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于未来无疑是每个对外战略决策者必须具备的眼界，但对外战略赖以形成和演变的因素还要复杂得多。这些因素既蕴含在历史里，又存在于现实中；它既决定于内部因素，又受制于外部环境。本书就是从俄罗斯外交的思想渊源、俄罗斯外交的形成过程和俄罗斯对外战略的环境与资源等视角，来展现并解释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形成和演变。

  对外战略，亦可称之为国际战略，“指的是一国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际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的总的认识和谋划”。转型时期俄罗斯的对外战略表现出一条清晰可见的发展主线，即维护、发挥和争取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也经历了探索、调整和再定位的过程。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政府是将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维持寄托于融入西方和建立俄美“伙伴关系”之上，主要特点在于“维护”；那么90年代中期之后，俄罗斯选择的路径是注重发挥其在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以及与其他重要国际力量互为倚重，侧重点在于“发挥”；而伴随着新世纪之初国际环境的巨变，普京政府意识到内部发展对于俄罗斯国际地位的至关重要性，强调对外政策首先应“服务”于内部发展，俄罗斯对大国地位的诉求定位在“争取”这个层次上面。

转型时期俄罗斯对外战略实际上“始于苏联时代”，始于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动的革新运动，是其“新思维”的产物。苏联自立国以来的对外战略主要是基于三个前提来确立的：国际政治恒久不变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国际阶级斗争；苏联的安全和威望有赖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和壮大；为实现上述目标，苏联必须确保军事上的与最主要对手之间的优势地位。戈尔巴乔夫完全摈弃了苏联对外战略的传统观念，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以同一性取代冲突不可避免论；强调各个国家“选择的自由”，放弃对东欧的控制；强调核时代安全的相互性，放弃对军事优势地位的争夺，进而裁减军备。在苏联帝国崩溃，欧洲社会主义集团瓦解，与西方军备竞赛终结的背景下，新俄罗斯的对外战略是基于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来确立的：同西方进行合作进而融入西方世界。这就是自1987年以来先是苏联后是俄罗斯外交政策指导方针。

新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开始了一个面向西方的进程。然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那种毫无保留地与西方合作并寻求融入西方的政策并未能长久维持下去，这一方面是俄罗斯在后共产主义时代所面临的困难——经济崩溃、社会失控、政治混乱——所导致的，许多俄罗斯人将之归咎于西方，认为它未能兑现曾经许诺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西方的经济专家替俄罗斯的经济病开出了错误的药方……更为严重的是，1993年底的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出俄罗斯公众情绪蕴含着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它尚不至于主导俄罗斯的外交战略定位，但这种情绪显然是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行的“新思维”外交格格不入的，因此，在1993年以后，这种情绪妨碍着叶利钦继续推进其面向西方的对外战略。

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对的新的周边环境也是促使其在外交上作出调整的重要背景。剧变造成俄罗斯四邻不宁，尤其是在南部，战争在高加索和中亚爆发，直至蔓延到俄罗斯境内。俄罗斯被牵涉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的武装冲突，尤其是在1994年底，俄罗斯对试图脱离联邦的车臣分离主义势力发动了战争。

俄罗斯内部政局的变化引起了西方的关注，其对近邻周边的政策招致了西方的批评。实际上，对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未来走向琢磨不透的西方所做出的反应还远远不止是言辞上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约东扩被提上日程。而这在俄罗斯政治精英看来，说得轻点是表明西方无视俄罗斯对于东扩的敏感，说得重点是标志着西方开始转向排斥、孤立和敌视俄罗斯的政策。

从1994年到2001年，俄罗斯的对外战略进入一个调整和重新定位的时期。这一阶段俄罗斯在对外战略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叶利钦在1994年初“国情咨文’，中提出的俄罗斯应结束“单方面让步的做法”，在不放弃争取同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和合作关系的同时，努力显示其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俄罗斯除了更加强调在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和注重发展与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大国之间的关系外，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领域，一方面在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确立与北约的新型关系、继续推动军备控制谈判和战略武器的削减等方面发展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方在地区热点问题、北约东扩、《反弹道导弹条约》等问题上发生摩擦。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发展演变，显示出了一个“极端化”的变化过程：首先是“过高的期望”，“期待着由冲突彻底转变到靠近西方国家，从而自动改变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获得大量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90年代中期以后的俄罗斯对外政策则走向另一端，表现出较强烈的苏联对外政策留下的“超级大国，，J心理遗产，无视国内资源是否可能承受，极力参与各种各样的国际进程。事实上，这两个时期俄罗斯的对外政策都存在着“期望过高”的弊端，前期是对外部世界，后期是对自身实力，前期以失意而归，后期也是失望大于希望。

正是从这些具体的对外政策经验中，俄罗斯的外交战略逐步走向成熟，“今天，俄罗斯国务活动家和外交人员以及广大的社会阶层都清楚地认识到，作出不适当的让步致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和与美国、西欧国家、日本进行对抗，对俄罗斯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始终不渝地、必要时采取强硬立场捍卫国家利益的方针同俄罗斯进一步加入民主国家行列和国际经济组织的任务并不矛盾”。而“9·11”事件则为俄罗斯的对外战略调整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契机，俄罗斯对外战略进入一个新时期。

新时期俄罗斯对外战略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俄罗斯加大和加快了接近和靠拢西方国家的步伐。从反恐合作、削减战略武器的进展到从北约东扩、《反弹道导弹条约》之争的底线后退的诸多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在经历了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调整和定位之后，又开始了向90年代初期的面向西方的外交战略取向的某种回归。

这当然不是一种从终点又回到起点的直线式回归。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的亲西方政策主要是为了从西方得到回报而表现出太多的让步和顺应的话，那么新时期俄罗斯面向西方的政策则冷静和实际，是要同西方进行利益交换，相应地，在“顺应”的同时必要时也表现出“逆反”。

但归根结底，两个时期俄罗斯对外战略最重要的共同点是以西方，主要是美国，作为对外战略重点之所在。普京政府提出，对外政策惟一可靠的方针，是始终捍卫国家利益。而对今天的俄罗斯而言，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居于最突出的地位。俄罗斯经济复兴所需要的市场、投资、人才、技术主要都来自于美国以及西方。甚至可以说，无论俄罗斯是否能够指望得到美国多少具体而实在的回报，至少，背负一个不甚融洽、甚至充满敌意的俄美关系的沉重包袱，显然是不利于俄罗斯的复兴大业的。

着眼于未来无疑是每个对外战略决策者必须具备的眼界，但对外战略赖以形成和演变的因素还要复杂得多。这些因素既蕴含在历史里，又存在于现实中；它既决定于内部因素，又受制于外部环境。本书就是从俄罗斯外交的思想渊源、俄罗斯外交的形成过程和俄罗斯对外战略的环境与资源等视角，来展现并解释俄罗斯对外战略的形成和演变。全书结构与分工如下： 总序：冯绍雷 第一篇分工如下： 袁胜育(第一章)；刘军(第二章)；毕洪业(第三章)；赵银亮(第四章)。 第二篇分工如下： 相蓝欣(第五章)；冯玉军(第六章)；赵银亮(第七章)；艾伦·林奇(第八章)。 第三篇分工如下： 樊吉社(第九章)；刘军(第十章)；何明(第十一章)；王新俊(第十二章)； 袁新华(第十三章)；唐海燕、龙静(第十四章)。  袁胜育作全书的首轮校订，陈洁华负责第二轮校订，冯绍雷负责全书修改、补充及定稿。冯绍雷、相蓝欣负责全书的结构设计和学术资料的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