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文学作品选编》共包括八本书，即《21世纪中国最佳随笔(2000-2011)》(简称世纪随笔，下同)、世纪散文、世纪文史精品、世纪短篇小说、世纪中篇小说、世纪纪实文学、世纪诗歌和世纪小小说。本套世纪选编收录了2000年至2011年的文章，并首次将文学作品分为八种体例出版，特别是单独列出随笔和文史精品两种特殊的散文体例，使得整套书籍的指向性更加明确。各类读者都能从中找到更感兴趣的文学作品。这套选编的主编都是在该领域具备权威性的文学大家和评论家。

本书《21世纪中国最佳中篇小说(2000-2011)》就是该套世纪选编之一。主编孟繁华现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发表论文、文学性评论400余篇，获文学奖项十余种。

中篇小说作为一个文体，代表了十多年来高端艺术的成就，一篇文章远不可能穷尽十多年中篇小说的全部成就和问题，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玉米》表达的是玉米情感“疼痛的历史”。毕飞宇仅凭《玉米》便可独步文坛。《喊山》是一部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小说，韩冲和哑巴红霞没有身体接触，但这里的两性关系比身体接触过的韩冲与琴花要动人得多。《逝者的恩泽》，是一篇构思缜密、想象奇崛、苦涩凄婉又情调浪漫的小说。无论它的趣味还是内在品格，在当下的中篇小说中都可谓是不可多得的上品。在文学日益“小众化”的时代，它将高端艺术追求的深刻、价值和意义的属性表达得更为充分，从而越发显示了文学的不可替代。

本书《21世纪中国最佳中篇小说(2000-2011)》收录我国2000-2011中篇小说14篇，除了上述几篇外，还包括：王松的《双驴记》、叶广芩的《豆汁记》、蒋韵的《行走的年代》等。  《21世纪中国最佳中篇小说(2000-2011)》由孟繁华主编。

序言：新世纪的中篇小说／孟繁华

玉米／毕飞宇

同居／吴玄

那儿／曹征路

喊山／葛水平

双驴记／王松

云端／马晓丽

家道／魏微

逝者的恩泽／鲁敏

起舞／迟子建

豆汁记／叶广芩

断桥记／晓航

风火墙／林那北

行走的年代／蒋韵

人流／余一鸣

出了月子施桂芳把小八子丢给了大女儿玉米，除了喂奶，施桂芳不带孩子。按理说施桂芳应该把小八子衔在嘴里，整天肉肝心胆的才是。施桂芳没有。做完了月子施桂芳胖了，人也懒了，看上去松松垮垮的。这种松松垮垮里头有一股子自足，但更多的还是大功告成之后的懈怠。施桂芳喜欢站在家门口，倚住门框，十分安心地嗑着葵花子。施桂芳一只手托着瓜子，一只手挑挑拣拣的，然后捏住，三个指头肉乎乎地翘在那儿，慢慢等候在下巴底下，样子出奇地懒了。施桂芳的懒主要体现在她的站立姿势上，施桂芳只用一只脚站，另一只却要垫到门槛上去，时间久了再把它们换过来。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气，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施桂芳过去可不这样。村子里的人都说，桂芳好，一点官太太的架子都没有。施桂芳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如果正在吃饭，笑起来不方便，那她一定先用眼睛笑。现在看起来，过去的十几年施桂芳全是装的，一连生了七个丫头，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敛着，客客气气的。现在好了，生下了小八子，施桂芳自然有了底气，身上就有了气焰。虽说还是客客气气的，但是客气和客气不一样，施桂芳现在的客气是支部书记式的平易近人。她的男人是村支书，她又不是，她凭什么懒懒散散地平易近人？二婶子的家在巷子的那头，她时常提着丫杈，站在阳光底下翻草。二婶子远远地打量着施桂芳，动不动就是一阵冷笑，心里说，大腿叉了八回才叉出个儿子，还有脸面做出女支书的模样来呢。

施桂芳二十年前从施家桥嫁到王家庄，一共为王连方生下了七个丫头。这里头还不包括掉了的那三胎。施桂芳有时候说，说不定掉走的那三胎都是男的，怀胎的反应不大同，连舌头上的淡寡也不一样。施桂芳每次说这句话都要带上虚设往事般的侥幸心情，就好像只要保住其中的一个，她就能一劳永逸了。有一次到镇上，施桂芳特地去了一趟医院，镇上的医生倒是同意她的说法，那位戴着眼镜的医生把话说得很科学，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好在施桂芳是个聪明的女人，听出意思来了。简单地说，男胎的确要娇气一些，不容易挂得住，就是挂住了，多少也要见点红。施桂芳听完医生的话，叹了一口气，心里想，男孩子的金贵打肚子里头就这样了。医生的话让施桂芳多少有些释怀，她生不出男孩也不完全是命，医生都说了这个意思了，科学还是要相信一些的。但是施桂芳更多的还是绝望，她望着码头上那位流着鼻涕的小男孩，愣了好大一会儿，十分怅然地转过了身去。

王连方却不信邪。支部书记王连方在县里学过辩证法，知道内因和外因、鸡蛋和石头的关系。关于生男生女，王连方有着极其隐秘的认识。女人只是外因，只是泥地、温度和墒情，关键是男人的种子。好种子才是男孩，种子差了则是丫头。王连方望着他的七个女儿，嘴上不说，骨子里头却是伤了自尊。

男人的自尊一旦受到挫败反而会特别地偏执。王连方开始和自己犟。他下定了决心，决定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儿子一定要生。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后年不行大后年。王连方既不渴望速胜，也不担心绝种。他预备了这场持久战。说到底男人给女人下种也不算特别吃苦的事。相反，施桂芳倒有些恐惧了。刚刚嫁过来的那几年，施桂芳对待房事是半推半就的，这还是没过门的时候她的嫂子告诉她的。嫂子把她嘴里的热气一直哈到施桂芳的耳垂上，告诫桂芳一定要夹着一些，捂着一些，要不然男人会看轻了你，看贱了你。嫂子用那种通晓世故的神秘语气说，要记住，桂芳，难啃的骨头才是最香的。嫂子的智慧实际上没有能够派上用场。连着生了几个丫头，事态反过来了，施桂芳不再是半推半就，甚至不是半就半推，确实是怕了。她只能夹着，捂着。夹来捂去地把王连方的火气都弄出来了。那一天晚上王连方给了她两个嘴巴，正面一个，反面一个。“不肯？儿子到现在都没叉出来，还一顿两碗饭的！”王连方的声音那么大，站在窗户的外面也一定能听得见。施桂芳“在床上不肯”，这话传出去就要了命了。光会生丫头，还“不肯”，绝对是丑女多作怪。施桂芳不怕王连方打，就是怕王连方吼。他一吼施桂芳便软了，夹也夹不紧，捂也捂不严。王连方像一个笨拙的赤脚医生，板着脸，拉下施桂芳的裤子就插针头，插进针头就注射种子。施桂芳怕的正是这些种子，一颗一颗地数起来，哪一颗不是丫头？

老天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开眼了。阴历年刚过，施桂芳生下了小八子。这个阴历年不同寻常，有要求的，老百姓们必须把它过成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村子里严禁放鞭炮，严禁打扑克。这些严禁令都是王连方在高音喇叭里向全村老少宣布的。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王连方自己也吃不准。吃不准不要紧，关键是做领导的要敢说。新政策就是做领导的脱口而出。王连方站在自家的堂屋里，一手握着麦克风，一手玩弄着扩音器的开关。开关小小的，像一个又硬又亮的感叹号。王连方对着麦克风厉声说：“我们的春节要过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说完这句话王连方就把亮锃锃的感叹号揿了下去。王连方自己都听出来了，他的话如同感叹号一般，紧张了，严肃了，冬天的野风平添了一股浩荡之气，严厉之气。

初二的下午王连方正在村子里检查春节，他披着旧大衣，手上夹了半截子飞马牌香烟。天气相当阴冷，巷子里萧索得很，是那种喜庆的日子少有的冷清，只有零星的老人和孩子。男将们不容易看得到，他们一定躲到什么地方赌自己的手气去了。王连方走到王有庆的家门口，站住了，咳了几声，吐出一口痰。王有庆家的窗户慢慢拉开一道缝隙，露出了王有庆老婆的红棉袄。有庆家的面对着巷口，越过天井敞着的大门冲王连方打了一个手势。屋子里的光线太暗，她的手势又快，王连方没看清楚，只能把脑袋侧过去，认真地调查研究。这时候高音喇叭突然响了，传出了王连方母亲的声音，王连方的老母亲掉了牙，主要是过于急促，嗓音里夹杂了极其含混的气声，呼噜呼噜的。高音喇叭喊道：“连方啊连方啊，养儿子了哇！家来呀！”王连方歪着脑袋，听到第二遍的时候听明白了。回过头去再看窗前的红棉袄，有庆家的已经垂下了双肩，脸却靠到了窗棂口，面无表情地望着王连方，看上去有些怨。这是一张好看的脸，红色的立领裹着脖子，对称地竖在下巴底下，像两只巴掌托着，格外地媚气了。高音喇叭里杂七杂八的，听得出王连方的堂屋里挤的都是人。后来唱机上放上了一张唱片，满村子都响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村里的空气雄赳赳的，昂扬着，还一挺一挺的。有庆家的说：“回去吧你，等你呢。”王连方用肩头簸了簸身上的军大衣，兀自笑起来，心里说：“妈了个巴子的。”

玉米在门口忙进忙出。她的袖口挽得很高，两条胳膊已经冻得青紫了。但是玉米的脸颊红得厉害，有些明亮，发出难以掩饰的光。这样的脸色表明了内心的振奋，却因为用力收住了，又有些说不出来路的害羞绷在脸上，所以格外地光滑。玉米在忙碌的过程中一直咬着下嘴唇，就好像生下小八子的不是母亲，而是玉米她自己。母亲终于生儿子了，玉米实实在在地替母亲松了一口气，这份喜悦是那样地深入人心，到了贴心贴肺的程度。玉米是母亲的长女，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不知不觉已经是母亲的半个姐妹了。事实上，母亲生六丫头玉苗的时候，玉米就给接生婆做下手了，外人终究是有诸多不便的。到了小八子，玉米已经是第三次目睹母亲分娩了。玉米借助于母亲，亲眼目睹了女人的全部隐秘。对一个长女来说，这实在是一份额外的奖励。二丫头玉穗只比玉米小一岁，三丫头玉秀只比玉米小两岁半，然而，说起通晓世事，说起内心的深邃程度，玉穗玉秀比玉米都差了一块。长幼不只是生命的次序，有时候还是生命的深度和宽度。说到底成长是需要机遇的，成长的进度只靠光阴有时候反而难以弥补。

玉米站在天井往阴沟里倒血水，父亲王连方走进来了。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王连方以为玉米会和他说话的，至少会看他一眼。玉米还是没有。玉米没穿棉袄，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白线衫，小了一些，胸脯鼓鼓的，到了小腰那儿又有力地收了回去，腰身全出来了。王连方望着玉米的腰身和青紫的胳膊，意外地发现玉米已经长大了。玉米平时和父亲不说话，一句话都不说。个中的原委王连方猜得出，可能还是王连方和女人的那些事。王连方睡女人是多了一些，但是施桂芳并没有说过什么，和那些女人一样有说有笑的，有几个女人还和过去一样喊施桂芳嫂子呢。玉米不同。她嘴上也不说什么，背地里却有了出手。这还是那些女人在枕头边上告诉王连方的。好几年前了，第一个和王连方说起这件事的是张富广的老婆，还是个新媳妇。富广家的说：“往后我们还是轻手轻脚的吧，玉米全知道了。”王连方说：“她知道个屁，才多大。”富广家的说：“她知道，我知道的。”富广家的没有嚼蛆，前两天她和几个女的坐在槐树底下纳鞋底，玉米过来了。玉米一过来富广家的脸突然红了。富广家的瞥了玉米一眼，目光躲开了。再看玉米的时候玉米还是看着她，一直看着她。就那么盯着。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旁若无人，镇定得很。那一年玉米才十四岁。王连方不相信。但是没过几个月，王大仁的老婆吓了王连方一大跳。那一天王连方刚刚上了王大仁老婆的身，大仁家的用两只胳膊把脸遮住了，身子不要命地往上拱，说：“支书，你用劲，快弄完。”王连方还没有进入状态，稀里糊涂的，草草败了。大仁家的低着头，极慌张地擦换，什么也不说。王连方叉住她的下巴，再问，大仁家的跪着说：“玉米马上来踢毽子了。”王连方眨巴着眼睛，这一回相信了。但是一回到家，玉米一脸无知，王连方反而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玉米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和父亲说话了。王连方想，不说话也好，总不能多了一个蚊子就不睡觉。然而今天，在王连方喜得贵子的时刻，玉米不动声色地显示了她的存在与意义。这一显示便是一个标志，玉米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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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中篇小说

“新世纪”悠然走过十多年。十多年可以看出文学的发展和变化。而且多年来批评界一直倡导和坚持“新世纪文学研究”，并取得了蔚为大观的成果。中篇小说作为一个文体，代表了十多年来高端艺术的成就，总结它的成就和问题，对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意义重大。需要说明的是，一篇文章远不可能穷尽十多年中篇小说的全部成就和问题，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一、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依然是新世纪中篇小说最重要的书写对象。刘庆邦、毕飞宇、胡学文、葛水平、孙惠芬、温亚军、郭文斌、张学东等，是这个领域的重要作家，他们的作品构成了这个时代中篇小说的主力阵容。

毕飞宇新世纪以来先后发表了《青衣》、《玉米》、《玉秀》、《玉秧》、《家事》等作品，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下中国这一文体最优秀的作家。《玉米》应该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百年中篇小说史上，也堪称经典之作。《玉米》的成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评价和认识，但是，它在内在结构和叙事艺术上，在处理时间、空间和民间的关系上，更充分地显示了毕飞宇对中篇小说艺术独特的理解和才能。

《玉米》表达的是玉米情感“疼痛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在生理上感觉到身体的哪个部分，关注哪个部分，哪个部分就出了问题。在情感愿望上也是一样。王连方的妻子施桂芳生下“小八子”后，有一种“松松垮垮”的自足和“大功告成后的懈怠”，连续生了七个女儿的“疼痛的”历史的终结，“小八子”是疗治施桂芳唯一的“良药”。从此她就从王家和王家庄作为“话题”的处境中解放出来，甚至不是这个“话题”主角的玉米，也有了一种扬眉吐气和“深入人心”的喜悦，她是替母亲“松了一口气”。但是，“小八子”的到来却没有终结玉米“疼痛的历史”。父亲王连方与王家庄多个女性的不正当关系，仍然是玉米的痛楚，她为母亲和这个家感到疼痛。玉米不仅不和父亲说话，而且“背地里有了出手”。那些和王连方不干净的女人，玉米就是她们的“克星”，她抱着“小八子”站在有些人家的门口，用目光羞辱和蔑视那些和王连方上过床的女人，于是这些女人对玉米几乎闻风丧胆。这些举动是玉米为母亲“复仇”，也是疗治自己“疼痛”的手段。

当然，这还不是玉米的切肤之痛。玉米真正的疼痛是关于个人的情感史。彭家庄箍桶匠家的“小三子”是个飞行员，叫彭国梁。在彭家庄彭支书的介绍下，和玉米建立了“恋爱关系”。尽管是一个扭曲畸形的年代，但玉米还是经历了短暂的爱情幸福。与彭国梁的通信，与彭国梁的见面，玉米内心焕然一新，爱情改变了玉米眼前的世界，因王连方和那些女人带来的疼痛也得到了缓解。彭国梁的来信，“终于把话挑破了。这门亲事算是定下来了。玉米流出了热泪。”玉米不仅为自己带来了荣耀，也为王家和王家庄带来了荣耀。但爱情的过程仍然伴随着苦痛，这不只思恋的折磨，还有玉米文化的“病痛”。她只读过小学三年级。于是，“写信”又成了玉米挥之不去的隐痛。彭国梁终于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一瓶墨水、一支钢笔、一扎信封和信笺以及灶台后的亲密接触，玉米幸福得几近昏厥。但玉米还是没有答应彭国梁的最后要求，她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彭国梁又回到了天上。幸福是如此短暂。更让玉米难以想象的，这几乎就是玉米一生的全部幸福。最后，玉米把自己交给了五十多岁即将丧妻的公社革委会的郭副主任。一个心气高傲、曾经如花似玉的玉米，就这样经历了自己惨痛的情爱历史。对她来说，一切都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她此后将要经历的生活，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融入了可以想象的无论是王家庄或其他任何地方。玉米从自强、自尊、多情到妥协、无奈和冷漠的心路历程，使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对乡村中国来说还是多么遥远。也正因为如此，毕飞宇仅凭《玉米》便可独步文坛。

葛水平与乡土生活有关的中篇小说，都是以“原生态”的方式，在缓慢流淌的物理时间里，充分展示了太行山区“贱民”生活的残酷和艰窘，在极端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在简单又原始的人际关系中，揭示了社会最底层和最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在她舒缓从容、波澜不惊的叙述背后，聚集了强大的情感力量，表达了她对文学独特的理解，同时也表达了她坚忍不拔的文学意志和勃勃雄心。《喊山》的内容应该是当下生活的一部分。岸山坪的韩冲和发兴媳妇琴花有男女私情，而且是交换关系，充满了庸俗气，是经不得事情的，因此乏善可陈。果然，当韩冲因麻烦来借钱时，琴花与丈夫沆瀣一气、夫唱妇随，果真断了韩冲的念想。但这却并非闲笔，它是反衬后面男女情缘的。新来的人家男人名腊宏，带着个哑巴媳妇和孩子。腊宏突然被韩冲炸獾的雷管炸伤死去了。孤儿哑母今后的日子可以想象。《喊山》是一部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小说，韩冲和哑巴红霞没有身体接触，但这里的两性关系比身体接触过的韩冲与琴花要动人得多。红霞是因为韩冲开口说话的，当韩冲被警察带走的瞬间，一句“不要”刻骨铭心，甚至比哑女的“喊山”还要动人。

生死，是葛水平小说反复出现的主题和场景。生离死别、阴阳两界是人生必须面对的大限。但葛水平的小说里，生死大多与男女关系有关。在葛水平的男女、生死的背后，最为动人的还是情义。恶人心里积聚的是怨恨、憎恨和仇恨，恨最后一定导致暴力和死亡。情义是恨的相反一极，它是善的情感表达，是动人心魄的温暖和爱，是恨的化解力量。情义在女性那里要更多更充分。男女、生死和情义，是最要紧的文学元素，没有这些关系、场景和情感，文学就无以存在。葛水平以自己独特的经验和想象，在生死、情义中构建了说不尽的男女世界。于是，那封闭、荒芜和时间凝滞的山乡，就是一个令人迷恋的朴素而斑斓的精神场景，那些性格和性情陌生又新鲜，让人难以忘记。

二、小镇风情

城市的周边是城乡交界地带的小镇。中国的小镇因其千变万化而别具韵味。但也正因为处于城乡交界处，在中国城市不断膨胀和乡村萎缩得到更多注意的时候，小镇风情依旧，却只能在怀乡者的乡愁和旅游者“窥秘”时被光顾。因此，当代文学的小镇景观一直不如现代文学发达。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文学坐落于小镇的时候，它焕发的光彩竟如此令人震动或震惊。

鲁敏作为70后作家，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有相当高的声誉和口碑。《逝者的恩泽》，是一篇构思缜密、想象奇崛、苦涩凄婉又情调浪漫的小说。无论它的趣味还是内在品格，在当下的中篇小说中都可谓是不可多得的上品。小说可以概括为“两个半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那个不在场但又无处不在的“逝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一切都因他而起。女人，一个是“逝者”陈寅冬的原配妻子红嫂，一个是他们的女儿青青，还有一个就是“逝者”的“二房”——新疆修路时的同居者古丽。这些人物独特关系的构成，就足以使《逝者的恩泽》成为一篇险象环生、层峦叠嶂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俗文学常见的元素，在鲁敏这里并没有演绎为爱恨情仇的通俗小说。恰恰相反，小说以完全合理、了无痕迹的方式表达了所有人的情与爱，表达了本应仇怨却超越了常规伦理的至善与大爱，使东坝这个虚构的小镇充满了人间的暖意和阳光。在普通生活里，那些原本是孽债或仇怨的事物，在鲁敏这里以至善和宽容作了新的想象和处理。普通人内心的高贵使腐朽化为神奇，我们就这样在欷不已、感慨万端中经历了鲁敏的化险为夷、绝处逢生。这种浪漫和凄婉的故事、这种理想主义的文学在当下的文学潮流中有如空谷足音，她受到普遍赞誉当之无愧。

鲍十的小镇是另外一种叙事。他的小说一直呈现着温婉的暖色，他对日常生活的叙述总是透露着生活的某些原生状态，这与他的小说和历史建立的关系有关。《芳草地去来》写了一个省城“支教”的青年教师高玉铭，在单位不得志被领导下放到基层。但在芳草地中学高玉铭省却了许多省城的烦恼，他和小镇中学的老师、学生相处得很好。因此，当两年“支教”期满后，高玉铭决定放弃省城，重新回到了芳草地中学，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校长的女儿高卉。高玉铭很像这个时代的“多余人”或“零余者”，也与八十年代回城后的知青重返乡村或精神还乡的小说多有相似。不同的是，高玉铭不是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不是因同情或怜悯对一个乡村女教师的爱情赐予；也不是因在城市找不到位置迫不得已地返回乡村的《本次列车终点》中的陈信，或《南方的岸》中的知青们。高玉铭的选择是主体性的选择，是对官场文化、琐屑情爱生活厌倦后的选择。这种选择说是道家文化也好，说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也好，总之，它是高玉铭自己做主的选择。事实的确如此，一个能够坚持个人内心价值并不妥协的人，自觉边缘化于小镇，也许是最好或最后的选择。

温亚军的小镇就不这样温婉和多情了。近年来，温亚军的小说，特别是中篇小说日趋成熟。他写的都是寻常日子、百姓人家，都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但日常生活也有紧要处，也有生存或心理迈不过去的门槛。在《赤脚走过桑那镇》中，几个人物就都面对着必须要迈过的门槛：镇长必须完成县里捕杀所有狗的任务，不然就不能向县里交代；方大牙必须杀掉最后一只狗，尽管那是小学校长、无数官员姘头的哈巴狗，不然，镇长不仅不会兑现为他找媳妇的诺言，而且还拿不到捕杀狗的酬金；方小妮一定要嫁给补鞋的老头蒋连省，不然就还要在娘家寄人篱下。但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恰恰是最无辜的孩子聂瓜瓜承担了所有的后果，他还是因为舅舅方大牙捕杀了校长的哈巴狗被开除了。小说中苦难气息漫长无边，赤脚走过桑那镇的孩子聂瓜瓜在眼前久久伫立。就在这样压抑无望的气氛中，温亚军还能够从容地描写景物和雕刻人物。

晓航的这出《断桥记》与他以前的作品都大不一样。这是一部发生在城乡连接处的小镇的故事。小镇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个只可想象而难再经验的文化记忆：小桥流水、青石小路、淑女雅士、贞节牌坊……都是中国文化的奇观。既有静谧的传统生活，又与都市一箭之遥，文化深厚又不事张扬。文学中的鲁镇、乌镇、天回镇，都是如此。当在新世纪它进入文学的时候，我们内心涌起的感情喜忧参半，拂之难去。《断桥记》中的落玉川虽然历史不长，但它的小镇属性与历史悠久的小镇并没有区别。在具体写法上，晓航也别有洞天。这里有现代小说叙述学，有武侠，有悬疑。琴童大赛高潮迭起、古筝曲谱眼花缭乱，细节作为小说的推动力量不动声色，内部结构极其严密。这显然是一部构思久矣的作品：一个“卖金属”的人能够将一张古筝在纸上弹得上下翻飞——只因为他在文学中搭建了传统与现代峡谷两岸的文学之桥。

三、都市风景

对当下的城市生活，我们都有一种悖论性的感受：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空前加快，城市人口急遽膨胀；一方面，我们并没有整合出当下的城市文化经验，不知道究竟如何表达我们对当下城市生活的真切理解。因此，当“官场小说”退场之后，城市生活在文化表达中仅仅剩下了空洞的时尚符号。这时我们发现，与城市生活有关的，大概只存活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重新回望历史，在略有感伤或怀旧的情调中，寻找或建构城市曾有的风韵或气息，在想象中体验城市曾有的丰富和多情；一个是对城市新阶层——农民工悲情生活的再现，对城市现代性过程中“与魔共舞”的呈现和书写。这两个故事虽然都不能表达当下城市真正的文化经验，但它却在提供城市文学经验的同时，也从一个方面改变了城市文学的苍白。

须一瓜城市题材的小说写得复杂，我们必须用心阅读，假如错过某个细节，阅读过程将会全面崩溃，或者说，遗失一个具体的细节，阅读已经断裂。另一方面，须一瓜的小说还有明显的存在主义的遗风流韵，她对人与人之间的难以理解、沟通和人心的内在冷漠麻木，有持久的关注和描摹。《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有须一瓜一贯的后叙事视角，没有人知道事情的结果甚至过程，即便是当事人或叙述者也不比我们知道得更多。于是，小说就有与生俱来的神秘感或疏异性：因车祸失去记忆的“我”，突然接到了外地寄来的自己多年前写的日记，是这个日记接续了曾经有过的历史、情感和事件，最重要的是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制造的那起“三人死亡、危机四邻的居民区严重爆炸案”。“我”决定重返失去记忆的陌生城市调查这起爆炸案。当“我”置身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依然断定“是的，我没有来过这里”。这注定了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虚妄之旅，荒诞的缘由折射出的是荒诞的关系。一些不相干的人因这起事件被纠结在调查的过程中，但彼此间没有真正的理解和沟通，甚至连起码的愿望都没有。存在主义的遗风流韵和荒诞小说的叙述魅力，在《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中再次得到呈现。

迟子建的《起舞》，是一篇精致而充沛的小说。她奇巧的构思和张弛有致的情节，将上个世纪上半叶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哈尔滨的万种风情，展示得万花纷呈。她在讲述情感传奇的同时，也表达了她对普通人面对现实时的勇武和决绝。“老八杂”这个市井之地，在表面的世俗生活背后，也因其久远而埋藏着无数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女工在舞会上与“老毛子”意外受孕，生下的“二毛子”历尽人间羞辱，女工一生枯守、至死不悔；丢丢敢为万人先，不仅嫁给“二毛子”，而且敢于为民众，也为自己守护那个仅存的理想与生存的家园。《起舞》有刻骨铭心的爱情，也有齐耶夫可以理解的偷情，“情”是《起舞》的起点也是归宿。哈尔滨的“老八杂”就这样幻化为坦率的人格和达观的性格。跌宕的故事和多种文化的交融将《起舞》装扮成北国都市的俏丽佳人。

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对城市的打工生活的表达达到了新的深度。一对到深圳打工的青年夫妻——李水库和程小桂，既不能公开自己的夫妻关系，也不能有正当的夫妻生活。在亲爱的深圳——到处是灯红酒绿、红尘滚滚的新兴都市，他们的夫妻关系和夫妻生活却被自己主动删除了。如果他们承认了这种关系，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失去眼下的工作。都市规则或资本家的规则是资本高于一切，人性的正当需要并不在他们的规则之中。李水库千里寻妻滞留深圳，程小桂隐匿夫妻关系求人让李水库做了保安。于是，这对夫妻的合法“关系”就被都市的现代“关系”替代或覆盖了。在过去的底层写作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物资生存的困难，是关于“活下去”的要求。在《亲爱的深圳》中，作家深入到了一个更为具体和细微的方面，是对人的基本生理要求被剥夺过程的书写。它不那么惨烈，但却更非人性。当然，事情远不止这样简单，李水库在深圳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有机会接触了脱胎换骨、面目一新的女经理张曼丽。李水库接触张曼丽的过程和对她的欲望想象，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农民文化和心理的复杂性。这一揭示延续了《阿Q正传》、《陈奂生上城》的传统，并赋予了当代性特征。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李水库还是程小桂，尽管在城市里心灵已伤痕累累，力不从心，但他们很难再回到贫困的家乡——这就是“现代”的魔力：它不适于所有的人，但所有的人一旦遭遇了“现代”，就不再有归期。这如同中国遭遇了现代性一样，尽管是“与魔共舞”，却不得不难解难分。

晓航的《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是我所见到的最具城市意味的小说。许多年来，我们还没有整合出被普遍认同的城市文化经验。但晓航的这篇作品，却一眼可以读出当下都市的味道：虽然情节或人物都略显夸张——“未来学家”谢斌、手机制造商宋城，都是出色的幻想型演说家。但鼓动舆论的力量、出色的狂热分子的言辞，总会平息更多的“群氓之族”的冲动情绪，足以让他们销声匿迹、形销神灭。对“未来”怀有期待的“理想主义者”，对那些乌托邦的鼓噪者真诚地着迷，对与未来有关的人与事都兴致盎然。“每个人都有乌托邦梦想，这是人类的一大特点，是中性的。但是这个特点不能被无限放大，特别是不能把单纯的想象直接放到社会实践层面来无限制地执行，那会造成一种整体的疯狂”。小说在揭示现代生活纷乱迷离无从把握的同时，塑造了一群现代病患者。小说在理性与感性的缝隙游刃有余，既是一出生动幽默的情景剧，也是一出苍凉迷茫的悲剧。在整体构思和语言上，晓航的小说如在空中飞翔，上下翻飞又气象万千。晓航书写的城市文化经验在当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新人民性

文学的新人民性是一个与人民性既有关系又不相同的概念。人民性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诗人、批评家维亚捷姆斯基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就使用了这一概念，普希金也曾讨论过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但这一概念的确切内涵，是由别林斯基表达的。它既不同于民族性，也不同于“官方的人民性”。它的确切内涵是表达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众或阶层的利益、情感和要求，并且以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方式彰显人民的高尚、伟大或诗意。应该说，来自于俄国的人民性概念，有鲜明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此后，在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以及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家那里，对人民性的阐释，都与民粹主义思想有程度不同的关联。我这里所说的“新人民性”，是指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文学”的最高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因此，“新人民性文学”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

陈应松多年来深居简出，往返于神农架山区。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松鸦为什么鸣叫》、《望粮山》、《豹子最后的舞蹈》、《马斯岭血案》、《太平狗》等作品，以绝对和极端的方式书写了苦难的凄绝。《豹子最后的舞蹈》中，孤独地行走于山中的豹子，几乎没有藏身之地，笼罩在豹子周围的是一种灭顶的绝望。豹子的苦难可以找到施加的对象，但如同豹子般绝望的人物伯纬，也在最后地舞蹈，而他却找不到施加的对象在哪里。能把苦难写到这样的绝对和极致，是陈应松小说的力量所在。

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及在文学界引发的争论，是文学创作和批评介入公共事务的典型事件。争论仍在继续，创作亦未终止。曹征路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关注已久。二〇〇五年，他的《那儿》轰动一时。《那儿》是一部正面反映国企改革的力作。它的主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意在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律。当然，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一味地为传统工人辩护，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自己的头颅，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朱主席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方面，他向着过去，试图挽留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以朴素的情感为工人群体代言并身体力行；一方面，他没有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当下生活和“潜规则”。传统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已经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小说中那个被命名为“罗蒂”的狗，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的无限忠诚并没有换来朱主席的爱怜，它的被驱赶和千里寻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它仍然不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罗蒂”预示的朱主席的命运，可能就是当下书写这类题材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笔。

在这一文学现象中，青年作家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乡村姑娘的莫名死亡，在乡间没有任何反响，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权力的恐怖和金钱的诱惑下三缄其口。这时，一个类似于乡村浪者的“多余人”出现了：他叫吴响。村姑之死与他多少有些牵连，但死亡的真实原因一直是个谜团，各种谎言掩盖着真相。吴响以他的方式展开了调查。一个乡间小人物——也是民间英雄，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命案依然高悬。当然，《命案高悬》并不是一篇正面为民请命的小说。事实上，作品选择的也是一个相当边缘的视角：一个乡间浪者，兼有浓重的流氓无产者的气息。他探察尹小梅的死因，确有因自己的不检点而忏悔的意味，他也有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洗心革面的潜在期待。但意味深长的是，作家“并非记忆中的暖意”，而是通过一个虚拟的乡间浪者来实现的。或者说，在乡村也只有在边缘地带，作家才能找到可以慰藉内心的书写对象。人间世事似乎混沌而迷蒙，就如同高悬的命案一样。但这些作品却以睿智、胆识和力量洞穿世事，揭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

对底层生活的关注，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学潮流。刘庆邦的《神木》与《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迟子建的《零作坊》、吴玄的《发廊》与《西地》、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张继的《告状》、何玉茹的《胡家姐妹小乱子》、胡学文的《走西口》、张学东的《坚硬的夏麦》、王大进的《花自飘零水自流》、温亚军的《落果》、李铁的《我的激情故事》、孙惠芬的《燕子东南飞》、马秋芬的《北方船》与《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等一大批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人物和生存环境是今日中国的另一种写照。他们或者是穷苦的农民、工人，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他们有的对现代生活连起码的想象都没有，有的出于对城市现代生活的追求，在城乡交界处奋力挣扎。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传达了乡土中国或者是前现代剩余的淳朴和真情、苦涩和温馨，或者是在“现代生活”的诱惑中本能地暴露出农民文化的劣根性。但这些作品书写的对象，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对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资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十七世纪。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学观。这不仅使新世纪的中篇小说接续了现代文学“社会问题小说”的传统，也使文学具有了一种新的人民性。

五、边缘经验

边缘经验，是指在潮流之外，或被遗忘或被遮蔽的文学资源。文学是一个想象和虚构的领域。它除了对现实的直接经验做出反映和表达之外，对能够激发创作灵感的任何事物、任何领域都应当怀有兴趣。有些经验虽然是间接的，但一旦被当下的经验所激活，就有可能放射出意想不到的艺术光华。这种情况在百年文学的历史上不胜枚举。

韩少功的《报告政府》无论对新世纪文坛还是对他个人来说，都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多年来，韩少功对传统的小说形式似乎感到绝望，他一直在寻找小说绝处逢生的可能性。而重新正面创作的中篇小说《报告政府》，对文坛来说，它所涉及的领域鲜为人知，一墙之隔划分了两个世界，生与死、善与恶、正与邪等，是我们基本的认知或了解，那是一个神秘和令人难以想象的所在。但韩少功所书写的监狱景观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里的残酷、丑恶甚至血腥不仅仍在暗中上演，而且也有超级智慧、绝顶聪明在极限的环境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人，其内心深处仍有人性乃至良心的复杂存在。对韩少功个人而言，自“寻根文学”开始，他对文学可能性的探索深怀迷恋，但略有夸张的“先锋”和前卫姿态，曲高和寡。《报告政府》大概是他为数不多的从“正面”挑战小说的创作。在这个把握难度极大的小说中，在对分寸、火候和节奏的掌控中，韩少功再次证实了他锋芒锐利的小说才能。

马晓丽的《云端》，应该是新世纪最值得谈论的中篇小说之一。说它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当代中国战争小说新的发现，一是对女性心理对决的精彩描写。当代中国战争小说长期被称为“军事题材”，在这样一个范畴中，只能通过二元结构建构小说的基本框架。于是，正义与非正义、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英雄与懦夫、敌与我等规定性就成为小说创作先在的约定。因此，当代战争小说也就在这样的同一性中共同书写了一部英雄史诗和传奇。英雄文化与文化英雄是当代“军事文学”最显著的特征。《云端》突破了“军事文学”构筑的这一基本框架。解放战争仅仅是小说的一个背景，小说的焦点是两个女人的心理“战争”——被俘的太太团的国民党团长曾子卿的太太云端和解放军师长老贺的妻子洪潮之间的心理战争。洪潮作为看管“太太团”的“女长官”，有先在的身份和心理优势，但在接触过程中，洪潮终于发现了她们相通的东西。一部《西厢记》使两个女人有了交流或相互倾诉的愿望，共同的文化使她们短暂地忘记了各自的身份、处境和仇恨。但战争的敌我关系又使她们不得不时时唤醒各自的身份记忆，特别是洪潮。两个女性就在这样的关系中纠缠、搏斗，间或地推心置腹甚至互相欣赏，她们甚至谈到了女性最隐秘的生活和感受。在这场心理战争中，她们的优势时常微妙地变换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但这里没有胜利者。战场上的男人也是如此，最后，曾子卿和老贺双双战死。云端自杀，洪潮亦悲痛欲绝。有趣的是，洪潮最初的名字也是云端，那么，洪潮和云端的战争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战争，这个隐喻意味深长。它超越了阶级关系和敌我关系，同根同族的内部厮杀就是自我摧残。小说在整体构思上出奇制胜，在最紧要处发现了文学的可能性并充分展开。战争的主角是男人，几乎与女性无关。女性是战争的边缘群体，她们只有同男人联系起来时才间接地与战争发生关系。但在这边缘地带，马晓丽发现了另外值得书写的战争故事，而且同样惊心动魄，感人至深。

魏微这些年来声誉日隆。她的小说温暖而节制，款款道来，不露声色。在自然流畅的叙述中打开的似乎是经年陈酒，味道醇美、不事张扬，和颜悦色、沁人心脾。读魏微的小说，很酷似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有点怀旧，略有感伤，但那里流淌着一种很温婉高贵的文化气息，看似平常却高山雪冠。《家道》和《云端》异曲同工。许多小说都是正面写官场的升降沉浮，都是男人间的权力争斗或男女间的肉体搏斗。但《家道》却写了官场后面家属的命运。这个与官场若即若离的关系群体，在过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官场运气不济，宦官人家便有“家道败落”的慨叹，家道破落就是冲回生活的起点。当下社会虽然不至于克隆过去的官宦家族命运，但历史终还是断了骨头连着筋。《家道》中父亲许光明原本是一个中学教师，生活也太平。后来因写得一手好文章，鬼使神差地当上了市委秘书，官运亨通地又做了财政局长。做了官家里便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母亲也彻底感受了什么是荣华富贵的味道。但父亲因受贿入狱，母亲便也彻底体会了“家道败落”作为“贱民”的滋味。如果小说仅仅写了家道的荣华或败落，也没什么值得称奇。值得注意的是，魏微在家道沉浮过程中对世道人心的展示或描摹，对当事人母亲和叙述人对世事炎凉的深切体悟和叹喟。其间对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母女关系及邻里关系，或是有意或是不经意的描绘或点染，都给人一种惊雷裂石的震撼。文字的力量在貌似平淡中如峻岭耸立。小说对母亲荣华时的自得，败落后的自强，既有市民气又能伸能屈、审时度势性格的塑造，给人深刻的印象。她一个人从头做起，最后又进入了“富裕阶层”。但经历了家道起落沉浮之后的母亲，没有了当年的欣喜或得意，她甚至觉得有些“委顿”。

六、重返浪漫的文学

没有经过浪漫主义文学的洗礼，或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应该是百年中国文学最大的缺失。我们也有过浪漫主义文学，但这个“浪漫主义”前面是有修饰语的。比如“革命的浪漫主义”、“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等。这与法国、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非常不同的。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发现，与过去我们所经历的浪漫主义不同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正在悄然生长。它们对人性、爱情、历史以及内心欲望的另一种表达，都是不曾遭遇的。

叶舟先后写过《目击》、《羊群入城》等名篇。叶舟的小说是心在云端笔在人间的小说，是丽日经天惊雷滚地的小说；他的小说有诗意但更有关怀，他的关怀不只是人性、人物命运或技巧技法，更重要的是他在追问、质疑、批判中有终极关怀。这个终极关怀，就是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守护。现在，我们读到的这篇《姓黄的河流》就是这样一部小说。

《姓黄的河流》在结构上层峦叠嶂，迷雾重重。它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叙述者艾吹明与妻子迟牧云的婚姻危机；一条是德国人托马斯·曼——李敦白扑朔迷离的家世和命运。国人的婚姻危机是辅线，德国人的家世是主线；国人的婚姻危机虚伪而混乱，德国人的家世深沉而苦难。当然，这不是妄自菲薄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叶舟在这里无非是讲述两个故事，在比较中表达人性中最珍贵、高贵的情感和情怀，并借此传达他对人类普遍价值的理解和守护。衣衫褴褛的李敦白一出现是在黄河边上，他要自己修一只独木舟，然后顺着黄河一直漂下去。他要用黄河水洗去姐姐的罪恶。这个故事不仅千回百转、九曲回肠，重要的是叶舟借用这个故事表达了人类应该恪守的基本价值。无论是沃森还是克拉拉，他们都饱受苦难和屈辱，但他们不是以恶报恶、以怨报怨，而是以高贵的无疆大爱处理了那些难以逾越的万重关口：他一次次地化解了仇怨，一次次地筑起了爱意无垠的高原。与艾吹明和妻子迟牧云虚伪的婚姻相比较，那就是天上人间。这当然是叶舟对异国文化和文明的一种想象，但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叶舟发现了在红尘滚滚心无皈依的时代，还有这样的故事和讲述的可能。因此，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姓黄的河流》是一个奇迹，尽管它难以改变我们面对的一切。但是，无论哪个时代，只要有高贵和诗意的声音在隐约飘荡，我们就有勇气朝向那个方向——让我们一起祝福李敦白吧，祝他早日抵达他的彼岸。

蒋韵的《行走的年代》，是我期待已久的小说。如何讲述八十年代的故事，如何通过小说表达我们对八十年代的理解，就如同当年如何讲述抗日、反右和“文革”的故事一样。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伤痕文学”既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肯定，也在读者那里引起了巨大反响。但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文学史家在比较中发现，真正的“伤痕文学”可能不是那些爆得大名、声名显赫的作品，而恰恰是《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波动》等小说。这些作品把“文革”对人心的伤害书写得更深刻和复杂，而不是简单的“政治正确”的控诉。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近年来，对八十年代的重新书写正在学界和创作界展开。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行走的年代》是迄今为止在这一范围内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它流淌的气息、人物的面目，它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小说的整体气象，将八十年代的时代氛围提炼和表达得炉火纯青，那就是我们经历和想象的青春时节：它单纯而浪漫，决绝而感伤，一往无前，头破血流。读这部小说的感受，就如同一九八一年读《晚霞消失的时候》一样让我激动不已。大四学生陈香偶然邂逅诗人莽河，当年的文艺青年见到诗人的情形，是今天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那不只是高不可攀的膜拜和发自内心的景仰，那个年代的可爱就在于那是可以义无反顾的以身相许。于是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伪诗人、伪莽河，他从此一去不复返。有了身孕的陈香只有独自承担后果。真正的莽河也行走在黄土高原上，他同样邂逅了一个有艺术气质的社会学研究生。这个被命名为叶柔的知识女性，像子君、像萧红，像陶岚、像丁玲，亦真亦幻，她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女性理想化的集大成者。她是那样地爱着莽河，却死于意外的宫外孕大出血。两个女性，不同的结局，相同的命运，但那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因此，八十年代的浪漫在《行走的年代》中更具有女性气质：它理想浪漫却也不乏悲剧意味。当真正的莽河出现在陈香面前时，一切都真相大白。陈香坚持离婚南下，最后落脚在北方的一座小学。诗人莽河在新时代放弃诗歌走向商海，但他敢于承认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诗人，尽管他的诗情诗意并未彻底泯灭。他同样是一个诚恳的人。

《行走的年代》的不同，就在于它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热烈、悠长、高蹈和尊严，它与世俗世界没有关系，它在天空与大地之间飞翔。诗歌、行走、友谊、爱情、生死、别离以及酒、彻夜长谈等表意符号，构成了《行走的年代》浪漫主义独特的气质。但是，当浪漫遭遇现实，当理想降落到大地，留下的仅是青春过后的追忆，那代人的遗产和财富，仅此而已。因此，这是一个追忆、一种检讨，是一部“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代人的青春时节就这样如满山杜鹃，在春风里怒号并带血绽放。

七、潮流之外

《同居》对吴玄来说重要无比，他开始真正地找到了“无聊时代”的感觉，何开来由此诞生。何开来这种人物我们也许并不陌生：德国的“烦恼者”维特、法国的“局外人”阿尔道夫、英国的“漂泊者”哈洛尔德、俄国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床上的废物”奥勃洛摩夫、日本的“逃遁者”、中国现代的“零余者”、美国的“遁世少年”等，他们都在何开来的家族谱系中。因此，“多余人”或“零余者”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吴玄对何开来的家族谱系非常熟悉，塑造何开来是一个知难而上、正面强攻的写作。何开来和我们见到的其他文学人物都不同，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物对生活都兴趣盎然，对滚滚红尘心向往之、义无反顾。无边的欲望是他们面对生活最大的原动力。但何开来对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兴趣，生活仿佛与他无关，他不是生活的参与者，甚至连旁观者都不是。因此，《同居》里的何开来既不是早期现代派文学里的“愤青”，也不是消费文化中欲望无边的男主角。这个异想天开的小说里，进进出出的却是一个无可无不可、周身弥漫的是没有形状的何开来。“同居”首先面对的就是性的问题，这是一个让人紧张、不安也躁动的事物。但在何开来那里，一切都平静如水、处乱不惊。何开来并不是专事猎艳的情场老手，重要的是他对性的一种态度；当一个正常的男性对性事都失去兴趣之后，他还会对什么感兴趣呢？于是，他不再坚持任何个人意志或意见。柳岸说要他在房间铺地毯，他就去买地毯；柳岸说他请吃饭需要理由，他说那就你请。但他不能忍受的是虚伪或虚荣，因此，他宁愿去找一个真实的小姐也不愿意找一个冒牌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何开来的原则是不能换取的，这就是何开来的内部生活。

北北的《风火墙》与她此前的作品相比风格和题材大变。她离开了当下，将笔触延伸至民国年间。文字和气息古朴雅致，一如深山古寺超凡脱俗。表面看它酷似一篇武侠小说，突如其来的婚事，却隐藏着寻剑救人的秘密。那是一把价值连城的剑，然而一波三折寻得的却是一把假剑，几经努力仍没有剑的踪影。但寻剑的过程中福州侠女、新青年吴子琛一诺千金、智勇过人的形象却跃然纸上。如果读到这里，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部新武侠或悬疑小说。但事情远没有结束。新文化新生活刚刚勃兴，吴子琛寻剑是为救学潮中因救自己而被捕的老师。小说在隐秘的叙事中进行。李家大院不明就里，新婚多日李宗林听墙角也没听出动静，新人神色正常，毫无破绽。表面越是平静李宗林的内心越是波澜涌起。没有肌肤之亲的百沛与妻子吴子琛却情意深长、心心相印。是什么力量使两个青年如此情投意合，李宗林当然不能理解。新文化运动虽然只是背景，但它预示了巨大的感召力量。形成对比的是没有生气、气息奄奄旧生活的即将瓦解。李宗林一生都没有搞清楚在与太太的关系上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说，《风火墙》也是一部女性解放的小说。但这更是一部关于爱情的小说。有趣的是，北北将情爱叙述设定为一条隐秘的线索，浮在表面的是摇摇欲坠、分崩离析的家族关系。父亲李宗林秉承家训，宁卖妻不卖房，但内囊渐渐尽上来的光景，使李宗林力不从心、勉为其难，他急流勇退将家业交给了儿子百沛料理。一个日薄西山的家族喜从天降，大户人家吴仁海愿将千金吴子琛下嫁给百沛。但这个婚事却另有弦外之音。吴子琛处乱不惊，运筹帷幄，虽然将李家搜索得天翻地覆，但芳心仍意属百沛。她心怀叵测但百沛却毫无怨言“由着人家指东打西”。新文化新女性的魅力不着一字风光无限。我惊异的是北北的叙事耐心，她不急不躁、不厌其烦地描述着李家的外部事物，但内在的紧张一直笼罩全篇。没有信誓旦旦的海誓山盟，就是这样的新生活新爱情，连行将就木的李宗林也被感动得“鼻子一酸”。“这一刻，他真的在羡慕百沛”。精心谋划的结构和深藏不露的叙事，是《风火墙》提供的新的小说经验。

余一鸣的《入流》构建了一个江湖王国，这个王国里的人物、场景、规则等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但是，这个陌生的世界不是金庸小说中虚构的江湖，也不是网络的虚拟世界。余一鸣构建的这个江湖王国具有“仿真性”，或者说，他想象和虚构的基础、前提是真实的生活。具体地说，小说中的每一处细节，几乎都是生活的摹写，都有坚实的生活依据；但小说整体看来，却在大地与云端之间——那是一个距我们如此遥远、不能企及的生活或世界。《入流》构建的是一个江湖王国，这个王国有自己的“潜规则”，有不做宣告的“秩序”和等级关系。有规则、秩序和等级，就有颠覆规则、秩序和等级的存在。在颠覆与反颠覆的争斗中，人物的性格、命运被呈现出来。在《入流》中，白脸郑守志、船队老大陈栓钱和月香、三弟陈三宝、大大和小小、官吏沈宏伟等众多人物命运，被余一鸣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地表达出来。这些人物命运的归宿中，隐含了余一鸣宿命论或因果报应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决定了他塑造人物性格的方式和对人物归宿的处理。当然，这只是理论阐释余一鸣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小说在具体写作中，特别是一些具体细节的处理，并不完全在观念的统摄中。在这部小说里，我感受鲜明的是人的欲望的横冲直撞。欲望是每个人物避之不及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个欲望的幽灵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处不在，它在每个人的身体、血液和思想中，它支配着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

南飞雁因《红酒》一鸣惊人。他的《灯泡》写了一个“黑嘴”，“黑嘴”穆山北这个人物似乎在哪见过——或许就是我们自己。大学一毕业就觉得天降大任了，遇事总要较真，特别是对那些约定俗成或“潜规则”的事务。因为年轻，总是用理想主义的方式对待所有的事情。在那些昏暗的事务之间，年轻人非常容易成“灯泡”照亮世间的隐秘。穆山北就是这样一个灯泡。穆山北与二〇〇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阎真的《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是一个谱系中的人物。池大为毕业后坚持做一个“清流”，但多年稳定在科员的位置上得不到提拔。世俗世界有巨大的耐心和改造的力量。池大为最终妥协了，也终于被提拔为“局长”。池大为是穆山北的前辈，他们的青春经历也大体相似。不同的是池大为只是不合作，而穆山北则变本加厉，是一个人见人怕的“黑嘴”。他们相同的是没有领取进入社会的“通行证”或“准入证”。在黑格尔那里，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决定了你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社会。同理，如果你对社会意识形态置之不理、置若罔闻，或明目张胆地抵制，那就意味着你永远进入不了这个社会。在查尔斯·泰勒那里就是“承认的政治”。你认同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意味着迟早被“承认”，反之亦然。

十年来，新老作家在中篇小说领域共同谱写了新的篇章，使这个文体更加成熟。在文学日益“小众化”的时代，它将高端艺术追求的深刻、价值和意义的属性表达得更为充分，从而越发显示了文学的不可替代。也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让人无比遗憾的选本：能够进入这个选本的中篇作品难以计数，再三斟酌难以取舍，但篇幅所限只能勉为其难。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