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花城原创丛书之一，是一部波谲云诡的村庄变迁史。

小说以位于淮河“洪水走廓”上的瘫子村为背景，展示了淮河流域丰富幽深的乡村文化。作者把村庄的搬迁与民间戏曲拉魂腔的复兴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三代拉魂腔艺人爱恨纠缠的人生历程。村庄搬迁与否，守旧还是前进，这是瘫子村世代难解的心结，是生存的头号疑难。最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达至白热化，酿成一场人为的火灾，一个诗意的村庄消失了，古老的文化及其守护人也随水而逝。

全书以诗化的语言重现了淮河流域的风貌、习俗和民性，塑造了一批血性贲张的淮河人形象，写出了中国乡村的灵魂。

　　这是一部波谲云诡的村庄变迁史。

小说以位于淮河“洪水走廓”上的瘫子村为背景，展示了淮河流域丰富幽深的乡村文化。作者把村庄的搬迁与民间戏曲拉魂腔的复兴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三代拉魂腔艺人爱恨纠缠的人生历程。村庄搬迁与否，守旧还是前进，这是瘫子村世代难解的心结，是生存的头号疑难。最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达至白热化，酿成一场人为的火灾，一个诗意的村庄消失了，古老的文化及其守护人也随水而逝。

全书以诗化的语言重现了淮河流域的风貌、习俗和民性，塑造了一批血性贲张的淮河人形象，写出了中国乡村的灵魂。

“花城原创”出版缘起

七姑

历史系姜斯年教授的拉魂腔

土匪腊八

异乡的红漆

……

乌托邦的河流

后记

七姑的棺木将被葬在沿河斩龙关外的青迢岗上。

从河的北岸看，平塬上突兀隆耸的青迢岗，像一块巨大又苍翠的遮羞布，挡住了南岸许多茅屋破败的村子。斩龙关一带，共有三十六条水归人淮河。也就是说，在遥远的八百里外的河南郸城屋檐落下的一滴雨水，最终是在这里纳入淮河东逝的正途。青迢，是斩龙关一千多个村村镇镇的顶点。这青迢岗，也叫“丢魂岗”。这名字有个来历，说是一个没结婚的青头郎木匠，夜间从外村做完活回家，在漆黑的田埂上，看见一个窈窕的女子扭着个腰，拎着筐走着，木匠三步并两步地凑上前跟她搭腔。那女子却不回话，只是半偏个头冲他妖笑，煞白的牙齿在黯淡的星光下闪着碎光。她笑得木匠一颗心怦怦地乱撞，终于攒足了劲想横腰搂她人怀，手一伸哗地抱过来，想从影子里划过一样，没往邪处想，索性把工具包挂脖子上，两手合拢地搂过去，却像搂住了一团雾气。她，就在雾中妖里妖气地笑着。小木匠猛呼着奔逃回屋，当晚就病塌掉，没几天就死了。虽说撞鬼的事为青迢岗落了个外号，却不损害它的名头。照地势，这岗上虬松挺拔、俯瞰诸水，倒真不愧是四省罕见的一块风水旺地。数百年问葬于岗上的人，须经各族族长们合计点头，才能人土。瘫子村梅氏本是沿淮大族，七姑又曾是一个有名的戏子，葬在这，倒没费太多的口舌。  

入秋的淮河，一个劲儿地枯。从青迢岗头远望，许多河段黑渣渣的底床，从白水中蹿了出来，河面又撒着性子地时宽时窄，像被野狗乱啃过的一截截白树皮。每年初秋，总有大批褐羽丹顶的鸟群，向南迁徙时在此驻足小歇。鸟去了，此时的河滩上，只剩下大片肮脏的残毛断羽。苍穹下，河滩开阔、荒凉得让人发呆。滩子上有一群觅食的野狗，窜来窜去地在泥沙中刨着，偶尔地从泥中翻滚出一截骨头，嗅嗅，又绝望地弃下了，估计只是别的死狗的遗骨。因为争食、厮斗，一些狗的肠子从肛门、从肚角拖出，像一条条肮脏的绳索。连绵数百里的护岸柳树落净了叶子，雨中愈显黝黑的苍劲树干，连接成无边的肃穆的寂静，铁一般地牢不可破。枝头立着几只呆头呆脑的黑鸟，像几个莫测高深的虚无主义者。堤上，孝服移动着的白色、唢呐的呜咽，葬礼的喧哗，仿佛与这里毫不相干，幻影似的。就像是人世与天堂无关。

在送葬队伍中，我是惟一一个拿着木柄纸伞的人。作为一个涉猎不深的民俗史学者，我寄居在瘫子村七姑的家中已有一年多。因研究之需，淮河一带的许多掌故和风习我已烂熟在心，但这一天，还是不经意地冲了忌。我被一个村民善意地低声告诫，千万别撑伞，这一带的老百姓不愿和死去的亲人散(伞)开。是啊，是啊。我规规矩矩地把纸伞紧紧夹在腋下，冒雨和麻三叔并肩而行。有时，我会扭转头去看他的脸。秋雨中一张如此刻板、枯虬，叫人难忘的脸。在我后来的每个回忆中，这张脸总能清晰地闪现。有一次，我梦见无数脸孔摞压成一本厚厚的书，记载了我经过历的每一个人，熟悉的或是陌生。翻到最后一页，恰是这张脸。刀刻一般的线条，从纸背上穿透过去。在他死前，他从未笑过一次，所以让我踏实。如果他大笑，我会被这张脸的扭曲和变形吓倒。或是很快地将它遗忘。木质的沉默像这场秋雨不留一丝缝隙。一年多的时间，留给我太多有关七姑的细节。我是个注重细节的学者。我想，七姑死了，或许就像我一样吧，这个倔犟老头心中的许多死结，这辈子恐怕再也解不开了。

我至少知道这些死结中的一个。P5-7

我试图写作一部恢复乡村深度的小说。毫无疑问，这些年来，我们所见的乡村正在丧失它原有的深度，一种喧嚣的、“平面化的”繁荣攫取了它：虽然翻腾着鱼鳞状小青瓦的老屋子还在，堤坝和河水还在，但在我们的内心，乡村的神秘性和幽深感正在失去。鬼神已经退位；风习正在改变；建筑物正在工业化中迅速地复制着，无数的小村子将浓缩为同一个；东方式乡村特有的符号人群：走村串户的剃头匠、游医、戏班子、说书人、算命者、巫汉、媒婆、玩杂技者、磨刀人等等，已经与我们走失了。乡村追逐财富的欲望被真正地唤醒了，从社会财产的积累和改善生存处境这个角度看，这种变化是积极的，滚滚向前的，但总有一种感受让人黯然神伤。我们正在失去喂育我们数千年的传统乡村和乡村传统。它离去的速度如此之快，我们的笔根本就追赶不上。我每次回桐城县老家的乡下，总像丢失一些东西后，才回来。农民们变成了熟谙商业之道的商贩，他们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挣钱，打破了旧的，建设了新的。是的，中国乡村丢失了它千年累积的荫凉的宿命感。乡村之变，是我们目睹的伟大事件之一，我们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层层地剥开这个事件，我们会越来越感觉到复活东方式乡村神秘性的必要。

从1989年的9月起，我每年都有约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到淮河沿岸的乡村采访。对沿淮的景物和人民，我是熟悉的，尤其是当他们不断地受到洪灾侵袭又不断地重建家园之时。在中国的河流中，淮河是在苦难中沉浸最深的一条，自1194年它被南泛的黄河夺去人海口之后，累有千万人被这条河剥夺了性命。财富千日点滴积蓄，圩堤一溃立刻倾家荡产，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有时让我费解：沿淮的农民不仅没有逃离它，反而直至今日，淮河流域仍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流域。一年年共灾共处的经历养成了人民的两面性：一方面有安天乐命的顺遂，一方面有与天相搏的豪气。按我的理解，这是淮河乡村文化的真正核心。小说中的瘫子村人，只是靠着本能在为维护乡村的传统进行最后一搏。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你很难理解这最后一搏，觉得它毫无意义，但它恰恰是根植于一颗东方式内心深处的重重一搏。

我一直认为，保留一种文化遗存最好的载体就是两样，一是建筑，二是戏曲，所以在小说中，瘫子村人以命相护的梅氏祠堂和三代艺人血脉相传的土戏“拉魂腔”，一直维系着故事的情节。在淮河一带游历的多数时问，我花费大量精力收集寿县、凤阳、阜南、霍邱等地的建筑史料和地方史志，对梅祠的描述远比沿淮真实的同类建筑繁复得多，我融进了我家乡桐城一带、甚至是更遥远的徽州古建构的内容。拉魂腔戏的本名为泗州戏，应是淮河下游至洪泽湖沿岸的乡间主调子，戏词多粗俚，对它的“长腔”和唱词的描写，融合了桐城、安庆一带黄梅和古京腔的味道。小时候，我的母亲手上拿着锅碗瓢盆时，嘴里都哼着《小辞店》、《秦香莲》等黄梅调，哼着哼着，有时就满脸泪水。这种景象对我影响至深，现在我终于知道，戏曲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既定结局，是农民用来医治自我弱势的一剂良药。听戏，在农民天性好热闹的表相之下，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心理需求。我还会用别的笔墨来解开农民爱听戏这个结。眼下，古建构与古戏词一样，正在消失，我所能做的，是记录一点，剥开一点，再靠记忆复活一点。

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朋友的帮助。灵璧县、寿县的几个不愿其名字被纪录的农民朋友，给我讲了许多乡间逸事、风习和老戏词，在书中我记述或虚构了大量的风习，他们还用陈年自酿的米酒款待过我，让我写作此书的勇气不致中断，在此向他们道声谢了。也向与我一样对淮河怀有深情的摄影师孟宪玉先生道声谢了，他为本书提供了出色的图片。

                    2004年11月

               于合肥市琥珀陈先发山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