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与"神"在一般民众心目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本书节录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名家如鲁迅、茅盾、陈独秀、胡适、老舍等在鬼神观念上的看法和观点，在理论上介绍了鬼诗、鬼画、鬼戏的艺术特色，并对若干以鬼为表现对象的文艺作品进行了介绍分析，是一代文人对鬼神及"鬼神文艺"潜在而浓厚的兴趣所在。

了解一个民族，不能不了解其鬼神观念。说到底，人生事不就是生与 死?生前之事历历在目，不待多言；死后之事则因其神秘莫测、虚无飘渺， 强烈地吸引着每一个民族的先民们。“鬼之为言归也”(《尔稚》)。问题 是活蹦乱跳的“人”，归去后还有没有感觉，还能不能活蹦乱跳，这实在让 人放心不下。据说，当子贡向孔子请教死人有知无知时，孔子的回答颇为 幽默：“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刘向《说苑》) 可惜世上如孔子般通达的人实在不多，“无事自扰”的常人，偏要在生前 争论这死后才能解开的谜。

在一般民众心目中，“鬼”与“神”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祸害人间， 故对之畏惧、逃避，驱赶其出境；后者保佑人间，故对之崇敬、礼拜，祈求其 赐福。“畏”与“敬”、“赶”与“求”本是人类创造神秘异物的两种心理基 因，只不过前者坐实为“鬼”，后者外化为“神”。这样，“鬼”、“神”仿佛有 天壤之别，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词汇也都带有明显的情感趋向。“鬼域” 与“神州”不可同日而语；君子必然“神明”，小人只能“鬼黠”；说你“心怀 鬼胎”、“鬼鬼祟祟”，与说你“神机妙算”、“神姿高彻”根本不是一回事。 只是在强调其非人间或非人力所能为这一点上，鬼、神可以通用。比如 “鬼工 ”就是“神工”，“神出鬼没”与“鬼使神差”中鬼神不分。至于“文化 大革命”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牛鬼蛇神”，更是把鬼神一锅煮了。

也有努力区分鬼、神的哲人，着眼点和思路自然与一般民众不同。汉 代的王充以阴阳讲鬼神，称“阴气逆物而归，故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故 谓之神”(《论衡》)。宋代的朱熹则赋予鬼、神二名以新义，将其作为屈 伸、往来的代名词，全无一点宗教意味：“气之方来皆属阳，是神；气之反 皆属阴，是鬼。午前是神；午后是鬼。初一以后是神；十六以后是鬼。草 木方发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壮是神；衰老是鬼。”(《朱子语类》) 如此说神鬼，已失却神鬼的本来意义：天下万事万物都是神鬼，神鬼也就 没有存在价值了。

我之不想区分神、鬼，并非鉴于哲人的引申太远和民众的界说模糊， 而是觉得这样说起来顺些。本来人造鬼神的心理，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根本无法截然分开。说近的，现实生活中多的是“以鬼为神”或者“降神 为鬼”，鬼、神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说远的，先秦典籍中“鬼神”往往并 用，并无高低圣俗之分，如《尚书》中的“鬼神无常享”、《左传》中的“鬼神 非人实亲”、《礼记》中的“鬼神之祭”，以及《论语》中的“敬鬼神而远之” 等。先秦时代的鬼、神，似乎具有同样的威力，也享受同样的敬畏与祭祀。

再说，详细辨析鬼神观念的发展变化，并加以准确的界定，那是学者 的事。至于文人的说神道鬼，尽可不必过分认真，太拘泥于概念的使用。 否则，文章可能既无“神工”也无“鬼斧”，只剩下一堆大白话。也就是说， 如果是科学论文，首先要求“立论正确”，按照大多数经过科学洗礼的现 代人的思路，自然最好是宣传无神论，或者大讲不怕鬼的故事。可作为文 艺性的散文，则鬼神不分没关系，有鬼无鬼也在其次，关键在“怎么说”， 不在“说什么”。只要文章写得漂亮，说有鬼也行，说无鬼也行，都在可读 之列。有趣的是，大多数有才气有情趣的散文，不说有鬼，也不说无鬼，而 是“疑鬼神而亲之”——在鬼神故事的津津乐道中，不时透出一丝嘲讽的 语调。或许，坚持有神鬼者和一心辟神鬼者，都不免火气太盛、教诲意识 太强，难得雍容自适的心态，写起散文来自然浮躁了些。

周作人在《谈鬼论》中曾经说过，他对于鬼故事有两种立场不同的爱 好，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民俗学上的)。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 还应加上第三种立场的爱好：现实政治斗争的。从艺术欣赏角度谈鬼、从 民俗学角度谈鬼，与从现实斗争角度谈鬼，当然有很大不同。不应该单纯 因其角度不同而非此即彼或者扬此抑彼，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对其有 所褒贬。只是必须记得，这种褒贬仍然有社会学的、民俗学的和文艺学的 差别。

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来说，生活实在太紧张太严肃了，难得有余 暇如周作人所吟咏的“街头终日听谈鬼”。这就难怪周氏《五十自寿诗》 一出来，就引起那么多激进青年的愤怒。现实中的神鬼为害正烈，实在没 有心思把玩鉴赏。于是，作家们拿起笔来，逢神打神，遇鬼赶鬼。虽说鬼 神不可能因此斩尽杀绝，毕竟尽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

后人或许不理解这个时代的作家为什么热衷于把散文写成“科普读 物”，甚至提出了“了解鬼是为了消灭鬼”这样煞风景的口号，比起苏东坡 的“姑妄听之”，比起周作人的“谈狐说鬼寻常事”，未免显得太少雅趣。 陈独秀的话部分解答了这个问题：“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 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宗教观念最为有力。”(《有鬼论质疑》)致力于社会 进步的现代中国作家，不能不请科学来驱鬼——即使明知这样做没有多 少诗意。是的，推远来看，鬼神之说挺有诗意，“有了鬼，宇宙才神秘而富 有意义”(许钦文《美丽的吊死鬼》)。可当鬼神观念纠缠民心，成为中国 发展的巨大障碍时，打鬼势在必行，作家也就无权袖手旁观，更不要说为 之袒护了。清末民初的破除迷信、八十年代的清算现代造神运动，都是为 了解放人的灵魂。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不也挺有诗 意吗——当然，落实到每篇文章又是另一回事。

文人天性爱谈鬼，这点毋庸讳言。中国古代文人留下那么多鬼笔记、 鬼诗文、鬼小说和鬼戏曲，以至让人一想就手痒。虽说有以鬼自晦、以鬼 为戏、以鬼设教之别(刘青园《常谈》)，但谈鬼可自娱也可娱人，我想，这 一点谁也不否认。李金发慨叹：“那儿童时代听起鬼故事来，又惊又爱的 心情!已不可复得了，何等可惜啊!”(《鬼话连篇》)之所以“不可复得”， 因为接受了现代科学，不再相信神鬼。倘若摒弃鬼神有利于社会进步，那 么少点“又惊又爱”的刺激，也不该有多大抱怨。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纪 的文人尽管不乏喜欢谈鬼说神的，可大都有所克制，或者甚至自愿放弃这 一爱好的原因。

三十年代中期，《论语》杂志拟出版“鬼故事专号”，从征文启事发出 到专号正式发排才十五天时间，来稿居然足够编两期，可见文人对鬼的 兴趣之大。除周作人此前此后均曾著文论鬼外，像老舍、丰子恺、梁实 秋、李金发、施蛰存、曹聚仁、老向、陈铨、林庚、许钦文等，都不是研究鬼 的专家，却也都披挂上阵。好多人此后不再谈鬼，很可能不是不再对鬼 感兴趣，而是因为鬼神问题在二十世纪中国，基本上是个政治问题，而 不是文化问题。要不打鬼，要不闭口，难得有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小 品心态”。也就三十年代有过这么一次比较潇洒而且富有文化意味的 关于鬼的讨论，余者多从政治角度立论。不说各种名目的真真假假的 “打鬼运动”，即使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或讨论一出鬼戏，都可能是 一场政治斗争的讯号或标志。这么一来，谈神说鬼成了治国安邦的大 事，区区散文家也就毋庸置喙了。勉强要说也可以，可板起面孔布道， 笔下未免滞涩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