且毁于乌托邦。我们这一代是悲剧的一代。始终摆脱不了原罪的感觉，而且被生活所劫持，生病，失眠；失眠，生病。我对自己被动的、任人摆布的性格和昏迷的日子充满了厌憎，因此，对肖军《童年》中“不怕任何破败”这几个字有着格外强烈的印象，生的本能在到了极限的时候便会鱼死网破地爆发出来。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个曾经被拐卖到福建的海南妇女的口述节目。在被拐卖十八年后，她终于亲手找到了拐卖她的人贩子。只有到这时候，甚至她的父母也才第一次听她道出被拐卖的那段惨无人道的像死了一样的生活。用她的话说，生不如死。然而，没有经历过生不如死的生活的人是根本听不懂生不如死这几个字的含义的。

我和刘景琳先生相识多年，却素未谋面。有一次，他在电话中说起他是湖南人。我们湖南先贤刘揆一的《刘揆一集》中，载有一则刘揆一父亲的轶事。刘父在湘军中服役，有一次捕获了一名太平军将佐。审讯时，其人拒不下跪，指营帐上岳飞像慷慨陈词，伸张民族大义，使刘父且惊且愧，放走了这名俘虏，自己夺马狂奔，逃回故乡，继而携眷逃亡，以务农为业。读此故事，令人神魂飞越。章士钊在《刘霖生先生七十寿序》中写道：“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日：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湖南人的性格中有一种可怕的认真、认死理的劲头；但是，也因此湖南人固执、保守甚至狭隘。湖南人的血管里所流的是一种悲剧的血液，尤其是在价值剧变或者价值混乱的时代里。说到根本上，湖南人的性格中所沉淀的恐怕更多的一种是乡土的精神。近代另一位湖南人曾国藩曾说“但问耕耘，不问收获”，这种精神和商业社会功利权变的性格形成了对照。

2005-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