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陈志华先生在“文革”期间起意酝酿并与1978年写就的，建筑史研究中第一部关于园林艺术中西交流方面的著作。1989年收入作者《外国造园艺术》一书由台湾明文书局出版。这次我社首次将其独立刊出，并要作者对全文作了进一步的增补和修订，使之成为更加翔实和完备的一部著作。

本书主要讲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对中国造园艺术的知识和看法，却对在中国造园艺术影响下的英国自然风致式园林和图画式园林以及稍后的法国自然式园林的作品很少介绍。作者还增加一些插图，表现17—19世纪西方园林当时的情况，有许多是铜版画，其中有不少是复制品，而且复制过几次，所以并不很清晰，但很真实。

前言

一　18世纪以前的欧洲造园艺术

二　18世纪上半叶欧洲的“中国热”

三　教土和使节初识中国造园艺术

四　英国的自然风致园

五　英国的图画式园林

六　进一步认识中国造园艺术

七　法国的中国式园林

八　中国造园艺术在德国

九　欧洲园林中的中国式造园手段

十　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衰退

主要参考文献

史料补遗

后记

勃朗的作品很多，并且被任命为宫廷造园家，因而影响很大。他最终形成了自然风致园这个造园艺术的新流派，生前就赢得了很大的荣誉。当时就有人说，很少有哪一个绅士不去找勃朗，请他改建花园，或者至少提几条意见，他的绰号“Capability”，就是因为他有求必应，不论改建哪个花园，他都说“行，行”。

所谓自然风致园，最纯净的形态就是把花园布置得像田野牧场一样，就像从乡村的自然界里取来的一部分。当年艾迪生提出的设想，大致就是这样。当然，这是经过加工提炼的田园牧场，它更加优雅、宁静、清爽。勃朗喜欢把陡彼搞得平缓一些，河岸简洁一些，大致平行，把杂沓的树木伐掉一些，他追求的是冲淡恬静的风格。

大约在1748年至1750年间，勃朗改建了先后由布里治曼和坎特设计过的斯道维花园。有一张鸟瞰图(1769年Desmadryl绘)遗留了下来，从图上看，没有轴线，没有直路，没有对称布局，没有几何式的花圃。所有的道路都是曲曲折折，在草地和树木之间绕来绕去。树木或者成丛成片，或者三三两两，有疏有密，散布在草地上。小河和湖泊也是两岸弯弯，一忽儿宽，一忽儿窄，形状自然，岸边芳草萋萋。有一些小建筑物点缀在各处，大多是希腊式的。还有中国式的石拱桥，一直遗留到现在。

18世纪中叶，这种自然风致园在英国风靡一时，古典主义造园艺术的统治地位被取代了。有一些原有的古典主义的园林也被改造掉了。这种附属于新贵族庄园的自然风致园，经济、闲适，具有日常起居生活的散逸情趣，同以勒瑙特亥为代表的法国式园林对立。

这样的自然风致园确实是英国人独创的英国式园林，英国人一向很以为荣。不过，在它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得到过中国经验的启发，借鉴过中国的手法和题材，这是毫无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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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秋初，树叶的颜色开始递变，黛绿问疏黄，残红隐现。地面撒落着细长的柳叶、阔大的桐叶、像桂花似的不知名的黄色碎点……统统织入树枝的网状投影里。一年一度春秋，老人们依然在攀登他们的人生之路，虽然明知体质一年不如一年了，谁也违抗不了自然规律。其实，景物也一样，今天的春花秋叶已不是去年的她们。十年树木，这个公园的开辟不足十年，已森森然；百年树人，婴儿与老人间似乎遥远，但今天相遇在小小的公园里，展现了人生的短促。人们眼前只见到老人的病痛，看不到他们已为人类社会付出的艰辛。人老了，人老得如此快，极少人能躲过老年的病痛与孤独，确乎，人生最苦是晚年。在这个小小的公园里，释迦牟尼看到了生、老、病、死，因之他出家成佛去，为了永生吧!确乎，躯体必将消灭，但却有永不消灭的思想，思想即佛，佛即思想，思想者立地成佛。

从释迦牟尼想到他的成佛之处菩提树下。我先没有见过菩提树，五十余年前经过锡兰(今斯里兰卡)科伦坡，像印度一般的民俗风貌，小贩卖点心有用菩提树叶包托的，我触景记下了感受：南国、古国、佛国，邋遢与乌黑。今日人间穷个不得了，科伦坡犹如吉布提(非洲一港口)，无端向人讨来一片菩提叶。

光阴似箭，今日自己也老了，被无情的岁月推入了老年的行列，无奈激情不肯老，适应不了老年生活规律，打牌、下棋、养鸟、种花都不能吸引我，到这公园来漫步是等待成佛的惟一通道了，我在此寻找菩提树，没有。有，发现棵棵都是菩提树，菩提树的根原来伸展在各人的心脏深处。

1978年大难刚过，看到一份资料，知道全国各地有许多珍贵的古代园林在那场昏天黑地的十年“革命”里遭到破坏，有的甚至干净、彻底地毁灭了。这些破坏和毁灭，并不是由于万不得已，仅仅是因为某些人的无知和蛮横。大家愤慨之余，有的就怂恿我把中国造园艺术曾经在欧洲发生的影响写出来，好教那些入知道中国造园艺术在世界文化史里的地位，懂得爱惜。我抱着“匹夫有责”的心情，着手这项工作。我想，更多的人知道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世界意义，总会有助于抵制那些人的蛮横。因此，就顾不得自己的学力单薄了。希望这篇文章的读者体谅我的用心，不要责我太深。

着手之后，我发现，所谓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其实是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理想、伦理医德发生全面兴趣的一个表现。18世纪的欧洲，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正深入地进行着社会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法国则正酝酿着更加剧烈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历史的大变动时期，在欧洲起着带头作用的英国和法国向东方寻求智慧，于是，传教士、商人、使节们把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技艺、文化等大量介绍到了欧洲，其中也有造园艺术。欧洲入正是在这个关于中国的知识的总体的联系中了解中国造园艺术的，结合着各国具体的历史情况。要深入地而不是泛泛地写这篇文章，头绪很多。虽然从17世纪之末到1 9世纪之初，欧洲各国都有过“中国热”，但是，各有各的原因，各有各的特点，侧重之处不同，时间也先后参差。因此，不能把欧洲简单地当作一个整体来写。可是，欧洲各国的关系又非常密切，人物和著作经常交流，彼此反复影响。怎样把事情写清楚，有条有理，而又不把纷纭复杂的关系简单化，确实很不容易。我把文章的结构拆改了几次，最后采用了有分有合、分合穿插的写法，并且以和中国文化接触最多并且引领欧洲文化思潮的英国和法国为主，舍去了一些次要的国家。

园林不同于建筑物，它比较容易改造。18世纪中国影响正盛的时候，欧洲大量的中国式花园是改掉了原有的古典主义花园而形成的。19世纪初，潮流变化之后，中国式的花园又被改掉了。真正还保留着1 8世纪面貌的花园，在欧洲已经寥寥无几。既然实物所剩不多，我这篇文章主要的内容，就是1 8世纪欧洲造园艺术思潮在中国造园艺术影响下的重大变化。这一百多年里思潮的变化远比园林本身的变化有更大的学术意义。园林的变化不过是这一番思潮变化的插图而已。如果有读者对这时期英国、法国的园林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写的《外国造园艺术》(河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那里写得比较详细。关于中国造园艺术对1 8世纪欧洲造园思潮的影响，资料相当丰富，引多了，怕读者觉得沉闷，引少了，又不足以反映当时欧洲人对中国造园艺术那种热烈爱好的劲头。左思右想，我把各节的架子搭得大一点，完整一点，有点独立性，这样，可以多容纳几段资料。同时，读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可以不必一气呵成，分节读，不至于很沉闷。

为了帮助分节阅读的读者对这一段历史有一个完整的印象，我先给它勾画一个简略的轮廓。

欧洲的近代造园艺术，16世纪时在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兴起，到巴洛克时期而极盛。它的主要特征是循山坡的台阶式园林。随着意大利文化的传播，造园艺术也传到了法国、英国等国家。

17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君主集权制度发展到最高峰，改造了从意大利传来的造园艺术，形成了古典主义造园艺术，以对称的几何形布局为基本特色。当时法国文化在欧洲居于领导地位，这种古典主义造园艺术就传遍了英国、德国、俄国，总之，整个欧洲，而以宫廷园林为代表。从此，它成了欧洲造园艺术的正宗。这种园林几乎图解了君主集权制度，以宫殿或府邸作为构图的中心，从它们延伸出强有力的轴线，统率整个园林。

到1 8世纪初年，法国的绝对君权已经衰落，古典主义的权威就不免动摇。同时，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欧洲有许多商人和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带回去的大量商品和书面报告，在欧洲人眼前展现了一个前所未知的、水平相当高的文化，十分新奇。于是在欧洲形成了“中国热”，带头的是法国入。是法国的来华传教士最早介绍了中国的造园艺术。

中国造园艺术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实际的影响。1 8世纪上半叶，英国资产阶级牢固地掌握了政权之后，紧接着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带头产业之一是毛纺业，于是遍英国很快布满了草地牧场。于是，草地牧场的审美价值被认识到了，英国人便抛弃了法国古典主义式园林，兴起了一种新的园林，叫做自然风致园(Landscape Garden)。

18世纪下半叶，随着先浪漫主义潮流的发展，这种园林又进一步发展成图画式园(Picturesque Garden)。这两种园林的形成，都受到过中国造园艺术的推动。它们以庄园府邸的园林为代表。

18世纪中叶，法国酝酿着资产阶级革命。启蒙思想家一方面从中国借用伦理思想，甚至政治观念，掀起了更加深刻的“中国热”的新高潮；一方面对已经进行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并且开始了产业革命的英国大为倾倒。因此，中国的造园艺术，主要通过英国的自然风致园和图画式园在法国流行起来。法国人把它叫做“中国式花园”(Jardin chinois)，或者“英中式花园”(Jardin anglo—chinois)。也有人把它叫洛可可式花园，与建筑中的洛可可风格联系起来。不久之后，它流行到德国、俄国、直至整个欧洲。德国的一位美学教授赫什菲尔德(Christian Cajus Lorenz Hirschfeld，1742—1792)1779年在《造园学》(Theorje derGartenkunst)里不大满意地写道：“现在人建造花园，不是依照他自己的想法，或者依照先前的比较高雅的趣味，而只问是不是中国式的或英中式的。”他无可奈何地承认了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影响的广泛。

到19世纪初，由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震荡了整个欧洲，思想文化潮流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学习中国造园艺术的热潮才平落下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热”完全消失。但是，欧洲的造园艺术也没有回到纯净的古典主义去，至今仍以自然风致园为基调。所以，可以说，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一直维持到现在。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情况之热烈，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是少有的。这一场造园艺术的“中国风”，牵动了欧洲18世纪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包括英国的坦伯尔、谢夫兹拜雷、艾迪生、蒲伯，法国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德国的康德、歌德、席勒。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事件。

说来也怪!这篇长文章的写作，竟是在天昏地暗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起意酝酿的。

1968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了学校，一位二十几年的老同学、老同事，揭发我在《外国建筑史》教科书里含沙射影，恶毒攻击“大跃进”，于是我就成了“牛鬼蛇神”，第二年被发配到鄱阳湖边一个农场劳动改造。那个农场本来就是个劳改农场，因为血吸虫闹得太凶，把劳改犯撤走了，空着，就把“走五七道路”的教师弄去了，我们一批牛鬼蛇神掺在里面，背后有专任的革命者盯着。

虽然农场里的生活和劳动十分艰苦，甚至常常搞些恶意的折磨，再加上频频刮起一场又一场杀气腾腾的“运动”，但还是比在学校里天天装疯卖傻搞山呼万岁的早请示、晚汇报舒畅一点。于是，当油菜花盛开、云雀欢唱的季节，倒还有心情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和我们自己劳动成果的美。欣赏多了，渐渐引发了心里积存已久的对园林艺术的美学思考。不过，那时候我们身边唯一的印刷品是四卷雄文，加上每天都筋疲力尽，所以有些事只能想想罢了，由此引起的“灵魂深处一闪念”也不能真的放在心上。

最忠心的“接班人”摔死之后，不久，我们回到了北京。虽然我仍然在牛鬼蛇神一类，要到工地上、菜窑里去干活，要掏粪、扫厕所、起猪圈，还要时不时地给工农兵学员当反面教材，在批斗会上弯腰接受批判。但是，在北京，只要机灵一点，想点儿鬼点子，总能够找机会看点书了。比如，绝早起来冲洗完厕所，选一个靠窗的坑位蹲下，栓上小门，可以看好几页书。晚上，到混凝土搅拌机房看书，那儿有灯而没有人。如果书比较薄，就用手电照着在被窝里看。在燕山石油化工厂劳动的日子最好了，那里的职工医院急诊室门外电灯很亮，又有长凳子可坐。

这样坚持读书，是因为根本不相信那个要挽救全中国的“伟大创举”是正确的，不相信全部知识是九分撒谎一分无用，更不相信那种日子能长期折腾下去。我有罪吗?不，没有；我是废物吗?不，不是；我应该被赶出学校吗?不，早晚要离开学校的不是我，是那些口口声声要永远占领教育阵地的“沙子”们。正是凭着这份自信，我活着，而且想尽方法继续学习。

但很难，难在得不到可以阅读的书。于是，利用每个礼拜天，到处去找书，上找到了科学院，下找到了街道阅览室。但是，处处都只有那几本“红宝书”。有一回，我闯进北京大学，竟发现那里的图书馆不但开着，而且依旧什么书都能看。我先是壮着胆子每个礼拜天都踅进它的综合阅览室坐一整天，不巧，有一次，几个奉命设计北京图书馆新馆的老同学去调研，认出了我，向工宣队告了密，我被训斥了一顿，又听了一遍“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教育。我却忽发奇想：去借几本书回家看，岂不安全。真要感谢北大的光荣传统，我到外文系图书馆，没有介绍信什么的，只靠毫无凭信价值的签名，就把书借回来了，像做梦一样。那种情况下，看书当然不可能有系统，不可能有明确的专题，有一回，我借来了法国17世纪的((圣西门回忆录》，想多了解一下有关凡尔赛宫的情况。我本来是担任外国建筑史教学工作的，我有责任尽一切可能去提高我的教学水平。虽然工宣队的“沙子”们已经无数次告诫我，即使将来建筑系恢复，也决不会再开外国建筑史这门课了，因为它的全是帝王将相的东西，充满了“封资修”的毒汁。而且，即使要讲一点点，也决不会再让我上讲台了，因为我恶毒地攻击过“大跃进”，死不认罪。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自认为有足够的知识判断那一场浩劫是疯狂的野蛮，野蛮的疯狂。我必须为以后的工作做好准备。

这本《圣西门回忆录》在东郊外交官俱乐部工地上又被一位老同学发现了，告到工宣队，“沙子”们这一次的批评更凶狠，提到了“被打倒的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非常尖锐”。

但我还是躲在职工医院的急诊室门外读完了这本书，学到了不少知识，尤其是关于凡尔赛园林的设计和建造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刚愎自用，但他对造园家和建筑师倒还有相当的尊重，认识他们的价值，能和他们交朋友，这一点使处于困境的我大受感动，和在农场感悟到的那些关于造园艺术的想法一接上头，我的阅读就渐渐向法国的造园艺术倾斜过去。

终于，那一场可耻又可怕的动乱结束了，世态渐渐平静，我打算把法国的造园艺术写一写。这时候，听到说，“革命”横扫掉了大部分的江南园林，一些朋友因痛心引起激愤，建议我先写中国造园艺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它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好教那些破坏者和麻木不仁者知道悔恨，知道羞耻，并且凭吊文化的凌替。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不但看了当时可以看到的西方园林史的书，而且把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里从17世纪到19世纪几乎全部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商人和使节们的报告和游记翻了个遍，包括原来北京北堂的藏书。在北京图书馆读书的那些日子，一大早骑车进城，在平安里吃过早点，开馆之前赶到图书馆门外稍等片刻，进去在外文善本阅览室里坐半天，北京图书馆中午不休息，但外文善本室只有一位管理员，要关门到两点再开，于是，我中午到北海公园门口买几个包子吃，回到图书馆，踢开北墙根的枯枝败叶蜗牛壳，就地躺一会儿，任蚂蚁咬一身疙瘩。下午再来坐半天，闭馆时分出来，到家已是晚上，匆匆吃点东西，还要翻译、整理一天抄录的资料，直到半夜。外文善本室的管理员是一位白发老太太，燕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待我非常和善，几次三番跟我说，她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了，我是唯一一个看这些书的读者，使她很感到高兴。我一张又一张开出借书单，她一趟又一趟穿过小院把又大又笨又重的书在库房和阅览室之间搬来搬去。有一天下雨，她不能把这些宝贵的书在露天之下拿过，不得已，便自作主张叫我到库房里去看。从这天起，我索性天天进库房读书，老太太在外面把门锁上。

就这样，闹到年底，凑凑付付写出了这篇长文。但这长文有个大毛病，就是主要讲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对中国造园艺术的知识和看法，却对在中国造园艺术影响下的英国自然风致式园林和图画式园林以及稍后的法国自然式园林的作品很少介绍，这固然主要是因为那些园林大多已经变了形，现在的已经不是当初的了，连插图都难找，还不如不写，只写英国人和法国人当初认识中的和动手模仿的倒更真切一些，同时也因为太过于扣紧“影响”这个动名词，并且尽力避免枝蔓所致。后来，我又专门写过一篇“英国的造园艺术”和一篇“法国的造园艺术”，把这个缺点顺便补了一下漏。不过，我不打算趁这次出版这篇长文的单行本之际把那些部分移置过来。一是因为这一篇已经很长，如果把英国的写具体了，那么，还有法国的呐；二是因为这一篇已经完整，主题也很明确，不补充也是可以的了。如果读者希望更细致地了解在中国造园艺术影响之下的英国园林和法国园林的作品，就请看我写的这两篇文章罢，收在《外国造园艺术》里(河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出版)。

我努力增加一些插图，表现17—19世纪西方园林当时的情况，有许多是铜版画，其中有不少是复制品，而且复制过几次，所以并不很清晰，但很真实。我想，就这篇长文来说，插图的真实性远比清晰重要得多，请读者原谅罢。

我还请读者注意，在欧洲大刮“中国热”这阵风的时候，“康乾盛世”下的中国也正大大方方地引进西方文化。包括自然科学、绘画、工艺美术和建筑，也有造园艺术，圆明园内“西洋楼”和“大水法”就是这个时期建造的。这时期的中西文化影响是双向交流的，如果有兴趣，倒是个不妨研究一下的好题目。

2005年10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