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人”进入体制原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结果人人发现自己被实现为体制。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非人化”的体制。当我们翘首回顾——不论是试图推诿抑或奋起责问——我们都撞在体制这堵墙面上，找不到一位能够求助或与之说理的“人”。于是我们以不同的心态指着那看不见的墙面叫道：一切都因为“体制”！

熊丙奇先生的这本书，连同他上一本专著《大学有问题》，给我们的大学教育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糊涂账。

说它清楚，是因为其中搜罗列举了当今大学几乎所有层面的问题，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凡在职在校大学师生日常熟知的种种弊端、恶迹、丑行、怪现象，书中都有翔实的交代与评析。卷首那张妙不可言的《大学利益结构图》，更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珍贵资料。

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体制迷墙——大学问题高端访问》分五章，围绕由行政思维与特权治校构成的“大学利益结构图”，采取旁白评论、对话实录、资料补充的方式，立体分析了大学办学过程中存在的严重的体制与机制弊端：《权力至上，一个官僚化的教育机制》、《行政导向，一个等级森严的学术环境》、《利益驱动，一场挑战道德底线的诚信危机》、《分数至上，一种断送所有层面教育的思维方式》、《形式主义，一次叶公好龙的病态改革》。业内人士认为，连同《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与《大学有问题》两书可谓“中国大学问题百科全书”。

第一章 权力至上，一种官僚化的教育机制

教育问题，并不重要

国情的塑力

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

大学，一级行政机构

一切行动听“命令”

建一流大学的热情

“大楼”路线

躲不开的历史

第二章 行政导向，一个等级森严的学术环境

特权的民主逻辑

滥用的学术标准

教授，被行政等级化

指标学术

评估经济

第三章 利益驱动，一场挑战道德底线的诚信危机

多枯教授

做好分内事也难

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

课堂，学不到东西

说谎的教育者

“杀鸡给猴看”的管理模式

永远不败的研究

学术成为赚钱的绝妙载体

第四章 工具理性，一种断送所有层面教育的思维方式

教育，成为生存竞争的工具

上大学，人生的唯一出路

考试断送教育

补不回来的人文情怀

浪费精力的教育要求

教育是“出口”

学费如谜

拔高的就业期望

第五章 形式主义，一次叶公好龙的病态改革

怕出乱子

讲究排场

排名的“利好”

方案这样出笼

洋人的权威判断

谁向自己“开刀”

中国问题太多了，教育问题、文化问题、艺术问题，其实都是很次要的问题，没有人顾得过来，出问题就出问题吧。

这几年的教育界，新闻不断。就是圈外人，提起大学，也不由想起好多“事件”：被公安部列为A级通缉犯全国大追捕的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事件（专题：马加爵杀人案追踪，搜狐新闻;百度搜索“马加爵”相关网页308000篇。）；笔试总分在法理学考生中列第一，却在复试中被淘汰的甘德怀北大考博风波（透视甘德怀北大考博事件，新浪教育;百度搜索“甘德怀”相关网页12800篇。）和奥运冠军刘翔免试硕博连读（《特殊人才特殊对待？透视刘翔“硕博连读”事件》，张嫣，《外滩画报》，2004年11月6日。）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大学招生公平事件；广西考生被索要10万元换北航录取通知书，以及与之呼应的兰州理工大学、西安财经学院、西安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招生丑闻事件（北航广西高考招生丑闻，新浪网;百度搜索“北航 招生丑闻”相关网页36500篇。）；南京师范大学学生陪舞事件（《南京师大女生停课陪舞事件调查》，《新周报》，2004年10月2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事件”（《复旦大学教授知名经济学家陆德明嫖娼事件始末》，《外滩画报》，2004年11月8日。）；年复一年的高考作弊事件；国家四六级考试“枪手”事件……

每当一个事件被媒体曝光，都会引起全国网民们的积极参与，讨论今日大学之种种弊端，指点今日社会之种种龌龊。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先是某家媒体报道，接着是一批媒体加入，然后是专家、学者、大众讨论，最后，时间成了平息问题的最好武器，只剩下网上留着的成千上万条帖子还提醒大家这件事曾经发生过。过一段时间，又一个具有“炒作”意义的事件又被某媒体发现……如果留心一下，大家会发现，对于不同的“事件”，讨论的语气、内容，几乎就是拷贝，2005、2004、2003、2002，只是换了时间，换了地点，换了主角，主题却是一样的，这也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2005年3月，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请辞清华大学教授一事被《中国青年报》报道（《教授自白——我不想在清华呆下去了》, 包丽敏,《中国青年报》, 2005年3月23日。），这又成为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教育新闻事件。而用陈丹青先生的话说，这其实不是新闻事件，而是教育问题。

对话观点：

媒体成功地使教育问题变成新闻事件，然后被新闻蒸发掉。可是如果没有媒体，就发不出声音，教育问题就闷在学校里。

二十年来，一种看不见的势力构成今天这种状况：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教育的所有弊端，所有问题，显得那么“活泼健康”，它照常运行，不受社会制约。

我们批评某个教育问题，哪怕只是局部问题，但这一问题往往体现为全国所有学校的问题。

对话人：陈丹青

熊丙奇 最近陈丹青先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原因在于请辞清华大学的教授。这件事从2005年3月被媒体报道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想知道陈先生这一期间的感受。

陈丹青 这件事变成了新闻。新闻过去了，就是旧闻。可是教育问题不是新闻。媒体成功地使教育问题变成新闻事件，然后被新闻蒸发掉。可是如果没有媒体，就发不出声音，教育问题就闷在学校里。

熊丙奇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教育事件出来后，媒体非常热闹，网民也十分踊跃，可过了一段时间，媒体对这件事的关注度下降，大家也以为这件事成了“旧闻”，于是不再关心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就是几乎每年出现的“教育事件”，都给人似曾相识之感。问题其实在“周而复始”地出现。有一种感觉是，媒体的报道和社会民众的关注，与教育问题的解决好像并没有关系。

陈丹青 教育的现实，教育的批评，现在变成平行的事物，两者不交叉。二十年来，我想一直有人在批评教育问题，可是教育的现实不理会教育批评，现实不会因此发生改变。二十年来，一种看不见的势力构成今天这种状况：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教育的所有弊端，所有问题，显得那么“活泼健康”，它照常运行，不受社会制约。

熊丙奇 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似乎不受任何人干扰。

陈丹青 是的。在民国期间，南开大学如果出了问题，南开大学会着手解决，或者把这个问题公诸社会。但这并不等于北大、清华、浙大、交大也出了同样的问题。同样，假如哪天交大出了问题，交大可能又会变成一个焦点，但其他学校会继续做他们的事情。

今天情况不同了。我们批评某个教育问题，哪怕只是局部问题，但这一问题往往体现为全国所有学校的问题。

熊丙奇 你请辞清华大学的教授，其实是一个个体行为；你谈的大多也是你们美术工作室的局部问题。但是，你个人的行为，你所在美术工作室的问题，似乎可以放到全国所有大学中去，大家对这样的问题都深有同感。

陈丹青 其实我没有资格谈论教育问题。第一，我教书的时间比国内大部分老师短得多。第二，我看到的只是局部问题，譬如招生问题。我的感受只限于自己的工作室。当然，我看出背后的大量问题。这些问题在全国大学中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应该是大家来参与讨论。我辞职，引发这么多议论，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辞职，而是太久时间没有发生大面积讨论。可是新闻只有时效，时效过后，一切照旧。

熊丙奇 对于你的辞职事件，有两种评价，一种是说陈丹青败退，他水土不服；还有一种讲陈丹青的败退是我们教育体制的悲哀，教育体制的耻辱。你觉得哪一种评价更中肯？

陈丹青我在任教第一年就败退了。招生失败，除了败退，没有任何选择。所以五年后我决定辞职并不是败退，而是将自己从不断败退、注定败退的情况中抽身出来，所以我不认为悲哀。

我也不认为这是教育体制的耻辱，全国多少万教师，走个把人，其实正常。

熊丙奇 你一进来时有没有想过就撤离？  陈丹青 第一，我刚接工作立刻走，非常不礼貌、不负责。第二，我毕竟对国情还是不太了解。在刚刚遭遇局部问题时，你不会去把它设想成是这么普遍的一个大问题，你不应该夸大你的挫折。但是年复一年，我看到这是所有教师早就面临的老问题。这次辞职事件，我所得到的回馈都告诉我，每一所学校，每个教师，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我发现所谓教育问题、文化问题、艺术问题，在当前中国其实是非常次要的问题。

作者补记 2005年6月，我与葛剑雄教授谈起陈丹青先生辞职一事。葛教授说：应该各打50大板！陈丹青当画家当得好好的，你来蹚这浑水干啥？我们研究历史的，没办法，只能如此。清华呢（应该是原来的中央美院），也根本不该请他来当教授。画家，没有必要去学院当教授、当博导，画画的，也没有必要去攻读博士、硕士。现在不管搞什么的，都以高学历为荣，记者要读新闻学博士，作家要读中文系博士，干部也纷纷要读研究生、读博士生；教授现在的名声虽然不好，但是大家还是渴望当教授，官场上的、商场上的、舞台上的，都希望能沽一点“教授”的“名”，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病。葛教授说，不但没必要这般病态地去追求博士学位，而且，大学也没必要人人都要读。

熊丙奇 人们都在讲教育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基础，甚至说，如果教育出了问题，它将动摇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将来生存、发展的根基。据我所知，发达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发达，在于他们当初重视教育投资，发展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直至今天，发达国家的政府依然将发展教育作为政府工作十分重要的内容。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教育却变得如此的次要？

陈丹青 这就像一个家庭，家长知道孩子顶重要。但他还小，还活着，没关系，家里其他问题比这孩子更紧迫，更重要，更难办。比如说吃饭问题、经济问题等等。中国问题太多了，三农问题、司法问题、上访问题、自然环境问题、台海关系问题，等等等等，你顾不过来，你得先抓最棘手的问题解决。教育问题，只要学校开着，课在上着，出问题就出问题吧，你顾不过来，谁也顾不过来。

熊丙奇 如果说在我们国家整体还比较贫穷的时候，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大家都要有饭吃，还没有办法重视教育，有问题是很正常的，那么，最近几年来应该说我们国家有所发展，经济情况相对来说有很大的好转，即便依然是“穷国办教育”，也应该比过去有一些“进步”，但是，我们发现教育在退步，教育的氛围比以前还差。

作者补记 “穷国办大教育”，这是教育界评价今天教育发展的基调，这个基调决定了很多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与此同时，在我们国家，与“穷国办大教育”相对应，有一句口号，叫“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感觉教育很受领导重视似的。后来大家发现，越是口号叫得响的，往往越是执行不了，或者执行难度很大。而到现在，有学者已经质疑，“不穷也要穷教育”（《国家财政难道“不穷也要穷教育” ？》，王东仁，《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7月1日。）。以下数据来源于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所作的关于2004年中央决算的报告：2004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26396.47亿元，比上年增长21.6％，完成预算的12％；全国财政支出28486.89亿元，增长15.6％，完成预算的106.4％。根据报告提供的中央财政支出决算表，教科文卫支出，仅完成预算的89％。

陈丹青 二十多年前国家非常穷，可是对教育比今天重视得多了。当时“文革”浩劫刚结束，大学停办十年，邓小平立即提出恢复出国留学，教育部立即实行择优录取政策，各学科迅速恢复……全国上下，教育复兴的愿望、年轻人的求学欲望空前高涨。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可能我们有一个错觉：教育早已走上正规，历史问题早已解决。看哪，该做的都做了，当今教育多么繁荣啊！同时，二十年改革开放，又不断发生许多新问题：三农啊、就业啊、腐败啊、环境生态啊……我想，教育问题的紧迫性会显得次要，至少不如二十年前那么紧迫，那么刻不容缓。

作者补记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末达到4%，达到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水平。计划、财政、税务等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认真加以落实。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到20世纪末，也就是1999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就应该达到4%，事实又是如何呢？据教育部的官方统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998年的2.59%提高到2002年的3.41%，教育部在发布这一消息时，感觉是进步很大、成绩很大（《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3.41％》，温红彦、丁伟，《人民日报》，2003年9月20日。）。4%其实不是一个高的比例，因为全世界在教育上的投入占GDP份额的平均值是5%，发达国家以及某些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都高达或超过了6%。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就说：“中国各级政府现在大约把GDP的2.5%进行教育投资，同时把大约30%的GDP用于物质投资。在美国这两个指标分别为5.4%和17%，在韩国分别是5.7%和30%。”（《中国应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詹姆斯·海克曼，《21世纪人才报》，2003年1月6日。）人们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教育这件事上，我们发现，其实，从上到下，根本就没有人把政策当真，把法律当真。白纸黑字的条款不可谓不周到不细致，但那仅仅是条款，不必太当回事。2003年，江苏省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191.4亿元，占GDP的比例为1.89％，低于上年0.09个百分点。就这一比例，不就有“学者”和“专家”跳出来说，4%的比例不一定科学么？其理论是江苏的GDP很高，哪怕是1.89％，其教育经费投入还是稳居全国第二位。（②《教育占GDP的4％是否科学免费义务教育是必然》，郑春平，《现代快报》，2005年5月19日。）P5-12

熊丙奇先生的这本书，连同他上一本专著《大学有问题》，给我们的大学教育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糊涂账。

说它清楚，是因为其中搜罗列举了当今大学几乎所有层面的问题，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凡在职在校大学师生日常熟知的种种弊端、恶迹、丑行、怪现象，书中都有翔实的交代与评析。卷首那张妙不可言的《大学利益结构图》，更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珍贵资料。

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者虽然提呈了大学教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者口口声声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

我并非是在苛求本书的作者，相反，书中有那么一位真名真姓的人，便是熊丙奇。尽管十六位发表意见的人士同样有名有姓，然而要不是熊丙奇在茫茫体制中站出来、找同道、做采访、发议论，又将纷杂的议论煞费苦心作出梳理、分类、注释、评点，便不可能呈现出书中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体制迷墙”。

大家都在议论体制。有待追问的是：人与体制，体制与人，本来应该是什么关系？如今又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不论这体制被称为是“行政”的、“管理”的、还是“教育”的，总之，它成功地致使“人”在其中处于空前暧昧的位置：作为制定者，“人”被隐去面目，难以指认；作为接受者——也就是千千万万希望被教育体制接纳的人——都明白：必须解读体制，进而占有它、利用它。因此，我们受制于体制的模式大致相似：既受惠，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要之，现存体制是所有教师存活的饭碗（而不见得是志业），也是万千学子追求的饭票（而不见得是教育）。按理说，“人”进入体制原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结果人人发现自己被实现为体制。

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非人化”的体制。当我们翘首回顾——不论是试图推诿抑或奋起责问——我们都撞在体制这堵墙面上，找不到一位能够求助或与之说理的“人”。于是我们以不同的心态指着那看不见的墙面叫道：一切都因为“体制”！

而那墙面上密密麻麻的砖块，显然就是我们自己——众所周知，在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体制格局中，人人必须“找人”。你找了人么？你找对了人么？不然，你如何有效对付高考、毕业、留任、评职、晋升、提拔等等等等一连串游戏规则？看来，这非人的体制并非不通人性，以至人性紧紧依赖并牵制着体制——十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体制以教育的名义成功劫持了人性，又以这被劫持的人性，成功地劫持了教育——如果我们难以找到为此负责的“人”，岂不意味着人人都有责任？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日大学教育的种种问题，便是“活该”！

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从未面临的奇境。

教育家办教育的时代，也随风而逝。北大校长好几位，我们说来说去还是首倡“学术自由”的蔡孑民蔡先生，他以校长的权位开一代办学新风，这风气虽则早已荡然，毕竟还是遥远的美谈：此亦“人治”也。而西南联大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大人物相与办学，实亦“人治”，不然西南联大艰苦卓绝而人才迭出，又何从谈起。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辉煌与短命，先是王国维、梁启超相继谢世，其后烽火离乱，毕竟还有陈寅恪与吴宓在……

政治强人的人治，或是历史与国情的不得不然；教育精英的人治，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幸。最近《南方周末》公布当今学子评选百年杰出大学校长的名单，前数名便是以上几位早已作古的民国教育家，还加上20世纪40年代短期出掌北大的胡适之。参与评选的年轻人谁曾亲身蒙受以上校长的恩德？况且昔年的大学实行哪种“体制”，我们未必清楚、未必记得——然而教育史清清楚楚记得那几位卓越的“人”。

现在呢，现在的教育局面弄成这般繁荣而荒凉，倘若以上教育家活转来，谅必也是一筹莫展，便是再强的强人怕也无计可施。历史的进退，诚哉此一时也彼一时：在健全制度的过程中，“人”的效能被刻意消解，我们又走到历史的另一极端——平心而论，“人治”的独断早经抑制，然而我们也不再拥有卓越的“人”。“人”的集体平庸、被迫平庸，是现行体制的前提与后果，可是体制总得假手于“人”，怎么办呢，妙得很：它将昔日独断分明的“人治”拆卸为无数隐形的“人”，又将“人”的性能一概设置为体制的零部件，尔后冠之以体制之名，治理大学。这治理的统一模式，便是有权利而没担当，有政策而没主张，有计划而没理想。其过程，是人性持续地被磨损、被扭曲、被抵消，教育的主体及其主事者终于全盘“体制化”，至此，体制不再体现为教育，而是教育体现为体制。

在熊先生与十六位受访者剀切痛陈的“大学问题”中，纠缠交错着人与体制、体制与人的复杂关系和深刻矛盾。它的能量以失控与纵容兼而有之的方式，渗透到大学教育的每一层面、每一环节，以至触及人的问题，便归结为体制的弊病；触及体制的弊病，便发现终究是人的问题——在人治与精英的时代，“人”的作用能够左右、塑造，以至颠覆体制，使之改道易辙；在体制主宰一切的今天，则体制有效地把持、控制、及至百般支配“人”，使之就范而合作。今日教育告别了人治的是非与独断，换来精英的缺席与真空，其代价，其效应，是面对庞大的体制，人人怨责，而人人无能为力——除非是那些利用体制、舞弄权谋并堂堂隐匿的人。在这本书中，众多议论者虽然怀揣种种好办法，但我发现，正因为众人明知没办法，即便有办法，也明知谁也没办法实施那些好办法，于是嘤嘤求友，徒托空论。

我们愿意默认这大尴尬么？在被议论一方，情状恐怕尴尬尤甚：在本书后记中，熊先生说他特意约请了六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参与议论，结果无一例外被婉拒——这一层，我不同情熊先生，而宁愿同情校长们：他们又忙又累，哪里顾得上谈教育？要知道，不是他们在办教育，而是教育体制在“办”他们；他们虽则是执行体制的人，其实每走一步无非被体制所“执行”。或曰：今日校长的权力不是很大么？不，那是受制于行政机器的小权利，不是教育的大权力，不然，为什么贵为校长，都不便为教育本职说几句真心话？

夏初，我在香山宾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研讨会”中斗胆描述：“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有大学，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的灵魂；有教育的地位，没有教育的尊严。”言过其实么？我但愿自己大错特错：假如大学校长们愿意出面为体制作辩护，我们洗耳恭听。

而体制恢恢，仍竟有零零星星不甘于无能为力“人”。眼下这本书明目张胆戳穿大学教育这张纸，而且将要付印了。我不敢说这是教育的希望，仅止审慎地看作“人”的希望：半年来，我因辞呈而被渲染的媒体闹剧并非全然虚空，不少有名有姓的“人”迅速给予清晰的回应，如徐友渔、杨东平、顾海兵……还有一位深圳市高级中学科研处的刘伟特意跑来北京对我说：大学还算好啊，有人敢说话，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更糟糕、更畸形、更可怕。书中的议论者多半无权无势，即或曾经有权，今也身退，退为发议论的人。他们个个耿介认真，显然无法根除人性深处的倔强和愚蠢——请恕我使用“愚蠢”这个词——其中尤为倔强者，便是本书作者熊丙奇。

我至今不曾见过熊先生。今年4月间，他打来电话，自报名姓，随即寄来他所写成的《大学有问题》，详细读过：原来大学这笔烂账早就有人在算，算得很到家。不久收到他的新书稿，并嘱作序，我不禁感奋而惭愧：我之议论教育，最是资格浅；我之提出辞呈，其实是自私；我之所以仍在议论仍在写，盖因写作的快感与深深的沮丧。熊丙奇多年来不依不饶地追究大学教育无数令人沮丧的事：瞧这架势，他心里从来不沮丧。

教育需要批评，批评不需要如我这般沮丧而退却的人。本书指证的渊深“黑洞”或足令人更沮丧，而这书之能够编成功，我承认，适足令我们有理由免于无谓的沮丧，并隐然闪烁着顽强的希望——这希望，不在书中的议论，而在抬头议论的“人”。这些议论处处宣泄着对教育体制的失望，同时宣告，有那么一小撮人不肯对教育失去希望。

是的，我们毕竟难以弃绝对教育的希望。教育的希望，终究在人。倘若对“人”不再抱有希望，我们还剩什么希望？

2005年7月29日

2004年12月的一天，我拨通了一位著名学者的家庭电话。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我说明了冒昧打扰的原因，是想邀请他在新浪网校园频道所进行的“中国大学到底有什么问题”系列对话中，谈谈他对大学问题的看法。

“不想谈，问题太多了。谈了也白谈。能改变么?”很显然，他十分激动。他对我说，不是不支持我，而是觉得这种谈话很无聊，“谁会听你的，你讲给谁听?”我知道，他所说的“谁”，肯定不包括积极参与网上对话提问和讨论的网友，而且，他把网友定位在“听了也白听”一族上——改变不了什么。

我得承认，当时有点泄气。虽然网上“大学有问题”系列调查有近5000人参与，除了对《大学有问题》一书有几千条网友评论外，这次与新浪网合作的系列对话，也吸引了不少点击率。可是，我还真没想过，这种谈话，这种述说，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真能像我自己所想的那样，能对今日大学问题的解决起到哪怕一点点的作用吗?

隔了一周，一名工程院院士再次给我上了一课。“以前我搞产业，现在搞教育。在这之前，我已经认为产业问题够多了，没想到教育问题更多，比我想像的复杂。”院士直截了当地说，但他拒绝在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理由很简单：“问题很复杂”，而说是无济于事的，“这几年来，说的人多了。你的书也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我们都看到了问题，都知道问题的存在，可……”

院士说的没错，“楼上的看过《大学有问题》么?”成为某段时间网上关于大学问题的点评，这也许是《大学有问题》一书唯一的功效：给了大家一个垃圾箱，来装各种对大学的怨气和牢骚。这恐怕也是此书在教育界引起某种“强烈反响”的原因吧。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以说问题而感到痛快，而是希望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新浪网的编辑，很希望我能直接与大学校长们就“大学有问题”这个话题，来一个直面的交锋。我不赞成“交锋”的提法，却希望向他们讨一点“药方”——有些个家里有人生病，意欲寻觅良医的心情。哪怕是病急乱投医。结果有点令人失望。至少在本书成书前，我曾约请过六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但是他们都以公务实在太忙，安排不出时间为由给推辞了。这其实是在意料之中，我早知道自己会如没钱的病家被医院轰出来的。

后来，我明白了两个道理，一是他们并不是“医生”；二是即便他们是“医生”，自古也有“医者不自医”的传统，让大学校长对大学开药方，那是不可能的。他们自己就是病家，甚至有的也知道自己病得不轻。所以，不在网上对话中公开谈自己的看法，不等于他们对教育就没有看法，没有切肤之痛。他们在拒绝网上对话的同时，也为我开了一扇窗——就一些问题私下沟通个人意见。我可以自我安慰地理解，或许，这也是对对话的变相支持。他们的看法，也融进了本书之中，从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出发，不会在文中出现他们的名字，但我依然要感谢他们提供自己的看法。

“Keep doing”是画家陈丹青先生在对话中始终表明的态度。尽管他也对采访他的记者发问：“即便我说的你们都登出来了，又能怎么样呢?”但是，他仍然要说。他自己肯定不愿意将这种行为上升到责任和使命的高度。我相信，在现在这个环境中，仅仅是个性使然，有些话不说出来，如鲠在喉。这与有没有支持，有没有响应，没有太大的关系。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我才得以与16位学者就大学的问题展开对话，也才有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我知道，诉说自己心声的他们，并不需要我的感谢，但从系列对话主持者的角度出发，我还是要向他们表达由衷的谢意。  同时，还要感谢新浪网的梁莹、陈诗莹、彭昆，以及本书的策划者——金浩、徐维东、郑燕、姚荣，正是在他们的直接推动下，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顺利地推出了“中国大学到底有什么问题”系列对话。还有众多的读者和网友，因为他们，我有了更多关注大学问题的理由与力量。