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选编的《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1)》精选2011年全国名家中篇小说佳作，最新最权威最完整的选本！

这些小说的内容丰富，故事精彩，情节感人，发人深省，回味无穷。通过本书，能帮助读者领略中国二十一世纪中篇小说的魅力，打开一扇通往小说艺术世界的门。

中篇小说的佳作，至少应该包括两点：它既应该是好看的小说，也应该是有文学意蕴的小说。找好看的小说不难，找有文学意蕴的小说也不难，但要找二者兼于一身的小说就有点难了。中篇小说写作的难度也就在这里，因为作者在追求好看的时候难免伤及文学意蕴，在追求文学意蕴时又难免伤及好看。

收入《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1)》这本集子里的中篇小说虽然不能说都做到了二者完美的结合，但能够感觉到作者在两方面都有所追求。一个作家在写中篇小说时，能够做到既追求好看，也追求文学意蕴，就已经站在佳作的起点上了。

《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1)》由贺绍俊选编。

序言：既好看，又有文学意蕴/贺绍俊

恐惧/朱日亮

知识分子/许春樵

伙夫玛曲/海潮

黄鸡白酒/迟子建

民的1911/方方

放下/余一鸣

北京和尚/陈继明

刘万福案件/邵丽

钱师这几天忙得要命，作为宪兵三团新上任的团长他刚刚烧过三把火，上头又部署了新的任务。警察厅接到线人的密告，说城里的学生要搞一次示威活动，命令钱师给予密切监控。上头告诫他，不可疏忽怠慢，出了岔子，你这个上校团长就别当了。除了当着宪兵团长，钱师还兼任警察厅的稽查局长。领命而回的钱师心里十分不高兴，这几天他正要办喜事，唱曲的粉荷已经答应嫁给他，条件是在后海那一带给她买一处房子。房子钱师早就看好了，是一进三套的独门独院，现在正粉刷装饰，一俟弄完，粉荷就是他的人了。钱师这一辈子不赌不抽，好的就是一个女人，粉荷当然不是他的正室，连侧室也算不上，钱师家里姨太太就有三房，粉荷充其量只能算他的一个外室。然而，现在看来，喜事只能往后拖一拖了，所以钱师从警察厅回来就不高兴。

钱师是日本士官学校术科毕业，差不多也当了小半辈子的军人，他当然知道军人的天职，钱师也算是一个敬业的人，当天下午他就给部下们开了会，他的态度比上头还要严厉，他说，一定要搞清学生游行的日期，出了岔子你们提着脑袋来见我。部署完毕，钱师就去了粉荷那里。

粉荷是天桥唱曲的，在窑子里也待过，她的父母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其实她是抱养的，她父亲原来在天桥拉弦子，现在也在天桥拉弦子。这个粉荷年纪不到十八，人长得算不上十分姿色，但是嗓子好得要命。有一天，钱师不知怎么就来到了天桥，也不知怎么就看到了粉荷，在钱师眼里，那粉荷就是天香国色，唱出的小曲也是天籁之音。自此以后，钱师只要没有公干差不多天天来捧粉荷的场子。粉荷年纪小，初时还不以为意，她的父亲却早瞧出来了，心想这一劫怕是逃不过去，回家后和老婆商量去乡下躲几天，想不到老婆说，那男人多大年纪？老公说，大约四十几岁。老婆又问，你瞧他是干什么的？老公说，身后带着马弁，想必是个当官的。老婆说，那还躲什么？躲过初一你躲不过十五，再说躲你能躲到哪儿去？躲到乡下，你吃什么喝什么？是祸躲不过，听天由命吧，说不定，她能嫁个好人家。老婆这么说了，老公也觉得在理，那时候一个唱曲的，大概也都是这样一种命运。

果然，听了不到三次，钱师就说话了。钱师这人也算讲道理，他托了一个总在天桥混的人来说项，粉荷父亲先还抵挡了一阵，最后也就答应了。钱师做事一向果断，就在公事完毕之后，立马和粉荷圆了房。粉荷果然乖巧，钱师觉得他那几房太太和姨太太，哪个也比不过这个女子。那一夜他拥着粉荷说，我就喜欢你这种大奶的女子，你好好地侍奉我，日子有的你过。你把，你妈也接过来吧，反正屋子也够住。粉荷听了这话心里高兴，忙不迭地把母亲和父亲接了过来。其实钱师是有打算的，一来，粉荷的父母可以管家，省了他一份雇工的钱；二来，有父母在身边盯着，粉荷也不会有什么出格的事。钱师是有一点不放心粉荷的，钱师知道天桥出来的女子，心里野得很，这种女子，身子在屋子里，心思却在外面，是一颗心分成两半用的。想不到他的这么一个算计，也算两全其美，至少老的两个很安逸，小的那个看起来也很安逸。

钱师当然还有另外的考虑，他当着宪兵团长，这一阵子事情又多得要命，特别是眼下这件事，更是马虎不得。他是晓得上峰的脾气的，他的上峰就是委员长，钱师是委员长直接派到北平的，说起来这是对他的信任，是拿他当嫡系待的，然而越是这样，越是担着天大的干系，委员长若是翻了脸，那是一点好果子也没他吃的，所以钱师对这一次行动，是慎之又慎。

钱师实施的是两套计划，一个是镇压这次进步学生集会游行。这是后一步的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委员长那边是发了话的，委员长说学生懂什么，都是共产党的指使。对于共产党，委员长一贯是格杀勿论，杀一儆百。另一个是暗中瓦解学生的这次示威游行。这也是上峰最希望的结果，然而对于钱师却是难度太大，他也知道学生们示威游行一定有共产党在暗中鼓动，但他现在却是一筹莫展，因他一点线索没有。就好比你明明听到辘辘把在响，却找不到井在哪里一样。不仅如此，现在的他甚至连学生们游行的日期和路线都一无所知。现在的钱师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本来他希望守着粉荷享受齐人之福，但是这次学生行动把他的好梦打断了。

钱师不知道，对于这次行动，进步学生组织也是分为两派的，一派是坚定的左派，主张不光要搞示威游行，而且要立即搞，多次搞；另一派则主张缓行，因那时南京正忙于蒋冯阎大战，蒋还要分出兵力对付江西和鄂豫皖、湘鄂西的军事围剿，认为此时正是发展进步势力、暗中扩大力量的时候，不宜和蒋对着干。但是最后还是前者占了上风，于是也就有了这次行动计划。除了地下组织，还有两名进步青年负责这次行动的组织，一个是胡峰，另一个就是戴易。事实上地下组织对这次行动也持审慎的态度，说要向上级汇报后再作决定，但是胡峰和戴易坚持他们的主张，他们认为此时正是时机。胡峰说，还等什么？五月四日是最好的日子，那也是春天最好的日子，我们就是要发扬“五四”的精神，不在此时更待何时？胡峰接着说到了沦陷的东北三省，而且说着说着就号啕大哭，与会的青年学生都被他感染了。戴易自然也被胡峰感动得不行，不光是感动，戴易几乎是热血沸腾，那一刻，他恨不得和东洋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对于这种外围的进步团体，地下组织不好过分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且等待上级指示也来不及了，所以他们只能持保留态度。为了以防万一，地下组织也一直在了解警察厅的动向，从内部传来的消息是，宪兵团团长钱师正忙着娶小老婆。

胡峰也是燕大国文系的学生，他出身于南洋富商家庭，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学生。胡峰的父亲原本是希望他学经济的，但他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国文系，他喜欢诗。考入国文系第二年胡峰就加入了燕大的进步社团。胡峰是社团中最坚定的分子。他是崇尚自由与民主的，而且主张对敌人进行绝不留情的斗争。他对把敌对势力划分成左、中、右一点也不赞成，他认为敌人不该分成左、中、右，敌人就是敌人，对待敌人就要斗争到底。胡峰身体比较弱，但他相信，只要有一颗滚烫的心，就能战胜一切。不过胡峰也认为革命要有强健的体魄，所以对戴易他也是很赞赏的，他很羡慕戴易有那么好的身体，当然妒忌也是有一点的。胡峰本来患有肺结核，家里也因他身体很弱，主张他在南洋就读，北平对于这些几代在外洋漂泊的华侨还是太冷了，但是胡峰不同意，他坚持要考燕京大学，终于也读上了燕大国文系。

关于游行示威的路线，初步商定是各个学校暗中组织学生，分散到天安门前集合，上午十一点开始正式游行，从天安门出发，经由前门，到北平市政厅，然后再折返回天安门，各个学校由本身的外围组织负责召集。口号也已确定，主要是“反对饥饿，反对内战”，“还我民生，还我自由”，“抵制洋货，打倒帝国主义”等等，还确定了由哪几人演讲，哪几人散发传单。胡峰还组织一批身体结实的男生，组成游行先导，一旦遭遇镇压，这一批先导就成为敢死队。对于这次行动，胡峰认为组织和计划还是比较周密的。那一段日子，胡峰累得吐了几次血，但他不以为意。戴易几次劝他休息一下，他说，我要把这几份传单稿子刻好。胡峰的钢板刻得很好，像他的人一样，简捷而有力，从不拖泥带水。然而话说过之后，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戴易说，你又咳起来了，还是我来刻吧。胡峰拢紧眉峰说，不要紧，就这么几句话了，你回去吧，梁君还在等你。

戴易不好意思地说，她不知道我在这里开会。胡峰说，回去吧。P5-8

什么才是中篇小说的佳作？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包括两点：它既应该是好看的小说，也应该是有文学意蕴的小说。找好看的小说不难，找有文学意蕴的小说也不难，但要找二者兼于一身的小说就有点难了。收入这本集子里的中篇小说虽然不能说都做到了二者完美的结合，但我们能够感觉到作者在两方面都有所追求。一个作家在写中篇小说时，能够做到既追求好看，也追求文学意蕴，就已经站在佳作的起点上了。中篇小说写作的难度也就在这里，因为作者在追求好看的时候难免伤及文学意蕴，在追求文学意蕴时又难免伤及好看。中篇小说作家实在是面临一个“鱼与熊掌”的难题呀！但中篇小说的佳作必须是“鱼”与“熊掌”的复合体。

2011年是两个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整年，一个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与此相关的献礼文艺作品出了不少。中篇小说写作并不存在献礼一说，但作家们因此而有了更多机会对历史进行深入的了解，一些作家也愿意以小说写作的方式去面对历史，去叩问历史。方方的《民的1911》(《上海文学》第7期)可以说是这类写作中的佳构。方方所生活的城市武汉，是一座见证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城市，她因此也就对辛亥革命有了一种特别的兴趣，她曾经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决定要为这段历史写一部长篇小说。她的长篇小说也就在2011年这一年发表了，小说名字就叫《武昌城》。中篇小说也许只是她写长篇时的额外收获。但正因为有长篇做基础，这个中篇小说就显得格外的结实。方方的《武昌城》是写1926年北伐战争中的武昌战役的，她在书后还附有一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武昌战役部分阵亡者名单”，这份名单有十几页之多，每一页密密排列着阵亡者的姓名，方方说她决意要写这部小说跟她见到了这份名单有关。或许方方意识到，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曾经活泼的生命，他们曾经在战场上冲锋厮杀，他们的生命在战火中如同花朵一样灿烂地开放，但也在一瞬间消逝。他们中的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但他们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今天，当我们再一次说起武昌战役，说起北伐战争，甚至说起中国革命近百年来风起云涌的历史，还有谁会想到，这一切的后面湮没了多少人的故事？于是方方要用文学的想象激活这些陌生的名字，力图通过历史潮流中的普通民众去理解历史。所以方方在中篇小说《民的1911》中设置了一个叫“民”的孩子，他是武昌城里一个剃头匠的孩子，跟随着民的脚步和眼睛，我们看到了1911年发生在武汉的那场起义，也仿佛踏在了炮火摧毁下的瓦砾。炮声中，各色人物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但他们的应对方式都不是按照书本上宣讲的历史逻辑推导出来的。方方对历史和生命有着自己的见识。

革命历史一直是当代小说表现的重要题材，读者一度对这类题材的小说生出厌倦情绪，因为它们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但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年来，作家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时有了明显的突破。《民的1911》属于这类作品，朱日亮的《恐惧》也属于这类作品。但朱日亮选择了一个与方方不同的角度作为突破口，如果说，方方是侧重于对历史的重新认识，那么，朱日亮就是侧重于深人人的内心。在革命的大潮中，人们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命运。朱日亮感兴趣的并不是在革命大潮中发生了什么，而是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内心情感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并没有经历那场革命，这反而给他提供了更多的想象自由。他不过是从人的情感共性出发去想象，人的情感有着绵柔的部分，比方说爱情。绵柔的情感又是脆弱的，作者难以想象，一个人绵柔而又脆弱的情感在遭遇到革命这一坚硬石头的击打时会变异成什么模样，他一想到击打后变异的模样，或许就有一种恐惧感。我以为，这是作者将小说取名为“恐惧”的真正原因。

在2011年的中篇小说中，知识分子似乎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既与作家的身份变化有关系，也与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有关系。作家的身份变化，是指新涌现的作家大多是大学毕业生，他们对于知识分子境遇更感兴趣。而社会思潮的重心转移则是指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潮中逐渐作为一种独立的声音，相对过去来说开始起到监督社会和权力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也逐渐强化起来。作家，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非常乐意通过小说的方式表达这样一种社会情绪。许春樵在《知识分子》中提出一个知识贬值的社会问题，乡下考进城的古典文学硕士郑凡承载着父母和一个村庄的希望，但没想到他毕业后却连最起码的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他的城市梦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尽管如此，作者还是不愿让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郑凡堕落下去，他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都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最初的道义和最后的良知。作者在他的一篇创作谈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判断：“知识分子虽已悄悄地沦为社会弱势群体，但他们在精神上依然在抵抗着巨人的改编和收买。”也许他要为知识分子说话的心情是那样的迫切，所以他也不在乎小说的标题是否有小说味道，干脆就取名为“知识分子”。

余一鸣是这两年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并不多。2010年的中篇小说《不二》让人们记住了余一鸣这个名字，2011年他又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人流》和《放下》，也许有的人以为余一鸣是一位新手，其实他的写作资历相当深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余一鸣就开始发表小说，后来他不写了，但他经历了更多的生活领域，见识了更多的社会现象，也对现实有了更新的感悟。这成了他再次写作的宝贵资源。余一鸣这几篇小说所写的生活都是乡村在走向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生活，写的是在乡村走向城市的路途上出现的新人。《不二》是写一群建筑工程队包工头的故事，他们属于来自乡村的“城里人”。《人流》是写长江上的采沙和运沙，农民将此视为通向富裕的捷径。而《放下》则是写在利益驱动下生产的无限扩张将给农村自然生态带来可怕的灾难。余一鸣的这几篇小说都着力于“恶”。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社会拼命发展物质的时候，也养肥了人的欲望，这个社会几乎变成了一个靠“恶”来支撑的欲望世界。余一鸣以非常真实也令人们非常陌生的细节，揭示了“恶”在当下是如何变得冠冕堂皇的。但他并不满足于将真相揭示给人们看，因为他发现，那些被恶所左右着的，以及在恶行中获取利益的人物，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屈从于“恶”，他们的内心仍然有伦理道德的纠结。作者在客观描述现实中的“恶”时，也在为这些人物担忧，担忧他们的人性被“恶”完全吞噬。于是他暗自为陷入“恶”的泥淖中的人物设想救赎的途径。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余一鸣这几篇小说都是用佛教用语作为标题。“不二”是佛教中的不二法门，指修行得道的最高境界，入得此门，也就是入得了超越生死的涅槃境界。“人流”如今成了一个日常的俗语，把合乎潮流的行为通称为“人流”，但在佛教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用语。吕纯阳祖师是这样解释“人流”的：“如明镜之显像为之‘人’，其像不留镜中为之‘流’。则菩萨无住之心境，似明镜之不留一切像，故曰‘入流’。”“放下”在佛教中同样是一个充满禅意的用语，佛陀让婆罗门放下，婆罗门放下了手中的一切，但佛陀还在说放下，婆罗门茫然不解，问道，我已经两手空空，还要我放下什么？佛陀说：“你虽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内心并没有彻底地放下执著。只有当你放下对自我感观思虑的执著、放下对外在享受的执著，你才能够从生死的轮回之中解脱出来。”在小说《放下》中，谢无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物，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左右逢源，但他最终也面临一个能不能放下的问题，他是不是放下了，我们在阅读中也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陈继明的《北京和尚》首先是“好看”，他写了一个“和尚与妓女”的故事，因为身份的特殊，当和尚与妓女相遇时，总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所以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都爱在这方面做文章。但陈继明的《北京和尚》揭出了当下现实的种种问题。而现实的种种问题都与欲望无所遏制大有关系，甚至连寺庙这一佛教圣地也难以幸免。陈继明也写到了寺庙里受世俗尘埃污染的状况，虽然感到作者对寺庙中人的描写有些苛刻，但他没有半点亵渎的意思，相反作者期待从寺庙中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力量。他把这种期待搁置在北京和尚可乘的身上。余一鸣的《放下》以不露痕迹的方式指涉到宗教的精神信仰，而陈继明的《北京和尚》则是直接进入寺庙的生活。这两篇小说倒是可以对照来读。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本来就缺少宗教情怀的熏陶，而到了当下，在物质主义的冲击下，那种宗教般的神圣感和敬畏感更是荡然无存。或许我们都应该面朝缭绕的香火叩问一下内心。

邵丽的《刘万福案件》也可以说仍是以“恶”为主要情节的。刘万福是一个杀人犯，他拎着一把大刀，一口气砍下了两个人的脑袋。但当我读完这篇小说时，感觉到“恶”这个东西竟是那样的扑朔迷离。刘万福杀人，判了死刑，但村里的人都为他鸣冤叫屈。中国有句古话：“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借用这个句式，我以为邵丽的这篇小说揭示了一个现实真相：“善兮恶所伏，恶兮善所倚。”作家将这种现实的复杂性揭示了出来，也会让人忍不住要循着这一复杂现实的迹象去追问背后的原因。还得要说说邵丽的这篇小说来之不易，她是亲临现场而获得小说的素材的。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亲临现场。作为一名专业作家，邵丽申请了去一个县挂职体验生活，她于是成为了一个县的挂职副县长。在挂职过程中她有了很大的收获。除了《刘万福案件》之外，她在2011年发表的另外三篇小说《挂职笔记》《老革命周春江》《村北的王廷柱》都与她的挂职有关。邵丽以这样一种特殊身份进入到生活现场，她既在现场之中，又能以第三者的眼睛来观察现场中发生的一切。有的作家在现场中或许就满足于找到一些新鲜的故事，但邵丽并没有止步于故事面前，她带着作家的思维去处理这些故事，就会对那些人们看似很熟悉了的人物有了新的发现。《刘万福案件》写了当下的农民，写了当下的官员，写了农民与官员的关系。但我们很难用一些现成的概念来指认邵丽所呈现出来的形象。

当我们仍在喋喋不休地为“80后”争来吵去的时候，“90后”却不动声色地登场亮相了。海潮就是一位“90后”的作家，《伙夫玛曲》是她的中篇小说处女作，但丝毫没有青涩和稚嫩的感觉，甚至小说中传达出的沧桑感，让我很难相信它是出自一位年轻人之手。更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作者完全摆脱了“80后”的自恋式的青春写作——这种青春写作没有一点重量，已经腻味得让我们倒了牙。

我不得不承认，迟子建是一位写作中篇小说的高手，每一年在编选中篇小说的年选时，总也绕不开迟子建的作品。有时我想该让迟子建歇一年了，但她的小说是那样地抓住我的心，让我难以割舍——如果一定要割舍，不仅是对迟子建不公平，而且最重要的是对这一年的中篇小说评价不公平。迟子建写中篇小说也许有她的秘方。她的秘方或许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故事性，在平凡人物中发现高尚的品格。我们从《黄鸡白酒》中就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特点。小说通过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春婆婆，带我们一路与哈尔滨的许多小人物相遇。而这一路上，我们能感觉到迟子建始终陪伴在身旁，她以一种温暖的情怀去体贴她笔下的人物。正是作者这种带着情感色彩的叙述，才如此充沛地感动了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