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译注者唐德刚被认为是胡适的高徒，本书不失为一本简单明了，童叟无欺，而包罗胡适学识、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书。也是一部最浅近的、最适合青年读者需要的、胡适自撰的“胡适入门”。研究中国近代文史的专家们，抽空浏览过，这本小书或许也可帮助他们，把他们概念中的“胡适”，整理得更有条理。

一般人对口述自传的了解，大抵是从唐德刚这部《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这是唐德刚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十六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刚所保存并经过胡氏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的。这也是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亲身交往、提着录音机完成的一项傲人的“口述史传工程”。

在这里，胡适重点是对自己一生的学术作总结评价，而这评价反映出胡适晚年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唐德刚将其英文口述译为中文后所作的注释评论，却是不可不读的好文章。本书“传”与“注”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的分量，恐怕还在传文之上。1970年代，海外史学界盛称本书：“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写在书前的译后感 唐德刚/1

编译说明 唐德刚/11

第一章 故乡和家庭/13

徽州人/13

我的家族——绩豁上庄胡氏/15

第二章 我的父亲/21

青年期的家难/21

考试和书院教育/23

吴大潋的知遇/24

在台湾任知州和统领/27

第三章 初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学生生活/37

与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人士的接触/37

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41

放弃农科，转习哲学/46

第四章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60

公开讲演的训练/60

学习议会程序/63

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信仰/64

第五章 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91

文科各系的教授阵容/91

杜威和实验主义/97

实证思维术/100

第六章 青年期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121

《诗三百篇言字解》/123

《尔汝篇》和《吾我篇》/125

论“校勘”、“训诂”之学/127

第七章 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139

革命的导火线/142

孤独的文学实验，大胆的革命宣言/150

第八章 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162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62

文学革命的数种特征/168

中国文艺复兴的四重意义/171

第九章 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183

陈独秀入狱的经过/183

“科学”和“民主”的定义/186

“问题”与“主义”之争：

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189

第十章 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200

《国学季刊》发行宗旨/200

我在于些什么/206

研究神会和尚的始末/208

第十一章 从旧小说到新红学/225

第一部“整理过的本子”/226

新红学的诞生/230

第十二章 现代学术与个人收获/243

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244

老子比孔子更“老”/245

并不要打倒孔家店/246

双线文学的新观念/252

再谈谈中国思想史/253

中古期的宗教/254

骈体文有欠文明/256

现代的中国文艺复兴/257

附 录

胡适之先生亲笔所拟口述自传大纲/270

胡适之先生手书父母生卒年代及徽州“解经三胡”/274

胡适之先生手绘故乡地图/275

我是安徽徽州人。

让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徽州一带的地理环境，做个综合的叙述：

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一共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豁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便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地成为生意人了。

徽州人四出经商，向东去便进入浙江；向东北则去江苏；北上则去沿长江各城镇；西向则去江西；南向则去福建。我们徽州六县大半都是靠近浙江的；只有祁门和婺源靠近江西。近些年来[抗战前后]，最西的婺源县，被中央政府并入江西。但是婺源与安徽的徽州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居民引以为荣，不愿脱离母省，所以群起反对，并发起了一个“婺源返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统领大陆前几年，婺源终于被划回安徽；但是我听说在中国共产党治下，婺源又被划给江西了①。

所以一千多年来，我们徽州人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有关“徽州帮”其他的故事还多着哩②。

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他们又只身返回原来店铺，继续经商。自此以后，他们每三年便有三个月的带薪假期，返乡探亲。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语，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说，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③。

当然徽州人也有经商致富的。做了大生意，又有钱，他们也就可以把家眷子女接到一起同住了。

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国性的，并不限于邻近各省。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贸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欢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你一定听过许多讽刺“徽州盐商”的故事罢!所以我特地举出盐商来说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徽州人另一项大生意便是当铺。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通常社会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词，原是专指当铺里的朝奉来说的，到后来就泛指一切徽州士绅和商人了。“朝奉”的原义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勤俭刻苦；但有时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义，表示一个商人，别的不管，只顾赚钱。总之，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当你翻阅中国电话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们的籍贯。正如在美国一样，人们一看电话簿，便知道谁是苏格兰人，谁是爱尔兰人，谁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样的清楚④。（P13-15）

在动手翻译这本小书之前，我曾遵刘绍唐先生之嘱，先写一篇“导言”或“序文”。谁知一写就阴错阳差，糊里糊涂地写了十余万言；结果自成一部小书，取名《胡适杂忆》，反要请周策纵、夏志清两先生来为我作序了。

在我写那篇序的期间，我对这本小书的英文原稿已经有二十年未去碰它了。我想原稿既然是我以前一个字一个字整理出来的，纵是倒背我也可倒背若干，翻译之前来写篇序，也用不着先读原稿再动笔了。所以只有在《杂忆》脱稿之后，我才又把英文原稿细读一遍；距上一次的细读，是整整的二十个年头!

二十年前我对这篇稿子的看法，大致有三点：一、它的内容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材料；二、它反映出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说胡适的思想前后一致也好，说胡适没有进步也好；三、不过就写作的体裁来说，他这部小书，倒不失为别开生面、自成一格的“学术性的自传”。

十八年过去了。两年前我写《胡适杂忆》时，印象中强调的还是这三点。可是最近一年来，我对我以前的看法，渐次觉得有修正或补充的必要。这不是近一年来，“胡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也不是我自己对胡氏的估价发生了什么“今日”对“昨日”的挑战；只是胡适之是位“实用主义者”，一辈子看重“实用价值”，因而以这本小书对一般读者的“实用价值”来说。那它在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倒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笔者说这句话，也是近一年来，面对海外中国知识界的实际现象，有感而发：

最近一两年来，由于报章杂志上，对胡氏生前一些有趣的小问题——如学位问题、恋爱问题等的讨论，甚或辩论的关系，“胡适”往往又变成一些学术上和社交上谈话的题材。在这些场合里，我也在无意中发现，那些自港台来美的“知青”——包括很多我自己的学生——对“胡适”这个命题已十分陌生。他们之间好多都能写一手好的白话诗文；但是“胡适”与“白话诗”、“白话文”，究竟有多深的关系，他们就不知其详了。至于什么“实验主义”、“杜威”、“罗素”……什么“乾嘉学派”、“言字解”、“吾我篇”、“问题与主义”……那就更不必说了。总之那样活生生的一位“天下何人不识”的“我的朋友”，现在已渐次被历史的潮流淹没了——淹没得如此之速!

最糟的要算是最近才从大陆上出来的一些“知中”了。我们偶尔聊起天来，他们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旧闻就更少了。其中有些极有成就的科技专才，竟然对“胡适”和“胡适之”是否同一个人，也发生了疑问!

适之先生是笔者所熟识的、最看重身后之名的一位前辈。他老人家的“身后之名”消逝得这样快，该是他生前所未曾想到的罢。

最近笔者接到老朋友朱文长教授的来信。他说他在看《传记文学》的胡适自传时，是“先看德刚，后看胡适”。骤读此信，我会觉得是老朋友对我错爱了。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像朱文长教授那样，当年在大陆上受大、中学教育，今日流落在海外教书的“知老”，胡适这本小书上的哪一句话，他未看过——甚至听胡氏亲口说过——十遍八遍乃至更多遍呢?

俗语说：“话说三遍如烂草!”读书亦何尝不然?纵是胡适著的书，读过听过三、五、十遍，也会变成一堆烂草，朱教授也就不要去“先睹为快”了。至于我这位无名作家，不管我写的是怎样地“瞎扯淡”，但是总归是朱教授“尚未寓目”的闲文、闲书。他老人家如史席有暇，和娘子一起来翻翻“报屁股”，消遣消遣，那我的“瞎扯淡”，自然也就在“先看”之列了。余小子如不知轻重，把这句“朱子语录”当真，而自觉“老子文章赛胡适”，那我岂不是一名天大的阿Q吗?  须知胡适之先生生前在中国享盛名，历四十年而不稍衰。因此他的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它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稍有一点关于“胡适”的小故事，在报章杂志上不是“头条”，也是“花边”。全国上下——尤其是茶余酒后——对他都有极浓厚的兴趣。

以前的娱乐场中有句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因而就“看胡适”(Hu Shih watching)这宗娱乐项目来说，它和“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的。会看的专家和艺人们，便看其“门道”；一般遣兴的观众和读者，则看其“热闹”；而大家争看的兴致则是一样的。笔者不敏，当年在大陆上，夹在千百万“知青”之中，争看这场“热闹”，也是自七八岁就开始的。我想和我平辈或长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时也是人人如此的。试问我们这一辈以前在大陆上受大、中学教育的人，哪一位不能对“我的朋友”，品头论足一番呢?既然大家对胡适之都很熟悉，也各自有一套主观的看法，那么一旦“朋友”不要了，把老胡适拖出来咒骂一通，则人人皆可骂出一套来——骂得个痛快淋漓，骂得他狗血喷头。

这就是50年代里，大陆上举国批胡的全盘经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人人都知道“胡适是老几”；所以毛泽东一声令下，大家也就可以指着太平洋，大叫其“胡适算老几”了。大家对“我的朋友”都有三分熟，写起打差文章来，也就容易缴卷了。

60年代之初，适之先生不慎因贪酒亡身而引起港台两地皆哭的现象，也是同一个道理。他老夫子文坛祭酒，风云际会五十年；最后撒杯人寰，含笑而去，死亦何憾?但是他的死，却使我们的社会上顿时失去了一位老少成钦、热热闹闹的大众发言人，则生者奚堪?所以大家就望电视而堕泪了。

如今二十年快过去了。在历史上说二十年原不算长，但是便在这短短的二十年内，胡适之先生却由一位嬉笑欢乐、妙语如珠的“我的朋友”，转变成和韩文公、朱文公、王文成公等挤在一起的木头牌位了。这爿后来居上的“胡文公神位”，究竟代表些什么呢?这问题的答案也就随着地球的旋转而愈来愈模糊了。

记得笔者在1970年冬季访台时，蒙林语堂先生盛情召宴，我按时前往。在一家嘈杂的大酒店内，我问那位衣冠楚楚的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他把两眼一瞪，大声反问我一句说：“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失笑之余，我心里也在想，工商业社会的变动多大啊!

“胡适之”虽然和“林语堂”一样，今后永远不能和“公司”竞争了，但是胡适终究是胡适。它是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客观实在”。后世学人还会去继续研究它的。

再者，胡氏生前提倡了一辈子，什么“民主”、“自由”、“实验哲学”、“不疑处有疑”、“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成筐成篓的大道理。虽然这些都不是胡适之享有专利的发明，但是当这些概念还在“反动”和“毒素”的阶段时，大家都慷慨捐输，把它们一股脑都寄存于“胡适”名下，变成胡适之的私产，而胡适也当仁不让地据为己有。因而在胡氏含笑归天之后，这些概念也就和“胡适的幽灵”结下了不解缘。有朝一日，时移势异，毒草变成香花，胡适的幽灵借尸还魂，又成为后世青年仰慕的对象，亦未可知。

但是“胡适”这个名词，除掉它的模糊的“历史形象”(historical image)之外，究竟还有多少其他的实际涵义呢?“后世青年”既无金鱼可看，也无小道消息可听，要了解“胡适”，那就只有求之于“书”了。但是哪样的“书”才能有效地提供他们所渴望的知识呢?《胡适思想批判全集》?《胡祸丛谈》?《胡适与国运》?《胡适文存》、《文选》、《论学近著》……老实说，这些巨著都会使“后世青年”愈看愈糊涂，愈看愈不知道“胡适”是什么回事。他们所需要的实在只是一本简单明了、童叟无欺而包罗胡适学识、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书。如果这个文化需要，由于时代转换而成为事实的话，那么胡先生这本小小的《口述自传》(也是他一辈子所编撰的最后的一本“上卷书”)，对青年读者的“实用价值”，也就会逐渐地上升了，因为它是一部最浅近的、最适合青年读者需要的、胡适自撰的“胡适入门”。

研究中国近代文史的专家们，抽空浏览一过，这本小书或许也可帮助他们，把他们概念中的“胡适”，整理得更有条理。因为它是一本辞简意赅、夫子自道的“胡适学案”。

一般遣兴读者，工余饭后翻翻，也可大略体会出，胡适的“反动言论”和“毒素思想”的来龙去脉。至于它是毒草还是香花，胡适自己并没有“自卖自夸”，他只是“据实招来”而已。贤明的读者们——不论批胡也好，拥胡也好，既批又拥也好——自然会各自做其正确的判断。

上述这些雅俗共赏的“实用价值”——尤其是对后辈青年读者的“实用价值”——倒是适之先生和笔者当年未曾想到的。现在笔者既然有感于时事而千虑一得地想起了，所以就补写一点译后的感想。

还有我想在译后补充说明的，便是胡适之先生这本自述，从头到尾原是他老人家说给我一个人听的。他那时想像中的“将来读者”，则是美国大学里治汉学的研究生。因此我也就遵从他的意思，在章目结构、材料取舍上，以“美国研究生”为对象。同时我自觉我对这些可能的读者们，汉文底子和学习风尚，所知较深，因而在编稿时，有许多地方也是我替他硬性做主，其后才由适之先生查阅认可的。所以在那十余万言原稿的背后，还有胡老师与笔者千百万言的讨论和对话。如果这本书的读者，忽然从碧眼黄须的美国学生，转变成黑发无须的中国学生，那这些录音背后的讨论和对话，就可能比录音稿上的正文更为有趣而“实用”了。

本来，“对话”(dialogue)比“讲课”(leeture)更有价值，原是世界学术史上的通例。古代的圣哲如孔子、孟子、苏格拉底、释迦、耶稣、穆罕默德等等都是述而不作的。他们的哲学和教义，多半是当时听众和弟子们，从对话中笔记或默记下来的。苏格拉底固有其有名的《对话录》传于后世，而儒教“经书”中的《论语》、《檀弓》等著作，又何尝不是孔子的“对话录”呢?而这些对话录就远比其他“经书”更有价值。主要的原因便是“对话录”所记的往往都是些脱口而出的老实话，不像那些三思而后言的“讲学”、“说教”等的官腔官调也。

适之先生和我们的“对话”还不是一样的吗?例如在胡氏著作里，我们就很难找到他对“律诗”说过一句好话。但是在“对话”里，他却说做律诗要下几十年的工夫。

又如谈政治罢。他曾一再公开地说：“CC反对我!”意思是说国民党里CC系的领袖们，曾经反对他做总统。可是后来他又私下告诉我说：“CC在拥护我!”(笔者自己的1958年8月8日“日记”所载)这句话我就未尝听他在公共场所说过。

其他的例子还多着呢。可惜当时我未留意把它们全部记下来，以后大半也都忘记了。可是每当我深夜独坐，回译胡氏自述时，昔年与胡老师的对话，往往又重浮脑海。想起来了，我就随手在译稿上写个小眉批。等到一章译完，我就把这些眉批稍稍整理一下，抄作“注释”的一部分。有时下笔不能自已，就写得老长老长的，简直变成胡适春秋里的《公羊传》、《毂梁传》了。

当然一个人的记忆是很容易发生错误的，甚至本稿的录音和缮校都会有错误。朱熹就说过，记人言语最难。不得其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在本篇的英文原稿里，我也就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为一切的“口述历史”，往往都是如此的。甚至古圣先哲，亦所难免。  《礼记》的《檀弓篇》里，就有一段孔门弟子误记“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原来孔夫子曾说过一句“死欲速朽”(“死后就赶快烂掉算了”)的话。曾子听到了，便以为老师在丧葬的传统观念上，发生了“修正主义”。但是孔子一生都在誓死推行他的“三年之丧”的教义，这一下来个早死早烂，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诸弟子对曾参这位学长的“口述历史”，不大信任。曾子急了，说：“我是听老师亲口说的啊!”(“参也，闻诸夫子也!”)大家还是不相信。曾子又举出人证，说：“我是和老同学子游一道听老师说的啊!”(“参也，与子游闻之!”)大家最后又去追问子游，才发现实在不是曾子在说谎，而是他的“录音机”，出了毛病。

原来当孔子在宋国逃难时，听到那位蓄意想谋杀他的贪官污吏司马桓魑，在订制一套预备将来“蒙主恩召”时自用的石头棺材。这个石棺的制造工程太大了。造棺工厂凿了三年还没有凿成。孔老夫子听到这故事，气得胡子直飘，所以才说：“死后赶快烂掉算了!(还造什么石头棺材呢?)”

他老夫子这句气话，几几乎被曾子在“口述历史”里，录错了音。如不经众人临时发觉加以改正，那么儒家两千年来的教条，便大大地不一样了。后世的孝子贤孙们，不用说要省掉多少事；订制玻璃棺材，也就犯不着了。

所以在这本小书里，我也不敢说，“吾闻诸夫子也”，是绝对正确的。纵使我能找出个“子游”来人证一番，我还是不敢说，我的记录是没有错误的。好在现在还去古未远，适之先生的门生故旧，笔者的贤师益友，仍遍布五大洲，倘能不吝匡正，实在是感盼不尽的。

至于我自己的译文，我也不敢说绝对没有错误。这本小书上的文字，事实上是“复原”重于“翻译”。在我们当初编撰英文原稿时，为顾虑到洋学生的汉学程度，所以对中国古籍的征引，一般都是“削足适履”的。如今既然“复原”给中国读者们看，就得重新“量脚做鞋”才对。对着英文原稿，按照英语结构，一句旬地硬翻下去，似乎也大可不必。为着使译文读起来比较顺口，并使古籍引证上比较明确易解，笔者乃于译文上酌添字句；然为求尽量忠实于原稿，凡是译文中为英文原稿所没有的，我一概加个“方括号”[]以标明之；或在脚注上加以说明，务使鱼目不致混珠。纵使如此，笔者还是不敢说译文与原文绝对一致也。

再者，笔者谋生海外，平时实在忙乱不堪。尤其是我所服务的纽约市立大学，由于纽约市几度面临破产而动荡不安。日常课务与正规研究之外，杂务也多如牛毛，无法抽暇做太多的额外工作。晚间和周末虽可忙里偷闲，略事翻译，那往往也是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之下执笔的，因而对译文的推敲斟酌，也就得过且过了。偶然误译，亦或难免。所以当拙译在《传记文学》上连载结束之时，笔者原打算把译文与原稿再逐字对校一遍。无奈俗务太忙，夜对荧光幕校书，往往也头昏目眩，力难从心；一拖数月，还未能终篇。然窃思译文中虽小误多有，大错应不会太多，甚或没有。自我安慰一番之后，重校工作也就掩卷作罢了。读者贤达，如发现译文有欠妥之处，至乞不遗在远，随时惠教为幸。

总之，胡适之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他对我们这一代，乃至今后若干代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和他同时代的后学，耳濡目染之间，对他的观察和认识也最为真切——至少比后世学人或外国专家，要真切得多。值此“胡适”大名一天天地向历史的海洋下沉之时，我们和他老人家原先很熟识的人，乘大家记忆犹新之时，写一点对他的观察和感想，实在是义不容辞的。这也是笔者近两年来，信手涂鸦，写了几十万字的主要动机。如因拙作之付梓而引起时贤各抒己见，把我们大家都认识的胡适之先生的学术思想、政事文章，在他恩怨将尽之时，提出来公开讨论讨论，使他的学术地位，将来在中国文化史上，益得其平；这样，则笔者不学，写这两本小书，就是抛砖引玉了。  唐德刚

1979年冬于美国新泽西州北林寓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