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上层社会生活为背景，以于洛·德·埃尔维男爵一家的命运为主线，描写了主人公贝姨在巴黎各时期度过的不同日子，反映了贵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没落以及新的社会形势的到来使得人们无所适从，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本性跟以往的统治者一样，人们的生活只能靠自己。形形色色的人物，错综复杂的情节，灵与肉、情与仇、善与恶之间惊心动魄的搏斗，构成了一幕淋漓尽致的人间悲喜剧，一部五光十色的风化史，一曲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无尽的挽歌。

巴尔扎克(1799-1850)，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本书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贝姨是巴尔扎克笔下相当特殊的一个形象，她为某种情欲所左右，但色调构成却十分复杂。

出版说明

译本序

正文

男爵夫人在一张一八0九年前后一定十分漂亮的小长沙发上坐下，向克勒韦尔指了指一把扶手椅，示意他坐下。椅子扶手的末端雕着青铜色的斯芬克司头像，油彩成片剥落，多处露出了木头。

“夫人，您这样严加防范，倒是个好兆头，像是接待……”

“一个情人是不是。”她打断上尉的话，接口道。

“这样说还不够劲儿，”他右手放在心口，眼睛骨碌碌地转。冷静的女子见到这种眼神，几乎总会发笑；“情人!情人!该说中了魔的情人吧?”

“听着，克勒韦尔先生，”男爵夫人说，她严肃得笑不起来。“您五十岁了，比于洛先生小十岁，这我知道；但是，在我这个年纪，一个女人要干荒唐事总得有些理由，因为人家英俊，年轻，有名望，功劳大，因为一些令我们眼花缭乱的荣耀，我们忘记了一切，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如果您有五万法郎的年金，您的年纪也把您的财富抵消了；所以，一个女人要求的一切，您一样也没有……”

“有爱还不成吗?”上尉边说边起身走过来，“爱情……”

“不，先生，那是死心眼儿!”男爵夫人打断了他，不让他继续讲可笑的话。

“对，死心眼儿加上爱情，”他又说，“但不止这些，还有权利……”

“权利?”于洛夫人嚷了起来，一脸的鄙夷、藐视和愤慨。“可是，”她接着说，“用这种口气，我们永远谈不完，我请您来，不是为了谈那件导致您这位亲家不能登门的事……”

“我原以为……”

“又来了!”她说。“先生，我能这样放肆和满不在乎地提到情人，爱情，那些让女人最难以启齿的事情，您难道看不出是因为我完全有把握守得住妇德吗?我什么也不怕，甚至不怕关起门来同您谈话会受到猜疑。一个弱女子会这样做吗?您十分清楚我为什么请您来!……”

“不清楚，夫人。”克勒韦尔做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说。

他抿紧嘴唇，重新摆好姿势。

“那好!我的话不长，省得双方多受罪。”于洛男爵夫人望着克勒韦尔说。

克勒韦尔带着嘲讽意味行了个礼，在行的人从中大概可以看出一个前旅行推销员的派头。

“我们的儿子娶了您的女儿……”

“要重新来过就好啦!……”克勒韦尔说。

“那这桩婚事就成不了，”男爵夫人急忙说，“这我料得到。不过，您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我的儿子不仅是巴黎第一流的律师，一年前还当上了议员，初进议会就表现不俗。可以预料，无需多久，他就会当上大臣。维克托兰做过两次重要法案的报告人，要是他愿意，可能已经成为最高法院的代理检察长了。如果您的意思是有个没有财产的女婿……”

“一个我不得不接济的女婿，”克勒维尔说，“我觉得这比没财产更糟糕，夫人。我给了女儿五十万法郎陪嫁，其中二十万天知道花到哪儿去了!……令郎拿去还债，为房子置备古里古怪的家具。一所五十万法郎的房子，收益还不到一万五，因为他自己住了最好的部分。他还欠二十六万法郎的房款……收的房租勉强够付欠债的利息。今年，我给了女儿大约两万法郎，使她能收支相抵。可我的女婿呢，听说他原先在法院挣三万法郎，现在却为了议会荒废法院的业务……”

“克勒韦尔先生，这个扯远了，离开了正题。但咱们把这个话题说完吧。要是我儿子当上大臣，要是他帮您获得荣誉勋位四级勋章，又给您弄个巴黎市参议员当当，您这个从前卖花粉的，就不会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吧?……”

P4-5

一

“爱人，想想我们曾经见过的东西，佐凉夏的美丽的早晨：／在小路拐弯处，一具丑恶的腐尸佐铺石子的床上横陈，俩腿跷得很高，像个淫荡的女子，／冒着热腾腾的毒气，／显出随随便便、恬不知耻的样子，／敞开充满恶臭的肚皮。／太阳照射着这具腐败的尸身，／好像要把它烧得熟烂，／要把自然结合在一起的养分佰倍归还伟大的自然。／天空对着这壮丽的尸体凝望，／好像一朵开放的花苞，／臭气是那样强烈，你在草地之上／好像被熏得快要晕倒。／苍蝇嗡嗡地聚在腐败的肚子上，／黑压压的一大群蛆虫纵肚子里钻出来，沿着臭皮囊，／像黏稠的脓一样流动。／这些像潮水般汹涌起伏的蛆虫／哗啦哗啦地乱撞乱爬，衡像这个被微风吹得膨胀的身体胚在度着繁殖的生涯。……”

诗句摘自波德莱尔的《腐尸》。读及《贝姨》中有关瓦莱丽之死的章节，每每使我想起这首稀世之作。我总觉得，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两位大师笔底的神韵是相通的。

诗，是象征的，也是朦胧、多义的。一具被描绘得淋漓尽致的腐败女尸，曾引起人们多少关于美与丑、真与伪的联想。巴尔扎克擅长写实，但也从不作茧自缚。象征、浪漫、神秘、怪诞熔于一炉，使其作品更呈多姿多彩的风格。

总体而言，《贝姨》自然属写实之作。但瓦莱丽的不治之症，无名溃烂，恶臭盈室，——她“变得其丑无比，没了人样!……头发牙齿都掉光了，样子像麻风病人，连自己看了都害怕；手肿了，长满暗绿色的脓疱，简直不堪入目；她搔来搔去，脱落的指甲落在创口上；总之，手脚全烂了，流着脓血。”——一位绝色佳人，旦夕之间竟变成了一堆烂肉，一堆垃圾，其中是否也包含着某种象征意味呢?!作家把这部作品称之为“惊心动魄的巴黎风化史”，而瓦莱丽与克勒韦尔的双双烂死，可谓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巴黎风化”之败坏、之丑恶、之糜烂、之不可救药，均凝聚于此，同样可以诱发人们丰富的联想。

巴尔扎克素以对败德恶习的无情揭露和鞭笞著称。法国社会这位铁面无私的书记官，忠实而艺术地记录了一八一六至一八四八年间的沧桑变化。一幕幕伤天害理的惨剧，一个个欲壑难填的人物，令人不寒而栗，过目难忘。作家为此而蒙受过“不道德”的诘难。然而，巴尔扎克在晚期创作中掷出的这部《贝姨》，更把这种“不道德”推到了极致。这是一幅淫荡与铜臭、堕落与腐败的图画；一组畸形、病态的形象，其污秽丑陋的程度，在《人间喜剧》中亦属罕见。

二

淫棍与荡妇组成的情欲横流的王国，在作品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小说以克勒韦尔向于洛的妻子阿黛莉娜卑鄙求欢开篇，以于洛与女仆阿伽特闹剧般的偷情和完婚结束。其中有于洛男爵为不断追求外遇而卖官鬻爵、而营私舞弊，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仍不移本性；有克勒韦尔凭藉腰缠万贯，厚颜无耻，荒淫无度，直至糜烂而亡；有斯坦卜克为美色所迷而抛弃家庭、抛弃艺术，终于一事无成；有瓦莱丽惟钱是视，出卖色相，同时与四五个男人狡黠周旋，最后招致杀身之祸……淫欲的肆虐泛滥，达到了变态、疯狂的地步。

像巴尔扎克的许多创作一样，这也是一部近距离反映现实的作品。作家动笔于一八四六年八月，一八四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二月三日在《宪政报》上连载，一八四六与一八四七年之交修订编辑成书，一八四八年收入第一版《人间喜剧》第十七卷。而作品主要情节的背景年代是一八三八年七月至一八四六年二月，因此，可以说作家所写的是刚刚过去的、甚或是尚未完全过去的生活。

这段时间，属七月王朝的后半期，是社会弊端日益显露的时期。马克思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的卖淫，一样的无耻欺诈，一样的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了。”

马克思从腐败的现实中探寻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的根由。巴尔扎克对革命不感兴趣，甚至颇有抵触，但他却以史家的真诚和艺术家的敏感，勾勒出这幅荒唐绝伦的图画，仿佛也预示了现存秩序的难以为继。美，经不住丑的强力压榨；善，在恶的逼攻下土崩瓦解。一切纯洁的都被玷污了，一切正直的都被扭曲了，一切美好的都被毁灭了。美丽贞洁的阿黛莉娜，长期忍辱负重，精神备受折磨。她曾断然拒绝过克勒韦尔的勾引，但为了使家庭免受丈夫“风流债”带来的灭顶之灾，竟不得不反过来搔首弄姿地去主动勾引克勒韦尔，读来令人百感交集。拿破仑麾下硕果仅存的宿将，德高望重、清廉正直的老于洛元帅，竞为亲兄弟的腐化堕落、胡作非为而无地自容、一命归西。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遭到一次又一次悲剧式的打击。

三

于洛男爵和暴发户克勒韦尔，从社会的两个层面走向同一个渊薮，所包容的社会内涵却不尽相同。

于洛“纯粹是国会派，拿破仑派，帝政时代的旧人”，既有光荣的过去，又有显赫的地位，但他却耽于女色，一味沉沦，成了“为女人不惜出卖国家”的男人。歌女约瑟法对他甩出的一句讽语，看似无心，实则颇有深意：“你哭啦，帝国完蛋啦!我来向帝国致敬。”可以引为旁证的是，书中作为糜烂生活代表的瓦莱丽，竟与拿破仑时代亦有所瓜葛。她是拿破仑手下名将、法兰西元帅蒙柯奈伯爵的私生女。如果人们透过这对男女的丑剧，联想到帝国精神的灭亡，英雄时代的结束，恐怕不能算是穿凿附会吧。阿黛莉娜的坚贞不渝，大度宽容，老于洛元帅的严词呵斥、忧愤身亡，都只能使于洛忏悔于一时，而无法剪除其劣根。这组形象的对照，更突出了腐化力量的势不可挡，英雄主义的彻底泯灭。“一八三。年完成了一七九三年的大业。从此法国只有显赫的姓氏，没有显赫的世家了，……一切都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最聪明的人把财产存了终身年金。家族观念被摧毁了。”

于洛在风月场里鬼混，是以经济的破产、官职的丢失和家庭的毁灭为代价的，其根本原因是他缺乏足够的财产。而退休的花粉商克勒韦尔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这是一位暴发户的典型，他从一个伙计成为花粉店的老板，此后，便仗恃财力出任副区长、区长，还大腹便便地着上军装，成为国民自卫队上尉，并获荣誉勋位四级勋章，而且，他还并非痴人说梦地幻想着当议员和部长。克勒韦尔之所以能成为角逐场上的胜利者，是因为他有钱，因为他掌握时代的脉搏，深知金钱的重要：“没有钱，在眼前这个社会组织里是最要不得的苦难。我是这个时代的人，我崇拜金钱。”他的放荡与发迹、腐化与升迁并行不悖，盖源于这一铁的法则，体现了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不爱你?瓦莱丽，我爱你像爱一百万法郎!”“不够!……我要你爱我像爱一千万!”克勒韦尔与瓦莱丽的精彩对白，为淫欲与金钱这对怪胎的孪生关系作了绝妙的注脚。

巴尔扎克总是忘不了“金钱”这个“心爱的”题目：“从前，钱并不是一切；大家承认有高于它的东西，例如高尚、才于、为国效力；但如今，法律把金钱定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当作政治才能的基础!……在发家致富的需要和使用各种卑鄙无耻的伎俩之间，再没有什么障碍了。”作家所要揭示的，正是金钱主宰一切的时代的卑污与丑恶。

四

李斯贝特·斐歇(人称“贝姨”)，不论是否可以算作全书最主要的主人公，至少是个关系全局的人物，巴尔扎克落墨的重心之一。与另一位主角于洛男爵相比，虽同为某种情欲所左右，但贝姨的色调构成却要复杂得多，因而也带来了理解的困难。

集“丑”与“恶”于一身，是人物给读者的第一印象。“瘦削的身材，褐色皮肤，油亮的黑发，虬结成簇的浓眉，又长又粗的胳膊，肥厚的脚，猴子般的长脸上长着几颗疣；这便是粗粗勾勒的这位老处女的肖像。”又是一幅令人生厌、令人生畏的速写。而统驭人物行为的“情欲”，则是“出奇的嫉妒”——“嫉妒便是这个怪人的基本性格”。她那从少年时代就燃起的妒忌之火，“像瘟疫的菌”，侵扰着自己的灵魂，也破坏别人的幸福；在与瓦莱丽的淫荡结合后，更形成为一种巨大的、甚至能“毁灭整个城市”的邪恶力量。

但是，贝姨的形象又远非单纯的“恶人”。巴尔扎克把《贝姨》与《邦斯舅舅》同列于《穷亲戚》的总题之下，而“穷亲戚”却是贫富分化的社会中的受害者，作家对之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老音乐家(指邦斯舅舅——笔者注)是穷亲戚，心地善良，受到不公正的重压；贝姨是穷亲戚，生活在三四个家庭之间，受到不公正的重压；一心要为她的痛苦复仇。”由遭受“不公正的重压”而生嫉妒之心，由嫉妒而不择手段地报复，这就是贝姨的贯串线索。人们难以用行动的卑劣可鄙去否定其动机的合情合理，人们也难以用动机的情有可原来肯定其行为的刁钻狠毒。形象的底色就是复杂微妙的。

不仅如此。在作家笔下，贝姨还是一个处于“野蛮人”和“文明人”、或者说是“乡下人”和“巴黎人”交叉点上的人物。作为“野蛮人”或“乡下人”，她贫困、勤劳、憎恨人间的不平等，具有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同时，她又丑陋、自私、狭隘、愚钝、凶狠、残忍。来到巴黎，在受到“京城的影响”、“知道了法律、认识了社会”之后，她开始用理智抑制情感，以“文明”驾驭“愚昧”，形成了更为复杂的色彩。一方面，贝姨对不平等的感受更加强烈了，因而复仇意识也更加强化。在乡下时，“丑姑娘做了漂亮姑娘的牺牲品，……李斯贝特在田里做活，堂姐却在家娇生惯养。”在巴黎，阿黛莉娜“嫁了个男爵，在皇宫里出风头”，而自己却二十年来都在“吃他们的残羹剩饭”，贝姨体验到的是“大贵族”与“穷女子”、“穷亲戚”与“整整一家有钱人”之间的悬殊地位。矛盾的性质深化了，贝姨的愤慨之中，似乎已包含着某种反叛的因素，致使于洛元帅视她为“人民的女儿”、“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另一方面，巴黎又以它的“文明”腐蚀着“这个乡下人的本性”。她一改在农村时要“揪掉堂姐鼻子”、撕破其衣衫的粗暴斗争方式，而变得工于心计，藏巧于拙，除了同谋者玛奈弗夫人外，至死也不向任何人透露她的复仇心愿和复仇计划。表面上对于洛一家亲亲热热，关心备至，暗地里却搅得阿黛莉娜一家鸡犬不宁，分崩离析。经过“文明”修饰的“野蛮”，显示了更加恐怖的力量。

如果我们不执拗于界定人物的正反面或规范其阶级属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通过贝姨的形象看到作家对社会堕落的深刻揭露。社会的不公正在制造着愤懑、叛逆，也在制造着畸形、变态；社会的腐败既侵蚀着于洛式的贵族，也侵蚀着贝姨一类的穷人。在对立的两极背后，同样可以透视到社会的深重罪恶。贝姨在千方百计戕害对手的同时，也使自己陷进了肮脏的泥淖，毒化了自我的灵魂，直至毁灭了自己的生命。巴黎时期的贝姨，嫉妒之火中已包含着对金钱、权势、虚荣的渴望。她是社会不公正的受害者，她也以不公正的手段来对付社会。

作家曾透露，这部作品是由“许多家庭的故事”组成的“可怕的小说”，而贝姨的形象是由“我母亲、瓦勒莫尔夫人和罗莎丽婶母构成的”。巴尔扎克依然遵循着他的典型化原则，把创作的根须深深地插入现实生活，以汲取丰盛的营养。同时，他也以他充满丰富想象的直觉的“一瞥”，洞悉人物的灵魂，开发出极富戏剧性的因素，达到了一种既真切厚实、又神奇诡怪的境界。作家在本书中曾感慨，要给人物“一个灵魂，把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塑造成典型，那无异于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取火种”。而法国著名传记作家莫洛亚把巴尔扎克称做是“普罗米修斯”，是否正是因为他以“盗取天火”般的精神，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灵魂独特的典型呢?!

贝姨这一典型，属于巴尔扎克风格，也显示着巴尔扎克创作的深化。人们看到的仍是一个“偏执狂”式的人物，她那嫉妒心贯串始终，成为形象的突出标志；但她又是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城市与乡村、文明与野蛮、反叛与沉沦，巧妙地交织于一体，融进了更多的生活内容和社会意识。“一切都具有两重性，甚至德行。”巴尔扎克在《(穷亲戚)题辞》里如是说，“人类大部分争执的起因，是既有智者又有愚人；由于他们从来只看到事情或思想的一个侧面，每个人又都认为惟有他们看到的那一面是真实完美的。”这种力求深入事物复杂性的自觉，为巴尔扎克的晚期创作、特别是人物塑造，带来了新的特色。

五

“……工作是一场累人的战斗，体格精壮结实的人对它既喜又怕，往往为之心力交瘁。当代一位大诗人提到这种可怕的劳作时，说：‘我一工作就绝望，丢下工作又难受。’世俗的人听着吧!倘若艺术家不是一头扎进创作，像库尔提乌斯毫不犹豫地跳进深沟，像兵士不假思索地冲入棱堡；倘若艺术家在火山口不像因塌方而被埋的矿工那样工作；倘若他望着困难出神，而不是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地去克服，像那些童话中的情人，为了得到他们的公主，把层出不穷的魔法一个个破除；那么，作品就一直完不成，只能在工作室里夭折……”作品中这番议论，包含着作家多少深切的体验，体现了作家多么执着的创作精神。个中三昧，岂是局外人所能尽知?

巴尔扎克无疑是一位充满灵感的天才作家，但他在文坛上的跋涉却决不是轻松的。到四十年代中期，作家的显赫地位已不可动摇，然而其心境却未见松弛。仿佛在艺术的殿堂里待得越久，他就越意识到艺术创造之艰辛；越是接近光辉的顶点，他就越感到背负十字架的沉重。在一八四五年底，巴尔扎克竟发出了“对《人间喜剧》我已不再感兴趣”的慨叹。也许是由于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他的创作也曾一度出现疲软。

可庆幸的是，仅隔半年，以一八四六年中《贝姨》的写作为标志，毅力顽强的巴尔扎克似乎又进入了一次新的亢奋状态。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并深为自己取得的成功而激动。

当小说开始在报上连载十天之后，巴尔扎克就得意洋洋地通报韩斯卡夫人：“《贝姨》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半个月后，他又信心十足地声称：“《贝姨》将进入我的伟大作品的行列”。此时的巴尔扎克，甚至感到自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光彩、更年轻、更多产”。

正因为作家在艺术实践中付出了“矿工般”的艰苦劳动，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仍不断向深处开掘、向高处攀登，才使他晚期的作品显得格外的深沉厚重；也正因为作家一次一次心甘情愿地投入这“累人的战斗”，一个一个地克服了艺术创作中的难题，才使他为每次的成功感到振奋、狂喜，——这正是一位不断求索、童心未泯的天才艺术家的可贵气质。

黄晋凯

一九八八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