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有句老话：关于我们的世界，答案不可能只有一个，在关于世界的种种答案里，个人只能知其所知。本书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费振钟的随笔集，收录了作者近年创作的随笔20篇。

为什么需要狐狸，如果狐狸是多元价值之下自由主义思想的象征，那么我们对狐狸的需要，在极权主义逐渐从国家政治中心退出的今天，应该说更集中于日常政治。关于平等宽容尊重理解沟通等观念，如何在自由的意义上产生和牢固建立起来，较之极权主义时代可能更加重要。然而困难之处，仍在我们自身，在于我们对于道德价值的认识。

自序：梦到狐狸也不惊

有一种生活是仪式

葬辞

我们家的诊所

冬夜与老人

麻雀、电线与勘探队

1977年顾庄的高考

革命与我们如此之近

1976年：徐家庄纪事

右派徐正基

失踪的乡间手艺人

民办教师

文化站长

让他们变得简单

橄榄核铭

惊悚

我要想一想

看汪先生写字

家书后面

为什么需要狐狸

有一种生活是仪式

1972年冬天，我到一个高中同学家里，吃了一碗包菜汤。

我的同学姓汤，我们入学时分在一张学桌，相见恨晚，交往才半个学期，他就盛情邀请我到他家做客吃饭了。汤同学说，我们家有包菜，到我们吃包菜汤吧。

到同学家，是夜间十点多钟。这个时候去吃包菜汤，于理有点奇怪，于情倒是情深义重。我们在学校晚上大都一碗稀饭，到晚自习后上床时早已胃肠匮乏，辘辘乱响。饥饿中睡觉，虽然习以为常，但也不是没有欲求，尤其冬夜苦长，饱暖之思有时竟是非常强烈。此时同学邀食，实有当年韩信对漂母的感动。如果不是要好知己，哪里能够有这份情意。我一生当中，得人好处不多，能牢记不忘的以包菜汤为最早最真切。

同学的母亲，并没有因为儿子领了人来家里稍露颜色，脸上只有喜欢。听儿子说了要请同学吃包菜汤，连忙洗锅升火。秋后的穰草在灶膛里发出呼呼的火声，火光下见她慈眉善目，看我似饿饭的孩子，好生心疼，而我是谁竞也不曾言语一问，于我已顿觉浑身自在温暖。

饭是粳米饭，满满尖尖一碗，带着锅巴。我知道这碗饭有多贵重。农村普通人家，粮食都不宽裕，都要省着吃，才能保证来年春荒时不饿肚子。能吃稀粥，就不会吃干饭。一碗米饭，差不多就是奢侈。接着，我们要吃的包菜汤端了上来，同学的母亲对我说，才从地上起上来的，不算好东西，尝个新鲜。包菜汤盛在一只大蓝花碗里，菜叶菜梗切成细细的丝，少少的一点汤，上面洒了一把青葱花，滴过几滴香油。看得出这是同学的母亲精心做出来的，能把包菜汤做成这样周正的母亲，就不只让我感到温暖，多的是敬重了。原来以为，我们生活贫穷，衣食不周，那份过日子的心思在辛劳之中磨得粗粝麻木了，有谁能这样温厚和精心，对亲朋至友，谁还能做得到恭敬如仪，待客之道又哪里还可以寒夜客来茶当酒？但这想法在今夜便是错了。我同学的母亲给了一个明确回答，无论世界怎么样，人自有一份心里的端正和庄严，这端正庄严一直隐在生活后面，支撑着生活，不会让生活潦倒和败坏。只是，我们难于觉察，只要稍微粗心，我们就可能视而不见。我的幸运在于，以一个区区少年尚未健全的心智感觉到了领受到了。所以，我对同学的母亲做的这碗包菜汤，在那个冬天的夜里，满心是感动了的欢欣。

前年冬天，我们忽然开始自己做青葱花包菜汤时，就是受到这个躲藏了三十多年的感受的诱惑。我们相信生活有它的延续性和关联性，看上去有时候它可能被什么东西切断了，一隔就隔下千万里；皎皎河汉女，迢迢牵牛星，但从前他们是连在一起往后亦要约定相会的。这便是生活的神秘联系，和生活给予我们无可怀疑的信。

关于过去的印记，并不显现在我们记忆之中，而是在感受之中。感受在时间的流逝中失而复现，亦非智力，而是我们偶然巧遇后的复活。因此，我们不能通过记忆去追怀那些藏匿在深处的感受，但在等待中，我们会在某一天与它再度相逢。我相信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的这些话，我愿意让我所有的感受复活在记忆里。

这一天，我们做了包菜汤，续上了前信和前缘。于是同学的母亲，又出现在面前，我们需要的生活感受又回来了。所不同的，我们是立意要把它当做一种幸福仪式。

人是为了一个简单平常的道理而活着吧。你不可能知道明天怎么样，活过一分一秒，接着再活一分一秒，活下去，就生出一种道理，活出一种信念来。

我母亲民国二十五年生，今年七十岁。她的父族，是当地富户，到她出生时，父亲手上拥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酒坊，整条街道都是她家的糟作和酒店。母亲的骄傲，是她过年过节时，端起一杯酒对我们弟兄说，我们小时候可不像你们这样喝酒，要喝就是一大碗。我母亲其实很苦难，三岁就没了妈，十来岁时父亲也死了，靠上面的大姐领着她，度过乱世，嫁我父亲时，只算是一个孤儿。她后来的这点骄傲，不过偶尔想起往昔的日子忍不住心气高涨，长年累月却也平朴无言。她不认字，自然不必知书才达礼，守着规矩过活就不会错。她相信命中注定，否则她们热气腾腾的家，怎么一下子就断壁残垣，门庭冷落，子息凋零？这是连叹息都不用叹息的。哪家能打万年的桩啊，母亲说话之间透露了生命其实就是一个花无百日好天道不由人。这就是一种规矩，服这个规矩，才能够看一切都见平常。

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已有十年独自一人生活，不与子女们在一起，她愿意日子清静。旧历年前不能回去看望她，电话问安，叙话中，她说昨天送过灶了。接着是一声长叹，又过去一年了！

母亲送灶，是一年中的大事情。灶神爷，民间的神祗，常年和人相处一室。他的职守是人家的饮食，到年前也要上到天庭报一声平安。母亲独敬他的好，专门设了礼仪送接。一个碟子，盛了一撮红豆绿豆，一方豆腐，一片新鲜菜叶，还有几片茶叶，这些日常食品，让灶神爷带了去做平安的信物。另外，我母亲又折两三截麦秸秆做竹马，送给灶神爷作坐骑，好快去快回。灶神爷乘着它就从烟囱里上达天庭了。有点西方圣诞老人的意思，只是没有那么热闹。从我记事时，我母亲送灶年年如此，恭谨不怠。这仪式虽然微不足道，但若一做就四五十年，其间的精心和敬意怎么估量也不过分。有时候，会让我联想到一种宗教感情。显然，我母亲与许多中国女人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宗教的。据我所知，她也不曾加入过任何宗教团体，从不吃斋念佛。按照我们浅薄可笑的说法，她只是一个“迷信”的人。这种说法的不确当之处，就在于我们自己狂妄自大，以为理性在手，而小视像我母亲这样为了一个“迷信”的想法而活出来的芸芸众生。我相信，坚持生活下来的人，多少都会具有自然的宗教感情的。

一位东方哲人自问自答，宗教是什么？宗教就是一声惊奇或一声叹息。我母亲的宗教，就在她一年一度送灶仪式后惊奇一样的叹息之中。

我小时候对母亲送灶神心存好奇，但也没有问过母亲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母亲对我们说，送过灶，就可以过年了。她的意思是不送灶，就不能过年。这是道理吗？当然。这是母亲心里的道理，沉着，不动不摇，即使世事多难人间沧桑，母亲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这道理对我的人生观的影响看不出来，但我相信它暗中存在。一个如今仍在生活中苦苦摸索的儿子，他于意识深处保存了母亲的信仰，他可以用母亲的方式来讲述属于母亲的往事，这就是影响之所在了。

那时候，我们一家生活在乡村小镇，日子拮据，父母辛苦一年，全家不至饥馁，也就谢天谢地。每到过年，孩子们想的是一年一度的欢乐，而做母亲的，则在辞旧之中祈恩来年，她的责任是还要将日子继续饱暖地过下去。送了灶后，我母亲就为我们几个孩子忙年作了。花生和豆子平时集在沙罐里，是要搬出来炒的，米粉团子也要蒸，虽只有一两块咸鱼咸肉，却也会卤了香香的腊味。皆因送过灶神爷，一切都已放心，母亲眉眼舒展，手脚安稳，不慌不忙，平心静气，做她要做的一切。我们就在母亲平安的目光中走到新年里。1-5

梦到狐狸也不惊

这部散文集的写作，现在越来越让我意识到，寻找和恢复丢失的感性有多重要。1990年后，对我来说，有一种缺憾，渐深渐浓，但我不知道这缺憾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一种东西，看着它离我远去，而我却无力抓住，无力追踪。也许，从一开始，当我用概念的方式写作时，我并没有想到它要以感性的萎缩和丢失为代价。那些曾经让我沉浸其中的理论思考，亦会带来某种满足，可它抵挡不住时时袭来的焦虑。你从你生活的世界里，把你自己拔出来了，你所有那些感性经验，因为缺少土壤和水分，死在你的身体里；而思维和思想离开感性，是那样危险地走向单一和绝对，这是你焦虑的真正原因。有时候，你自己目睹那些从手指上出现的文字，它们变得僵硬，面目可憎。这显然不是文字本身的问题，而是你所依赖的那些概念表达，越来越多地流失活力。对写作的怀疑，成为缠绕自身的困境，直至你开始放弃，开始在写作之外重新发现写作，那已是上世纪之末了。

我读犹太学者以赛亚·伯林就在这一段日子。感性这个词，从他的书中以不同寻常的意义跳出来，深深触动了我。伯林借了古希腊的一句格言，在文学范畴内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刺猬，一种是狐狸。刺猬相信绝对理念，狐狸则依从感性；刺猬自恃有一大知，而把世界解释为可以绝对把握的对象，狐狸则从感性中多知多觉，洞察生活的丰富多变。刺猬的信念把思想导向专制，而狐狸用它的眼睛引领着思想的自由。伯林的自由主义哲学深赖于感性的发现，他从19世纪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身上看到了刺猬与狐狸的矛盾，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托尔斯泰写作的天才之处，正是他的狐狸性，由此，伯林把感性的自由主义特质，从一般性的语词阐释中突现出来，赋予了它全新的内涵。这对我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冲击，我很感谢伯林关键时刻给我的启发。我甚至想到，基于对伯林的理解，我可以创建感性自由主义这一语词，来表达我的心领神会以及欣悦之意。

在此，我不但认识到了感性的现在状态，而且理解了感性的历史生成过程。感性在时间之中存在，并且在时间中生长，追寻失去的时间，在普鲁斯特那里，就是追寻那些时间之中的感性世界。你读普鲁斯特的小说，就知道早在写作《驳圣伯夫》时，每天早晨谛听天鹅绒窗帘之外的阳光，他对于时间的幻想和认识，总是与他复活感性的努力联系在一起。感性在时间远处，体现了它记忆的长度和历史厚度。一个能够回到感性的历史之中的人，才说得上感性的复活，才有真正的感性。我从伯林那里获得的欣悦之意，事实上经过回到感性历史之中的努力以后，一天比一天得到确认，这使我不只空喜欢一场，而是切实体察到感性在时间中复活的悸动。以前那些焦虑不安，在写作诸如《有一种生活是仪式》这样的短文过程中，亦可以发现它们化如一道安静的流水，宛转而去；而整理《革命与我们如此之近》的上半部，由细节所构成的叙事，依据个人感性经验，剥离出一种历史，其中对于我们身体的修复，不用说正是对生命的安慰和对自由的憧憬。最新写作《葬辞》，把感性世界里那些片断连缀在一起的意图，与其说出于对土地和亲人的忆念，不如说它表达了对生命和时间的想象，以及包含在这想象之中隐秘的伤痛和悲悯。最后，我把《为什么需要狐狸》置于书末，既是前因，亦是后果。自由是风，从感性的原野上，轻轻升起，所过之处，思想也将重新长出绿色。

少年时，有读《聊斋志异》的经历。写得好的是狐狸的世界，那些凭感性化生女子的灵狐们，原与我们不同出没，让我们常常在荒茫之处，因偶然相遇而惊艳。现在却是，懂了无论哪种生命，原都可以共生同在，一个空间时间里，相与往还，如此一想，已然梦到狐狸也不惊了。

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