炙手可热的悬疑小说家、《暗算》、《解密》的作者麦家的最新奉献，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回忆了他入伍时三个月的军训生活，其人其事，其情其感，象回忆故乡和童年一样亲切，一样遥远……麦家以《解密》和《暗算》在文坛刮起旋风，这部新作还会刮起旋风吗?

第九次冲锋被击溃下来的时候，阿今悲愤得像一头因重创而恐怖，因恐怖而咆哮的困兽，禁不住仰天嚎叫了一声。这是悲鸣，粗壮的悲鸣，似雄师的怒吼，歇斯底里，撕心裂肺，荡出了不详的回声。回声在紧张欲爆的空气中扩张、蔓延，瞬间越过山峰，传得很远、很远……

自序/3

上部 集合

十面埋伏/9

谁来阻挡/68

出了毛病/111

第二种败/136

下部 解散

农村兵马三/149

两位富阳姑娘/194

即温情又凄惨/213

五月鲜花开遍原野/229

就是。

因此，上官江同样也怕着科里人，他怕他们把自个当特别人看待，怕他们剥夺走他做常人的权利。而他们确实视他为特别人，确实剥削了他做正常人的权利，只是各自剥夺的角度、方式不一样而已。

鉴此，他没法不怕他们。

他怕科长是因为科长时常把他当典型又推又捧。上官江到了宣传科，科长跟获得了一枚值得抬举自个和自个科的果实似的，经常让他出人头地，四处演讲，作报告，到处吹捧，张扬。上级要什么典型，组织什么报告团、演讲团，科长总是一古脑儿摊给上官江。科长以自个有这样一颗子金果子为荣幸，为骄傲。他很知道，人们在了解、记牢上官江的同时，也会了解、记得上官江的工作单位、顶头上司，即他这个科长。这种既抬举别人又抬举自个的好行当，他是下心思要做而且要尽量大做的。再讲他宣传科长本身又有职责推树好典型，配合全部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某种意义上讲，典型能不能推出去，推得好不好，这本身是一个衡量宣传工作成绩大小的标志。主客观溶化在一起，推树上官江名正言顺，于是推的动力则更大，程度则更深。而上官江正是害怕人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个当作典型看待，现在科长正是首当其冲的一分子。

就是这样的。

他怕李兵是因为李兵对他有种“能者多劳”的思想或者是情绪。

前头讲过，上官江和李兵的工作有很大联系，讲来应该都是为丰富、活跃部队业余生活而展开的文体工作。上官江到机关后，经常立功受奖，接受各种荣誉称号，于是李兵始终有个想法，觉得你上官江是先进的先进，多干点工作是应该又应该的。再想，和他一起干什么自个就是干得很多，工作出了成绩，到时评功劳时上面总是想到他，轮不上自个；如果工作做不好，出了事，自个反正也有推卸的余地。这些念头使他对工作失掉了主人翁的精神，表现出来就是该干的事能逃脱的就逃脱，不能逃脱的主要以应付了事。

对此，上官江倒不是怕吃力多干事，他是怕自个一个脑袋思想两个脑袋的事，总有想不到边的地方，担心他们文体工作很可能因此而活力不强，成绩不大，影响不好。李兵想的没错，文体工作搞好是上官江的功劳，搞坏了同样是他的不是。这一点，上官江不是没有认识到，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才格外害怕李兵占着茅坑不拉屎什么的。

他怕阿今是因为阿今经常抓他做报道文章。

搞报道的恐怕共同有一种癖好，就是好抓名人做文章，起码阿今这个报道干事就是欢喜抓上官江的稿子。上官江因为写检举信，报纸刊物曾经一度连篇累牍地宣传过，所以编辑熟悉他；他成了一个有名气的人，宣传他的稿子采用率往往奇高。阿今知道，抓他的报道，不光是容易被采用，而且自个的名字也容易随名人而给人记牢。这是一种图借名人光亮照明自个的思想是否是?

就是。

P54-55

写作的地方换了一处又一处，都是在写我的新长篇，这个季节按理说应该结束了。这几乎是我去年最大的愿望：在05年春季结束我的新长篇。但我却又来到了一个新地方：彭州天彭镇胜利村，又从头开始已经写了12万字的新长篇。结束的时间成了开始，这种感觉叫人崩溃。这也是写作中我常有的感觉。二十年前，我刚开始写作时，以为这不过是开始的感觉，以后随着经验的积累会消失的，起码会减少。现在发现，那不过是以前的愿望，至今没有实现、以后大概也实现不了的愿望。写作不是生孩子，可以一回生二回熟——也有这样的写作，生孩子式的，但我做不到，也不乐意做。我的写作是破译密码，经验的意义微乎其微。经验对破译家来说，犹如尾巴一样令人恐惧。一个断不了尾巴的破译家，必定会断送掉前程，因为世上不会有两部相似、相通的密码。密码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如果是人生的，那一定是从汗毛孔里钻出来的：不同的密码从不同的汗毛孔里钻出，每一部密码都是独一无二的怪胎。我的写作：题材、方式、地域、人物，一直在无序莫测地变幻，像只无巢之鸟，流动的云彩成了它固定的落脚点。我是自己的叛徒、流放者。我把自己放逐在没有路标的野地，前方也是后方，来路可能就是去路。我一边感到放纵的得意，一边又感到疲劳的厌倦。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写作一直没有教会我如何写作，说真的，现在我连这种愿望(教会我写作)都没有了。不是实现了愿望，而是丢掉了愿望，这就是我二十年来的收获。一种圣地亚哥老人式的收获：只有安慰，没有喜悦。

又及：圣地亚哥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的老人。

02

二十年前，我20岁，但已经有三年军龄，而且还要延缓十四年。我的军龄比一般人想得长：十七年；到过的地方也出乎人想象：七个省市，中原腹地，华东前沿，南京北京，西藏高原，成都平原，频繁地迁移，感觉是长年在外征战；但其实只摸过一把枪(五四手枪)，只打过六发子弹。很显然，我当的不是那种部队兵，部队兵即使再和平，也不会十七年打六发子弹。十七年打六发子弹，比民兵还不是兵，加上大江南北的转，真是叫人测不着到底是什么兵。当然是有点深奥，我也是一言难尽，因为变数太多。现在，由于《解密》、《暗算》的原因，我这带点儿传奇的十七年军旅被演绎出各种耸人听闻的版本，有说我当过间谍的，有的说我是间谍的后代。有个记者曾用三百字亮堂地向人指出，因为写了这两部不该写的书，我被特别单位701开除了，现在正软禁在某地，接受无穷无尽的审查。真的吗?别管它，反正我现在是自由的，可以写作，可以出书，可以出游。不，你回避了问题。是的，我回避了，因为我可以回避。我确实可以回避的，用钱钟书的话说，你吃了鸡蛋，为什么还要去管是哪只鸡下的?哪只鸡下其实无关紧要，关键是你吃的蛋味道如何。有人喜欢把自己的经历和作品搅在一起谈，并乐意、并极力(不惜谎言)营造出种种证据来证明、来捍卫他谈的真实性。但也有人不。我就是不。关键是我想是也是不了，因为——我说过——我写作的题材、方式、地域、人物，一直在无序莫测地变幻。如果我要同701对应起来，那么这本书便不是我写的，我正在写的长篇也不是我写的。进一步说下去，但丁一定到过地狱，蒲松龄一定做过鬼，王家卫是从2046(未来)回来的，等等，可谓不胜枚举。事实上，这不成为话题，我津津乐道，显得有点弱智。打住，否则谈何智性写作?

又及：所谓智性写作是评论家们给我某些作品戴的花环。

03

好了，言归正传。本书是一个只打过六发子弹的非部队兵对真资格部队兵的一次纸上谈兵：记忆和想象的操练，其人其事、其情其感主要来自于我刚入伍时三个月的军训，和随后多年间在各种地方(军艺、某次笔会、某个短训班、某次客住、某次邂逅等)与某些部队兵的亲密交往，写作的时间从1988年跨越至今。我像有些作家写故乡和童年一样的在写这块生活：它之于我的有和无、远和近，真的像故乡童年一样越远越近、越无越有。最早完成的是《十面埋伏》，我清楚记得，是1988年3月，在北京昆明湖畔，在当时的《昆仑》杂志举办的一次笔会上写的。我给作品主人公取名为阿今，作品刊发时我用的笔名叫阿浒。我现在想，那个时候我大概就特别希望把作品和自身搅在一起，连名字都恨不得一样。小说发表后，得到了我想不到的好评和实惠，拿了当年《昆仑》佳作奖，据说还进了当年全国奖的终评。我似乎马上要红了——无知!不过，要承认，这篇东西改变了我，次年，正是它把我送进了军艺，同时也把我送上了现在这条路。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心写一组阿今的系列小说。现在，我因为阿今而用的笔名阿浒，早就离开了我，但阿今却一直忠诚地跟着我。十多年间，我带着阿今去机关、下连队、上前线、当兵、提干、转业、结婚、离婚，阿今呢，跟着我生生死死、哭哭啼啼、嘀嘀咕咕、艾艾怨怨。说真的，我一直想听到把那么多阿今集合在一起可能有的那种奇特的音响效果，但真正决定集合时，我又临时把部分阿今解散了。我觉得我也不能老是搞集合，合久必分，该解散的要解散。集合，解散，这是两个最常用的军事术语，我当了那么多年兵还没有喊过一次呢，就让我对我的阿今们喊一次吧：他们是我的部队，我也只有这么一支小部队。但是，不管是集合的阿今，还是解散的阿今，总的说阿今还是阿今，可以说精神层面上是一致的，活活得不松坦，别别扭扭，愁眉苦脸；死死得不痛快，不荣光，不其所。惟有《五月鲜花开遍原野》，主编在要稿和催稿时再三强调要阳光一点，便漏进了些阳光。

又及：其实我还有好几个阿今(六个)，只因我操练不当，没成材，放出手怕要被乱枪射死。所以，对他们我喊了另一个军事术语：隐蔽!——它们隐蔽在我抽屉里，大概是难能见到天日了。

2005．4．8于成都乡间

前言是前门，后记是后门。我本来想将后门关了，让你进出少一个通道，也让屋子少一些光亮，多一点暗地。但是有人对我的“前门”提出责疑，认为这不是一道门，而是门上的一副对联，现在对联只有上联，没有下联，叫人不知底细。说白了，我为什么要把本文献给林雪女士，难道仅仅是因为她唱过《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这首歌吗?那唱过这歌的人多着呢，她既不是原唱，也不是名唱，凭什么献给她?理由不足，过于牵强。

当然，还有其它的原因，只不过我本不想说透的。我想学画家“不画的艺术”，留下空白，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现在看来还是要说。要说也很简单，文中“柯少女的故事”是她提供给我的——好大的一个地窖!

它既是本文的地窖，也是她本人的地窖。我记得，林雪老人讲这个故事时讲得流泪满面的，让我很容易怀疑是在讲她自己的故事，只是略为变化而已，比如把跳舞变成了唱歌，把卑微的出身作了虚荣的美化。诸如此类。

当我婉转地将我的疑虑道明后，她矢口否认。

她说：“我都马上要进棺材的人了，还要这些虚荣，岂有此理。”

我想也是，人老了，就不需要这些虚掩的东西了。博尔赫斯曾通过笔下的一个国王这样说过：“一个人满了一百岁，就不再需要爱情或者友情，邪恶和横死也不再威胁他。他可以去从事一种艺术，或者哲学，或者数学，或者玩一种单人游戏。一旦需要，他就可以杀死自己……”我在30岁后就没有虚荣心了，现在40岁了，又少了很多东西。但我一直固执又顽强地保留着好奇心；不光是保留，有时还在培养——好奇心也是可以培养的，像养鸟一样的，每天惦记着它就是。

好奇心让我窥见了林雪老人与柯少女之间的秘密，她满面的泪流让我不相信这仅仅是一个故事，与她没有任何关系。肯定有关系!当然，我也看得出，老人很想坚守秘密，但在我好奇心的驱使下，她的意志像眼泪一样流失了，于是真相也像眼泪一样流出了。原来她当年的男朋友就像柯少女一样，老革命的父亲在一夜间成了“牛鬼蛇神”，组织上强烈要求她与男友断绝关系，但她深深爱着他，不愿意作此“下策”。爱给她了力量，她勇敢地实施了一个“上策”，先是逼迫男友与父亲一刀两断，后又怂恿男友母亲与父亲离了婚，致使男友父亲在绝望中跳下了六层高楼，撒手人寰。换句话说，柯少女的故事就是她的，惟一的不同是她的身份，不是女儿，是媳妇。

深透的悔恨通过汹涌的眼泪被正大地写在脸上，这是我想得到的。我没有想到的是，老人最后这样对我说：“我恨自己，更恨那个时代。啊，我和柯姑娘都是那个时代最美丽的鲜花，但我们的鲜花是有毒的，毒害了亲人，也毒害了自己，毒素早已深深埋进了我们的身体里、命运里，最嘹亮动听的歌声也掩盖不了我们的苦难。”

我相信，我的鲜花是无毒无害的，献给她——林雪老人，也许能给她一点点遐想，或者一点消遣，也表达我对她的不忘。这好像是我献此文给她的第三个个理由了，也可以说是“对联”的横批。

祝林雪老人安康!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撰文指出：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来说，麦家的写作无疑属于独特的路数。这个人的存在已经变得不可忽视，他是那么顽强、绝对而倔强。他的小说诡秘、幽暗、神奇，深不可测，到处潜伏着玄机，让人透不过气来。他的出现就像一片阴影，投在亮丽的文坛上，多少有些令人惊慌。阅读他的作品，就像是被引诱到一个偏僻的山谷，而黑暗开始降临。阅读没有退路，只有在黑暗中摸索。那真是一种孤苦伶仃的阅读，无助的阅读，就像他的写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