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著名学者李欧梵的一本关于上海的“颓废加放荡”的小说、一本“鸳鸯蝴蝶”笔法写就的散文、一本时空错落，充斥着声光魅影华丽的文化地形图。另外，它还是一部极其严肃的文学批评专著。书中洋溢着战前上海的独特风味，对于上海这个悲情传奇的都市在大时代中的生活，描写得细致入微。在研究上海的著作中，本书具有无可比拟的成就。本书内容全面，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学术性，可供相关研究人员参阅。

此书前半部由上海都市的建筑物和场景，逐渐描绘至这个风华绝代的都市在大时代中的生活——汽车、洋房、雪茄、回力球馆等物质及各色娱乐形式的长驱直入，由这些物质所象征的现代性再引申至现代意识如何存在于上海城的微妙过程；慢慢的它把一个城市所能提供的声、像和商品囤集起来，然后将之转换为艺术、上海遂正式成为联络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的斡旋者，形成一个国际化的文化空间。李欧梵重塑的上海肖像绝非一片怀旧声浪中的上海，他带领读者看见都市文化与现代文学标志出的文化地理，本书也预示了新世纪的文化评论风格。

中文版序

第一部分 都市文化的背景

第1章 重绘上海

  外滩建筑

  百货大楼

  咖啡馆

  舞厅

  公园和跑马场

  “亭子间”生活

  城市和都市漫游者

第2章 印刷文化与现代性建构

  现代性问题

  《东方杂志》：一份中层刊物

  启蒙事业：教科书

  启蒙事业：文库

  作为《良友》的一份画报

  女性和儿童

  广而告知

  月份牌

第3章 上海电影的都会语境

  电影院

  电影杂志和电影指南

  电影谈

  流行口味：电影和观众

  中国电影叙述：好莱坞影响与本土美学

  《马路天使》、《桃李劫》和《十字街头》三剧研究

  观众的角色

  电影与城市

第4章 文本置换：书刊里发现的文学现代主义

  从书刊进入“美丽的新世界”

  《现代杂志》

  面向一个“现代”文学

  中国人的接受：翻译作为文化斡旋

  一个政治化的跋

第二部分 现代文学的想象：作家和文本

第5章 色，幻，魔：施蛰存的实验小说

  现实之外

  历史小说

  内心独白和阿瑟·显尼支勒

  “善”女人肖像

  色，幻，奇

  都市的怪诞

第6章 脸、身体和城市：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小说

  摩登女，穆杭，异域风

  欲望、诡计和城市

  女性身体肖像

  舞厅和都市

  作为丑角的作家

第7章 颓废和浮纨：邵洵美和叶灵凤

  翻译波德莱尔

  一个唯美主义者的肖像

  《花一般的罪恶》

  《莎乐美》和比亚斯莱

  一个浮纨的肖像

  浮纨和时代姑娘

第8章 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

  张看上海

  电影和电影宫

  “参差的对照”：张爱玲谈自己的文章

  一种通俗小说技巧

  “荒凉的哲学”

  写普通人的传奇

第三部分 重新思考

第9章 上海世界主义

  殖民情形

  一种中国世界主义

  横光利一的上海

  一个世界主义时代的终结

第10章 双城记（后记）

  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

  怀乡：上海，作为香港的“她者”

  关于老上海的香港电影

  上海复兴

附录

 一 《上海摩登》韩文版序

 二 漫谈（上海）怀旧

 三 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景观：李欧梵访谈录

修订版附言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NEON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这是茅盾的著名小说《子夜》的开头，原稿的副标题是“一九三○年，一个中国罗曼史”。小说的背景城市是上海。而一九三○年的上海确实已是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大城市，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在西方，关于上海的论述已经很多了，而大量的“通俗文学”又向她的传奇形象馈赠了暧昧的遗产。不过，它们除了使上海的魅力和神秘不朽之外，也成功地使这个城市的名字在英语中成了一个贬义动词：根据Webster’s Living Dictionary，动词“上海”意味着“被鸦片弄得麻木不仁，随后被卖给需要人手的海船”，或者是，“用欺骗或暴力引发一场打斗”。同时，这种流行的负面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又被中国左翼作家和后来的共产党学者强化了，他们同样把这个城市看成罪恶的渊薮，一个外国“治外法权”所辖治的极端荒淫又猖獗的帝国主义地盘，一个被全体爱国主义者所不齿的城市。因此，只要聚焦在“华洋的有钱有势阶层是如何非人地剥削城市下层人”这个问题上，把任何关于上海的描述，在理论上读解成一种马克思主义或毛话语，甚至后殖民理论话语，都不会太艰难。

尽管我本能地受到这种带“政党立场”的划分方式的影响，我其实是有些怀疑它的笼统性的。像茅盾，这个所谓的左翼作家，他是中共早期党员，在上引他的小说的第一页就透露了一个矛盾的信息：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上海虽然很可怕，但这个港口熙熙攘攘的景象，还是渗透出了她无穷的能量：LIGHT，HEAT，POWER！在我看来，茅盾希图用他的华丽笔触来传达的光、热、力这三个词，再加上NEON(霓虹灯)，在中文本中用的是英语，显然强烈暗示了另一种“历史真实”。它就是西方现代性的到来。而且它吞噬性的力量极大地震惊了主人公的父亲，使这个传统中国乡绅快速命赴黄泉。事实上，小说的前两章，茅盾就大肆铺叙了现代性所带来的物质象征：三辆一九三○式的雪铁龙汽车、电灯和电扇、无线电收音机、洋房、沙发、一支勃朗宁枪、雪茄、香水、高跟鞋、美容厅、回力球馆、Grafton轻绡、法兰绒套装、一九三○年巴黎夏装、日本和瑞士表、银烟灰缸、啤酒和苏打水，以及各种娱乐形式：狐步和探戈舞，“轮盘赌、咸肉庄、跑狗场、罗曼蒂克的必诺浴，舞女和影星”。这些舒适的现代设施和商品并不是一个作家的想象，恰好相反，它们正是茅盾试图在他的小说里描绘和理解的新世界。简单地说，它们是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的表征，而像茅盾那一代的都市作家，在这种进程中都表现了极大的焦虑和矛盾心情。毕竟，英文Modem(法文　moderne)是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据《辞海》解释，中文“摩登”在日常会话中有“新奇和时髦”义。因此在一般中国人的日常想象中，上海和“现代”很自然就是一回事。

所以我的探讨就只好从这里开始：是什么使得上海现代的?是什么赋予了上海中西文化所共享的现代质素？

这些问题在不同的读者那儿会有不同的回答。那个时期居于上海的西方人会认为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他们在这个特别通商口岸的环境中居住，自然使得上海城的现代性变为可能。而另一方面，对中国居民来说，情形要复杂得多。政治上讲，一个世纪以来(一八四三一一九四三)，上海一直是个被瓜分的通商口岸，城南(指城墙围起来的城区)的华人区和闸北区被英美的公共租界和邻接的法租界切割了，一直到二战期间的一九四三年才有一个定论，盟约国和中国最终签署了结束租界的协议。在这些“治外法权”地带，经常是“华洋杂处”，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这两个世界之间也有桥梁、电车和电车道以及别的公共街道和马路相连，这些道路是那些势力超出租界范围的西方集团修筑的。边界有石碑为记，但在那迷宫似的街道和房子中间，它们一般都很难被辨认。那些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建筑有：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馆、豪华公寓及跑马场，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是一种标记，而且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象征着几乎一个世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P3-5

这一本学术著作，从构思到研究和写作的时间至少有十数年。缘起倒是和个人求学的经验有关。

六十年代我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的时候，曾参加同班同学白先勇和王文兴等人主办的《现代文学》的撰稿工作，因为我不会创作，所以被指派翻译西方学者有关托马斯·曼(1'homas Mann)等现代作家的学术论文，当时我无知，从未听过卡夫卡(Kaika)、托马斯·曼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是何许人也，只是跟随先知先觉的各位主编同学，一边翻译一边学习，译完后仍然一知半解。我猜当时的这种情况，和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初开始译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情况差不多。然而，“自我启蒙”也自有其乐趣和意想不到的影响，因为当时在台湾，除了少数专家学者之外，文坛和学界的无知情况和我差不多，我们知道的西方文学，还是经由三四十年代的翻译，记得我当时阅读西方作品，中学时代还是停留在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到了大学一年级，才初次读英文原著，那年夏天花了三个月时间力“啃”Gone with the Wind，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借助中英字典，但徒劳无益，因为书中的许多黑人用语我根本找不到，也看不懂，只觉文法欠通。到了大学二年级，才从王文兴那里听到海明威的名字，于是又发奋勤读《老人与海》，甚至还摹仿海明威的文笔练习英文作文，搞得一塌糊涂。同班同学郭松■又向我介绍法国的存在主义，于是不到数月的功夫，我又沾上了一点萨特(J.-P Sattre)和卡缪(Albert Camus)的“荒谬”哲学，再加上我自幼对电影的兴趣，大学时代初看《广岛之恋》，记得台北那家影院的观众寥寥可数，完场时只剩下叶维廉夫妇和我)，惊为绝响，于是又一头栽进法国新浪潮电影和文学，并勤习法文，但上法文课，阅读的却是十九世纪莫泊桑的作品，老师是一位加拿大神父，我们第一课就齐声朗诵莫泊桑的小说《项链》，当时只有戴成义(后来变成香港知名的戴天)读得懂，因为他在出生地毛里求斯早已念过法文。

这些琐碎的大学往事，不料在二十年后成了我学术研究的题目。记得一九七九年左右在美国德州大学召开了一次有关台湾文学的学术会议，我宣读的论文就是《台湾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前者指的是琼瑶的小说，后者指的就是当年我们的杂志《现代文学》。我在这篇学术论文中，对于台湾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也仅能叙述其来龙去脉，仍然未能客观地作出深入分析。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夏志清教授提醒我：早在三十年代上海就有一本名叫《现代》的杂志，也有人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写小说。夏先生说的这个作家就是施蛰存。我当时只看过施蛰存的《将军的头》，而且也是从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得知的。夏先生一语惊醒梦中人，使我想起痖弦(台湾名诗人，《联合报》副刊主编)曾向我说过：他那一代的台湾诗人，在五十年代开始写现代诗的时候，戴望舒所译法国象征主义作品，对他们颇有影响，而且互相私自传阅犹如地下文学。不久，又读到痖弦主编的戴望舒诗选和对李金发的访问，茅塞顿开，原来他们都是中国文学现代主义的先驱者，于是我就决定研究他们的作品。然而，我对于现代主义也茫然无知，只好重新研读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当时我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比较文学系有一位罗马尼亚籍的教授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名叫《现代性的几张脸：先锋、颓废和媚俗》，我因近水楼台之便，得以向他请教，后来又共同授课，得益匪浅。他的这本书就成了我当年研究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我仍觉不足，因为书中所提出的“先锋”(avant-garde)、“颓废”(decadence)及“媚俗”(kitsch)等观念，似乎与我所了解的中国现代诗和小说不尽相合。然而书中对所谓“现代性”的解释，却令我大开眼界，卡氏认为文学和艺术上的现代性，其实是和历史上的现代性分道而驰的，前者甚至可以看作是对后者的市侩和庸俗的一种反抗。

于是我又不得不着手探讨中国现代史中的“现代性”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仍然萦绕脑际，而且研究愈深入，觉得牵涉到的问题愈多，从晚清到“五四”，从现代到当代，到处都是由现代性而引起的问题，我不可能一一解决，但我认为现代性一部分显然与都市文化有关。我又从另外几本西方理论著作中得知西方现代文学的共通背景就是都市文化；没有巴黎、柏林、伦敦、布拉格和纽约，就不可能有现代主义的作品产生。那么，中国有哪个都市可以和这些现代大都市比拟？最明显的答案当然是上海。

于是我又开始着手研究上海。所幸中国大陆刚刚对外开放，我得以重访这个在幼年时代曾使我惊吓万分的都市。

一九四八年我曾随母亲到上海寄居一个多月，外祖父当年住在上海的一家小旅馆——中国饭店，我们也暂时借住在那里。我那年是九岁，童稚无知，第一次进大都市，浑然不知电灯为何物(我的出生地河南乡下当时没有电灯)，而上海的声光化电世界对我的刺激，恐怕还远远超过茅盾小说《子夜》中的那个乡下来的老太爷。我虽然没有被这些刺激震毙，但经受的“精神创伤”惨重，事隔半个世纪，还记得我至今犹有余悸的一件琐事：有一天清晨，外祖父叫我出门到外面买包子，我从五楼乘电梯下来，走出旅馆的旋转门，买了一袋肉包，走回旅馆，却被旅馆的旋转门夹住了，耳朵被门碰得奇痛无比，我匆匆挣脱这个现代文明的恶魔的巨爪，逃了回来后却发现手中的肉包子不翼而飞，于是又跑出去寻找，依稀记得门口的几个黄包车夫对我不怀好意地咧着嘴笑，我更惊惶失措，最后不得不回到外祖父的房间向他禀告，他听了大笑，我却惧怕得无地自容。

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上海都市文明的惨痛经验。

多年以后(一九八一年)，我旧地重游，抵达上海第一晚就上街道漫步，却发现这个城市比我当年想象的小得多，而且毫无灯火通明的气象，只见到街角阴暗之处对对情侣在搂抱私语，而外滩更是一片幽暗世界。我的这种感觉，可能和白先勇的看法相似：解放多年后的上海，已经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徐娘。然而，即使如此，我后来在某些地带，譬如在当年的法租界的柯灵先生的居所，发觉这个徐娘风韵犹存。就凭这一丝余韵，和几位作家和学者，特别是魏绍昌先生的帮助，使我得以重新在大量的旧书和杂志堆中，重新发现这个当年摩登少妇的风姿。所以，我对老上海的心情不是目前一般人所说的“怀旧”，而是一种基于学术研究的想象重构。

这一系列的经验，令我在这本书中逐渐把上海和现代文学联在一起。第一部分描述的是上海都市的各面，第二部分分析的是六位上海作家和作品，第一部分的重构过程更和所谓“印刷文化”关系密切，但我还是忍不住加上了一章有关电影的讨论，否则似乎对不起上海当年的“声光化电”。而第二部分所讨论的作家，本拟包括戴望舒，但因为已经有其他学者的专著(如Gregory Lee的同名书)，我在此只好忍痛割爱。除了所谓“新感觉派”的刘呐鸥和穆时英，以及三十年代的《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之外，我又加上了邵洵美和叶灵凤，用来探讨鲜为学者注意的两面：“颓废”和“浮纨”。最后的一章写的是张爱玲，这是受了多年教学的启发，因为每次和学生谈论她的小说，大家都很兴奋，我也是从一个“张迷”的角度逐渐进入她的作品，最后走火入魔，竟然斗胆为《倾城之恋》写了一部续篇：《范柳原忏情录》，成为我的第一部小说。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施蛰存先生，每次到上海，我都不忘去拜访他，可以当面聆教，施先生记忆惊人，他提到不少西方作家和作品，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所以也附带地增加了我对西洋文学的不少知识。其他协助我研究工作的学者很多，在兹不能一一致谢。但我必须特别提到上海华东师大的陈子善先生，他正是发现张爱玲多篇佚文的学者，他为我蒙受了几次不白之冤，但从无怨言。此外，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编的《新感觉派小说选》和他在这方面的学术论文，对我也甚有启发，我编的一本同名书就是以之作原本的，虽然我们在看法上不尽相同。  本书最后一章所描写的“双城记(后记)”，当然和香港有关，我多年追踪三十年代的上海，却无时不想到香港，这两个城市形影相随，其文化关系恐非一章《后记》可以充分表现，希望今后有机会为此再写一本小书。我很高兴此书由毛尖小姐译成中文，她来自上海，在香港研读博士学位，一九九八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时用这本书稿作教材，她先睹为快，并以最快速度将之译就，为我减轻一大负担，因为我本想自己以中文改写，但苦于没有时间。有鉴于英文完稿(一九九七年)后，中文方面的资料及学术论著汗牛充栋，而我却无法引用，深以为憾，只好有待将来再版时再作补充，希望读者专家原谅。

李欧梵

二○○年一月廿九日

于香港沙田第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