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班的女儿一个个敏感易愁。她小小的视野之于她自己就是全世界，是整个宇宙：她见到的母亲，是全世界的女人，所以她会在成年后对女人抱以防范和排斥；她见到的父亲，是全世界的男人，他对她的态度代表全世界的男人对她的态度，所以她那么费力地讨好他，渴望从他那里得到微薄的认同和赞许……

苦难班的赞美诗

比童话更童话——关于苦难班的女儿们

罗斯公主/1

对手/20

我是一朵花痴/97

一只天鹅的一生/107

夫人的葬礼/162

关于那时候/185

枯荣/200

后记/231

        罗斯公主

“是的，我现在看到他了。他跟我们的牧师是一模一样的。啊，这真吓人!”

              ——安徒生《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

18岁生日这天，我可以得到任何整个国家允许范围内的礼物，没有数量与金额的约束。但那并非一种获得，相反那意味着我即将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大部分东西，包括时间上和行动上的自由。因为这一天取得礼物的同时，我也从一个公主变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者、裁决者、施令发号者。从此以后，我代表我的家族和我的姓氏统治这个国家，为我忠诚的臣民付出我的余生。我是第12代王者，也是其中第四个女性，按照所有的人的称呼，我是一个女皇。

我选择的礼物令我的家人惊讶，我没有要求换大的皇冠或者一只更加宽大舒适的宝座，我要的仅对而望的卧室。那是一间大小与内部摆设几乎与我相同的房间，包括曾经住在里面的人，也有着和我同样的外表甚至言行举止，只不过它已经空白了十年，十年以来无人出入，房门上的锁，也像死了十年一样沉重。我想如果不是我现在提出要得到它，可能我的家人再也不会想起在这幢房子里还有这样一间卧室。

卧室至今保持着原来的景象，每一件家具每一件摆设都不曾调换和移动，从窗口望出去，有熟悉的天空与石斛兰，一切正如我所需要的陈旧，除了因为陈旧而产生的大量灰尘。在书桌上有泛黄的作业本，透过棉丝一般厚而密的灰尘可以隐约辨认出封面上的字，那是作业本主人的姓名，虽然稚嫩，却漂亮和工整。我凑得更近一些时，禁不住怀着激动和感慨默读那掩埋在模糊中的字——“罗拉”。

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人，现在已经躺在一具棺木里，和我的祖先们一同被置放于通向天堂之路。那是我们国家最接近上帝的教堂，就像里面每一个已经逝世的先皇同样神圣。当我完成了所有的身体上的洗礼，再穿上女性君皇的特殊服饰，我会到那里进行一场仪式。在仪式中，我要向我的家族保证自己，并企求真主保佑我的子民的平安，我的国家的昌盛。结束之后，我就会站在女皇号上，驶过我们国家所有的主要河流，昭告天下我的正式登基。

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光荣，市民会站在河边，或者从家里探出头来，朝我挥手欢呼，充满着敬重与膜拜，一如对待他们的信仰。但是，光彩夺目仅仅在我18岁这一天里存在，自此以后，我就必须接受负担与压力，我的每一天，每一秒钟，都紧紧联系到我的国家。与之相关的思想的灌输与方式的训练已经进行了十年，准备工作充分而且细致，已经耗费大量人力财产，因为我要接手的是数十万人的生命，更是我的家族在曾经的岁月里用血肉换取的基业。而对于我个人，努力的时间远远不止十年，事实上从我出生起，容忍、艰辛、勇气、苦难就一直存在，我用我所能及的一切方式，才得到这一天无可辩驳的胜利。

因此我的童年不曾出现，就已经结束，战争注定占据我生命的纵横。这还要归罪于一个奇妙的巧合，抑或以既定的几率作为解释，总之我无力抗拒，就像历史无法被改写。所有的事情超出常理地发展，就从我的诞生开始。我和她诞生于我们的母亲的苦难中，母亲的呻吟被我和她落地后不约而同的哭喊淹没，并在即刻之间从疼痛嘶哑变成欣喜若狂。从此我和她在表象统一内里却完全对立的世界里成长，而在成长最初，我们就意识到，我必须努力树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威才有可能争取到对自己和自身处的家族的统治。她和我一直是同样追逐荣耀的人，完全不离我们血液中的坚毅与高贵。P1-3

    比童话更童话

       ——关于苦难班的女儿们(自序)

             徐歪歪

苦难班位于大伙儿的记忆里。最初，它在桃酥幼儿园的二楼，或是金葡萄幼儿园的三楼，太久远，我记不清了。但我还算是一个记忆力不错的人，所以我在长大后还常常想起苦难班的故事，虽然我们都不可能再查证出那个幼儿园究竟叫做什么名字。

据说，苦难班的男孩都没有成为异类，相反女孩们一个个与众不同，过着不甚幸福或是流离动荡的日子。毕业照上，苦难班的儿女们在照片里扮演不同的角色，穿着有职业意向的服装，有白大褂、黑色的法官袍子、粉红的天鹅舞裙、绿警服、深蓝的海军制服，站在台阶上或是坐在板凳上，做出刻意而认真的姿势。儿女们的背景是一片蓝天白云，上方贴着五个不同颜色的大字，“我们的理想”。这几个字让照片看起来仿佛要引申出一个美好的童话。

这是过去许多年的事情了，没有谁能记得清楚，但是我对儿时的记忆总是毫不含糊。我时常想起过往的岁月，想起那个幼儿园里的草坪、滑梯、脚踩的轴轮；想起操场角落那个无盖的、用石头和杂草遮掩的阴井；想起苦难班的布置，有画报、玩具，还有放杂物的储藏室，爱穿短裙的女教师。一切就如同近在眼前的场景，味道却太过遥远，远得布满青苔般的霉丝。

此外，统统关于五六岁的小姑娘。她们是苦难班的女儿，一个个敏感易愁。她小小的视野之于她自己，是全世界，是整个宇宙：她见到的母亲，是全世界的女人，所以她会在成年后对女人抱以防范和排斥，因为母亲自小就在责备她的过错，她和女人的关系始终是敌对的；她见到的父亲，是全世界的男人，他对她的态度代表全世界的男人对她的态度，所以她那么费力地讨好他，渴望从他那里取得微薄的认同和赞许。于是，她感受到的苦难．成了整个人世间的苦难，漫溢到命运里，挥之不去。

其实，没有人能真正看见苦难班的模样，我不能，她们谁都不能：战争的硝烟仿佛在进入学龄时弥散干净了，而事实上，残渣在某个角落潜伏着，在她们彻底忘记战争的过程之后，突如其来地，再次侵略她们。我把一切记下了，因为从那个春天开始，我就已经看见这场战争里的牺牲者。没有人能脱逃，没有人能幸免。苦难班，它一直随着女儿的成长，从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爱恨，到至终未能解脱的情伤。

——我一直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这仿佛是杞人忧天，仿佛是恶意的惊吓，仿佛是对自己那一代童年的扩大和哗众取宠。所以在那之后，我不去告知任何人那些可怕的时光；到了今天，我也会把故事说得委婉平静，就像说一个与自己或自己的年代截然无关的人。

那些忘记了苦难班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苦难班里短短的两三年光阴，原来就是为了成就后来的那个始终不尽如人意的成年女人。

她说完这些话，沉默下来，喝了一口水，望向窗外的葡萄藤。

那青绿色的藤爬在发黄的架子底下，爬了一圈又一圈，就像唱着一支歌曲，时高时低。这却是一支忧愁的歌曲，旋律走向寥落，最后一个音节低垂在屋檐的边角，冷冷地哭泣，无从安抚，对他人的同情亦无动于衷。

然后她开始讲述苦难班的女儿们的故事。那不过是一些片断，有的支离破碎，有的混沌暧昧，其中极少提及她们的童年时光。因为，她说，那看起来多么寻常，只有她们本人才知道，每一个细节都在影响她的一生。故事时而长达数年，时而短不过几日；她时而用第一人称，时而用第三人称；仿佛随时都在成为个女儿本身，随时都在为她的遭遇捏起一把冷汗。她说得脸色苍白，41头紧锁，筋脉紧绷，浑身散发出最晦涩最陈旧的香气。

她对我说的苦难班的女儿们的故事，比童话更美好，比童话更残酷。苦难班的女儿们，比童话更童话。

2005年的第一场春雨过后，风飕飕作响，冬天的余味尚在飘荡。

我坐在这里，曾被唤做北平的城市里的某一扇窗前。避雷针指示灯的闪烁如常，无声亦不熄。我在这里送走了几场吞没满城的狼藉的雪，送走了已然安息三个小时的昨天，送走了我为之唏嘘的青春期。

前年的这个时候，我在上海某所大学的课堂里，面对周而复始的会计运算，以及报表里永无止尽的零。小说于我，停留在阅读，停留在茨威格或苏童，有一种到此为止的满足。而写作于我，似乎仅与枯燥的作文题目有关。

去年的这个时候，在一对溺爱成性的父母的无奈下，我办理退学手续，匆忙告别了我在那儿惟一的留恋：室友们。收拾行李走出宿舍楼的一刻，我那些善良美丽的室友课，而我拖着数十斤重的麻袋艰难地走向马路。我选择落的、无人相送的上午。

彼时，小说于我，正从阅读朝创造发展。这本集子所包含的七篇小说中的半数，来自退学前的几个月。它们代表着我的小说之路的开端；是我在每个熄灯后的深夜，抱着沉重老旧的笔记本电脑，坐在宿舍一楼的大厅里，使用仅有电路制造出来的故事。

彼时，我面对的，同样是一扇落地大窗，上了锁，禁止学生出入。我在那儿留下了每晚六个小时的坚持，留下了我对小说忠心耿耿的起步，留下了无数用以提神的咖啡和烟蒂。我无法想起究竟是什么在刺激我、引爆我，使我对写作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我只记得我是如此兴奋，因为我终于找到一种方式，替代我过去难以玲珑控制的语言表达，以及帮助我捋清那些迅忽而过的玄想。造出一个又一个孤芳自赏的情节。同样的，也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我开始思考与寻觅，开始对阅历与体验充满向往。

彼时，小说于我，依旧不是全部。退学的原因，确切地说，为了那一程旅途。

而后的半年间，我独自走过这片国土的六个省，接触过若干个少数民族，得到令我终生难忘的风光与民情，甚或爱情与惊险。从防汛纪念碑仍矗立的荆江，到四处卖着《边城》划着木舟的沱江：从山水环绕的阳朔西街，到上至苍山下及洱海的大理洋人街：从彩云之南最西处的中缅边境，到同时坐地安徽、江西的古徽州。这是一程难以诉诸文字的旅途，我无法描述长江之险、凤凰之淳朴、漓江之悠远、泸沽湖之醉生梦死、皖南之秋浓如画。我只能记忆犹新地记得，我面朝那些景致之际的感动，记得我莫名其妙的泪如雨下，记得我在许多块墙壁的斑驳里写下过句子，记得我开始追求一种平静的疯狂、清白的高贵。这种追求，我知道会一直轮回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本集子收进的小说，一度是我在旅途中最重要的负担。我认为它们超越曾经过我的视野的任何风光。它们风光绝世。

在武汉的时候，我的电脑无端坏了，全市的修理处对此束手无策。那个突如其来的不顺带给我的绝望，不亚于12岁那场持续了四年的病。我恐怕我就此丢失小说与装载着一路痕迹的记录，尤其恐怕就此失去起初的坚定。十天后，我的好友蒋送我上了前往湖南的火车，告诉我他会将电脑带回上海，无论如何找回我所有的文字。又十天后，他把电脑自上海送至湖南，再转道去了他的工作地武汉。打开文档的那个晚上，凤凰全镇停电，闪电如幕布覆盖天空。我站在窗口，心绪颤抖。

在那失去键盘的20天里，我写尽了两本笔记本的寸土寸地。于是我终于确定，所有的记忆与理想，应当聚作小说，聚作此时此刻的坐姿。那段旅途过后，不争地，写作成为了我的必然、惟一、全部。

于是，集子里的另半数小说，便完成于旅途的疲惫中，在某个蚊蝇骚扰的临水的夏夜，或是某个与世隔绝的傍山的午后。

时至今日，集子里的小说成了过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我对它们甚不满意。修改的过程里，我试图将冗长的句子解构，试图将繁琐的描述精简，试图使故事不那么臃肿和矫饰。然而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后，我又将它们恢复最初的面目。时过境迁，技术的改动成为一种更可耻的粉饰。我想我再也不能进入此前的自己，那个坐在宿舍一楼、身裹棉袄的女学生，抑或那个身为过客也遭遇着过客的女行者。

当人们笑话我们的年轻是一场娇惯与浪费时，我迫不及待地为自己倾灌苦难。然而，身为过客也遭遇着过客的女行者，那却终究不是一个苦难形象。

我经历过车程56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的硬座，经历过丢失相机与胶卷的无可奈何，经历过盘山公路上的塌崩，经历过小偷、骗子、无偿提供帮助的人。我也到过缺水缺电的村庄，见过温饱堪忧的苦难；到过条件艰苦的学校，见过精神匮乏的苦难。触及它们，我为之动容，为之感同身受，但是难以让它们成为我本身的苦难。

而真正的苦难，来自于写作，来自于思考与寂寞。这是我如今的选择，是属于我的苦难的源泉，是我相信将轰轰烈烈下去的、终此一生也无法摆脱的迷恋。

继而，我选择了北方，一个能给予我开阔与荒凉的城市。

今年年初，形同过去在旅途中的每一段辗转，我提着行李，走过夜色渐浓的月台。与身边那辆火车一夜之隔的，是北方的清冷早晨，与站在迷蒙雾气里的朋友——张悦然。

在北京的近三个月里，我再一次经过情绪的动荡，几次三番感到沮丧与无望。同样的，幸而有友情的支撑，有近旁的张悦然。有特地自四川与青岛来看望我的钟与梁。之于身在北京、身为陌生人的我，这些女孩，构织着一张日益紧密的网，那是我愈加壮硕的决心，是我得到坚持及些许盲目乐观的信念，一如面对那程旅途中的告别。

我的南方城市不会得到我这些不够体面的消息，但是我知道，它在望着我，我踏过的每一片土地都在望着我。它们是我的过去，是一部绵延无绝期的小说的铺垫。我更知道，完成这部小说，道路是那么漫长。

                  2005年4月2日凌晨于京东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